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地理研究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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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影视重镇霍尔果斯：每天30家公司涌入，贾跃亭在这省了一个亿 

原创 2017-10-01 韩佩 AI财经社

在中国版图西北角，有一座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陆路口岸。在这里，企业可以享受到前五年企业所得税全免，后五年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你的企业一年利润有3000万，那么在这里，至少能省掉500万的税费。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韩佩

编辑 | 郭清媛

制图 | 郑芳

这里是亚欧大陆桥中国最西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百年之前就开始承担陆路口岸功能，大漠风沙、人烟稀少，是人们想起这里的第一印象。

2014年之后，随着新丝路经济带的兴起，这座老陆路口岸，以其极具诱惑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大批明星扎堆在此注册企业，乐视网在此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因为税收优惠，省了一个亿的税款。

目前，这座边疆城市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至今，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新增企业6000多家。2016年，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较2014年增长278%，达到13.2亿元。

 

西北草漠中的影视重镇

 

以霍尔果斯为中心，往西378公里，是哈萨克斯坦经济中心阿拉木图，往东639公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每天，都有一班列车从乌鲁木齐始发，耗时11小时36分钟，驶过苍茫无人的戈壁滩，迎来“满山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貌带，抵达终点站霍尔果斯。

从19世纪末，霍尔果斯就开始承担陆路口岸功能，是古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签订后，这里依次成为中俄、中苏、中哈边境陆路贸易通商口岸。2014年，霍尔果斯建市，自此这个百年老口岸，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最年轻的城市，这里面积1900多平方公里，地广人稀，常驻人口只有8.65万人。

西北边陲的风飞过天山，吹进中国版图的东部后，霍尔果斯背后戈壁滩上的沙石与随风起落的牧草，化为“国内影视文化公司重镇”。

据媒体报道，早在今年8月，依靠电视剧《欢乐颂》获得关注的演员祖峰，来到霍尔果斯，在这里注册了他的公司霍尔果斯太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获得票房奇迹的《战狼Ⅱ》，其背后也有3家制作公司在霍尔果斯注册，分别是：霍尔果斯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橙子映像影业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春秋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中，影视明星邓超任董事长的天津橙子映像传媒有限公司，是霍尔果斯橙子映像有限公司的股东。《战狼Ⅱ》主演吴京，是霍尔果斯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监事。

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上述与祖峰、吴京有关的公司注册地，均在霍尔果斯一栋名为“合作中心配套区查验业务楼”的建筑内，这栋楼位于北京路以西、珠海路以南，脚下是戈壁滩，去过当地的游客告诉AI财经社，这是当地少有的高楼，被称为开建大厦。

根据资料得知，开建大厦所处的位置，是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这栋楼地上14层，地下一层。建筑高度56.8米，在当地十分显眼，1—4层，是当地海关、国检部门的办公地带，其他楼层为商务区域，可用于招商。祖峰的公司位于8楼，范冰冰的霍尔果斯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也在8楼，与祖峰是邻居。

拥有众多“明星公司”的开建大厦是当地少有的高楼。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星扎堆在霍尔果斯开公司，早已不是秘密。根据工商资料得知，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直接担任法定代表人或间接控股的明星，有赵本山、吴秀波、胡军、李湘、刘涛、杨幂、韩寒、肖央等人。

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霍尔果斯已经有4个影视公司注册聚集地，除了上述在综合保税区的开建大厦，在数公里外的霍尔果斯城区，有其他三处影视文化公司注册地，即亚欧小区、华亭小区、欧陆经典小区。

 

这里是企业省钱的圣地

 

上述影视公司注册地内，除了有很多以明星为法人代表的影视文化公司之外，还有大量以“代理注册”服务为主的创业咨询公司，目前已有200余家，代理价格从5千元到3万元不等。他们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需要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的内地人，提供工商注册以及免税一条龙服务，他们为自己招徕生意的名号，是“ 入驻霍尔果斯，立享五免五减半减税优惠 ”。

霍尔果斯创业咨询公司的宣传广告。图片来源于网络

霍尔果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自古的陆路口岸功能，使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无法绕开的要塞。关注当地经济情况的分析人士称，直接为企业减负，成为刺激霍尔果斯经济活力的首要方法。

所以，2011年，霍尔果斯被列为新的经济特区，实行“五免五减”税收优惠政策。2014年，在成为新丝路经济带中心线的重镇后，霍尔果斯建市，这座安静了数百年的老关口，以“税收洼地”的面貌，跳入了大众视野。

影视、游戏、动漫、科技、互联网这类不是特别依赖固定资产、高技术含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扎堆来此注册，通过天眼查App，输入“霍尔果斯”进行搜索，共有16732家企业。

AI财经社根据公开政府资料总结，霍尔果斯的避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投资产业享受财政奖励补贴、企业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奖励政策和公司上市的优惠政策。

首先，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就是“五免五减半”。

“只要是金融、科技、信息、物流等七大产业在霍尔果斯新注册公司，就能享受前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五年先征后返方式的税收减半政策。”一位负责霍尔果斯招商的人士在电话里对AI财经社表示。在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开发区内新办、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前5年可以免除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为25%）。

5年期满后，还会采取以奖代免的方式,再免征企业五年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为缴纳税额的40%），由开发区财政局将免征税额，以奖励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补助。

对于投资类企业，当地的财政补贴力度更大，新设立企业，纳税人可据其一个纳税年度内，在霍尔果斯园区实际缴纳税款，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及附加税等当年留存地方财政的总额，获得财政奖励补贴。

如果企业在这里有固定资产投入，且总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按照50元人民币/平方米给予补贴。符合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投入，按设备总投入1%给予补贴。除了企业层面的奖励之外，对就业人员也根据其缴纳个人薪金所得税的多少给予补贴。

地方留存税收总额

补贴

100万元—300万元

15%

300万元—500万元

20%

500万元—1000万元

25%

1000万元—2000万元

30%

2000万元—5000万元

35%

5000万元—1亿元

40%

5000万元—1亿元

45%

1亿元以上

50%

投资类企业当地补贴标准

除上述为企业省钱的办法之外，公司上市绿色通道，也是霍尔果斯吸引大批企业入驻的重要原因。霍尔果斯鼓励将注册地迁至园区的买“壳”上市公司和外地上市公司进驻，并且会提供相应的资金奖励。比如在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挂牌的企业和向该企业提供培育推荐服务的中介机构，都会有5万元的奖励，在自治区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的上市后备企业，会有2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上市验收合格后，再追加30万元奖励。

