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

源济

《一课经济学》由作者：（美）黑兹利特 著，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出版，主要讲述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专为社会大众撰写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全书包括三大部分26章，以一堂课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涉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问题，例如公共建设工程、税收、政府信贷、就业与失业、关税、最低工资、进出口、价格体系、房租管制、工会、最低工资、利润、储蓄、通货膨胀等，以最简单的阐述方式，向读者逐次解读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背后的真相、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基本信息
页　数： 198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8612836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经济 >> 经济学理论 >> 其他经济学理论
定价：￥32.00


编辑推荐

如果你只想看一本经济学的书，那应该就是这一本。
一部畅销半个多世纪、全球销量100余万册的经济学入门读物。
一部备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众多经济学大师赞誉的经济学经典之作。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这本书以罕见的勇气和正直，准确地写出了最需要写的东西。我还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一本书，能让初学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到如此多经济学基本规律。
——哈耶克（F.A.Hayek），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果为简单明了的经济思想设立诺贝尔奖的话，黑兹利特先生的书会获此殊荣……对于这些年的经济失调，胡写乱说的经济著作充斥市面，而黑兹利特行笔犹如熟练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般，对症下刀，彻底、客观，且不偏不倚。
——约翰·黑尼斯（John W.Hanes），前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
亨利·黑兹利特对价格体系运作解释，真的是精彩绝伦：久经验证、正确无误，且一目了然。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几个真正会写作的经济学家之一。
——门肯（H.L.Menchen），美国语言学家、知名新闻记者


内容简介

同时，针对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理论或学说中存在的谬误，黑兹利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驳，从而帮助社会大众更了解经济世界运作的法则。
本书以浅显的文字取代了高深的经济学术语与复杂的公式，为经济学入门提供了一种最为迅捷和有效的方式。


作者简介

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
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福布斯》杂志总编辑斯蒂夫·福布斯尊称他为“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新闻人”，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
他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后来又为《纽约时报》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1946～1966年，他在《新闻周刊》开设固定专栏，撰写经济学普及文章，引导数百万读者了解经济学基础知识，传播自由经济理念，影响力极为深远。
《一课经济学》是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这本书1946年一出版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至今已被翻译成8种文字，在全球销量早已突破百万。他一生勤于写作，撰写了18本专著和无数的评论文章。其重要著作还有《道德的基础》、《凯恩斯经济学批判》等。


图书目录

新版序
第一版序
第一部分 主旨
第1章 关于这堂课
第二部分 课程的应用
第2章 破橱窗
第3章 战祸之福
第4章 公共建设工程与税收
第5章 税负抑制生产
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
第7章 诅咒机器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第12章 积极出口
第13章 “平准”价格
第14章 拯救×产业
第15章 价格体系如何运作？
第16章 “稳定”价格
第17章 政府管制价格
第18章 房租管制的后果
第19章 最低工资法
第20章 工会真的有办法帮助劳工提高工资吗？
第21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
第22章 利润的功能
第23章 通货膨胀的幻景
第24章 抨击储蓄
第25章 课后回顾
第三部分 30年后的这一课
第26章 30年后的这一课
后记及参考书目
注释

源济

序言

新版序

　　本书第一版于1946年推出，先后已有8种语言的翻译本，也出版了好些平装版本。在1961年的平装本中，我加写了新的一章，探讨租金管制的问题（第一版中并没有将这个课题从一般的政府价格调控中单列出来），此外还更新了部分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

　　在现在这个新版本之前，其他内容并没有改动，主要是我认为没有大改的必要。本书是为了强调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强调忽视这些原理会受到的惩罚，而不是去探讨特定政策法规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本书虽然主要取材于美国经验，但作者所置疑的政府干预行为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相信许多外国读者对于书中所论及的经验教训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时隔32年，该对本书进行大规模修订了。除了全面更新案例和统计数字以外，我还重写了租金管制那一章（第18章）。1961年版的内容还需要再扩充，因此，我加写了最后一章——“三十年后的这堂课”，以说明今天我们上这堂课比以往更为必要的原因。

　　亨利-黑兹利特

　　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镇

　　1978年6月

第一版序

　　本书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盛行的谬论。这些谬论目前还没有真正成为新的主流观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谬论本身自相矛盾。由于它们的自相矛盾，人们在接受相同前提的情况下，各取所需，以至于分化出百十种不同的“学派”。这背后的道理在于，用错误的逻辑去描述现实生活，其论调绝不可能保持前后一致。此学派和彼学派的不同点，只不过在于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早看出错误的前提必然会带来荒谬的结论，他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错误的前提，要么选择接受了其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些人仍然未能真正把握内在的逻辑。

