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香港妹妹上小学，我愁了四年多丨人间

源济

为了香港妹妹上小学，我愁了四年多丨人间

原创： 林小田 人间theLivings  2018-08-16

四十几岁的人都找不到的门路，要一个十几岁的人去找，这不是抬举，而是耍赖。但我除了发一通脾气以外，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去想认识的人里，还有谁能帮我，把我妹弄进公立小学读书。

配图 |《可爱的你》剧照

编者按

中国大陆孕妇到香港生的孩子称为“双非”（父母均不是香港人）儿童。根据香港法律，双非儿童有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权利。

王芳就有一个双非儿童身份的妹妹，为了让妹妹顺利上学，她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本文来自她的口述。

为了能让妹妹在7岁那年顺利读上小学，我花了4年时间来准备。

如果她是内地户籍，我不至于犯难。对“地段生”来说，学校出名不过是锦上添花，总有一个学校管她读书。但我妹不是“地段生”，她的身份跟我不一样，也跟我们的父母不一样，她是一个“双非儿童”。如果她不到香港读书，内地没有一个地方有义务管她上学。

一想到小女儿可能会没书读，我妈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一睁眼，就催着我去找门路。只要我应答得不像她预料中那么爽利，她就先发制人地控诉我冷血、没良心，然后摔门威胁我，说她要带妹妹“回老家”。

按理说，妹妹要上学这种大事，不该归还在读书的我管。自从妹妹出生以后，我已经受了不少连累，最窘迫的时候，我一天只舍得吃一顿晚饭——当初拍着胸膛说“无论男女，生下来我管”的人，现在不管了，为什么不去找他？ 

我很生气，但这样的气话，我不忍心对母亲说。

妹妹是在2010年我16岁时出生的，那时，单独二胎政策还是没影儿的事儿，更别说全面二胎了。我家在广东，像我爸这样年纪大了仍不死心想要男孩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等不及国家放开生育政策，就自己创造机会。

我爸的朋友们，但凡有点钱的，就带着老婆去香港生二胎，生了二胎还嫌不够，三胎四胎继续生，直到生出男孩，他们才满意。

为什么选择香港——美国和加拿大费用太贵，语言又不通，香港和澳门就是再好不过的替代选择。那群人在我爸跟前怂恿说，香港的福利制度如何好，做一个香港人如何便利，把泥菩萨都说成活菩萨一般灵验。

眼看着朋友们的儿子挨个出生了，香港私立医院的优质服务也算对得起高龄冒险生育的老婆，我爸听得心热。他觉得，生意会越来越好做，自己的钱会越来越多，将来孩子到港澳读书、生活都不是问题。哪怕留在内地，他们觉得“港澳同胞”也会高人一等。

在我妈40岁时，我爸就带着怀孕的她去了香港，托人找了一家私立医院，不过，我妈没能如我爸所愿生个儿子。

再后来，不如意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爸的生意一落千丈，而且还和我妈离婚了。他们离婚倒不是因为钱，还是因为没有儿子。

就这样，我的家人只剩下妈妈和妹妹。虽然互相嫌弃，但我们已经是彼此最后的依靠，走一个就少一个。所以，妹妹上学的事儿，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愿意再说那些没用的真话，让本来已经残缺的单亲家庭更加破碎。

我们这家子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很早就发觉风向在变：以前双非儿童入学是件容易的事，后来却不是了。

以前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儿童少，在内地大城市读书就容易，不过是比有户籍的孩子多花一点赞助费。很多双非儿童的父母把那笔赞助费当成了择校费，权当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好学籍，不亏。

但到了2013年前后，情况就大有不同了。曾经喜欢在我妈面前吹嘘她在香港生孩子如何占了便宜的女人，再也不夸耀香港身份证“含金量”高了——那年9月，她的小儿子满7周岁，该上小学了。她满心以为儿子“香港人”的身份能得到优待，人人急着报名她还不紧不慢，结果招生办的老师告诉她，有钱也不好使：新政策下来，学籍必须先满足地段内有户籍的孩子。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她家孩子了。

如果只是一间小学如此，那个女人倒也不必慌张，因为家附近总不至于只有一间小学。但她问过好几间小学，都是一样的回复。那个女人就有点慌了，逮着人就抱怨，急急忙忙地打电话找熟人帮忙，说只要给孩子找个好学校，多花几万也情愿。

结果，那时候双非儿童入学已经成了一件花钱都摆不平的事。公立的好小学是指望不上了，她又不想让儿子晚一年读书（这样将来就会晚一年高考）。最后，那个女人决定，花七八万让儿子到私立小学暂读一年，她用一年时间给儿子运作来一个好学籍。

