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2017-3-7/14：红色中国的洋孩子

源济

红色中国的洋孩子（上）

柯马凯是外国老专家柯鲁克和伊莎白的第二个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听他讲话，简直就是地道的老北京。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工作生活。1994年柯马凯和朋友创办了京西学校，吸收外籍子女上学。

源济

红色中国的洋孩子（下）

阳和平 (Dr. Fred Engst)，国际友人、美籍农业专家阳早(Sid Engst)与寒春(Joan Hinton)的长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宋庆龄亲自为他取名，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也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做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使众多青年受益良多。阳老师为美国拉特格斯 (Rutgers) 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特拉华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西切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拉菲亚学院(Lafayette College)等大学任教。2007年秋季在首都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任教。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主要教授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课程。

源济

红色中国的洋孩子：现在的中国让我感到陌生 

原创 2017-03-18 晓世 晓世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

——出自参加过中国文革的法国专家

戴妮丝的回忆录

冷暖人生《红色中国的洋孩子》完整视频

“共产主义接班人”

眼前这位高鼻梁、深眼眶的“老外”，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回忆起他的童年时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说那时人们吃的是不花钱的大锅饭，穿的是统一供给的衣裳，孩子们过年排队领鞭炮，邻人亲善、夜不闭户。打弹弓、跳皮筋、偷庄稼，这些典型中国孩子才有的童年回忆，让他的眼里漾出笑意和温情。

 

几天前，在北京某酒店举行的一场聚会上，他还领着一群和他一样的“老外”，唱了一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参加这场特殊聚会的外国人中，很多人并不是普通的“中国通”，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洋孩子”，用柯马凯的话说，他们真正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

 

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英国。父亲柯鲁克和母亲伊莎白1947年来到中国，在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马凯兄弟三人从小就在“北外”的大院里长大。

 

虽然成长在异国他乡，但马凯很少感觉自己与众不同，因为1949年后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和他们出生在中国的“洋孩子”。

柯马凯一家人

然而今年65岁的阳和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平的父亲阳早原是美国农民，1946年，他卖掉了自家农场的三十头奶牛来到中国，阳和平和弟弟妹妹随父母在西安的农场里长大。那时候，整个西安都看不到几个外国人，阳和平从小被嘲笑为“大鼻子”，为此没少跟小伙伴们打架。

但作为农场的“娃娃头”，捉迷藏、“抓特务”，从来都是和平领着孩子们一起闹腾。有一次，他模仿电影《地道战》，把家里的一片自留地捅出两个大窟窿，尽管被父亲揍了一顿，但和平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连声说“玩得特痛快”。

6岁时阳和平来到“北外”住了一年，因此和柯马凯相识。事实上，这两个际遇相似的家庭，早在两个孩子结识之前就有渊源。

1948年，在晋察冀边区做土改调查的柯鲁克夫妇，结识了阳和平的父亲阳早、舅舅韩丁。阳早为韩丁和柯鲁克夫妇拍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柯马凯和阳和平两个家庭的命运，都要从他们的父母、从这微笑背后的故事说起。

韩丁与柯鲁克夫妇的合影

左一、左二为柯鲁克夫妇，右二为韩丁

“朝圣”的青年

那是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这股风潮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席卷西方，大批西方“左派”青年不满本国的政治制度，纷纷来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革命。

 

30年代，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受左翼思潮影响，加入英国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中负伤，在马德里治疗时读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西行漫记》。

斯诺与《西行漫记》

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时做的中国报道，该书第一次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经出版随即引发世界性轰动，吸引了一大批来到中国的“朝圣者”。

1938年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在成都与23岁的伊莎白相识，很快爱上了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女孩。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这个本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一心奉行基督教的女孩，最终被柯鲁克的革命激情所打动，逐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两人在大卫无数次提起的泸定桥上，订立婚约。

年轻的柯鲁克与伊莎白

1947年，回英国参加完反法西斯战争的柯鲁克夫妇，再次返回了伊莎白的“故乡”，这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1948年，二人应中共邀请，为即将建国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阳和平的母亲寒春也放弃了在美国的大好前途奔赴中国。