　　当今主要国家的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经济谬论的深刻影响，甚至有的政策被那些盛行的经济谬论所左右。所以剖析这些谬误，尤其是它们的核心观点，也许是领悟经济学的捷径。本书的构思，以及看上去颇为狂傲的书名，正是来源于这个想法。

　　可以看出，本书主要致力于剖析、说明。作者需要申明，对书内涉及的任何主要观点，并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相反，本书将不遗余力地去揭示，那些看起来令人眩目的创新和进步只不过是换了新马甲的古老谬误，进而印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

　　本书的内容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古典”、“传统”或“正统”。我猜测，这些名头正是我所要剖析的那些诡辩辩辞中想要抛弃的。但是那些努力探求真理的学生，则不应该被这些名头吓跑。学生们不应该总想着寻找革命性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他们应该是既接纳老观念，又欢迎新观念，而不是一味地炫耀，无休止地追寻新奇和原创。莫里斯-科恩（Morris R.Cohen）说过：“如果说我们能够推翻以前所有思想家的理论，那么我也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对别人会有任何价值。”

　　由于本书属于解释性质，是面向大众的经济学入门读本，所以我用不着详尽地引用他人的著述（也会有个别脚注和引用），虽然本书所论及的领域，已有其他许多贤人讨论过。不过，有三位作者我必须特别提及，并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本书的解释构架得益于巴斯夏一百年前发表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qu’onvoitetcequ’onnevoitpas）。本书甚至可以说是巴斯夏那篇文章所用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版，是其延伸和一般化。其次，要感谢菲利普-威克斯第德（PhilipWicksteed），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给了我不少启发，尤其对谈工资的章节和课后温习那一章。最后要感谢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von Mises），我这本粗浅的入门著作，每个地方可能都要归功于他的著述，特别感谢的是他对通货膨胀扩散过程所作的说明。

　　分析谬论不同于讨论各位学者的贡献，分析时尽量避免指名道姓，但愿读者不会太失望。若要指名道姓，就得公平对待每一位被批评的学者，严格引用其著述，考虑他所强调的重点，他所提出的限定条件，其表达暧昧或前后矛盾之处等。因此，书内并没有具体提及马克思、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凯恩斯爵士、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其他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某某学者所犯下的某个错误，而是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那些最常见、最普遍、影响力最大的谬误。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谬论中的荒谬晦涩究竟因谁而起，这已经变得无从得知。当用于包装谬误的理论被简化成泛泛的教条，那些可能隐藏在一堆限定条件、上下文或数学方程式中的诡辩就会显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流行教条跟凯恩斯或其他某位学者所提的理论不完全相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责怪我有失偏颇。本书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所持的信条，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动所依据的信条，而不是这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书中极少引用统计数字，望读者见谅。若讨论关税、价格调控、通货膨胀，以及对煤炭、橡胶、棉花等商品的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影响，都需要用统计数字来作支撑，势必导致本书篇幅大增，超出预先的设想。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士，我非常清楚统计数字更新的频率有多快。我建议那些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看当时讨论统计数字的新闻纪实。普通读者一般都能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正确解读统计数字。

　　本书力求简单、合理、准确，尽量避免专业性、技术性的东西，以便还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同样能充分理解。

　　本书的内容是一个整体，不过也有三个章节曾在《纽约时报》、《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新领袖》杂志（New Leader）上独立发表过。感谢它们授权让这些篇章在本书中重刊。米塞斯教授校阅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里表示感谢。当然书中表达的各种看法，言论责任?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亨利-黑兹利特

　　于纽约

　　1946年3月25日

源济

第一编 主旨

第1章：关于这堂课

　　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而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对私利的主观追求对学科本身的影响无关紧要。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其他群体完全一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私利，不同群体的私利彼此抵触，有时甚至形成冲突。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当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的要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是一个错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前者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后者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前者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后者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两者的差别似乎显而易见。同时，尽可能地探讨某项政策对每个人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又似乎应该是起码的常识。想必大家都知道，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贪图一时的纵欲享受往往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小孩子们难道不知道糖吃得太多会恶心不舒服？喝醉酒的人难道不知道酒醒之后必定难受头痛？酗酒成瘾的人难道不知道酒喝多了有损健康？风流成性的人难道不知道，劳命伤财不说，还容易患上性病？回头看看个人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人在尽情享乐时，难道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债务和贫困？

　　然而，当我们踏进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往往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萧条，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当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像败家子讥讽父母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么一句轻率的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和大智慧，奉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

