所有爱好都是平等的

源济

所有爱好都是平等的

2018-11-23  维舟  大家


导读

长久以来，他们对“爱好”的判断标准是“好/坏”或“有用/无用”，而不是“在无损他人的情况下让我自己快乐满足”。

“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是个魔鬼。”

老同学苦笑着和我说起此语，是因为他偶然读到巴尔扎克的格言：“一个没有任何癖好的人简直是魔鬼！”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他辗转反侧。这些年来，他也算得事业有成，但每日忙碌，静下来竟说不上来自己有何值得一提的爱好。正如曾有人嘲讽的，衣着光鲜的高管们，回到家里往往已累得不想说话，或是像死狗一样躺在沙发上，或是像白痴一样刷屏，“死狗和白痴，这就是中国现在所谓的成功人士”。

正因此，他现在觉得有必要让九岁的女儿有所爱好，结果像很多家长一样，给她在课外报了包括英语、舞蹈、钢琴、滑冰、绘画在内的许多兴趣班。我问：“你给她报了这么多，学下来有哪些是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他苦笑：“你要问她，她最好什么都不学，只想待在家里玩。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很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这时，他女儿在旁边抗议：“爸爸，我有爱好啊——我喜欢打游戏。”他眼睛一瞪：“打游戏也能算爱好？”

爱好应当有用吗？

这大概可算是时下中国家庭中颇为典型的一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每个人应当有自己的爱好，不仅因为这影响到生活品质，也因为“没有爱好”往往与“缺乏个性”相对应，在当下很难被看作是一个优点，人们也开始反感父母那一辈“除了孩子没有念想，没有爱好，没有任何乐趣”的人生；但另一面，人们在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认为，这些爱好应当符合一定标准，它们应当是“好的”或“有用的”爱好——简单地说，你可以选择爱好，但那得是正确的爱好。

多年前，我有个日本同事纸村君，他是公司里人所共知的“熊猫控”——自取的英文名叫Panda，领带图案上有熊猫，每次来上海出差，只要能空出时间来，多半就是去动物园看熊猫。他喜欢熊猫在朋友中都出了名，因而有人介绍了一个和他有相同爱好的女插画师，他本是不善交际的人，但因为谈的是熊猫，约会竟出奇地顺利。两人婚后还建了一个小小的熊猫网站，儿子一出生就被熊猫包围了。由于自己人生诸多际遇都是拜熊猫所赐，他还一度动情地说：“你们中国人说‘恩人’，对我来说则是‘恩熊猫’。”有次和一个12岁就去日本、在那边生活了20多年的朋友聊起此事，我问她：“在日本像他这种人多吗？”她认真想了下说：“比在国内多。”这不仅是日本人生活相对优渥，更因为社会普遍认同“只要你不影响到别人，哪怕你有变态的爱好也是你的权利”。

在国内，你当然也可以有这样的爱好，但那往往是家长漠视而非支持的结果，而且通常还会附加一个条件：在不影响你学习的前提之下。襁褓之中抓周的时候，家长们就都期望孩子最好能抓中那些能兆示更好前景的书、笔或算盘，事实上，那些“不良嗜好”的象征也根本不会出现在抓周的选项中。在这样的期望中，对父母而言想要的是能被社会所承认的成功人生，而非自由地舒展你的自我个性。

顺着这一逻辑来说，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少不能妨碍你通往成功，最好则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点。这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是人们的爱好要么早早就被视为“无用”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要么就被功利化了：它们作为“特长”可以给你带来也许是关键性的加分，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有用的”，而你本人是不是真心喜欢则没那么重要。我一位同事从小有才艺的天分，考上复旦时已是钢琴十级、小提琴八级，在工作最繁重的时候，音乐也是她重要的精神寄托，然而有一天在家里却听到她妈叹气说：“真后悔那时让你练琴，占了你那么多精力，不过是个业余爱好，对你现在的职场升迁也没什么帮助。”