对成功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含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按其融入资金的1‰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挂牌或上市公司再融资，其额度超过1亿元人民币以上，一次性奖励30万元人民币。

如果在霍尔果斯注册的企业成功上市或者挂牌，当地会根据不同板块给不同数额的奖励。

上市板块

奖励人民币

主板

200万元

中小板

100万元

创业板

50万元

新三板

30万元（前5家成功挂牌新三板的，各追加5万元奖金）

 

乐视在这里省掉一个亿

 

根据某专业代理霍尔果斯公司注册的机构，提供的北京某新三板企业2016年报数据得知，该企业在霍尔果斯设立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在霍尔果斯享受的财政补贴与公告中的营业外收入相匹配。

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6年的利润总额是3341万元。如果按照注册地北京的所得税适用的优惠税率15%计算,应交所得税为501万元,此外还有增值税678万元,附加税81万元。合计应交1260万元。

如果享受霍尔果斯的“五免五减”政策，该公司将享受免交企业所得税501万元，政府财政奖励84万元。一共节省税收585万元。

会计专业出身的贾跃亭也看到了这个优势，2015年9月18日，乐视网在霍尔果斯全资注册子公司，即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霍尔果斯公司”）。注册地在霍尔果斯欧陆经典小区。

因为享受税收减免政策，乐视霍尔果斯公司2016年营业利润与净利润相同， 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高于营业利润。当地从事专业避税的工作人员据此猜测，为避税，乐视体系内，或有其他系统的业务收入和非业务收入转入了乐视霍尔果斯公司，但这一说法未得到乐视方面的确认。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2016年和2017上半年乐视霍尔果斯公司营业利润总计为4.87亿元，按非霍尔果斯地区一般25%的税率算，其在霍尔果斯注册可以少缴纳所得税1.2175亿万元。加上可能享受的财政奖励补贴，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些企业为省钱而来，但确实带动了霍尔果斯的经济活力”，熟悉当地经济的分析人士称， 2014年以前，当地人不多，多在政府机关工作，在牧区、兵团种地也多是他们的选择。“西部大开发那会儿，浙商在边贸火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不火了大家又都走了。进出口贸易多以油气、工程这些战略重工为主”。 

如今，霍尔果斯城市的基础设施逐渐变好，伊犁区域的旅游旅游人数由2014年的130万人次达到2016年的296万人次，特别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封关运营以来，累计出入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

霍尔果斯的发展带动了伊犁区域的旅游行业。@视觉中国

《新疆经济报》报道，2014年至今，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新增企业6000多家。2016年，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较2014年增长278%，达到13.2亿元。

“真正得到改善的是新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当地税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霍尔果斯当地的税收收入突破了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倍多。其中贡献最多的就是文化、体育、影视娱乐行业，以及金融行业。

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根据霍尔果斯“特区”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特区”新引进了2406家企业，相当于平均每天至少有6家企业在当地落户注册，而今年平均每天的落户多达30家。

“估计今年新注册企业会超过一万。”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就业、旅游、企业之间的资源互通，都有可能创造经济发展的机会。

AI财经社在伊犁州招商局官网上发现，霍尔果斯正在试图建立科技园区，孵化、扶持企业创新。

“下一个横店”也是外界对霍尔果斯的猜测和期待。今年4月投资1.5亿元的电影大厦已经开建，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此后的霍尔果斯可能还会有自己专属的电影节。

霍尔果斯招商局则在电话中对AI财经社表示，目前确实已经有一些投资方提出要在当地建设影视基地，并不排斥更多的投资方来进行合作开发。

“如果您错过了36年前的深圳，错过了16年前的上海浦东，那么，请您别再错过现在的霍尔果斯！”这是招商中的霍尔果斯，对外界的呼唤。

【AI财经社原创，《财经天下》周刊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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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滴滴村：风暴过后司机们把轿车换成货车，转型搬家村 

原创 2017-10-02 杨红钦 AI财经社

北京网约车新政实施之前，后厂村是有名的滴滴村，这里汇集了大量重庆人。新政之后，没有北京牌照的他们，重新拾起搬家的行当，这里又变回了搬家村。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杨红钦

编辑 | 金赫

制图 | 郑芳

外来人

 

你很难找到后厂村的正式入口，标着“货拉拉”、“58速运”、“XX搬家”的货运车像城墙般将村子围住。走进村子，疯长的野草间，棉被的覆盖下，随处可见外地牌照的小轿车。这些小轿车曾经撑起了后厂“滴滴村”的名号。

 

后厂村有自己完备的运行系统：用粉笔标示的小卖部、流动躲避城管的水果摊、简陋的理发店、没有招牌的小饭馆......它们简单粗暴，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工人们的一切所需。很少有人有闲暇去维护公共空间，黑色的脏水在地面的小沟壑静静流淌，恶臭总在无意间袭来；女人们把被子铺在车上晒太阳；男人们坐在路边废弃的沙发上闲谈，观看路人。

 

监管风暴过后的“滴滴村”。@AI财经社

作为这里少数的本地人，房东黄大爷对外地人在这里的疯狂扩张摇摇头，他的三间小平房都租了出去，一间收300块的房租。在这里房租从几百到一千多不等，两层的小楼房要上千。

 

“2007年附近一个地方拆迁了，都跑到这里来，那年人特别多。”村子想尽办法容纳外来客，一个窄窄的走道里容下了一排放洗脸盆的架子，小小的房间里放上了两层的小床，原来生产大队的院子也被用来改建房屋。总之，这里充斥着拥挤，和随时可能袭来的恶臭。

 

滴滴司机

 

许明拖着他关节炎的腿溜达着带我去吃了一碗红油抄手，过段日子这个容纳他们乡情的小馆也将不复存在。相比于滴滴村、搬家村这样变化的称呼，重庆村才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底色。

 

白天的后厂村人流稀少，卖糖果的王阿姨还没有卖出一块钱，她和她灰色的小推车与周围土黄色的色调搭配得很和谐。

 