　　不幸的是，长远并不真的那么远，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已经给我们带来煎熬了。坏的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无论如何，政策必然有其长远的影响，就像蛋必然会孵化出小鸡、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期影响，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2

　　绝大多数经济谬论正是在于忽视了上述这个教训，以至于给当今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

　　诚然，我们也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只关注经济政策对社会整体的长期效应。古典经济学家常犯此类错误。结果，只要一项政策或局势能产生长远的净利益，他们就会赞成，至于该行动是否会立即伤害到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则不大关心。

　　除了部分专业经济学家以外，今天很少有人再犯这类错误。相比之下，当前最常见的谬误，是只重视政策对于特殊群体产生的短期影响，而忽略或者淡化整个社会所受的长期影响。这类谬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政客们的演讲中。这类谬误业已成为“新”经济学中似是而非的核心。“新”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了前人经常忽视的短期影响，便妄图颠覆“古典”、“正统”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并鼓吹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他们本身却无视或轻视了长期影响，结果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精心细致地观测和验证少数个别的树木，却忽视了整片森林。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经常是倒行逆施，以至于有?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和17世纪的重商主义意气相投。事实上，我们本来以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彻底摆脱的种种古老谬误，仍然还在他们身上再现，甚至重蹈覆辙。

　　3

　　常有人感叹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常有人抱怨说，煽动家们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老实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他们只谈某项政策提案的即时影响，或者只谈其对某个特殊群体的影响。仅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那些话总有几分道理。此时，我们应该站出来，指出政策提案也会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或者指明这是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去满足某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但是，要想清晰地阐明计划中的行动方案对每个人产生的所有重要影响，肯定需要费更多的口舌，往往还得进行冗长、复杂、枯燥的连锁推论。事实上，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很难听得进那些长篇大论，大部分听众很快就会感到无趣和厌倦。坏的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劝慰听众说，不用勉强自己去听那些推论，也犯不着去理会那些道理，因为那都是“古典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甚至不介意使用辱骂的词汇来达到说服大众的效果。

　　以上，我们用抽象的说教点明了这堂经济学课的实质，并指出了从中作梗的种种谬论的共同特征。不过，我们必须用更加具体的实例去阐明这个实质，才能让大众彻底理解这堂课的内容，进而阻止各种谬论继续蔓延。我们将从经济生活中遇到的粗浅问题讲起，一直讲到最为复杂艰深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依此循序渐进，学会如何察觉和避开那些最浅显乃至最顽固的谬误。这些正是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源济

第二编 课程的应用

第2章：破橱窗

　　让我们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破的橱窗的简单例子说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一群看闹热的围观者。大家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四下散落的玻璃碎片，若有所思。不一会儿，跟通常的情形一样，有些人开始互相议论，宽慰店主和众人的心：玻璃破了很是可惜，可是这也有好的一面。这不，对面的玻璃店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橱窗需要多少钱？要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这没什么好埋怨的，事情本来就这样，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装玻璃的人吃啥。玻璃店多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个商家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经这么一说，小小一片破橱窗，竟能够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使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区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区的善人。

　　且慢！让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谬误。至少围观者所作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件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某家玻璃店带来生意。玻璃店主对这起捣蛋事件除了略表同情之外，更多的应该是高兴。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如今，这钱被迫挪去补破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再加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心满意足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结果却只能面对有了橱窗就没了西装的糟糕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员，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新西装，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

　　简单来说，玻璃店主的这桩生意，不过是从做西装的缝纫店主那里转移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店主和玻璃店主——的情况，却忘掉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缝纫店主——的窘迫。围观者完全忘了他，恰恰是因为现在玻璃碎了，他也就失掉了亮相的机会。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多出那套被牺牲掉的西装。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源济

第3章：战祸之福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人民生活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饥寒交迫的紧张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些补偿性的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的科技进步，可以在某个局部提高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力，也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战后的社会需求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真理：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和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

源济

第4章：公共工程来自缴税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民间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这些人个个都有享用“免费午餐”的种种办法。他们说，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告终。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

　　对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这类谬论网，让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政府即将或者最终要支出的每一块钱，都必须通过征税来补偿”。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我要讨论的不是这方面的实际建设，而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这类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民众不会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对纳税人觉得把钱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这时，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发明各种“公共建设计划”。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政府能够找到诸多借口来自圆其说，说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并且，工程很快就会上马，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这其中的暗示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这座桥得花1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不难发现，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1000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一方面造桥工人在增加，另一方面汽车工人、电视机工人、制衣工人、农民在越少。