这导致一些很矛盾的现象：很多人都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自发爱好，那往往是一时兴起，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引导，反而加以压制，那自然更难持续；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父母又都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止一个人曾和我说，看不出自己孩子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这不要紧，钢琴家孔祥东小时候不也讨厌练琴吗？万事开头难，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挫败，手熟后自然就会慢慢体会到其中乐趣了。

乍听起来，这也不无道理，但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能做好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最可惜的，则是你自发的爱好可能不被容许，而被要求去学其它一些“更好”或“更有用”的“爱好”——这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爱好”，而更接近于“技能”，是父母认为对你将来社会生存有所助益的“一技之长”。在这方面，不仅“兴趣爱好”如此，甚至连学习都一样：一旦你没有达到期望，很可能听到父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上学白上了”，早知道还不如把你留在身边。这大概是一个曾经长久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最基本的恐惧，随之产生的进化机制要求人们摒弃那些对你获得物质保障或世俗成功没有帮助的技能。

因此，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任何一种兴趣都应当是有目的的，内嵌在社会或工作的语境中，脱离其功用来谈兴趣，总让人费解“这么做是图个啥”。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几十年前就曾说过：“一般中国人对于西式运动的很有意义的一部分的反应，就是：气力不是要寻常练习与使用的，而是要卖的，即体育本身不是目的，连锻炼身体、活动筋骨、表白自我，也不成其为目的，而是别有目的，如同社会的风头主义或经济的糊口主义之类。”别说是体育，就算是读书本身，也是“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或服从于某个更崇高的外部原因。“为艺术而艺术”在西方而言意味着走向艺术自觉，艺术自身获得了独立性，但在中国，却长期被视为脱离现实的异端，甚至更糟的，是一种有害的观念。

这有时带来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那就是这种功利心态表面上也可以迅速改变人们的认知。我有一次参加游园灯会，猜谜语得了一些小奖品，岳母见状笑着脱口而出：“你看的那么多闲书，看来也还是有点好处的。”仿佛读书这件“百无一用”的事，终于由此证实了它的价值。打桌球在很长时间里也被视为青少年百无聊赖的娱乐活动，但自从丁俊晖一战成名后，它就仿佛成了一条另类成功之路，有很多父母一夜之间就转变了态度，觉得“如果能成功，这倒也不错”。同样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队在电竞比赛中以四轮全胜的战绩夺冠、近期又在《炉石传说》世界杯夺冠，很多评论纷纷乐观地寄望这会改变中国人对电竞长久以来的偏见——的确会改变，但却未必是你们所期望的那种改变，因为这背后的逻辑根本并没有变，只是这些“没用”的活动现在忽然证明了自己“有用”而已。

相反，如果某一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变得“没用”了，那同样会遭冷遇。一度曾是中国优势项目的射击移动靶、女子双多向飞碟（合计曾夺得4金），自2008年起被踢出奥运会，致使国内这两个项目极为低迷。各省基本都已撤掉移动靶队伍，队员情绪茫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射箭的金牌获得者张娟娟在接受采访时坦率庆幸自己当年没有练射击移动靶：“多亏没练，现在取消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运动员的个人兴趣或意愿，而在于这相当于一门“生计”，但像橄榄球、棒球这种在美国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运动，运动员不可能因为这不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就陷入“情绪茫然”。

问题在于，很多新事物、新发明或实践活动最初时都没什么用，或是被用来做一些最无用的事。主持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每当看到某种在技术上很诱人的东西，你会迎头赶上，把它做出来；只有等到成功以后，你才能够去争辩这种东西可以干什么用。原子弹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吊诡的是，只有你不问结果地沉浸在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中，才能专注于细节而把事情做得更好，最终在这样探索的过程中获得无意中的突破。

喜欢什么是你自己的事

由于中国社会对任何活动都要求合目的性，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它必须得“有用”，而且还得自证其合理性。在伦理色彩浓厚的传统中，这往往又意味着某一兴趣爱好得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因为在这种观念中，一个人喜欢什么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事，还被视为内心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指针。

