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税收的最高境界

源济

胡文辉：税收的最高境界

原创： 胡文辉 大家  今天

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名言：“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据说是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kolebe）讲的。又有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尔（Colbert）讲的。

哥尔柏不知何许人，似名不见经传。柯尔贝尔倒是显赫的大人物，作为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的头号重臣，他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大臣”。但我翻检手头的《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英]麦克唐纳、曼森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条目，还有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 “柯尔伯重建法国”一节，还有亚当斯《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都未见提及他说过此语。作为历史名人，别处的话附会到柯尔贝尔头上亦有可能。

但不论此语出自何处，我们都可相信：关于税收，这是精辟的经验之谈；同时，这又非深奥的经验之谈。事实上，这点道道，我们的古人早明白了。

早在《管子》那里，对此问题已有学说化的的讨论。其《国蓄》篇有云：

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又《轻重乙》篇也有相近的话：

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形〉，不见夺之理。

这里的“租籍”一词，《国蓄》、《轻重乙》两篇所指正相反，前人多有论辩，一般认为《国蓄》有误，当从《轻重》改为“征籍”或“正籍”（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八卷）；如是，《管子》里的“征（正）籍”指不合理的强制征税，“租税”或“租籍”指合理的正规征税。

至于“不见夺之理”云云，则是指征税要不使百姓感觉到被盘剥，胡寄窗早已将此跟西人的“鹅叫论”联系起来：“《管子》在赋税征课方式上所提出的这一诈欺巧取原则，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所谓‘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让鹅叫’的办法比较，似乎还要‘巧妙’些。”（《中国经济思想史》。按：作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则说：“《管子》在赋税征课上提出的这一条诈欺巧取的原则比十七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所谓‘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让鹅叫’的伎俩似乎还更巧妙些。”他将“十八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悄悄改为“十七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且皆未点出人名，似表明他也不确定这句名言的出处。）这个批评，出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未免浸染了反资色彩。更合理的解释是，《管子》反对因征税损害任何实业或商业，也反对因征税激起民众的反抗，简单说，即反对“豪夺”，而主张“巧取”（参赵守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管子》在成书年代上很有些争议，尤其《轻重》诸篇，信者以为成于战国时期，而疑者或以为成于西汉初期（赵守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前言》），或以为成于西汉中期（罗根泽《管子探源》第八章），或以为成于王莽时期（马非百《论管子轻重》，《管子轻重篇新诠》）。即便按最保守的见解，中国人明白“鹅叫原理”亦垂两千年矣。

后来中唐时代的理财大师刘晏，就继承了《管子》的“巧取”原则。他任盐铁使时，延续第五琦的专卖制度而改进之，由盐官控制产盐，加税售予商人，任由商人运销，如此寓税于粜，官、商、民三方皆便。《旧唐书·刘晏传》云：

法益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

《新唐书·刘晏传》云：

法益密，利无遗入。初，岁收缗钱六十万，末乃什之，计岁入千二百万，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

所谓“人无厌苦”、“民不告勤”，即谓人民不觉艰苦，只有“最少的鹅叫”也。故《新唐书》很推重刘晏的功业，总结其财政原则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新唐书·食货志》。按：“因民所急”非指乘人之危急，而是指藉人之必需。），称许他“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新唐书·刘晏传》），这是很难得的。

《管子》其书，刘晏其人，在专业的研究领域都是很触目的。以下另举出几个似不见于经济史或财政史称引的例子。

一般认为出自庄子后学的《庄子·外篇·山木》有此一则：

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县（悬）。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奢曰：“一之间，无敢设也。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接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同傅，因其自穷，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涂者乎！”

这段文本语多晦涩，而古今又无切实的解释。其大意应是：北宫奢受命藉征税来铸造铜钟，这在当时是大工程，而他只费时三月就大功告完成。旁人问他用了什么特别的法子，他表示一无法门，只是顺其自然，放任主义，结果就成事了。

我们知道，《庄子》系寓言之书，北宫奢征税的事未必为实，北宫奢对征税一事的解说尤不可信；但我们却可相信，北宫奢征税的事当反映了某种现实，类似于北宫奢征税的事，在当时完全可能存在。

我想，北宫奢征税顺利的关键，在于其“为坛乎郭门之外”，也就是大张其鼓地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设立了祭坛，将铸造工程付诸神灵的名义，遂将收税行为搞成一次募捐活动。所谓“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不正同于“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吗？

宋人庄绰的《鸡肋编》卷中记录了一位僧人文用的事迹，其人有“心术”，极善经营：

……先是酒务有漏瓶弃之，文用乞得数千枚，散于邑中编户，每淘炊时，丐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谓之旬头米。工匠百数，赖此足食。慧日禅寺为屯兵残毁，县宰欲请长老主持，患无以供给，文用首助钱五百千，由此上下乐之，施利日广。自建炎戊申至绍兴癸丑，六岁之间，化钱余十五万缗。……但其所为，皆用权术，悦之以取，而人不悟也。

这位文用并非代表官方收税，只是代表寺庙化缘，但在寺庙势力盛大的地方，僧徒化缘对于一般百姓多少能形成一种压力；而文用假借废弃的酒瓶，让城中民众在日常洗米时顺手捐出一把米，形成“旬头米”的惯例，已带有准税收的性质了。文用之法，实等于高明的征税，“悦之以取，而人不悟也”，丝毫不闻鹅叫，乃税收的至高境界，堪称“税收的艺术”了。

还有一个非汉族的例。十九世纪后期印度人达斯以喇嘛身份两度入藏，为英国搜集情报，也记录了大量社会经济见闻。其中有位西藏人说过这样的话：

鸡蛋要安静缓慢地从抱窝的母鸡的身下取出来，不要打翻了鸡窝；收税人收税也不应欺压米色（按：农奴），令他们讨厌。（《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美]罗克希尔编）

这里说的“鸡蛋要安静缓慢地从抱窝的母鸡的身下取出来，不要打翻了鸡窝”，正类似于“听最少的鹅叫”之喻。可见，就算仍处于封建制度下的西藏人，也一样能理解“税收的艺术”。

说到底，统治者总是相似的，统治者要征收更多赋税的意图总是相似的，因此，“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用现代术语来说，即尽量降低“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的税收技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统治阶级的梦想。

可是，税收技巧终有其限度，税收之成为技巧，最终取决于税收的适度，正如税收史专家亚当斯在《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里总结的教训：“所有优良税收制度的公分母都是适度。”而亚当斯更总结出了另一条教训：“所有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变坏。除非受到人们某种有效方式的约束，政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运行良好、适度的税收制度中。所有政府都倾向于无限扩大开支。”这就意味着，当一个政府不断趋向更大的贪欲，则良税即成恶税，“巧取”即成“豪夺”，“税收的艺术”也要沦为单纯的诈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