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两兄弟干苏联红色宣传的悲喜剧

源济

原创 2015-12-05 徐贲 大家

摘要ID：ipress

“那时候比现在好，给我一种尚未改变的共产主义观点。那时只有一种宣传，所以人民只有一种事情可以相信。现在这么多不同来源的宣传，大家都搞糊涂了。”

前苏联1930年代，尤其是1934年之后，苏联的幽默便明显分野为两路：一路是普通苏联人口头流传的民间政治笑话；另一路上杂志或报纸副刊上形诸文字或漫画的文人作品。如果说民间政治笑话是一种悄悄的反抗，那么，文人们的幽默作品便是被官方宣传收编和领导的文艺合作。他们有的命运多舛，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有的则名利双收，得以善终。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结果，这经常与他们是否忠诚无关，而只是受到命运的摆弄，他们各自下场的云泥之别，全在于运气好与不好的差别。米哈伊尔·科尔索夫（Mikhail Efimovich Koltsov，1898-1940或1942）和叶菲莫夫（Boris Yefimovich Yefimov,1900-2008）是两位苏联时期从事红色宣传幽默作品创作的兄弟，他们从事的是相同的事业，但运气不同，下场各异。哥哥被斯大林秘密处决，弟弟受到斯大林的宠爱，一直活到了苏联崩溃后的普京时代。这兄弟俩看上去不同姓，那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在1920年代改的，他们的父亲是Yefim Moiseyevich Fridlyand (1860-1945)，两个儿子都改掉了他的姓。

▍被斯大林处决的哥哥

1932年斯大林批准成立苏联作家协会，那不是作家们自己的协会，而是官方用来控制作家们的协会。长期研究苏联幽默的文化研究者本·刘易斯（BenLewis）在《锤子与噱头》（Hammer And Tickle: A History Of Communism Told Through Communist Jokes，2009）一书里指出，苏联作家协会的作用在于

“从仪式上加强国家对苏联文学创作的控制，包括压制独立的讽刺杂志，改变幽默创作，使之为宣传某种世界观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描写共产主义‘受到全世界赞扬的苏联英雄主义奇迹和组织纪律’……—被宣布为官方认可的唯一是共产主义的艺术‘主义’。”

1934年召开了第一届苏联作家大会，参会者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爱伦堡、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后被处决）、伊萨克·巴别尔（Issac Babel后被处决）都参加了。科尔索夫也出席了这次文艺界的盛会，他是当时极富盛名的布尔什维克记者，担任《真理报》的编委。

科尔索夫是一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1917年参加了俄国革命，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内战。他很快成为苏维埃的文化精英，以他的讽刺作品在记者群中成为鹤立鸡群的人物。他讽刺当时苏联的官僚主义和负面现象，创办多种大众杂志，其中包括1922年创办的著名讽刺杂志《鳄鱼》（该杂志一直延续到今天）。

科尔索夫以党性强、文笔犀利著称，幽默在他手里是真正的战争武器，也就是所谓的匕首和投枪，成为他讽刺靶子的，不仅是那些对党的事业不能尽心尽力的低效官僚，而且更是帝国主义、基督徒、流亡到国外的沙皇残余分子、贪婪的商人。例如，1924年元旦他在《真理报》上发文嘲笑那些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从1914至1924年，年年发表新年祝词，从保皇党变成激进的共产党员，又变成移民海外的反共人士。科尔索夫的非常是有节制的，例如，他从不触碰党内那种见风使舵、为领袖是从的风气和人物，而是把他的幽默武器对准了“敌人”。

即便如此，到了1934年，科尔索夫的幽默写作也已经让一些人觉得很不高兴，因为幽默在苏联制度中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有争议的。苏联剧评家布洛姆（Vladimir Blium，1877-1941）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理想社会里还需要开玩笑吗？他在《最不抵抗的防线（论苏维埃讽刺）》（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 (On Soviet Satire)）（1925）中提出，共产党政权还很脆弱，经受不起讽刺批评，“用陈旧的讽刺方式嘲笑无产阶级国家，动摇其基础，笑话新苏联社会的起步—即使是螨跚和不稳的—也是不明智和欠考虑的”。布洛姆反对讽刺的观点在1920年代并没有受人重视或支持，那个时代甚至可以说是苏联讽刺文学的黄金时期。可是，到了1930年代，在1934年的第一次作家大会上，布洛姆的观点已经成了响当当的左派观点。（Robert Russell, “Satire and Socialism: The Russian Debates 1925-1934”,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xxx. No.4, pp. 342ff, 348.）