一辆共享单车被毫不客气地扔在臭水滩里，那些闲置的滴滴用车，则被冷落在尘埃和荒草里。这种混乱和破败感没有掩住这里的生机：巷子里的油烟都是重庆风味的麻辣，掩蔽或公然的麻将桌、牌桌、妇女叫小孩的明快口音，都在昭示着这里是重庆人的地盘。随着外来人口的扩张，北京本地人被稀释得越来越少，偶尔在路上听见自行车上放着北京味儿的相声，令人多回头看几眼。

 

被闲置的滴滴用车。@AI财经社

当你向路人打听滴滴司机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去拉货了。

 

“以前开滴滴的人都去打工还贷款了。”网约车新政实行之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滴滴村，这个村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随机访问的滴滴司机中，都有过被记者采访的经历。“有两三个记者拿着摄像机过来，让我自然点，躺着倚着都行。还有人开车出去，在村口就被记者拦下。”工人许明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显得新奇而慌乱，两三波记者过来后，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奔着滴滴来的，如今没有北京牌照的他，并不热衷于谈论这段曾给过他甜头的往事。

 

成为一名滴滴司机之前，他是个安分的货运司机，听说有人开滴滴一晚上挣了上千元，他动了心，用他重庆牌照的车全职跑起了滴滴。他真的挣到了钱，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八九千。

 

网约车新政出台后，他们贷款买的车成了自己代步的私家车。风潮褪去后，他们重新拾起搬家和货运的行当，滴滴生涯结束了。

 

你可以随处听闻一些令人唏嘘的故事：潘全花八万元贷款分期买了一辆车用来跑滴滴，一个星期后，“知道的那一刻脑子里是空白”。现在他干回来了搬家的老本行。

 

张万算是幸运的，来北京十二年，像这里很多雷同的故事一样，年少的他听老乡说有人在这里混得很好，便一同来了。他从搬运工做起，慢慢有了积蓄便买了车做货运。前年他做了一个月的滴滴司机作为兼职，后来空调搬运的活多了，就此搁下。拥有北京牌照的他，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再买一辆车跑专车。

未来

 

在潘全家住的二层小楼里，挤着十几户人家，从窄窄的过道看过去，是一排整整齐齐的厨房和似乎望不见底的昏暗。他家的斜对面是彭水老乡开的小饭馆，没有明显的标识，只有门口一张破旧的台球桌和牌桌提醒这里是个休闲之地。

 

吃饭的客人们，边吃边重复着刷新手机页面。整个村子的老乡们都在抢货运的单子，他们不得不时刻紧绷着。

网约车新政之后，滴滴村人重新拾起搬家的行当。@AI财经社

“就我们村的单子那么难抢，换个地方就好些，这边做这个的人太多了。”

 

在抢单的紧绷情绪中，藏含着关于未来的焦虑。许明静默地点燃了一根烟，看着院子里自己的车。重新做起货运的他，因为自己的车排放量不符合进入五环的新政策，9月20号之后不能再进五环之内。

她的妹妹显得充满担忧。他丈夫半年前花大笔积蓄买了辆车开滴滴，要供孩子上学，现在要向别人借钱才能还清贷款。她现在的工作是帮丈夫在手机上抢货运的单子，在跟我说话的同时，手指不停地刷新着手机界面以防错过单子。

 

即使有关于对出路的种种忧心，并不妨碍他们搞好自己的生活。我在路边吃饭的时候遇到刘建，他坚决等我吃完饭再说话，“做什么什么事都可以不专心，吃饭却一定要专注。”他这几天打算休息一下，和朋友们吆喝着要去打牌：“不管有钱没钱，我们重庆人是很讲究享受的。”

 

他戴眼镜，斯斯文文。来北京已经二十年了，有时候他难以想象这个时间，他想“等把北京挣穷了再回老家”。事实上回去的理由也可以很简单，这里要被拆了。即使这个村子已经在拆迁的风声中过了好几年，刘建也依然在等着这个直接促使他回到重庆彭水老家的理由。

 

“在北京也做不了其他的，回家住自己家的小楼房多宽敞。”他一直本分地做着搬家的活计。即使这个村子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还是有人抱着出来闯一闯的理想来到这里，万宝就是这样。他来这里两个月。“北京的大米都是香的，这是大实话。”相比于在老家种地，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觉得这里充满了新鲜感。依然有人想要住进来，有人挨户打听“还有空房吗？”得到的答案是：“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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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平塘：7天来了80万人看大锅，山区五星酒店最贵一夜4888 

原创 2017-10-03 任晓渔 AI财经社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当一口“大锅”盖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后，本地人突然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凭借这个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他们期待摆脱古老谚语所预设的“人无三两银”的宿命。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任晓渔

编辑 | 赵艳秋

制图 | 郑芳

刚刚竣工的“天文时空塔”塔高99.999米，是整个天文小镇的制高点。它的高度取了“五个九”，据说暗合易经中乾卦“九五之数”，代表天。

 

“天文”这个词，从2008年12月26日，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户以来，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平塘人的生活中。

 

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英文为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简称FAST。远看，它像一口架在丘陵间的巨型大锅；近看，它的镜面足有30个足球场大，据说绕走一圈要40分钟。值得骄傲的是，它是当今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射电望远镜所在的平塘县，原本是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又是“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科学家们选址于此，部分原因是这里人类活动痕迹少，整个大窝凼最初只住了12户人家。

 

“天眼”的立项承载着重大科学突破的冀望，但它最先改变的是平塘县克度镇的面貌。

 

天文给当地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平塘县克度人发现，镇上的房子越建越高，路越修越宽。酒店、宾馆和超市都冒出来了，全国各地的淘金客也来了。除了这些，还有飙升的房价。新的可能性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FAST速度

 

FAST。

 

如今，这四个字母在克度几乎随处可见。四处悬挂的红色横幅，宣传画册，景区显示屏……它既是这个大望远镜的英文名缩写，又仿佛暗喻了当地人在机会来临时的急迫。

 

追赶、领先、跨越——从2014年开始，FAST代表着克度的速度。

 

快一点，再快一点，争分夺秒地赶工。

 