作为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与杨振宁、李政道同窗的美国核物理专家，寒春目睹了自己参与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后的惨状，年轻的她从此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巨大怀疑。同时，已在中国扎根的“追求者”阳早发来了一封封来信，“现在不到中国来，你就错过末班车了。”

禁不住阳早的感召，寒春最终于1948年前往中国，并于第二年和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此后，寒春不再从事核物理研究，1949年后，夫妻俩拒绝了去首都北京的邀请，一起在延安养牛。

阳早、寒春夫妇

两个家庭、一代奔赴中国的西方“左派”青年，自此开始了他们别样的异国人生。

“金色的贫民窟”

随着“冷战”爆发，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在华的外国专家被划分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柯马凯和阳和平发现，他们与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令柯马凯印象深刻的，是他第一次进友谊宾馆的经历。他们被拦在这座专门为在京援建的苏联专家修建的宾馆门口，要求登记约见的苏联专家姓名、房号。而阳和平也因为同学们“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感到身为美国人的负担。

这样的变化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引发了更剧烈的阵痛。他们的工资只有苏联专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的领域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阳和平的舅舅韩丁选择在此时返回了美国。

阳和平一家人从左至右分别是

阳建平、寒春、阳和平、阳早、阳及平

然而，时代的风云起伏诡谲无常。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离，坚持留下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专家发现，他们的工资一下子翻了几番，可以自由出入友谊宾馆了。

对于抱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欧美“左派”青年们来说，这一切并不那么美好。一方面，1960年代的中国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享受高工资和福利正是他们最反对的特权化。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被边缘化。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要求“对外家喻户晓，对内内外有别”，这些外国专家从革命者变成了“被雇佣的技术员”。1966年，阳早夫妇迫不得已离开西安农场，迁往北京，从事相对轻松的译校工作。与优厚的工资待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自由的丧失。

阳和平：当时我父母表示坚决不住友谊宾馆，结果对方把他们安排在新侨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没法沟通！他们被放在金色的贫民窟里，物质上是金的，但精神就是在贫民窟里边。

阳早一家与昔日农场工友的合影

这种被边缘化的困境，大大违背了他们来中国的初衷。但是很快，新的时代风暴正在酝酿，而这一次，他们决心抓住转机，重新站到革命舞台的中心。

“乌托邦”里的“洋红卫兵”

1966年9月，14岁的阳和平正在西安农场过暑假。这天，农场里一片骚动，工人们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他的父母在北京写下了一张大字报。

阳和平父母写下的大字报

原来，革命伊始，看到北京街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阳早夫妇再也按捺不住，联合另外两个美国人一起写下了一篇批判外国专家特权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很快传到了中央，毛泽东亲自做出了批示。

阳和平：你可以从他的批示里看出他非常激动，“我同意这个大字报，外国专家和其子女要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底下带着点儿的。他的那种感情，真是心相连的。

彼时，阳早和寒春还加入了外国专家在华的最大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这个造反组织的组建者，就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的美国专家——李敦白。他曾在1949年因“间谍罪”入狱6年，在革命的大潮里他不仅洗脱冤情，而且成了在华外国专家的革命先锋。

毛泽东在李敦白的“红宝书”上签字

在父母投身革命大潮的同时，他们出生在中国的孩子更是热情高涨，14岁的阳和平与他的童年玩伴柯马凯，都成为各自学校里的一名“洋红卫兵”。

柯马凯：整个社会都那样，孩子们也很浮躁。有一回他们互相打气枪，那个美国孩子一枪打到英国孩子朱利安的眼睛，后来他瞎了一只眼。

事实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革命浪潮袭卷全球的十年，激情、愤怒、叛逆，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而来自红色中国的革命，正是这些外国青年们理想的“乌托邦”。柯马凯的父母都十分赞同文革的初衷，而没有这场革命，阳和平的父母恐怕也不会留在这里。