我爸从小喜欢文艺，初一时在学校参加了歌咏队，回到家里，上菜动筷了还在哼曲子，被我爷爷反手就是一记耳光。这让他终生难忘（也许这就是爷爷想要达到的效果），到我小时候，他也同样教训我：吃饭时就该正襟危坐，像个吃饭的样子，知礼懂礼要从这最细小的点滴做起。我初中时班上也有一个女生，性格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有次表演节目，她提议男女生一起跳迪斯科，被我们那个一向严防早恋的班主任当众严厉训斥了一顿，“勾肩搭背，成何体统”。她当时就哭了。二十年后老同学聚会，她拒绝和班主任合影，后来说：“我至今都不能原谅他。我只是喜欢跳舞，被他一说，就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如今，人们早就习惯了综艺选秀节目中的歌舞，即便再出格的舞姿也只是欣赏舞者的艺术技巧，很少再会联想到他有什么道德问题，但在以前，这却是常有的事。

1921年创立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舍家办学，其远见和人格一向为人所尊敬，但他在这方面却同样极为正统。在他的《南侨回忆录》中，再三严厉抨击跳舞之风，认为其危害不亚于鸦片，“若此跳舞营业，有百害而绝无一利，直是卖淫变相，为祸害青年陷阱”，甚至主张“我国抗战胜利后，内政方针第一件须禁绝跳舞，否则，执政之腐化庸污，无建国精神可知”。他对此事极为重视，以至于1940年夏面见胡宗南、蒋介石等政要时也多次提及，直陈“外国人害我国最惨者，前为鸦片烟，近年复添一种新祸，就是跳舞营业……贻害青年极形惨重，又失国体”，因而要求禁绝。

《南侨回忆录》

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一些癖好甚至被视为败坏人心的恶习，而遭再三禁绝。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圣旨下令：学唱的割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球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清代明令禁止所有七品以上官员和八旗子弟进入商业戏院，因为担心这些戏剧是具有道德腐蚀性的。当时的很多族谱中都规定，凡卖唱演戏的子孙逐出家族。在这种着眼于社会道德秩序的视野里，跳舞就不再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而可能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所谓“风气”），这与那种注重个体权利的现代观念恰好相反：按照后者的逻辑，一个人喜欢跳舞只要没威胁、损害他人的权利，那纯粹是他自己的自由。

这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一个人活动的意义究竟是对谁而言？按传统的观念，他必须注重社会的观感（尤其是父母的想法），也理应根据这些期望约束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他人有权进行评判乃至干涉；但基于个人权利的现代理念却认为，每个个体是彼此独立的，就算某人的爱好在你看来很古怪变态，但只要没妨碍他人的自由与权利，那你看不惯也无权干预。

在一个互动频繁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还不算是难事，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复杂之后，连最熟悉的家人之间也未必就能深切理解对方，那么更可取的或许是“即便看不惯也尊重”的态度，因为此时你所不理解的，也许对别人来说自有其道理。

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1915年出版的小说《虹》中，怀孕的安娜赤身裸体在自己丈夫面前跳舞，“她前后摇摆，像一株饱满的玉米，黄昏中略显苍白，在炉火前绕来绕去，用跳舞来表示他的不存在……他等待着，成了被遗忘的人。”她的动作有一种奇特的美，但她丈夫却无法理解她为何跳舞，只是厉声说道：“你在做什么？你会着凉的。”安娜的舞是跳给丈夫看的，但他却无法理解；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在为自己而跳，从中体验到了自由。

《虹》

中国人生活中的爱好也可以作如是观：人们总要顾虑到社会的观感，自嘲是“小打小闹”或“玩物丧志”，但爱好之所以是爱好，本身就是因为某种无目的性——你不是因为它们有益于世道人心才喜欢它，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地就是喜欢，以至于当你沉浸在其中时体会到由衷的快乐。

