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是否应该合法？《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讨论了。
无论是卫计委表示会继续严厉打击的回应，还是女权主义者出离愤怒的讨伐，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低到让人什么主意都敢想的程度了。
提到计划生育，不能不想到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60年前，他提出“新人口论”，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胎，被举国上下反对，将自己投入以一敌众的悲壮境地。
1952年，马寅初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照片。
在当时，非专业人士的观点都还建立在“人多力量大”的刻板认识上，没有任何学术思考和实际研究的数据支撑。但中国的人口高增长带来的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事实上，后来长达30年的一胎制，正是对当年错过马寅初建议的修正。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这个倔强的小老头儿竟做好了拼命一般的准备，不可动摇：“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纪念馆 图 / CFP
人口问题的魔性之处，在于它长达几十年的周期。问题的呈现存在滞后性：越晚做出调整，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正当育龄的80后和90后用段子发泄心里的郁闷：“出生赶上计划生育，打架都没人帮忙了；读书赶上扩招，毕业分配也黄了；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取消福利分房了；谈个对象结婚买房，房价上天飞扬了；安了家鼓励生育二胎，养孩子累出翔了。”
调侃中暴露出“421”家庭模式的脆弱之处，也让我们更加感喟当年马老的明智。如果能够早一些听取他的意见，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也许后来就不会因为人口爆发式增长，出台只能生一个的人口政策。
1989年春晚，宋丹丹和黄宏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驻我扰，他疲我生。我跟你说，我就不信，按这原则就保不住儿子！“
二胎开放后，居委会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姐发现，白白高兴了半年：满以为不必再盯着小区里超生的二胎要罚款，慢慢停掉独生子女费，按时发放一下避孕套，就能熬到退休了。
在严重老龄化的将来，她们很可能面临另外一种工作压力：对每个来社区登记的育龄妇女，都发一本宣传鼓励生育的小本本，之前横眉冷对的劝诫变成苦口婆心的说服：“再生一个吧，你看现在，政策多好！”
看起来，好像是政策变得太快了。事实上，政策来得太晚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低于“十三五”生育规划年均6‰的目标。即便开放了二胎，809万的新增人口也低于预期增长900万的年均目标。
终于允许生了，可又不敢生了。
现代人口学者焦虑着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老了，攒了很多钱，准备住养老院。即便不想麻烦儿女，但是因为年轻人太少，养老院都没有人伺候你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历史没法重写，时代也缺乏一个有勇气的马老。
位于杭州的马寅初纪念馆。图 / CFP
他身上有学者铮铮的担当：反复因言获罪，却一再知难而进。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说出一句违背学术良心的话。被称作知识分子容易，能时刻坚守学者的担当，不顾自己的得失，坚持正确的观点，难能可贵。
他把斥责贪污官员的演讲当做留给子女的遗产：“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他也在看守所和集中营遭到过囚禁，他在一切政治高压下都只说自己调查出来的事实，“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他的理论来自对家乡人口增长长达3年的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实证资料。
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20‰。
历史在证明他的论断。一步一步补救的纠偏，也让我们感受到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大好时机的阵痛， 直到今天。
文革期间，马寅初的人口著作都被儿孙默默焚毁。家中的字纸保留下来两幅，其中有新华社祝寿时送的一副红绸对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对马寅初的追思和愧疚从来没有停止，如今，学者们对人口负增长的危害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点旨在于讨论更加合适的“度”和时机。
时代永远需要这样一颗“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时刻以家国为己任，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如马寅初本人所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马寅初故居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2-9 07: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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