读个小学的预算就到了20万，这在一般的小中产家庭简直不可想象。

我妈在饭桌上提起这事的时候，明显心有戚戚然，只是不好说出口，怕自己一语成谶，叫小女儿也倒了霉。那一年，我妹4岁，才刚上幼儿园，距离她读小学还有3年。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明知道自己背着炸药包还不想办法解决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我妈叫我打电话给我爸，问以后妹妹读书怎么办。我爸在电话那头，显得漫不经心：“现在还早着呢，到时候再说。实在不行，就带回香港读书。”

虽然当时我还不到20岁，但我知道，要我妹“回”香港读书是不可能的——别说在香港读国际小学，就是读普通的公立小学，也需要家里付出一年十几万的成本：房租、水电费、伙食费，还要一个大人全职陪着。

我妈是一个传统女人，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全程陪读她没有二话。但从小学到高中，十几年上百万的费用，不是一句“愿意”就能解决的。我爸想要男孩的心愿没有解决，他哪里还会有多出来的钱投资在妹妹身上呢？

我明白我爸的那种“不经意”——他和我妈已经离婚了，而妹妹的抚养权给了我妈。不管生孩子之前他怎么向我妈许诺，孩子生下来不如他预期，他还是能做甩手掌柜。

我当然也能在那几年袖手旁观，但我心里明白，要是不早早接过妹妹的事，多少做点准备，之后被我妈逼着接锅，就麻烦了。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没本地户籍的小孩，一般都读私立小学，只是像样的私立小学，面试好比皇帝选妃，不仅挑孩子，还挑父母。而楼盘里的私立小学，虽然说对户籍的要求不高，但一年学费、生活费几万块，性价比实在不高，不是长久之计。

想来想去，还是要往抵抗力最大的路走：读公立小学。读公立小学的性价比最高，花几万块赞助费，管6年读书，师资、生源都好，而且离家近，家里也不用担心妹妹在学校寄宿会不会受人欺负。

我把父母约到一块，将当中的利害都跟他们讲了。他们觉得我想的都对，是该早做准备了。但当我叫他们找门路的时候，他们却说，他们不认识别的人，最可靠的门路就是我了。

40几岁的人都找不到的门路，要一个不到20岁的人去找，这不是抬举，而是耍赖。但我除了发一通脾气以外，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去想认识的人里，有谁能把我妹弄进公立小学。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我高中的政治老师。

因为在家里感受不到太多温暖，平日在学校我就显得很积极，久而久之，就和老师们混得很熟。我是政治课代表，所以我和政治老师的关系最好，见面都喊“姐”不喊“老师”。后来她不再教我们班了，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毕业了还常常回去看她，时不时在微信上聊两句。

在教过我的人里，我想不到比她更有理由帮我的人了，我只能找她。

因为脸皮薄，我开不了口直接问她能不能帮我给妹妹找个学位，所以我把省下来的生活费都拿去请她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也不说正事，就是和她闲聊，最多就是在一起去搭地铁的路上，跟她抱怨几句我妹的事。

老师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也很厚道。她很快就看穿了我意图，借着上卫生间的时候，偷偷把账给结了。没等我手忙脚乱地把钱还给她，她就对我说，她在教育局里有朋友，可以帮我把我妹弄到家附近的公立小学读书。

“这肯定要花钱。”她补充道，“学校要收赞助费，我朋友办完事了也得给个红包。回去你和你妈说一下这事，现在开始准备也不早了。”

我妈没跟我谈过她准备为妹妹读书花多少钱，因为这事轮不到我做主。但老师已经愿意帮忙了，我当然要说“钱没问题”，然后千恩万谢地把老师送回家门口，好像这不过是极平常的一次谈话。

但等老师进了电梯以后，我就忍不住哭了。就算有人奇怪地打量我，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恨自己利用了老师，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求过她什么事，因为我想和她保持纯粹的师生情谊。现在，为了妹妹读书的事，这些我都顾不上了。虽然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很高兴，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难过：在对我很好的老师面前，我永远低她一头了。

虽然说我已经得到了老师的承诺，但从承诺到兑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总得做点什么维持我和老师的关系。她忙着教书，我忙着上学，非要人家再出来吃一顿饭不现实，我只能在社交网络上刷刷存在感：老师发了朋友圈，我就点赞，有事没事我也聊聊；逢年过节，我就主动问候，然后奉上金额吉利的红包一个。

尽可能不打扰老师，但我一直会在老师身边出现。

我以为能做的我都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看我妹的命是好是歹了：如果她入学那年政策松动，那就大家省事；如果情况不好，那就难免多奔波，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

但我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他觉得既然都读“高价书”了，那就应该把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让我妹提前入学，5岁就读一年级，这样就可以省下读幼儿园的钱了。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对小孩的入学年龄要求严不严，但在大城市却卡得很死。很多孕妇选择在8月尾挨一刀剖腹产，就是为了让孩子早一点上学，赶不上趟的，就只能托关系多花钱了。所以，我给爸妈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事我办不了，谁有能耐，谁去办吧！”

