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五十年前那个十八岁的女孩，她最盼望的是什么？

源济

五十年前那个十八岁的女孩，她最盼望的是什么？ 

原创 2017-12-15 李舒 山河小岁月

这是一个五十年前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邻居小姐姐，在整个弄堂里，她很出名，这主要是因为相貌。她的长相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美人，大眼睛白皮肤，嘴巴弯弯的，笑起来，每个人的心里顿时暖起来。她的家在二楼，吃过夜饭，洗过澡，她都会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一边梳自己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望望窗外。

邻居家的小女孩喜欢在这时候经过她的窗下，白月光洒落在她的肩上，衬出她的格外白皙。小女孩微微愣住，站着不动。她看见那小姑娘，笑了，朝小姑娘招招手：“妹妹，帮我来梳辫子。”

“好的，萍姐姐。”

小姑娘特别喜欢帮萍姐姐梳头，那头发乌油油，像在抚摸一匹缎子：“姐姐头发好看。”

“好看什么？我要去剪掉。”

“那多少可惜啊，姐姐不要剪掉。”

“剪掉，妹妹帮我梳个‘小刷子’。”

所谓“小刷子”，是当时的红卫兵标准发型，具体解释如下：

理解有困难，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片（刘海似乎不太标准）

萍姐姐的梦想，就是像照片里的女孩子一样，穿一身军装。

* * *

“一身军装”是一个专用名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记载）。

穿一身军装，意味着强调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份

穿一身军装，意味着和解放军一样，成为最纯洁、最革命、最可信任、最可爱的人。

穿一身军装，就可以挺直腰杆，出去遇到任何问题，即使不是炫耀，对方立刻矮了一截，连声音也要降低八度。

这无疑令无数青年神魂颠倒。

于是，当时的时尚单品，变成了这样：

1、草绿色军装，越旧越好，但军装的颜色需要正，为国防绿。

2、需要配备军帽，但可以不带领章和帽徽。

3、草绿色或黄色帆布挎包。

4、胳红卫兵袖章。

5、草绿色解放鞋。

每个人都想搞到一套这样的行头，没有全套，半身也不错。男生穿，女学生也穿，要是结婚时可以穿一套，也算是革命的婚礼，可见当时人对于军装的痴迷。

1968—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时，上海市政府为了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为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上海知青配发军棉袄和军大衣，知青们在出发前，纷纷前往照相馆拍照，留下自己和青春的合影。一些细心的女知青们发现这些军大衣和想象的有些不同，有的过于肥大，便自己改造，做了“收腰”和“衬领”。此时的她们当然不知道，这些衣服，有的是已经废弃的旧制式，有些则是非军用的代用品——只是将布料染上了类似军装的草绿色而已。再后来，大家也渐渐学会了这样的“伎俩”，有的青年红卫兵，为了虚荣心，就把家里的中山装拿出来，染成绿色，伪装军装，大家心照不宣，反正一颗红心向领袖。 

而红卫兵的家庭背景，也在当时层次不齐的军装配备上可以看出。老牌红卫兵，穿的是一身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而造反派的服装则杂七杂八，且以蓝色为主，即使偶有绿色，也多半都是自己扎染，不是军装特有的国防绿，按照《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里的说法，造反派很难获得真正的军装。

不过，最最时髦的军装，还是属于少数人。这些人主要来自“革干”子弟，这些人的家里有穿不完的军装，他们时常翻出父辈的将校呢军服，但脚上并不穿“战斗式”的军鞋，而是上海产的高帮白色回力鞋（8块钱一双，差不多等于当时普通市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再配上一辆13型的双铃锰钢自行车（180多块钱一辆），这样出门，就可以接受来自女青年们的无限仰慕和注视了。

与之相反的，是所谓有“流飞”习气的小青年。根据金大陆老师的研究，他们上身穿着来路不明的军装，下着黑杆裤和黄包裤；“戴军帽的时候，故意把帽沿高高地托起，或掐出几个尖角，甚至还有摹仿电影中国民党军官大盖帽式样的”。

这似乎成了另一种流行，一种反叛的流行。

* * *

萍姐姐是狂热的军装追求者。

所不同的是，她想要穿一身真正的军装——想成为军人。萍姐姐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医院配药师，文革初期，父母居然分别加入轰派和保派，成天在家里斗争。某日，母亲开会夜归，父亲把门死死锁上，不让母亲进门，非要母亲承认自己“路线错误”。

