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王朝兴衰周期率新解

源济

张鸣：王朝兴衰周期率新解 

原创 2018-04-23 张鸣 大家

从封建转为郡县，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转折。在封建时代，中国是一个家天下结构，其主体结构，是一个统治家族，通过层层分封，建构了一个树根状的家族亲戚性的政治网络。除了最底层的贵族士，每一层的节点，都是一个独立或者大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从大夫到天子。各个诸侯各自分立，即使是天子，对他们的内部事务也基本不干预。

然而，这个家天下的结构，经过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的转变，到秦统一，确立了郡县制。天子从西周时的天下共主，变成独主。一国之内所有的土地民众和其他资源，统统归天子，即皇帝所有。

疆土分成各个郡县，由皇帝指派的官员替他打理。这个时候，国家的政治结构，已经变成了类似于公司的架构，皇帝类似于董事长，是公司资产的唯一所有者，而所有的官员，都是吃皇帝俸禄的雇员，皇帝可以根据其业绩加以任免。这些雇员，构成一个官僚制的金字塔，跟皇权须臾不可分离。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帝制，为官僚型帝制。

唐朝的柳宗元，曾经在他的大作《封建论》里，对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哪个有更多的公共性进行过讨论。其实，由于背景不同，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好解答。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的确郡县制，也就是官僚型的帝制结构，在古代更有效率。因此，一些外国学者，称这个制度是早熟的。

公司架构的帝国，由于国家资源都属于皇帝一人，只要官僚们还比较称职，那么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天下一统，疆域足够辽阔，那么，所能集中的资源就更为惊人。作为一个经常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压力的农耕民族，这样的政治结构，显然比封建制下的邦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由于国家的资源都在皇帝手里，只要国家采取有效地压抑可以聚敛财富的商人，人才也就只有进入到皇帝的官僚体系中，才能分润这些资源，同时赢得个人和家族的荣誉。所以，这样的官僚制，从理论上就是可以吸引到全国最好的人才。自然，官僚制的效率，即使在无法在数目字上统治的中世纪，也会达到相当高的境地。

然而，一个国家太大了，即使是分裂时期的小王朝，对于一个人来说，也太大了。姑且不论世袭制的皇帝，有贤与不肖之分，继承者的选择余地有限。就算皇帝个个都很聪明，很能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由于必须通过官僚的中介，才能控制整个国家，事实上没办法做到全程有效地控制所有官僚。他必须向官僚，甚至小吏，渡让相当大的权力，以至于郡县的长官，近乎一个小国之君，征战的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自秦朝创制伊始，就形成了类似行政权（丞相）、军权（太尉）监察权（御史大夫），三权在皇权之下分立的结构。皇帝雇员之间，官僚机构内部的权力制衡，是秦朝的皇帝借助法家理论的一大创造，此后一直延续了下来。

但是，尽管官僚机构之间有权力的制衡，行政和军事官僚之间，以文制武，而两者，都有监察人员的专门盯防。甚至，在某些朝代，比如明朝，皇帝还特别倚重阉人，组建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多加一重的监督。但是，官僚机构的失控危险，却在这个制度建立之后，就始终存在，成为皇帝的一大心病。

这是因为，资源所有方面的皇帝独占和资源管理方面的设官分治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每个王朝，即使没有特别的原因，突然死亡，也会从其兴也勃，必然走到其亡也忽的地步。

封建制下，贵族的采邑，境内的民众，都是领主的私产，如果待之暴虐，折损了，就是自己的损失。有盘剥，但不能过重，过重的结果，不是属民的折损，就是逃亡，两者都是领主的损失，得不偿失的。但是，在郡县制下，郡县长官是替皇帝打理皇帝的私产，所有权是皇帝的，他们只是雇员。但是，天高皇帝远，皇帝一般来说，看不到他们怎么管，他们的权力，相当的大，一点不亚于封建制下的领主。古代有句老话，破家县令。一介小小的县令，在当地就是老百姓的天，让谁破家，真是一点都不难。