因此，这乍看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深层次却是个体权利与自由的问题。晚明时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个性鲜明的“怪人”，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那是一个“道德松弛”、个人解放的时代。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明末遗民张岱的话更直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一个人的癖好乃至道德上有争议的“瑕疵”，是伴随着个性与自由同步凸显出来的；一个没有爱好、没有个性的人，通常都远比这些怪人更合乎社会道德秩序的要求，甚至就是这种秩序的产物。

精通各种玩乐的张岱

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人没有爱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我，或自我觉醒得太晚——长久以来，他们对“爱好”的判断标准是“好/坏”或“有用/无用”，而不是“在无损他人的情况下让我自己快乐满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还不在于如何去培养一种兴趣，而是清楚地意识到人我边界、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兴趣爱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它是满足你自己，而非旨在取悦他人的，在不侵害他人的情况下，你无须证明其合理性，因为本质上这与他人无关。一个人的爱好需要理由吗？就算需要，难道它本身带来的乐趣还不够吗？

游戏的人

必须要说，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观念也正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至少，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觉得“人应该有点爱好”，而且“有点爱好是好事”，说一个人“有个性”也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褒奖。但与此同时，人们仍无法彻底转变，就像本文开头我那位朋友一样，虽然意识到了应当要有爱好，但潜意识里却仍然觉得“只有正确的爱好才是爱好”，而其实很可能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使得他长久以来没有自己的爱好。

另一些父母稍稍向前跨了一步：他们承认不同兴趣爱好都是平等的，但就像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家长一样，要求孩子“学出个名堂来”。也就是说，攀岩、下棋、打游戏都可以，但你得有个“绩效”来证明，否则就当机立断别学了。这变成了一道新的枷锁，因为很多孩子的兴趣都不见得能达到上乘，或在短期内见成效，成功的结果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甚至是意料之外的犒赏，很难在一开始就预见到能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当下的教育体制，仍然太注重“塑造新人”的结果导向，而非顺势而为引导每个孩子充分发展自我。这种教育理念强调“全面发展”，就好像“均衡营养”，这对那些兴趣鲜明的“偏科”学生十分不利。在上海，虽然小学里就有兴趣班，但这些课程年年更换，没办法持续地学，如果你喜欢折纸课，下学期却想选修都没有了，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味着“兴趣”只是点缀与调剂，而不期待真正引导并培植一种贯穿你人生的精神寄托。其结果，很多家长虽然给孩子报了无数兴趣班，但到头来却可能发现孩子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兴趣广泛，心得全无”。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困境。曾听不止一个人说过，自己在中学时代被禁止任何娱乐，有些学校的体育课形同虚设，甚至校长为担心学生读“闲书”，明明有图书馆也不对学生开放。这样长年“一心只读圣贤书”，再加上毕业后高强度的工作，导致无数中国人精神生活极度贫瘠，即便周末生活也非常机械无聊。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甚至都还不能决定自己喜欢什么，连岳曾不无嘲讽地说：“一个妻子让丈夫看有思想的小说、有深度的电影、甚至讨论一下近来文艺思潮，控制电视与游戏等一切低俗娱乐，再没有比这个更让婚姻显得尴尬与羞耻的了。”

在经历这些之后，中国人大概才能体会到19世纪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为什么要这么说：“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是枯燥无味的，那是一种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的时代氛围。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精神压力那么大，他的情绪出口在哪里？

正是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当贫瘠，文化生态不丰富，综艺娱乐、电子游戏才如此广泛地充当了减压阀和替代品。我一位朋友苦恼于自己5岁的儿子迷上了打游戏，一问原因，是孩子小时候家长没时间陪他，图方便给他个iPad自己玩游戏就能得清静了，没想到孩子就此迷上了。既然缺乏亲子互动，又没有别的事物转移其注意力，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些年来，不少舆论声音在声讨所谓“游戏之毒”，认为电子游戏侵蚀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且不说这种类比就跟当年对跳舞的声讨一样未必恰当，在我看来，电子游戏的流行与其说是一些问题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另一些问题的结果和征兆——这就像在饮食文化丰富的意大利，快餐很难迅速成功。一味声讨电子游戏的解决思路弄错了方向，不是去从源头上改善精神生活的贫瘠、丰富人的真实需求，反倒试图把人们宣泄的出口也堵死，但即使禁绝了游戏，问题仍然存在。