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从来不觉得“童年”愉快，也没有回到童年的想法，因为我觉得“长大”才能让我更自在。在跟我爸撂完狠话以后，我不用像妹妹一样缩在妈妈的怀里，无力反抗，我可以起身走人，还把房门摔得震天响。

痛快是痛快了，我妈说，我出门后，我爸就留了一句“既然不听我的，那我就管不了了”，便走了。这算不上狠话，但是我知道，从那以后，妹妹能不能顺利读上小学，就完完全全地成了我的责任。

我得弄到所有双非儿童入学的信息，然后再安排家里人应对。毕竟，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事，不是要花钱，而是花钱都不能搞定的事。

同样要经历入学报名、面试，“地段生”不过是走过场。我的小学同桌就是这样的幸运儿——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生起气来会打人，还有一个有乙肝，不能在学校饭堂吃饭。但他们一样稳稳当当地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但双非学童不一样，就算花钱成功报名了，到了面试那一关，依然是刀山火海：挤破脑袋要在大城市上小学的孩子太多了，不会说英语，不会算数，不会唱歌跳舞的幼儿园小朋友简直毫无竞争力，钱也打水漂了。

因为竞争激烈，我本来打算给妹妹报一两个才艺培训班，练个两三年，小学面试的时候就用得上了。我妈一开始同意了，带着妹妹到小区附近的民族舞培训班看看价钱，如果合适就赶紧报名去学。但等我妈看完培训班门前贴着的海报，她就拖着妹妹要回家。

妹妹小，爱玩、爱漂亮，隔着玻璃看小女孩们穿着粉闪闪的裙子在跳舞，死活不愿意走。我妈抱起她，她就在我妈怀里打滚，一边哭一边指着在学舞的女孩子们说：“我不走！我要学跳舞！我喜欢跳舞！”

“你还喜欢做梦呢！”妹妹的哭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让我妈气不打一处来，“你也不看看，学跳舞一年要花多少钱！幼儿园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好了！”

我本来还想进去看看，但我妈这么一说，我就打消念头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夫妻，就是母女至亲，也是百事哀。

我家虽然不穷，但对未来的恐慌让我们显得很穷。我妈为了要第二个孩子，把铁饭碗砸了，人到中年就做了家庭主妇。而我妹才几岁，一路升学就一路花钱，没有几十万根本读不到大学。

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只有花出去的钱，没有流进来的钱，难怪我妈这样焦躁。我尽量说服自己，能体谅她就体谅她，能帮她做的就帮她做了。为了省点培训费，我从网上买来一大堆书，一个字、一个字教妹妹认，还给我妈布置了教学任务：早上起来，先听一磁带英语儿歌再去幼儿园；放学回来，先把100以内的算术题做了，再去吃饭。

就为了这事，妹妹恨我恨得不得了。以前我从学校回家，她站在门口等我，手舞足蹈高兴得不行，知道我会带零食给她。后来我回家，她就是坐在客厅里吃饭，装作看不见我。我主动跟她打招呼，把她喜欢的玩具给她，她说了一句“不要”，还气呼呼地把脸别过去。

那三年，对我们来说都很难，难的不只是钱，还在于一个飘忽不定的未来。虽然我妈总说，要是我搞不定妹妹的学籍，她就卖了房子，带着妹妹回老家。

这是我妈唯一能威胁我的条件：因为我不可能去她的老家生活，而分离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残缺的家庭势必更加破碎。单亲家庭的孩子对“家”有非同一般的执念，这肯定是我不希望的。

先不说我妈在大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乡音都丢了，回老家还能不能适应，就说大城市不断升高的房价，贸然卖掉房子回家，也意味着卖掉了一个不断升值的未来，她也舍不得。

因为妹妹上学，我跟妈妈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一言不合就吵架。我说她自私，因为她只顾着妹妹，没有考虑过我怎么办；她也说我自私，说我不顾妹妹，不像她一样为家庭付出。

有时候她也会想修补我们的关系，给我做一桌特别好的菜，帮我把衣服洗了，或者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蛋糕。

可就在我心满意足，感觉自己也是被爱的时候、我妈总不会忘记提醒我：“我这么疼你，你也该帮帮我，赶紧把你妹的事办好了。”

这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只是没法说。

转眼妹妹7岁了，到了要入学的年份，所有烦恼都该有一个结果了。

那一年我也要大学毕业，从写论文到找工作，我忙得焦头烂额，心里还不得不记挂着我妹读书的事。

预算有限，我妈不在乎妹妹小学读的是不是名校，只要是公立小学，离家近就好了。

那段时间我和我妈还能心平气和地一起看综艺。偶尔，我妈还会想起我快毕业了，关心我一两句。

“毕业论文写完了吗？”在电视播广告的间隙，我妈问我。

“还没，快了。”