这时候，苏联文化人对幽默的现实和未来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认为，可以对旧社会残余的丑恶现象进行讽刺，但对美好的新社会，讽刺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因为苏联正在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好嘲笑的社会，所以政治的和社会的讽刺之笑都会消失。第二种观点是，在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得到解放，人民大众把幽默的笑从少数精英那里夺了过来，新社会也会有笑。持这个观点者种，还有人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中仍然会有笑，但那是一种建立在全新幽默意识上的笑。

科尔索夫在1934年的作家大会上所持的是第二种观点，他提出，苏联制度一旦完美，便不再需要有笑，但现在还不完美。他认为，现在的讽刺与沙皇时的旧式幽默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反动，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在无产阶级社会得到实现之前，劳动阶级是最后的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劳动阶级一定会笑到最后”，如俗话所说，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今天回顾起来，这种对幽默和笑的“辩证法”本身就很可笑，是玩政治正确的概念游戏，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都是从同一教会推导出来的，都不敢逾越“思想正确”的雷池一步，看上去是在对“幽默”提出不同的理论，其实，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是在小心翼翼地揣摩一个令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问题：“在苏联制度下可以批评什么？批评到什么程度？谁被允许作批评？”

苏联作家罗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对未来的笑提出了大胆的理论预测，提出了他的新理论：

“我想表达的愿望是，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讽刺将会消失，那时候只会有一种幽默的需要，那就是快乐的笑声。”这种笑被称为“正能量幽默”（positive humor）。到那个时候，苏联已经培育了“共产主义新人。”

剧作家基尔匈（Vladimir Mikhailovich Kirshon）更是乐观地提出，苏维埃人不仅对工作、家庭、信仰和社会有了新的观念，而且还有了一种新的幽默感。他充满激情地展望道，

“在苏联土地上，一种新的戏剧正在被创作出来——正能量英雄的喜剧（a comedy of positive heroes）。新喜剧不是嘲笑它的主角，而是欢快地描述他们，用爱和同情加强他们的正能量素质，让观众发出快乐的笑声，学习他们的榜样，因而以同样的轻松和乐观主义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这并不意味我们的文学中不再有讽刺批评的一席之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会有丑陋的东西，还会有资本主义的残余，那是讽刺作家笔下批判的对象。但是，胜利者的笑声，像做早操一样让人神清气爽的笑声将越来越响彻我们的舞台。”（Robert Russell, “Satire and Socialism: The Russian Debates 1925-1934”,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xxx. No.4, p. 350.）

今天读起来，这样的文字犹如痴人说梦，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是振振有词的睿智远见，表现出作家应有的理论素养、政治觉悟与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娴熟。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意识形态是一个无需经验论证的概念和话语的封闭体系，它具有永动机一般的自我解释和演绎功能，可以让说话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永远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永远能自圆其说，永远是真理。它的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还在起主导作用，至少是所有的人都在装着相信这个信仰还在起作用。所有的人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装扮自己和蒙蔽对方的游戏中去，直至除了盲信这个意识形态，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自己或别人的思想、愿望和感情。

1934年苏联作家大会时，苏联的讽刺文学早已风光不再——杂志关闭，作家噤声。1936年科尔索夫以《真理报》通讯员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正在那里发生的内战，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斯大林特别派遣的报道员。他的《西班牙日记》于1938年出版，同一年他被莫斯科从西班牙召回，并以反苏和恐怖活动的罪名被捕。他的逮捕是苏联大清洗的一部分，他后来被判处死刑并秘密枪决，一直到今天都无法确定他是死于1940年还是1942年。

▍受斯大林宠爱的弟弟

科尔索夫被捕的时候，他弟弟叶菲莫夫——有时也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拼作Efimov——做好了因为牵连而被捕的思想准备。2007年，107岁的叶菲莫夫在与刘易斯的采访中告诉刘易斯，他当时准备了一个放着换身衣服的包裹，随时准备有政治警察来敲门。他说：