近代以来，很多活动都逐渐去道德化了。个人的癖好，无论是跳舞、博彩或打游戏，它们所引起争议最剧烈的时候，也往往是在那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细化规范尚未完善，而个人的权责边界和独立性也未确立。谴责这些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不在它们自身的性质，而在这个社会结构本身。一个精神生活贫瘠、爱好不自由、家庭内部缺乏沟通、个体孤独又不够独立自治的社会，势必会在缝隙中涌向少数几种群体娱乐，他们的上瘾其实是上述症结共同导致的结果。

这很难一蹴而就地得到解决，因为它需要社会观念在整体上发生变革：不再从道德、功用和意义的层面去评判各种活动，而是回到实现个人幸福感的层面去看待它。边沁曾说过，诗歌与孩子们的弹图钉游戏之间在价值上没有什么区别。前些年热播的韩剧《看了又看》中的小儿子朴基丰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爸爸，你为什么偏爱哥哥？就因为哥哥爱学习而我爱跳舞吗？但这其实是一样的啊！”一种爱好是不是“值得拥有”，毕竟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机核网的创始人赵夏曾说，自己小时候很多父母将电子游戏看作洪水猛兽，但在他自己眼里却完全相反：“我觉得游戏特别天马行空，能在课余时间给我精神寄托，让我学习到很多有趣的知识。”

韩剧《看了又看》

那种将跳舞、游戏予以贬低的观感，也是因为这并非一种生产性活动，而是易于成瘾的消费性活动。这代表着一种现代性，却与中国传统的理念格格不入。中国历来都有人试图将娱乐改良为教化的工具，下棋在今天看来有益无害，但北魏时的侍中游肇却认为世上棋法均以征杀为胜，有悖儒家道德，因而发明一种“儒棋”，以让为胜；这以伦理教化取代娱乐竞技，违背了游戏的基本性质，不久即为人厌弃。当然，也许像我这样讨论解读游戏的严肃意义就已经伤害了游戏本身。你可以通过电竞夺冠、游戏锻炼智力的功用来为它正名，但那无论如何都是第二义的，因为任何一种游戏首先就得设计成好玩的，能让足够多的人能一直玩下去。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说的，“游戏就是迷住游戏人，将他缠在游戏中并继续下去的事物。”本质上，任何一种兴趣爱好其实都是这样。

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人缺乏真正的游戏精神。虽然说“最早期游戏的主要功能可说就是教育”（马凌诺夫斯基语），但中国人却过分注重从结果来加以衡量，而忽视了享受过程。当然，西方也不是一直都强调游戏精神，新教伦理的核心就是各种清规戒律和勤勉劳作，而把游戏、玩耍和娱乐看成是琐碎无聊。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撰写《游戏的人》就旨在抨击这种反游戏的观点，在他看来，“文明在其最初阶段就是一场游戏……它在游戏中产生，并作为游戏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他强调，闲暇、娱乐和游戏并不只是生产劳作的对立面，相反包含着建设性的因素。在后现代社会，一个只会工作不会游戏的人不仅是不自由的，也是缺乏创造力的。

一个人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爱好？那首先意味着他有清楚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的需求并为自己负责。他的满足感、幸福感和创造力理应当是从这种非功利的活动中自然涌现的结果，因为在这样的实践中，他成为了完整的自己。康德极好地表达了这一点：“谁也不能强迫我以他的方式达到幸福。”由此，那种以道德为准绳的判断转变成了以自我的满足、自由与快乐为依归。这就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的：“只有当人成为完全的人时，他才游戏，也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通过这样的自我解放，一个人才会获致真正的精神自由，真正悦纳自己，而这样一个容纳丰富多元个体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充分释放潜力的更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