权力很大的地方官，管的是别人的财产，别人的百姓。要他们不滋生借机为自己牟利之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算皇帝对这些地方官有恩义，而且用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进行洗脑，牟利的企图心，也早晚会冒出来。地方官在征粮征税过程中，在处理地方政务和打理诉讼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始终保持两袖清风，看着滚滚的财流而不动心，显然不现实。不止地方官，中央的官僚，也是如此，只要处理政务，就会有很多弄钱的机会，让他们全然无动于衷，常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皇帝会利用机构的制衡，以及监察官的监督，看住他的财产，防止官员监守自盗。但是，一来看不过来，二来，在利益面前，监察官或早或晚，都会被腐蚀，把监察权变成分肥权。与其大家互相盯着一起穷，不如合作起来一起捞。西方的三权分立，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都可能变成互相勾结。而在中国古代皇权之下的三权分立，同样没有舆论监督，而且容易受皇帝个人好恶的影响，所以监督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聪明的皇帝，可以宣称跟百官共天下，以笼络官员，但官员都知道，这样的共天下是假的，如果真的当真了，吃亏的恰是自己。皇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官员在一定范围内谋私利，借他赋予的权力给自己捞好处。甚至使得所有官员，事实上都处于违法状态，平时不闻不问，想要查哪个，就揪出来严查。但没有哪个官员始终能把握住其中的“度”的，捞着捞着，就过界了。关键是，官员在给自己捞好处的同时，由于管辖的百姓，不是自己的财产，无论怎样苛待，都可能没有丝毫的怜惜，反正祸害的，是别人的财产。皇帝对官员玩权术，顶多可以保障他们对自己畏惧，进而维持效忠，却不能阻止他们由于贪腐行为败坏皇帝的江山，激起民愤。

所以，历朝历代，有两个现象，是王朝的官僚体系所不能避免的。一是官员的贪腐，越来越厉害。原本，皇帝设置官府，安置官员，是为了让机构和官员为自己干事的，但是，干着干着，官员为皇帝卖命之心日淡，为自己牟利之心日生。为官为皇帝效命之心，越来越敌不过为自己和家人牟利之意。千里做官只为财，别的，都被看淡了。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其二，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冗官越来越多。如果对官员编制严格限制，则书吏和衙役就会膨胀。所有的衙门，都从最初的干事机构，变成了养人的窝点。甚至军队的军官，也难逃腐败的命运。不是攫取地方权力，经商牟利，就是喝兵血，克扣军饷，甚至役使士兵，把士兵当奴隶，让军队战斗力日减，以至于废掉。

就算皇帝拼命地加强对官员的教育，用儒家伦理激励他们忠君爱国的责任心，刻意让官员激发天良，倡导清官，并树立清官的榜样，让大家学习效法。但大体上也只能对少数人有用，多数官员，或早或晚，都会眼睁睁地在官方倡导的道德线上向下滑行。一天比一天追逐享乐，道德败坏。贪欲越来越来重，只能靠加剧贪腐，来满足之。

每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末日，不肖的昏君，也只是把这个过程加剧了而已。所谓的中兴，都不过是回光返照，不可能起死回生。

所谓末日景象，不是从前说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集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事实上，中国特有的诸子平分制度，任何一个富有家族的财产，都难以长久地保持，土地的集中，不会达到真正破坏社会平衡的程度。每个王朝末日，最大的问题，都是官民矛盾激化，官员腐败达到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境地，官僚机器锈蚀，机构臃肿，人满为患，效率极其低下，没有什么人为皇帝负责，都为自己打算盘。哪怕出了一个小小的民变，都有可能因为官僚荒唐的处置而变成燎原大火。

这种时候，绝大多数官僚，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皇帝干事，而是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尽量瞒住皇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最终导致错误越犯越大。越是到王朝末日，这样的现象就越是常见。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王朝在走向衰败的过程中，进行改革，刷新朝政，革故鼎新呢？不可能。改革是有的，但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走了样，真正刷新政治，是做不到的。三国时代，魏国的名臣王肃，曾经上书建议，要皇帝“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显然，这也是历代皇帝所想的，也是所谓改革的目标。但是，不让官僚机构养人，怎么可能呢？历史上有哪次改革，损害了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而能成功的呢？官僚帝国的从根本上讲，没有自我修复的可能，连一次都没有。

资源所有方面的皇帝独占和资源管理方面的设官分治的矛盾，是每个王朝都难以克服的。就是这个矛盾，无一例外地驱使一个个的王朝，从兴盛走到危机，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