“他们逮捕了我哥哥，我就准备好被捕了，因为我跟他一样是有罪的。但是，事情并未发生，我还是自由的。我只是失业了一年半，他们把我从我供职的报社和杂志社开除了，因为我哥哥是人民之敌。我哥哥的案子结束了，他也被处死了，这之后，我被复职。这真令人恶心，我应该拒绝的，我应该对他们说：‘不！你们杀了我哥哥，我不回去工作。’但是，我们能把我送到跟我哥哥一样的地方去。我有妻子，还有一个幼子，我不能这么做，否则就得死。所以我就回去工作了。”

但是还好，他躲过了这一劫，这是他一生中的最低点。

叶菲莫夫一生都与漫画相伴，漫画让他施展了艺术才能，也是他以政治服务换取荣华富贵的本钱。他1900年出生在基辅，是家里的老二，父亲是一位犹太人鞋匠，根本不可能为他提供良好的童年教育。但是，叶菲莫夫从幼喜欢漫画，在学校时就喜欢阅读当时的漫画周刊《讽刺》（Satyricon），这是一份俄国革命前的刊物，叶菲莫夫学习《讽刺》的漫画时常描摹。他第一次创作政治漫画是革命胜利后不久，刊发在基辅的红军新闻传单上。随后，他跟哥哥一起去了莫斯科，他哥哥在《真理报》任职，给了他一份创作政治漫画的工作。

叶菲莫夫告诉刘易斯，

“当时很时兴为著名的政治人物画善意、无害的漫画”，

但是，有一天却碰上了一个难题：是不是也可以画斯大林的漫画，

“我们知道，斯大林讨厌玩笑，但我偏偏接到了为他画漫画的任务。我像创作其他漫画一样，画好了斯大林的漫画，尽量突出了斯大林外貌的所有特征。大家觉得不事先询问斯大林就刊登这漫画可能会有麻烦，所以找列宁的妹妹问问她的意见。她看了漫画，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她说，我吃不准，还是给斯大林的助手看看吧。两天后，我们接到了指示：‘不要刊登。’所以也就没有刊登出来。”

1930年代初，叶菲莫夫的漫画讽刺的是美国资本家和西方政治领袖，极具丑化之能事，他把英国首相张伯伦画得如此不堪，以致英国大使馆照会苏联政府提出抗议。1930年代末，随着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叶菲莫夫开始画专门讽刺纳粹的漫画。他的漫画一直受到斯大林的关注，1937年斯大林的助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打电话给他，要他速来克里姆林宫。叶菲莫夫猜想，可能是要发生最坏的事情了。他谎称患了流感。但是，斯大林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最多只能向后推迟一天。事实上，斯大林只是想要告诉他，他给漫画里的日本人画上龅牙是种族主义。听完斯大林的谈话后，这位漫画家答道：“肯定没问题，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牙齿了。”1938年，叶菲莫夫因兄长被捕而短暂失业，复职后，从二战到冷战，他创作漫画更加积极配合苏联的官方政策。

他在与刘易斯的访谈中回忆道，1940年代末，有一次文化部长、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叫我去一趟。他很和善地同我打招呼，让我坐下来，对我说：“我们想麻烦你一件事。你也许从新闻里知道，美国要派军队去北极，想从那里对苏联造成威胁。”我说：“是的，我知道。”他说：“所以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要用笑来对这事开战。斯大林同志推荐你，要我们跟你讨论一下，看你是否愿意为这件事画一个漫画。”我听他说“斯大林推荐你”这几个字的时候，血都要凝固了。斯大林记得谁，注意谁，谁就有了性命之忧。这就是说，你稍微犯了一点错误，如果他对你有任何失望，你就会被杀掉。

日丹诺夫把斯大林如何构思漫画详细跟我说了：艾森豪威尔率领大军冲进北极，身旁有一个旁观的美国人问他，出了什么事吗？艾森豪威尔说：“你没看见那边有苏联的威胁吗？”