高度为99.999米的天文时空塔新鲜出炉——9月中旬，这里还是紧张施工的现场。项目从4月进场施工以来，一直是三班倒。主管张泽明介绍，工地上是24小时施工。一位铺砖工说，要到晚上8点多才能吃上饭。这些工人连续加了两个多月的班。

 

几个月时间，全钢结构的天文时空塔就建好了。@视觉中国

天文时空塔是“第十二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9月20日是最后的完工期限。就这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西南地区最高的全钢结构塔建好了。

 

从克度通往FAST所在地大窝凼的路同样是赶工建设的。这里原是泥巴路，坑洼不平，骑摩托车走一趟要花3个多小时，而现在已变成双车道公路，宽敞簇新。在道路赶工建设时，马路旁立着大标语——发扬大射电精神，大战50天建成黔南首条旅游公路。修建的速度之快，让当地人都感慨：“这条路，前天还没有！”

 

“平塘国际射电天文科普旅游文化园”也是极速建成的。在这些繁忙的工地背后，当地政府大力号召人们要“抓住机遇”。天文为主题、产业为主导、旅游为补充，平塘克度的目标是要成为“天文小城”。

 

今年5月，平塘天眼被评为“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之首。景区还在建设之中。天文时空塔、时光钟摆、时光刻度、喀斯特地质公园、科幻酒店、天幕商业街、航龙湾安置区等13个项目都在“中国天眼”景区的配套建设之中。

 

俯瞰壮观的喀斯特峰林中的500米口径天文球面射电望远镜全貌。@视觉中国

两周前，FAST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病逝。这个名字在当地并不广为人知，但也有人特别去悼念他。“作为一个平塘人，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没有您，平塘不会有天眼。如今平塘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都还没来得及感谢您，您就这样走了。我们向您致敬，愿您化为最亮的一颗星继续看护FAST，一路走好”。一个年轻人在新闻页面下这么留言。

 

“大射电”效应

 

为了建设FAST，2009年，12户原住民从大窝凼搬到了克度镇上。几年过去了，他们对新生活早已熟悉。杨天信是当初搬迁的居民之一。“大望远镜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这可能是第一批受到FAST影响的人，杨天信乐见其成。

 

由于射电望远镜对周边的电磁干扰有较高要求，更大范围的人需要搬离。FAST核心区移民搬迁安置涉及克度、塘边2个镇、8个村、35个村民组的8097人。“搬出来的都受益了，原来山里的路不好走。”在克度当过老师的刘向说。

 

刘向是隔壁的都匀市人，在克度镇教过几年书，他自称跟FAST的工程师们打过篮球，也看着克度“一点点变得热闹起来”。本地人的楼房越建越高。刘向知道，他们打算出租或卖给外来淘金客，年收入还不低，大概20多万元。克度镇上大部分人家都有一到两辆车。安徽的老板、江西九江的老板都来这里开宾馆、开超市了。“经济变化真的太大了。”刘向的普通话带有一点点口音。

 

克度镇的房子越建越高，酒店、宾馆和超市都冒出来了。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到克度都要迷路了。”本地小青年罗敬感叹当地的变化之大。

 

他1997年生，后来到贵阳的一所大学上学，偶尔玩玩直播，自称是新手主播。他称FAST为“大射电”，当地很多人都这么叫。在罗敬的印象中，游客最多的时候是去年国庆前后，那时“大射电“刚刚启动试运行。天眼景区门口拉起了铁护栏，游客绕着这些铁栅栏弯弯绕绕地排队。 “大射电有多火，看人头就知道了。”罗敬突然意识到大射电给克度带来了什么。

 

这场火爆，事后在平塘县政府的官方网站里有了确切的数字统计。哦，对，政府的官网也改名了，叫平塘·金盆网。旅游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国庆节期间，平塘县共接待游客79.66万人次，同比增长64.65%；旅游总收入7.81亿元，同比增长58.1%。其中，中国天眼景区共接待游客21.2万人次。这应该是克度自1372年得名“克度里”以来第一次涌入这么大的人流。

 

克度和平塘的酒店、旅馆都住满了，有游客还感慨星辰天缘酒店太豪华了。的确，携程网上这家五星级酒店120平米的总统套房，今年国庆期间的报价为4888元一晚，且一直处于订完的状态。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AI财经社，今年长假总统套房是8888元一晚，但其还表示，“如果确定来住的话，价格上也可以适当优惠一些。”

国庆期间，星辰天缘酒店4888元的总统套房已经被定完。

8888元一晚，罗敬在QQ空间转发了这则消息。他很兴奋，“我家就在那边”。这番景象与几年前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说在“大射电”到来之前，镇上只有3家旅馆，单间15元一间都没什么人住。

 

克度处处有“天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游人如织，从前的抗干扰环境可能会被游客打破，有人担心高人气会影响FAST的观测功能。

 

面对这样的境况，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表示，科学家们并不希望太多游客参观这一设备。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访客携带的电子设备带来的电磁干扰。结果显示，即使是手机拍摄照片，也会带来不小的电磁干扰。

 

为此，景区要求游人寄存个人手机、数码相机和智能手环等一切电子产品。为了减少干扰，每天景区接待游客限量为 2000 人。

 

然而FAST并不是第一个将旅游和天文结合的地方。位于美国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望远镜，也为当地带来了旅游的发展。“它的旅游是规定的接待日，平时不接待。而我们建设了观景台，我们的创新还是要比他们开放多了。”FAST项目总工艺师王启明说。

 

此前有传闻，天眼还未运营已通过旅游收回成本。天文爱好者们的观点很明确，旅游不是目的。有人在知乎说：“有科研成果出来了，对FAST来说，才算是收回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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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之城”郑州：全球一半订单也赎不回25万人的青春 

原创 2017-10-05 易方兴 AI财经社

iPhone发布前后的旺季里，年轻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当时间一过或是订单不理想，他们又会迅速退去，寻找别的工作。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易方兴

编辑 | 郭清媛

制图 | 郑芳

2017年8月，iPhone 8发布会前一个月，数以万计的求职者，如同迅速涨起的潮水，涌入到郑州这座城市，奔向郑州富士康出口加工厂区。

 “每年都这时候人最多，像赶集一样。”参与厂区直招的老刘说。

每年8月，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的“出口加工厂区”，用以接纳求职者的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员工活动中心里，已经坐满了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经过3天的培训，这些人就将出现在iPhone 8的生产线上，成为郑州富士康经济圈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9月14日，由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生产的、首批销往中国国内市场的27.8万台iPhone 8 Plus手机，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检验检疫局检验放行出区。截至14日，郑州海关已经监管出区超过118万台苹果新品手机。