　　桥终于建好了，不妨假定那是一座漂亮的大桥。第二个论调会说，这都得归功于政府支出的神奇魔法。要是当初那些反对者得遂所愿，还会有这座跨江大桥吗？若少了这座桥，这个城市当然不如现在发达。

　　主张政府支出的人靠这样的障眼法，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这两类人的眼睛里都只有那座桥。如果他们能学会既看直接的结果又看间接的影响的话，那些原本可能产生而没有产生的东西便会呈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他们将看到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洗衣机、没能做出来的礼服和外套、没能种出来和卖出去的粮食。要看到这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得靠某种想象力，可惜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也许意识到过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的桥梁时，我们的意识里便只有了桥梁。政府支出的幻象，无非是通过牺牲其他的机会，把特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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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推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建设。例如，动用公共资金兴建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房。这么做，只不过是用征税的方式让收入较高的家庭把钱拿出来（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其他低收入较低家庭的钱），强迫他们补贴那些政府选定的低收入家庭，让后者以相同或更低的租金，住上比原来更好的房屋。

　　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兴建廉租房的种种利弊，只想指出，赞成兴建廉租房的最常见的两个论调都存在谬误。其一是它能“创造就业”，其二是它所能创造的财富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这两个论调都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忽视了赋税造成的损失。用于兴建廉租房的税赋所毁掉的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跟它在住房建设行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样多。这也导致有些私人住房无法盖起来，有些洗衣机和电冰箱无法生产出来，使其他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减少。

　　这种得失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虽然有人说兴建廉租房不需要一次拨一大笔钱，靠每年的租金补贴就能盖好。但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只是把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许多年，而不是集中在一年。

　　兴建廉租房能带来不少心理满足。建设时能看到繁忙的工地，完工后能看到崭新的建筑，开盘后能看到乔迁新居的人喜气洋洋地带领亲朋好友参观房间。相反，因赋税而损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那些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也是看不见的。每次看到那些房子，看到那些住在里面的幸福快乐的人，我们都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才能想象出那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主张兴建廉租房的人指着矗立在眼前的楼房反驳说，你说的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是纯理论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令人惊讶吗？就像萧伯纳的剧作《圣女贞德》中的那个家伙，当被告知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绕着太阳转时，他驳斥道：“十足的白痴！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吗？”

　　对于像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仍需进行同样的推理。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其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你看，这是一座巨大的拦水坝，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弧形钢筋混凝土建筑。它“比私人资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它是摄影师的圣殿，也是最常被引述的公共建设、公共所有权、公共设施运营奇迹的象征。这里有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厂房。单靠这项工程就带动了更多的新工厂和新产业，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拥护者对此推崇备至，说这里创造了没有负面效应的经济净收益。

　　对于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或者类似的公共建设的功绩，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然而，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本账的负债部分，这需要加倍努力去运用想象力，因此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到。如果政府把从个人和企业那里征收来的钱集中花在某个地方，使当地变得相对富裕，那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凭什么应该视之为奇迹？请不要忘了，其他地方会因此变得相对贫穷。所谓“私人资本建造不出来”的伟大建设，实际上正是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即利用从民间征来的税来筹集建造工程的资本（如果是发行国债借钱的话，最后也要靠征税去偿还）。我们必须再次借助想象力，才看得到那些不存在的民间发电厂、民宅、打字机和电视机。这些事物得不到建设或生产，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身上的钱都被拿去建设了特别上镜的诺里斯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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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选了几个形象工程做例子，这些公共支出计划都是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推崇备至的，也是公众最认可的。这类不讲求效用的投资计划不胜枚举。政府推行这类计划的主要目的无一例外都是“提供工作机会”和“让人们有工作可做”。至于计划本身的效用如何，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况且，工程越是铺张浪费，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能达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构思的公共建设计划，每花一块钱所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净增幅，都极有可能不如纳税人自行花掉这笔钱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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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税负抑制生产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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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国会提高信用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因为在诚信的借款人看来，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用都是债务。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骡子或拖拉机。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帮扶他们买座农场，使他们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就能反过来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或者有的人会说，那里有位农民，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政府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帮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实际上，这正是私营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融资公司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尾款分期偿还即可。