“那你要考研吗？”

“再说吧。”

我妈还想问我什么，但广告已经播完了，综艺的音乐前奏已经响起。妈妈“噢”了一声，就把头转回到电视机前，没再说话了。

这样平静的日子，让我觉得很满足，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你喜欢的那间小学规模小，招生的人数有限，不愿意招双非儿童。”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很焦急，“你还有什么学校想去的，趁着还有时间，我赶紧联系。”

我当时坐在电脑前，很安全，但总觉得后脑勺好像被大铁锤砸中了，脑子里全是“咣当咣当”的声音——我之前享有的全部平静，都建立在妹妹可以顺利入读家附近的小学之上——如果不是，我的境况会比之前更糟糕，因为我妈会比之前更焦躁。

风向不似预期，后来我又问了几间小学，不是招满了，就是不招双非儿童。我正心烦意乱，我妈又跟我说，居委会给她打电话了，说他们知道我家里还有一个没本地户口的小孩，可以随父母落户。

落户可以，罚款却少不了：50多万。而我妹在香港出生，花了20多万，还是港币。

只要会算数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差异，但我还是问了我妈，权作确认：“那你怎么想的？要是现在落户，还来得及给妹妹报名。这笔罚款看起来多，但以后我妹要升学，花的赞助费也不会少。”

我妈给了我一个斩钉截铁的回复：“费了那么大劲，就为了她拿个香港户口。现在香港身份证都到手了，你还想着倒回去？”

我叹了一口气，没再说多余的话。

从那以后，我给老师的电话就变多了。一开始跟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寒暄两句，问她最近忙不忙，身体好不好。到后来，我都直入主题。还好老师非常理解我，只要看见我给她打过电话，都会回我。

“我明白你很着急，我也在想办法，但今年的双非儿童入学真不好弄。你妹妹要是外地的，我早就弄完了，但你妹妹是香港人。”

这是一个长句子，但我感觉到老师的话只是说了一半。作为一个老师，说话到一半就停下来似乎是一种职业习惯，她不希望一棍子下来就把她的蠢学生打懵了。我极力屏住呼吸，等她说后一半。

果然，她接着说：“现在正好是人口普查，上户口非常方便，你们赶紧给妹妹把户口上了，这事就算结了，大家都省劲。”

老师这么提议，听得我头都大了。过了一会儿，我才说：“罚款太高了，得50万，还不如花在赞助费上，可不比买一个本地户口划算多了吗？”

“看来你们是不愿意换户口了？”老师也叹气。

这通互揭老底的电话以后，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次数就频繁多了。不管她什么时候给我来电话，我都接：上课的时候接，睡觉的时候接，哪怕面试的时候，我也会接。时间不等人，面试砸了，最多没了一份工作，耽误了妹妹上学，我一辈子要挨我妈的唠叨。

有一天，我刚面试完，就接到老师电话，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让你爸妈明天带上你妹，还有银行卡，9点之前到XX小学面试，你们区就剩下那一间小学还招‘双非’。”

听到消息，我松了一口气，马上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一听也很高兴，可她听到小学的名字后，情绪就变了：“你妹不需要去什么省一级的小学，这间小学也太远了！没有半小时的车程去不了。要是刮台风下暴雨，6年时间，你妹不受罪，你妈受罪。”

我妈说得对，但我很生气，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不想激怒我妈，因为时间不等人，我应该让她去把钱提出来，打到卡上，还应该让她给妹妹再复习一下，面试的时候大人孩子都别紧张。

所以，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我妈讲道理：“妈妈，你知道吗，我问过附近的10间小学，不管是什么级别的，都不要‘双非’小孩。这间学校，是我们整个区里唯一还愿意收双非小孩的小学。我好不容易才托了老师，找到校长收我妹。妈妈，你要是真的还想让我妹带着香港人的身份读公立小学，明天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妈妈沉默了很久，最后终于说话了：“我要带多少钱去？时间、地址我都没记住，你赶紧给我发过来。”

我松了一口气，连忙说好，想了一想又提醒我妈：“把我爸带上，叫他穿得像样一点。毕竟是去面试，父母双全，总比单亲家庭看着强。”

之后我妹妹的入学面试还算顺利——如果不算我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一切都算完美。直到我妈拿到了付款的发票，她才开心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学校很好、很漂亮，老师也很客气，你妹很喜欢这里。”

我终于笑了。

一块心头大石，总算可以放下了，我能继续忙自己的事了——至于之后她要上初中、高中，都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那就以后再想了。

但我高兴了还不到三分钟，又忍不住开始想：虽然说妹妹升学是以后的事，但就算临急抱佛脚，哪里会有大佛愿意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