“以前种庄稼，收成如何看老天眼色，在富士康里打工，工资如何看iPhone销量。”老刘说。

与此同时，正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体验店里把玩iPhone 8的人，可能不会想到，他手中的手机，正关联着数以万计的中国年轻劳工们的命运。

2010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在郑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的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从项目开工、厂房改造到正式投产，仅一个月，连郭台铭深感震惊，称之为“郑州速度”。

郑州富士康工厂。@视觉中国

7年，对郑州来说，iPhone已经成为了经济体系中无可或缺的存在，河南省作为全国人口第一的省份，给富士康提供了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源。如今，富士康在郑州已经有了3个生产iPhone的产区，总员工人数达到了25万人。相当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的总人数。《华尔街日报》甚至把郑州称为“iPhone之城”。

 

“候鸟式”的富士康打工者

 

今年6月份，24岁的张宏伟，再次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

这是张宏伟第三年来到郑州富士康了，每年干三四个月，干完就换工作，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再过来。他自称，“这是来富士康工作的正确方式。”

据市场消息，iPhone 8的首批订单已经在赶工，预计9月底前产量最多是500万部。目前，富士康承担了新款iPhone的绝大部分的订单。

为达到相应的产能，郑州富士康从5月份就开始发放招工生活补助，符合资格的iPEBG郑州港区新进员工，每人工作满三个月，可享有生活补助合计人民币600元，以此来“稳定军心”。张宏伟正是领到这600元生活补助的富士康劳工中的一员。

2015年的时候，张宏伟第一次来富士康应聘，被郑州富士康的“人山人海”震惊了。“都是跟我一样的20多岁的年轻人，像是早上6点看升旗的天安门广场。”在那几个月里，张宏伟第一次拿到了人生中每个月将近5000元的工资，那也是他觉得最累的几个月，“2015年iPhone销量还不错，结果就是我们无休无止的加班，赶工，赚加班费。”

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打工者”。@视觉中国

两年过去了，当年的iPhone 6已经到了如今的iPhone 8和iPhone X，尽管旺季的时候依然火爆，富士康工人们“靠加班费赚钱”的模式也依旧未变，但在这个庞大的富士康经济圈内部，一些微妙的变化也从这两年开始发生。

对iPhone和富士康来说，2016年都是颇为不平的一年。根据当年公布的官方数据，2016年富士康营收为9442.1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降低2.81%。苹果业务在富士康营收中的占比超过50%，这表明两家公司业绩密切相关。

而2016财年，苹果营收自2001年以来也首次出现滑坡，罪魁祸首就是iPhone销售量下滑。

张宏伟赶上了2015年“真正最后的旺季”，到了2016年，他渐渐发现，富士康工厂的订单明显比上一年少了，淡季停工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

“我跟几个厂里的哥们一商量，与其淡季拿着一千多的保底工资，不如自动离职，先去找点别的工作。”张宏伟说。

也正是从2016年起，郑州富士康工厂才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潮汐”特征：iPhone发布前后的旺季里，年轻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当时间一过或是订单不理想，他们又会迅速褪去，寻找别的工作。

年复一年。

 

周边店铺“游牧式”经营

 

与像候鸟一样来到富士康工作的张宏伟们不同，郑州人吴敏则是“扎根”在富士康。

他在郑州富士康的“出口加工区”北门旁租了间店面，经营“热干面”生意，8块钱满满的一碗面，点缀上芝麻酱和辣萝卜干，足以让加班结束时又饿又累的富士康工人们“吃到十成饱。”

在他不足15平米的店里的墙壁上，张贴着不少iPhone的宣传单，最老的一张，还是iPhone5s时期。他也是在那个时期来到这里开店的最早的一批商家之一。

武侠小说中常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放在吴敏这样的商家们眼里，则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

从2010年起，在郑州，人流量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富士康的厂区。这是个在当年被当地人称为“奇迹”般的故事：2010年8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郑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的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这个从项目开工、厂房改造到正式投产，仅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连郭台铭都深感震惊，称之为“郑州速度”。

彼时，恰逢富士康工厂要内迁之时，多个省市都加入到招商的竞争中，最后，郭台铭选择了人口最多的郑州。如今，富士康在郑州已经有了3个生产iPhone的产区，总员工人数达到了“iPhone之城”。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华尔街日报》甚至把郑州称为“iPhone之城”——25万人已经相当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的总人数。

“iPhone之城”一度给吴敏这样的人带来了财富的机遇。他从2012年开始在富士康的厂区边卖热干面，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20万元，平均每天卖出去100碗热干面。

同样的，在富士康周边开小超市的老板们也挣得盆满钵满，一家“富康超市”的老板娘几年时间就在郑州赚到了一套商品房，她如今想得最多的事情，是在盘算要不要开一家分店。

25万打工者为周边商家带来了赚钱机遇。@视觉中国

但这样能够聚集财富的美好时光并没能太长久。

2016年的10月份，在郑州的富士康出口加工区周边，罕见的一半以上的商铺都关门了，他们的店面上贴着“店铺转让”、“旺铺出售”这样的纸条，只能从破败的店内装饰上能一窥之前生意好时候的光景。

“2016年开始，突然生意就不行了。”吴敏感叹，iPhone销量的下滑，直接导致了订单量的减少，“富士康工人们没有班可以加了，人也就慢慢散了。”

在他的热干面店旁边不远，一家“专业祛纹身”的店铺，曾经是这里生意最好的店铺之一，原因是富士康不会录用有纹身的员工。如今，这家店成了这附近第一个倒闭的店面，因为就连有纹身的人，也看不上富士康淡季时的低工资了。

 

“iPhone之城”光环淡去

  

其实，在iPhone 8面世之前，郑州富士康，这个被称为“iPhone之城”的地方，其光环已逐步暗淡。

iPhone 7的销售也并未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这让处在郑州富士康这个经济圈中的人们多少也有些闷闷不乐，当早晚的上班高峰过去，他们大都守着空空的店面，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或是不厌其烦地擦着桌子。