大半夜，整个弄堂里出奇的安静，只能听见这两人的吵架声，越来越响。隔壁小姑娘被吵醒了，心里一沉，悄悄爬起来探出头去看，二楼的窗台上，是萍姐姐的剪影，瘦瘦的，低着头。

那天，没有月亮。

第二天一大早，萍姐姐的家里一片杯盘狼藉。小姑娘早早去给姐姐梳辫子，萍姐姐说，她无比渴望十八岁的到来。等到十八岁，她就去参军，一天也不想要待在家里。

十七岁生日这一天，萍姐姐得到了一份难得的生日礼物。

爸爸带她去照相馆拍照，连行头也替她准备好了——一身军装。那时候，进照相馆是有争议的，因为拍照是“小资产阶级之风”，母亲对此表达了反对，这样一来，倒激发了父亲，一定要带她去拍。

她几乎是欣喜若狂，一大早就去找小姑娘：“妹妹，你快点来给我梳辫子。”

小姑娘睡眼惺忪开门，一下子看见了萍姐姐眼里的光，“我这辈子也忘不掉，原来一个人可以这么美，她的眼睛可以那样亮。”

她们一起去了照相馆，在海魂衫和绿军装之间，萍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了绿军装。道具是一本已被翻过好多次的《毛泽东选集》，她紧张得几乎不敢呼吸，拍下了自己十八岁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的照片。

照片洗出来，被放在照相馆门口的橱窗里展示，来来往往的人不免停住脚，感叹一两句，夸这姑娘真是天生好看，将来准能进文工团。萍姐姐自己看了，倒什么也没说，很快跑开，邻居小姑娘去看了八次，和小伙伴玩耍，也要故意绕道，走到照相馆门口，装作不经意地说：“啊呀，这不是萍姐姐的军装照嘛，辫子还是我梳的呢！”

要到很久很久之后，邻居小姑娘才会意识到，也就是从那张照片开始，萍姐姐不太爱出门了。

她比平常更喜欢趴在二楼的窗台，望向远方。她似乎在看着自己，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她使劲伸长了脖子，似乎在听着什么动静，她在等谁？她在等待什么？小姑娘喊她，萍姐姐，萍姐姐。

她缓缓低头，只看了她一秒钟，又把头望向了远方。

* * *

小姑娘会忘了自己的生日，却牢牢记着萍姐姐的，她记着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记着萍姐姐对自己说，到了十八岁，她就要去当兵了。

小姑娘自己家的成分不好，但她想，萍姐姐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成分不好，就不跟自己玩耍，萍姐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除了她，还有谁有资格当兵呢？

所以，她每一天都提醒自己，1970年9月23日，萍姐姐就要十八岁了。

可是，这一天永远没有来。

1970年的早春，乍暖还寒。夜里，萍姐姐的父母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母亲拿着手里的搪瓷茶杯就朝父亲扔了过去，父亲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躲闪，杯子砸在墙上，没有碎，发出奇怪的响声，有点闷。萍姐姐几乎是从二楼冲下来的，嘴唇颤抖着，右手一伸，忽然指着父母说：

“你们别吵了，我妈来接我了。”

母亲有点晕：“我接你去哪里？”

“我妈叫警卫员开汽车接我去当兵，马上就走。你们这么吵，我听不到汽车声音了。”

“你妈是谁？”

“我妈是叶群。”

这是小姑娘听到的萍姐姐的最后一句话，确切的说，是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在这之后，她几乎又恢复了每天在窗台等待的静默，有时，小姑娘也会在弄堂里看见她在游荡，一边游荡一边呓语，隐约能听清楚的，只有“当兵”两个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邻居小姑娘，就是我妈。

而萍姐姐，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十八岁，在进了一次精神病院之后，她死了。

我妈把这个故事忘了很久，直到前几天，她去看了《芳华》。

我妈回来，讲了这个故事，讲得极为克制，到了最后，眼中隐隐有泪光。我听着，心里翻江倒海，忽然意识到，我对父母这一辈，了解得太少了。

我看着她的白发，看着她端着水杯的手，想象着那个特殊年代，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想象我妈妈的青春。我瞬间觉得惭愧，自己做了那么多口述史，民国的，三反五反的，反右的，文革的，可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妈的故事，没有关注过她的知青岁月，她的青春。

我们的时代，速度太快了，上学，工作，恋爱，总有一百种理由，我们肤浅地忙着，对于父母那一辈，我们就这样把他们丢下，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童年，如何度过青春年华，我们一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