当然，我当即作出这是我最大的荣誉，非常自豪的样子，但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请问要何时画好呢？”日丹诺夫说：“我们不催你，但你别拖延……祝你好运。”我起身离开，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揣摩他说什么意思：“我们不催你，你也别拖延。”如果我明天或后天就画好，他们会说，“他急急忙忙画好了，根本不理解斯大林交待给他的任务的重要性。”这会非常危险。如果我过三四天才交画，他们又可以说，“他拖延，是因为不懂斯大林同志交待的任务的迫切性，是玩忽职守。”

第二天，我开始工作，中饭时草稿就打好了。我用幽默的方式表现了艾森豪威尔想象的，但实际不存在的“俄国威胁”。我把艾森豪威尔画成站在一辆坦克车上，带领大军来到北极。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我画了一个爱斯基摩人用冰块建成的圆顶屋，屋旁站着一个爱斯基摩人，惘然地看着美国大军，他身旁还有一个爱斯基摩小孩，手里拿着一块当时苏联人爱吃的那种“爱斯基摩”雪糕冰棍。

日丹诺夫在他的大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见了我，手勾着我的肩膀，把我领到放着我那漫画的大桌子前，他说：“画得很好，我们看过了，还需要做些修改，没有批评的意思。有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艾森豪威尔的屁股画得太夸张了，但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不重要。但是图画下面的说明文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我俯身看那文字。我的画上的艾森豪威尔身边有一个普通美国人，他问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和平的地方布设战斗部队？”艾森豪威尔问答：“你没有看见苏联人在这里威胁着我们吗？有一个敌人正在朝我们抛手榴弹。”我说的手榴弹就是那个爱斯基摩小孩手里的雪糕冰棍。斯大林同志把手榴弹那句划掉了，另外写上了一句，“你没有看见即使在这里也有对美国自由的威胁吗？”斯大林修改了的文字的不如原先的幽默，但斯大林是不会错的。叶菲莫夫把斯大林亲手改过的画稿配上镜框，一直挂在自己的家里。

二战结束后，叶菲莫夫调到《真理报》任职，一直到80岁时退休。和所有在斯大林时代活下来的人们一样，叶菲莫夫不愿意提起自己不光彩的往事，1930年代大清洗的时候，他用漫画把被审判的被害者讽刺挖苦成毒蛇，其中就有他自己的哥哥。

叶菲莫夫是一位有国际知名的漫画家，他一生都身处苏联文化精英的圈子里。他两次荣获斯大林奖，其他荣誉头衔更是数不胜数。他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但马雅可夫斯基对他的画作并不以为然。伦敦的《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曾报道过马雅可夫斯基这么议论叶菲莫夫的漫画：“画的不怎么样，对吧？应该说，画的很糟糕。”但托洛斯基喜欢叶菲莫夫的漫画，1924年，叶菲莫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漫画集，托洛茨基为他写了前言。那时候托洛斯基已经开始在走背运，苏联《消息报》的编辑居然刊登了他的这个序言，因为这个错误，编辑后来被枪毙掉了。1920年代末，托洛茨基彻底失势，叶菲莫夫立刻反戈一击，用自己的漫画犀利地讽刺了托洛茨基这个“叛徒卖国贼”和“法西斯分子”，这是斯大林所乐于看到的。

从事官方宣传的画家充当的是画师、画匠而非独立或自由思考者的角色。对他来说，思想简单是一种幸福，而自由思想就算不带来杀身之祸，也未必是一种幸福。自由思想事实上并不会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幸福和满足。对从事某些职业的人们来说，有一项专门的技艺，再加上一点小聪明，根本不需要要有思想，就是出色地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并以此获得很高的荣誉和丰厚物质奖赏。叶菲莫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工作的最高境界。他对此总结道，“如果你是一位政治漫画家，那你就必须跟得上政治变化的步伐”。刘易斯问叶菲莫夫，如今怎么看待自己为苏联宣传服务的岁月，他回答说，

“那时候比现在好，给我一种尚未改变的共产主义观点。那时只有一种宣传，所以人民只有一种事情可以相信。现在这么多不同来源的宣传，大家都搞糊涂了。”

【注】本文原标题《苏联幽默和红色宣传两兄弟》。

作者：徐贲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