这里人们的命运，在有意无意间，早就与富士康，与iPhone绑定在了一起。

之前，瑞士银行分析师公开表示，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对苹果公司最新款iPhone 7的兴趣正在减弱。在2016年的第三季度，苹果在大中华区的营收下滑30%，而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iPhone用户的忠诚度只剩下53%。

9月22日北京，iPhone8开售，并没出现大量排队现象。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连富士康里生产iPhone的工人们自己，出于种种原因，对于iPhone也并不是那么热衷。在当地的手机专卖店里，销量最好的手机是OPPO，其次是华为，然后是小米，“只有那些有闲钱的人才会去买当季的iPhone，但问题是，来富士康打工的人，有几个是有闲钱的？”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你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能让普工在旺季拿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许多员工离开富士康之后，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在富士康里觉得苦，等出去了才知道，比富士康里苦的地方多的是。”在富士康呆了3年的工人刘小阳说。而对于这份工资而言，一部最新iPhone的价格对他们来说，依然显得过于昂贵。

“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拿来买一部手机，对我而言才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我花两个月的工资买一部手机，我觉得太浪费。”

这样的现状，给河南郑州的富士康经济圈添了几分耐人寻味的味道。

一方面，它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年轻人的青春汇聚之所；另一方面，它又给这些年轻人们平添了许多无可奈何。他们选择富士康，不是因为这里有多好，而是因为别的地方太差。他们在做选择之时，通常都会选最实惠的那一个——同样都能玩王者荣耀，我为啥非要买那个更贵的iPhone？

而当iPhone的热潮过去，郑州的富士康对他们来说，曾经那个实现梦想的光环也渐渐衰退了。富士康每年生产1.5亿台iPhone，以及2000万台iPad和其他的电子设备。全球一半的iPhone都产自河南郑州的富士康，但未来呢？

这也是当下的郑州最担忧的一件事，富士康或是苹果还需要郑州这个“iPhone之城”多长时间？又或者说，人力成本日益上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的出路在何方？

只不过，如果没有选择，这也只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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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鄂尔多斯：从煤炭到比特币，摆脱不了挖掘和被收割的命运 

原创 2017-10-06 周路平 AI财经社

从鬼城到挖币之都，鄂尔多斯期冀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转型升级，政策、气候以及廉价的资源，为日后比特币矿场纷纷选址鄂尔多斯埋下了伏笔。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周路平

编辑 | 祝同

制图 | 郑芳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三条高速公路交汇于此。工业园的路都以经纬命名，但很少能看到车辆往来。

 

从地图上看，鄂尔多斯正好被黄河“几”字型包围，但这里没有外界想象的贫瘠和炎热。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早早爆得大名。从之前的羊煤土气，土豪遍地；到后来的楼市泡沫，鬼城空城；再到现在，又被贴上了比特币的标签。

 

挖矿的黄金时代

 

鄂尔多斯的第一家大型比特币矿场就在三垧梁工业园里。8座厂房盖着蓝色铁皮屋顶，与南方的纺织工厂看不出有太大差异。与晦涩难懂的比特币不同，负责机器维护的工人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他们每个月领取四五千的薪水，忍耐着90分贝的噪音。

 

坐落于鄂尔多斯的比特币矿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由上万台矿机同时运转而发出。每台机器都闪烁着红蓝绿三色的光，它们在高速运转，通过运算从矿池中获得比特币奖励。

 

焦兵是这个风口的受益者，他原本在电力公司上班，后来被请到矿场当管理，他不懂互联网和比特币，也不需要懂。他的职责是保证现场的用电安全和机器正常运转，和每个县城都有的网吧管理员一样。

 

最高峰时，9万台蚂蚁矿机和阿瓦隆矿机同时开工。这些机器只需要二十多个人维护，每个月有几百台出现故障。他们也不需要现场维修，而是打包寄到三千里外的东莞，很多矿机在运往各地矿场前，就是在这里生产。

 

矿场内的比特币矿机，工人们只需保证用电安全和机器正常运转。图片来源于网络

毅航是最早一拨来鄂尔多斯挖比特币的企业。2014年初，比特币在中国发展的势头迅猛，一枚比特币的价格首次超过一盎司黄金。

 

鄂尔多斯市招商网站上专门披露了毅航投资的消息。环评手续都没来得及办理，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毅航使用的厂房是开发区管委会出资盖的，深圳来的老板买来矿机和货架，然后每年给当地政府缴纳510万元的租金，就可以加足马力挖掘比特币。

 

比特币是虚拟世界的东西，它通过矿机运算而获得。这些矿机以前由家用电脑替代，随着竞争加剧，算力更大的专业矿机成了主力。而零星分散的小玩家也没有了优势，数万台矿机的矿场在各地流行开来。

 

显卡是比特币矿机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些人开始钻电商网站的漏洞，购买显卡挖矿，七天后再退还给平台。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做法最终让京东忍无可忍，不得不取消了显卡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

 

与煤炭造富不同，比特币时代挖矿掘金的人多是外地人，他们雇佣当地人在矿场管理，每年出现一两次。他们享受到了早期进入的红利，一跃成了全亚洲最大的矿场。

 

外界惊呼，随着比特币在当地兴盛，被“鬼城”噩梦萦绕多年的鄂尔多斯，仿佛又迎来了再次井喷的曙光。

 

廉价的电与富余的钱

 

鄂尔多斯被比特币矿场选中并非偶然。

 

“每度电0.3869元。”焦兵对价格倒背如流，这是毅航刚进入鄂尔多斯时的电价。一年后，降到了2毛6。即便如此，在高峰时期，毅航每年需要给鄂尔多斯缴纳上亿的电费。

 

煤炭给了鄂尔多斯充足的能源，由煤炭转化而来的电成了廉价诱人的蛋糕。为了发展大数据，2011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分管领导就承诺，“发电成本控制在一毛七到两毛之间，最终电价可以控制在三毛钱以内。”

 

毅航享受的电价为2毛6，正常的工业用电价格是这个的两倍不止。而直到2016年，东胜区还要为两家制造企业专门发文，向上级申请三毛钱一度的电价优惠政策。在大数据头衔的加持，挖比特币被当成了大数据产业的一部分，受到了优待。

 