　　但是，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这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每个私营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某乙们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上述争辩就个别的案例来说或许行得通，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营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因为某乙们的坏账率更高，而生产率更低。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政府信贷导致利率上升，农场的价格上涨，甚至导致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某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结果是，某乙有了农场，某甲却被剥夺了拥有农场的机会。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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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完农业，再来谈谈其他的商业形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政府信贷的谬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政府应该承担起“私营产业承担不起”的大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例如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收受贿赂等。人们谴责腐败，更反对投资不当，那会让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这种情况还会增加对社会无益的要求，他们会问，既然政府需要承担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享有利润？让纳税人承担风险而让私人资本获利，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正是出自这种无益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诸多各种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可用的资本丢进糟糕的计划中，充其量也是丢进好坏难断的计划中。政府信贷更可能把资本交给能力比较差、或者比较不可靠的人。可是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货币资本），交到某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某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对于私营放贷者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最后能连本带利收回投资。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营放贷者希望自己获利，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越是投向低效率项目——也就是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此类投资提案反而越有可能被采纳。

　　其次，私营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营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承办政府贷款的从业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也善于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总之，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的说来，主张政府对民间的个人或项目放贷的提案，往往都只看到某乙而忘记了某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忽略了那些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我们同样强烈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尽管这些活动比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更具隐蔽性。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某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某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补偿这些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供给相对过剩。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误导建筑业过度扩张，最终结果将是各方损失惨重。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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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开篇处提到，政府拿钱“扶持”企业，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这个说法，除了适用于政府办理的贷款，也适用于政府的补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必须先从企业身上取走某些东西，才有可能借钱给企业，或者给企业其他东西。我们经常听到新政支持者和其他的中央集权论者吹嘘，政府在193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通过重建金融公司、住房业主贷款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来拯救濒临倒闭的企业。但要是政府不在事先或事后征敛民财，它哪里来钱给予民间财务援助？政府的全部资金都来自税收。即便是备受推崇的“政府信用贷款”也是以债务可以通过税收偿还为前提。当政府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补贴的时候，等于是对经营成功的私人企业征税，然后拿钱去扶持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在某些紧急状况下，这么做或许可取，不过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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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oftheMachine-WroughtHosiery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A.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Economic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000人（准确数字是2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剧场工会坚持雇用布景装拆工人，哪怕戏剧中不必用到布景也不能例外。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没有丝毫迹象显示这种谬论已经销声匿迹。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宣称，“自动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他们谈到自动化，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那只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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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出现在权威的经济论著中。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反对经济欠发达国家采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这就意味着，19世纪初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所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我们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对事实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些统计数字和历史数字对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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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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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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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工会“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基本谬论：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和这个谬论有关的另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这种错误认识演化成了许多工会坚持“细部分工”的行动准则。在某些大城市的建筑业，细部分工的做法尤其恶劣。例如，不准泥瓦匠使用石材做烟囱，因为那是石匠的专门工作。处理接线不良是电工的事，但拆装线槽木板这样的简单操作，却必须由木匠来做。管工若要处理浴室的漏水问题，则非得由泥瓦匠来帮他撬开和铺回地砖。

　　对于有交叉重叠的工作类型，工会之间常动用“管辖性罢工”来争取专属权利。美国铁路公司送交司法部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稿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控诉国家铁路调节理事会的诸多决定：

　　铁路上的各项独立作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接听电话或者扳动开关，至今都是特定工种的员工的专属权。如果其他工种的当班工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干了这份工作，那么不仅要多支付该员工一天的工资，还必须支付负责这份工作的员工一天的工资，而不管他是休假，还是休班。

　　倘若大家各自为政，少数人的确可以从这种不合理的细部分工规定中获利，然而这种呆板的规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支持这类做法的人没有看到生产成本一定会因此增高，从总体上看，最终结果是工作做得更少，生产出的产品更少。假设你家里的卫生间漏水，要找人来修，按规定你不得不雇用两个人来做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你的确会多给其中一个人就业机会。但是这么一来，你能够花在其他东西上面的钱就会变少，当然就削减了生产其他东西的就业机会。由于你解决卫生间漏水问题多花了一份冤枉钱，你一直想买的新羊毛衫就只好泡汤。“劳工”并没有捞到更多好处，因为多雇用一名无所事事的泥瓦匠，就会导致另一名羊毛衫编织工或编织机操作工做不成事。你的处境也因此变得很糟糕。你本来可以修好管漏，并拥有一件羊毛衫，现在卫生间是不漏水了，却损失了一件羊毛衫。如果我们把这件羊毛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国家就少了一件羊毛衫。这就是靠采取不合理的细部分工来增进就业的最终结果。