高举毛泽东、列宁相的西方“左派”革命者

随着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混乱的局势再次显示出它的不可捉摸，外国革命者的大好局势急转直下，新一轮的命运沉浮，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可教育好子女”

1967年底，造反派们开始清查“苏修日美特务”，矛头很快指向了在华的外国专家。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因“间谍罪”被捕入狱，而他组建的白求恩延安战斗队的很多主要成员，也都陆续被捕。阳早夫妇做着迎接厄运的准备。

这边，作为“洋二代”的柯马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特殊照顾，留在北京一家木材厂当工人。这天，他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去观摩一场武斗，几个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小伙子突然向他冲过来，他险些遇害。然而，侥幸逃脱的马凯很快得知一个噩耗：父亲被造反派抓住了。

困惑不解的柯马凯和母亲四处上访，结果不仅没得到父亲的音信，母亲也被造反派带走。在找主管单位外交部协商的过程中，马凯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

柯马凯：我记得我跑到那门口时，迎面是北外的队伍冲进去了，没多会儿，他们架着一个人出来了，孩子们把他连拉带拽半举着，他的脚都有点不着地了。

被这群红卫兵押走的，正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后来，王稼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68年，包括马凯父母在内的多名外国专家被捕入狱，一些在华革命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提出要离开中国，其中包括抗战期间就来到中国支援革命的德国医生米勒，这位“老朋友”的不满终于引起中国高层关注。此后，在周恩来的斡旋之下，对在华外国专家的抓捕没有进一步扩大，阳和平的父母幸免于难。

汉斯 · 米勒

父母被捕后，柯马凯三兄弟被定性为“可教育好子女”，送往海淀农机修配厂参加劳动改造。身边的朋友纷纷疏远，因为和他们讲上几句话，都可能被抓起来审讯几天。

柯马凯一家的遭遇，让阳和平的母亲寒春心怀愧意，在当时复杂、动荡、危险的局势之下，她没敢为他们挺身而出。因此，她决定和几名外国朋友一起帮助柯马凯三兄弟补习功课，几个人还轮流照顾他们的饮食。

寒春和父母几位老友的关怀，让迷茫失落的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柯马凯至今记得，大专家艾德勒爱谈政治经济，搞自然科学的寒春给他们讲相对论，北大的叶文倩带着他们读文学，读易卜生、马克·吐温和莎士比亚，知识的美好就像一层保护膜，将时局的污浊之气短暂隔离。

中国人民的朋友

1971年，革命的政治高压有所缓解， 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是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同年，柯马凯的母亲和父亲被先后释放回家。在1973年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茶话会上，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道歉。

周恩来与外国友人

柯马凯发现，他身边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外国专家，对于自己长达数年的关押迫害，没有太多怨言。他至今记得父亲表示，“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华的外国人也被获准回国。1973年，柯马凯兄弟三人和阳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乡。回国后的柯马凯进入大学深造，选择了寒春早年从事的物理专业。

阳和平记得自己初到美国时的兴奋和惊喜，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高速公路、高架桥，统统让他目瞪口呆。后来，加入美国工会的他，常常被邀请讲述遥远神秘的红色中国。那时，他谈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谈起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了底气，但随着中国国内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也陷入迷茫。

参加过中国文革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这个与那场革命相遇的特殊群体，永远怀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无奈、困惑和伤痛。

 

作为“高人一等”的“国际友人”、“洋二代”，父母那一代人的革命激情，和那场革命的残酷核心一样，始终与柯马凯、阳和平们的生命若即若离。他们无法判断自己距离这个国家的那段历史有多远，也无法理解中国如今对于它的否定。

最终，新世界的魅力没能抵挡阳和平与柯马凯对“故土”的探索之心，1990年代，他们先后回到了中国，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改革开放”和今天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又让他们对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愈发陌生。

阳早与寒春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去世。根据他们的要求，阳和平将他们的骨灰带回了延安，撒在了他们最初革命的地方。

2000年，大卫·柯鲁克病势于北京。在北外的校园里，有一尊他的雕塑，根据他的遗嘱，上面写着：大卫·柯鲁克，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

北外校园中柯鲁克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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