电力成本低成了吸引掘金者聚集的公开秘密。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四川、云南，甚至是泰国。这些地方水资源丰富，矿机被拉到了小型水电站附近，搭建几个简易的铁皮棚，这里有廉价的电和免费的水。这些多余的水电在往年，都像多余的牛奶一样被倒掉。比特币矿场的到来，每年可以给水电站多增加数百万收入。

 

矿场开始逐电而居。进入冬季枯水季节，西南地区廉价的水电得不到满足，比特币矿场开始如候鸟般迁徙到内蒙古，这里的电力资源同样廉价，地方政府同样敞开怀抱。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挖矿与真正的大数据相差甚远，它并不需要有太多技术门槛，已经沦为了资本的游戏。这并不妨碍比特币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巨大的耗电量给了这些煤电和水电富余的地区带来额外收益。

 

鄂尔多斯在2009年将云计算列为转型发展的重点产业，2010年鄂尔多斯市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确定为云计算产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鄂尔多斯云基地正式开工建设，并宣布将投入数亿元，打通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光纤网络。

 

云计算和大数据已经被鄂尔多斯市提到了战略发展的高度。2017年2月，京东掌门人刘强东到访鄂尔多斯，打算将大数据产业基地落户于此。

 

鄂尔多斯市与多个企业合作成立大数据应用中心。图片来源于网络

政策、气候以及廉价的资源，为日后比特币矿场纷纷选址鄂尔多斯埋下伏笔。这里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洪水，平均海拔1400米，年平均气温6℃，除了夏季短暂的燥热，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凉爽。这些气候条件也给机房散热提供了天然优势。

 

这里有历史选择的偶然，也有必然。

 

一位曾在内蒙古进行经济调研的分析人士，曾专门对虚拟货币做过调查，发现这些在当地炒虚拟货币的人，和之前做传销的是同一批人。

 

煤炭让这里的人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鄂尔多斯的GDP从2005年开始就在内蒙古排名第一，几乎是第二的包头与第三的呼和浩特的总和。鄂尔多斯几乎是一夜暴富，没有经历城市发展的完整过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鄂尔多斯人唱歌洗脚都要开着车去不远的包头，或者打飞的来北京。

 

遍地黑金的鄂尔多斯，连空气中都充斥着金钱的味道。这里流传最广的是开路虎上街买菜的故事，人均GDP甚至一度赶超香港。到了2010年，鄂尔多斯这个人口只有200万的城市，豪华小区的房价已经涨到了2万一平米，连北京也自愧不如。

 

房地产泡沫之后，民间资本在寻找一个新的出口，很多打着比特币概念的各种虚拟货币层出不穷，历史选中了比特币，比特币则选中了鄂尔多斯。

 

梦想破碎

 

2016年5月，毅航悄无声息地撤出了鄂尔多斯，连工商注册名和企业法人都改了。焦兵的两年美好时光也过去了，他原本可以很轻松的每月获得过万收入，现在他不得不在包头找了一份物流的工作。

但挂了多年“鬼城”头衔的鄂尔多斯，显然很欢迎比特币的掘金者。毅航闲置的厂房很快有了接盘侠——比特大陆。这是一家国内知名的比特币公司，除了生产比特币矿机，它也自己找地方挖矿。

 

而最后的疯狂并未持续太长时间，这场挖矿运动很快偃旗息鼓。二手物品交易平台“闲鱼”已经开始有矿主出售矿机。

 

闲鱼上的矿机出售信息。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断衰减的比特币数量，波动的价格，以及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得挖矿变得越来越受人诟病。要靠比特币来支撑一个地方产业的发展，已经没有可能。而打着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幌子，披着高科技的外衣，传销组织在当地招摇撞骗，横行多时。

 

2017年9月，中国监管部门决定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一刀切”，全面禁止平台交易和ICO，再加上挥不去的庞氏骗局质疑，比特币的价格虽然冲过了2万人民币大关，但瞬时间风声鹤唳，应声回落，留下掘金者未卜的前途。

（应受访者要求，焦兵为化名。）

源济

中国自行车第一镇：共享单车救了它，又慢慢杀死它 

原创 2017-10-07 韩佩 AI财经社

十一长假前，小鸣单车、酷奇单车、卡拉单车等众多二三梯队的共享单车企业，先后传出押金难退、项目暂停的消息，受害的除了消费者和这些共享单车创业者外，自行车产业链头的自行车制造供应商们，更是损失惨重。

AI财经社（ID:aicjnews）

文 | 韩佩

编辑 | 郭清媛

制图 | 郑芳

从天津市中心往西北行驶40公里，就到了武清区，汽车驶过一座立交桥，写有“中国自行车产业基地王庆坨欢迎您”字样的路标就会撞入眼帘，这座路标用被岁月吹老的旧色，告诉路过的人，“王庆坨”，曾经是传说。

王庆坨，是天津武清区一座小镇，古称王家陀。这里常住人口4万，70%以上的劳力从事与自行车生产相关行业。因此被称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

早在2010年，王庆坨全镇的自行车年产销量，占据全国产销量1/8。但这些早已成为了历史，如今这里更多被提起的，是和共享单车相关的话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资本助推下的共享单车曾给这个小镇的生产厂商带来过狂欢，给零配件供应商带来过金钱梦，但带来更多的，是用户零售端的冲击。“满地都是可以免费骑的共享单车谁还会去买自行车？”一位自行车制造厂看门的老大爷说道。

资本的泡沫破灭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

王庆坨小镇集中的更多是家庭式作坊的工厂，服务的共享单车企业也多是远在三四线城市、资金实力不足以抗衡摩拜、ofo的中小企业，他们的订单曾挽救了这些濒临倒闭的自行车厂商，但他们的不景气也让自行车厂商再次陷入绝境。

共享单车来了，又走了

 

这里和所有你能看到的三四线小镇相同，矮矮的房屋和街边一排排稍显破旧的门面，尽管这里盛产自行车，但显然电动车才是镇子的标配。在街上你很难看到正在骑行的单车，它们通常被安静地摆在门口，一排排、整整齐齐，等待着顾客的问询。

 