　　“分散工作机会”还有其他做法，而且往往是由工会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提出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缩短每周工时的提案，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定工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散”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现行“联邦工资工时法”订立惩罚性加班条款主要基于这种认识。以前，各州有关雇用女性或未成年人的法律禁止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举例而言），出发点是担心较长的工时有害健康、造成不良的工作情绪。另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主旨，是出于认为长时间的工作有损效率。如今的立法的出发点却大不一样。联邦法律的条款规定，只要雇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就必须按每个小时的正常工资加付50%给劳工。这一条款的制定依据不是因为政府相信每周工作45小时（举例而言）有害健康或有损效率，其出发点在于希望籍此提高劳工每周所得，同时籍此遏制雇主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进而达到迫使雇主增雇员工的目的。就在我撰写这些文字时，仍有许多提案希望通过法定一周工作30小时或工作4天来“避免失业”。

　　无论是个别工会的做法，还是靠立法去执行，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将通过下面两种情况的分析来阐明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把周标准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小时工资率不变。第二种情况是把周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但是调高小时工资率，保证从业员工维持原有的周薪水平。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状况。假设每周工时从40小时减为30小时，而小时工资率不变。若实行该措施时，恰逢失业潮，这么做无疑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冒然假设，在增加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的同时，又能使总工资与总工时维持以前的水平。除非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每个行业的失业率都相同，每个工种新手的工作效率都赶得上熟手，等等。我们姑且认为以上假设成立，再假定每项技术工作都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可雇佣，假定新雇的工人不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缩减工时而维持小时工资率不变，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尽管有更多的人就业，但每个人的工作时数都会减少，总工时因而不会增加。产量因此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同样不会变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如今，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而老员工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的每周工作时数的确变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那些要求缩短每周工时以“分散工作机会”的工会领袖通常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蛋糕。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缩减每周工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小时工资率可以补偿缩短工时造成的工资下降。举例来说，如果受雇的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可领226美元，为了使他们每周只工作30小时仍能领到226美元，小时工资率必须提高33.33%，小时工资增为7.53美元。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最明显的结果是生产成本会因此上升。假设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所得的工资低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允许的工资水准，那么不必缩短每周工时，小时工资率也有可能提高。换句话说，他们每周工作与从前相同的时数，周薪就可能提高三分之一。而无需像工会领袖的新办法所说，让你每周少工作10小时，周薪不变。但如果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办法下，员工所领工资已经达到了“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可容忍的上限（失业率可能表明，工资已经是成本偏高的原因），那么小时工资率提高33.33%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将超出目前的“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能够忍受的程度。

　　如此高的工资率，将导致比以前更高的失业率。那些效率最差的公司会被淘汰出局，那些效率最差的员工会被炒鱿鱼。生产规模萎缩。生产成本上升、供应减少，这些将迫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工以同样的工资能买的东西因而更少了；另一方面，失业率回升会削弱消费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价格是涨是跌，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若是通货膨胀政策，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使得劳工的工资率上升。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掩盖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若以劳工能够买到的产品来衡量，劳动报酬和以前相比不会有起色。其结果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种状况一样。

　　可见，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支持这种企图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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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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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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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与每个人的经济目标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也应该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总体经济进步，靠的是以同等的劳力获得更多的产出。为此，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着手发明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铁路和卡车。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省力发明。

　　这个出发点再简单不过了，但那些擅于翻新口号、混淆视听的人，却害得我们忘掉了这个出发点，甚至对此羞于启齿。提升到国家这个层次来说，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充分就业就会成为必要的副产品。这里的充分就业指没有非自愿性的失业者。不过，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是目的。少了充分就业，我们无法实现充分生产这个目标。不过，就算不是为了充分生产，要举实现充分就业却是很容易的事。

　　原始部族成员赤身露体，吃、住条件都很差，可是他们没有失业问题。中国和印度远比美国贫穷，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失业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太落后（这既是资本短缺的原因，也是资本短缺的结果）。充分就业一旦偏离了充分生产这个目标，或者充分就业成了最终目标，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希特勒推动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每个参战国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德国的苦役都充分就业。监狱和戴镣铐的囚徒都充分就业。在政治上强制之下，总能实现充分就业。

　　不幸的是，议员们在国会提出的往往不是“充分生产”议案，而是“充分就业”议案。就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成立的也是“总统充分就业委员会”，而非“充分生产”委员会、或“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委员会。手段反而成了目标，目标本身反而被处处忽略。

　　这些人讨论起工资和就业，就好像它们与生产力和产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认定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所以坚信每周工作30小时比工作40小时要好，以为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会变着花样“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仍一再被稀里糊涂地容忍。美国专业音乐人工会领袖皮特里洛（Petrillo）扬言，若某广播电台不加倍雇用音乐工作者，就要该广播电台关门。一部分民众支持他，认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美国设立了工作促进署（WPA）之后，那里的官员拿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构思和花样百出的计划。对于同等价值的工作产出，他们总是有办法雇用最多的人力——换句话说，那些官员总是有办法让劳工的效率变得最差。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10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只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就是采取生产最大化的政策，我们就不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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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这里中心谬误是，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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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是25美元。因此，征收这5美元关税是他所必需的，否则无法持续经营。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自己，而是替他那一千名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国会的谬见在于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见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视看不见的结果，因为后一类结果出现的机会被剥夺了。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我们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我们假设，对该制造商而言，有必要对每件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他才可以继续经营，才可以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说棘手是因为，现有的关税保护着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撤消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若选择开征新关税，保护即将诞生的新行业的例子还不那么棘手，毕竟既得利益尚未形成。

　　我们来看关税取消后的情形。那位制造商会只好让工厂倒闭，一千名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生意不如从前。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确实会立即产生这些结果。以前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美国人把钱掏给英国人之后，英国人还会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卖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美国买更多的产品，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因为不花掉也不会有其他用处。因此，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必将带动美国的产品出口增加。虽然美国的羊毛衫业就业不如从前，但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却得以雇用更多的员工。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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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新开征一种关税会带来的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针织品还不曾征收关税，美国人已经习惯购买售价不含关税的进口羊毛衫。现在，有种论调说：只要对进口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美国就会出现自己的羊毛衫产业。

　　这种论调本身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关税抬高了英国羊毛衫在美国的售价，使得美国厂商进入羊毛衫行业有利可图。但美国消费者将被迫补贴这个产业。他们每买一件国产羊毛衫，相当于还要上5美元的关税，因为国产羊毛衫比不征关税的进口羊毛衫更贵。

　　一些美国人将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以前，这是一片空白，受雇人数为零。这话大致不错。但是整个国家的从业人数或就业机会不会有任何净增长。因为消费者要多花5美元去购买同品质的羊毛衫，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少了5美元。他将不得不因此缩减相应的开支。为了使一个产业发展或生存而开征关税，其他100种产业将因此萎缩。为了让50000人能够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开征关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数将不得不因此损失50000人。

　　一个新产业，容易看得见。无论其从业人数、投入的资本、产品市场规模，测评起来都很容易。邻居们每天都能看见羊毛衫厂的工人上下班。这些结果直接并且明显。但是其他100种产业的萎缩、及其损失的50000个工作机会，则不为人们所注意。即使是最聪明的统计专家，也难以准确地统计出对进口羊毛衫开征关税造成的损失，说不清其他行业有多少人因此失业，每个产业的收入到底因此损失了多少。因为损失被分摊到了美国其他所有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时很难看出某种生产活动承受损失前后的明显差别。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消费者先前把那5美元用到了何处。绝大多数人因此误以为新产业对我们毫无损害。这种错觉，让这些人蒙受着不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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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在外国羊毛衫上的进口关税不会提高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在羊毛衫产业工作的美国人，不必依照英国的工资水准，就能在那个行业与人竞争，他领得的工资只要处于美国的平均水准上下（就技能相当而言）就行。但是美国的总体工资水平并没有因为关税而提高；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总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总体需求并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增加。其实，劳动生产率可能由于关税的影响反而下降。

　　我们再来看看关税壁垒的实质影响。所有看得到的利益，都被损失给冲销掉了，虽然这些损失不那么明显，但确有其事。结果，整个国家承受了净损失。对于关税的好处，数百年来有过无数出于自利的宣传，也有过并非出于自利的认识混乱，事实却与这一切误导截然相反——关税降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

　　让我们来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消费者多花钱购买受关税保护的产品，能够用来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会相应减少。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从中获得净收益。但由于人为地对外国产品设立壁垒，造成美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移转到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上。因此，美国劳动力和资本的平均生产力，必然由于关税壁垒而降低。

　　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观察关税壁垒。我们发现消费者的钱能够买的东西不如从前。由于他必须支付更多钱去买羊毛衫和其他受关税保护的产品，所以能买的其他每一样东西都减少了。消费者收入的整体购买力随之下滑。关税造成的影响，到底是降低名义工资，还是提高名义物价，要看当时实行的货币政策。但很清楚的是，虽然受保护产业的工资水平或许能比不受关税保护时要高，若把所有产业的情形都考虑在内的话，和本来应有的整体水平相比较，关税一定会降低实质工资。

　　只有历经一代又一代谬论的影响，被长期误导，才会觉得上述结论似是而非。资本和人力资源，由于经济政策的影响，被刻意运用在比较缺乏效率的地方，我们还能够期待得到与上面不一样的结果吗？贸易和运输，被刻意设立的人为壁垒所阻碍，我们还能期待有其他不同的结果吗？