自行车小镇大街上等待售卖的自行车。@AI财经社

临近国庆长假，街上会稍微热闹些，这里每隔五天会有一次集市，古玩和盆栽均匀地分布在道路两旁，但无论是哪个生意，都比自行车门店前聚集的人多。

“自从有了共享单车，我们的自行车生意基本上做不动了。”镇上铁锚自行车的老板对AI财经社说，店面通常都是做自行车零件销售。说话间歇，他接待了一位前来为孩子看儿童自行车的父亲，对方试骑了几下，随即又放下车走了。

这里的厂商曾经对共享单车又爱又恨，但如今只剩下“恨”。

近几年，自行车销量的走低，王庆坨镇上，厂商正在为生计发愁，2016年，共享单车的兴起，带给王庆坨镇短暂的安慰。

当地多个自行车厂商对AI财经社表示，2017年初，共享单车的风潮吹向全国，带动自行车制造厂商的发展。当时，有不少的共享单车企业慕名而来，在此寻找货源。他们的订单量并没有摩拜、ofo那么巨大，但对于王庆坨的中小自行车厂商来说，算是一笔稳定且利润不薄的生意。

“当时确实救活了不少厂子，大一点的厂子会觉得订单比较小、有风险，想找更大的合作方，但一些濒临倒闭的厂子刚好有订单需求，也算是拉了他们一把。”当地瀛通车业的甄旭央对AI财经社说道。

共享单车为自行车小镇带来了短暂的春天，王庆坨镇自行车电动车企业参加“2016亚洲自行车精品博览会”。@王庆坨镇政府网站

但是，ofo和摩拜不会来这里，他们的货源，都在天津静海的开发区里，那里有更大的供应商富士达和爱玛。

"一夜复活，满地是钱"，有媒体这样形容当时的王庆坨。

根据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自行车产量8026万辆，同比下降3.36%，这一数据在2016年继续下降0.26%。但2017年开始有所好转，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自行车产量2622万辆，同比增长25.4%，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2.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

受益最多的是自行车零配件的供应商，甄旭央告诉AI财经社，在过去的半年中，受共享单车的影响，自行车零配件的成本大概上涨了30%左右。

事实上，几乎全国的自行车制造厂商都借着共享单车的浪潮“复活”，王庆坨只不过是资本浪潮下的一个角落，并且很快被市场抛弃。

“账期长、结款慢、容易压货，严重依赖外部融资”，是互联网企业的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导致王庆坨的部分厂商生产出货之后，迟迟等不到结款，最终单车企业倒闭。越小的企业承担着越多的风险，直至被拖垮。

国庆节前夕，小鸣单车、酷奇单车、卡拉单车等众多二三梯队的共享单车企业，先后传出押金退不出来、团队濒临解散、项目暂停的消息，受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受重创的也不止是这些共享单车创业者，自行车产业链头的自行车制造供应商们，更是损失惨重。王庆坨镇某工厂老板告诉AI财经社，自己朋友的厂子接了一个订单，对方在给了30%的定金之后，扔下了已经造出来的车，再也联系不上。

车造出来，共享单车企业跑路的事，时常在王庆坨镇上演。

 

单车已经造好，企业却跑路了。图片来源于网络

昔日自行车基地的尴尬处境

  

要问王庆坨自行车小镇的名气是如何而来的，甚至都没有几个人能答得上来。“时间太久了，至少要追溯到改革开放那会儿呢。一家做起来，大家就跟着潮流做呗。”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对AI财经社说道。

王庆坨镇的镇政府网站上介绍，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起步于1994年。起初是在供销社组装自行车的工人下海创业，卖低端自行车，恰好赶上90年代中期全国对自行车的需求上涨，王庆坨镇逐渐形成自行车产业链，一辆自行车所需的上百个零件，都能在镇上采购到。

《南方周末》报道，当年，最离谱的时候，王庆坨的自行车卖到了50元一辆，是当时行业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这种自行车的车架薄得跟纸一样，生命周期只有3—6个月。于是王庆坨也成为劣质自行车的代名词。后来镇政府对自行车行业进清理整顿和整合兼并后，王庆坨的自行车行业走向正轨，形成了一些品牌企业进入到中高端市场。

不过自行车毕竟是耐用品，行业整体需求有限，在自行车厂商扎堆的王庆坨镇，竞争非常惨烈。

在电动车取代自行车成为主流的短途代步工具之后，王庆坨的自行车生产遭遇了厂房半停工、销售处门可罗雀的情况。当地厂商说，很多企业在当时选择转型做运动自行车。

但是，这次共享单车带来的形势更为严峻。

甄旭央向AI财经社介绍道，由于附加值较低，共享单车的生意和王庆坨产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

在离镇子五公里开外的开发区，聚集着不少的自行车工厂，你从这里路过，却很少能看到正常运作的厂子。洛达自行车厂的老板告诉AI财经社，由于全国查环保的原因，自行车的零配件和烤漆工艺很受影响，因此上游供给不上来，下游自然也就断了粮。

王庆坨镇上已经停产的自行车公司。@AI财经社

洛达还能勉强维持运作，在几千平方米的厂房里，推积了不少五颜六色的自行车，十几个人正在围着一条组装线生产。这家工厂同时还为一家叫做“骑了么”的单车公司供货，但他也并不看好共享单车，“都是资本泡沫。”

几乎每个受访的人提起自行车都是愁容满面，他们对市场和现实的冲击充满了无奈。时光倒转十年，回到王庆坨最辉煌的时刻，小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工厂，村子里不少村民直接在自己家的空地上就开始组装起了自行车。

铁锚自行车的老板也有自己的工厂，在共享单车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跟随潮流接下那些订单，现在他回想起来反而觉得那是幸运。但日子也不好过，存活来下来的自行车厂商仍然要面对共享单车的冲击。

“虽然现在共享单车也已经限制投放了，但这波影响至少还得维持三年。”甄旭央表示，按照自行车的寿命来算，民用自行车的生意至少在近三年内都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他选择了将生意的重点放在了山地和运动自行车上，童车市场因为差异化竞争，受到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

即使没有共享单车，王庆坨的日子恐怕也无法继续辉煌下去。目前王庆坨的不少零配件都是由河北供货而来，那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自行车产业基地”，他们拥有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成本，比王庆坨更具价格优势。

“我们受夹击的压力也很大，而且辉煌时刻是回不去了。”甄旭央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