　　设立关税壁垒的效果，跟筑墙挡道没有两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保护论者习惯用战争术语，诸如，应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他们在财政上的建议和在战场上所采用的招式一样。设立关税壁垒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就像布设坦克陷阱、战壕、铁丝网，用以抵御或延缓敌军的攻势。

　　敌军要克服这些障碍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部署更大的坦克；使用地雷探测器；派出工兵剪除铁丝网、架桥、抢滩。同样，在外贸中要克服关税壁垒，需要加大投入开发更有效率的运输方式。一方面，我们尽力去降低英国和美国，或者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运输成本，这就需要投资研发速度更快和效率更高的飞机与船只，投资修筑更好的公路和桥梁，投资启用更好的火车和卡车。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用关税来冲销我们在高效率运输上的投资，使得商品的运输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我们降低羊毛衫运输成本一块钱，以利羊毛衫在两地之间运送，我们接着提高关税两块钱，来阻止这件事。我们投资去降低货运成本，然后又用关税减低运输的投资价值。这样做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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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常被看作是以牺牲消费者来造福生产者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大致不错。那些主张征收关税的人，只考虑到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能立即获得利益，却忽略被迫支付关税的消费者会立即遭受损失。但把关税只看成是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对的。关税的确让所有的消费者蒙受损失，但并非所有的生产者都从中获益。前面谈过，关税只对受保护的生产者有帮助，为此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美国生产者：尤其是对那些出口潜力相对较大的生产者利益的损害。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这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个夸张的情形。假定我们设立的关税壁垒很高，完全是禁止性的，让人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商品。再假设美国羊毛衫售价刚好上涨5美元。消费者购买一件羊毛衫必须多花5美元，由于这一点，消费者对其他100种产品购力平均减少了5美分。选这些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其中原理。实际数字当然不会分布得这么均匀。这里也不考虑羊毛衫业因为其他行业受保护而遭受伤害的复杂情形。

　　现在，外国产品在美国完全丧失了市场，外国人手上换不来美元，根本没办法去购买任何美国产品。这种情形下，美国产业的受害程度，和以前的出口率成正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包括，原棉生产者、铜生产商，以及缝纫机、农业机械、打字机、商用飞机等产品的制造商。

　　就算关税壁垒不是完全禁止性的，仍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损害程度较轻而已。

　　因此，关税的作用是改变美国的生产结构。它改变了职业数量、职业类型，以及一种产业相对于另一种产业的规模。关税使得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规模变大，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规模变小。总体结果是减低美国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减低相应贸易国的生产效率。

　　尽管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争执不下，不过就长期而言，关税和就业的问题是无关的。的确，突然调高或调低关税所引发的产业调整，都会引起暂时的失业率上升，甚至会带来暂时的经济萧条。从长远来看，关税和工资却有关系。关税一定会使实质工资下降，因为它减低了效率、生产和财富。

　　衍生出关税谬论的核心谬论是本书所要剖析的。也就是，只看单一关税税率对一群制造商造成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由此对全体消费者和其他所有制造商造成的长期影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关税来保护所有的制造商？如此一来，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中的误解在于，这样做并不能让所有制造商平均获益，那些产品销路已经具备国际优势的本国制造商，根本不可能从中获益；关税所导致购买力转向，一定会给那些生产效率高的制造商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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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关税，最后我们一定要牢记一件事。不可否认，关税确实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至少有可能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这和我们探讨机器造成的影响，应该注意的事情一样。没错，关税是牺牲其他每个人的利益，来为他们造福。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只有一个，当该行业的业主和劳工购买别人的产品时，可以尽享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该行业将从出售自己的产品中获取额外利益。但是，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越来越多，最初受保护的行业中的从业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会开始因为其他人得到保护而受害，最终结果可能比没有任何人受到保护时还要糟。

　　作为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我们认为降低关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不应该否认关税有可能对特殊群体产生利益。反之，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否认减免关税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确，降低关税对国家整体有益，但是有人会受到伤害，先前享受关税保护的行业会首先受到冲击。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我们主张不该设立关税保护的原因之一。不过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去面对。例如，有些行业表示，取消它们的产品关税，会致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少暂时如此）。他们所言不虚。而如果它们的工人已经具备行业专门技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长期的伤害，直到他们能掌握别的专门技能为止。探讨关税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设法认清所有的主要影响，跟探讨机器的影响一样，既观察特殊群体受到的短期影响，也考察所有群体受到长期影响。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本章内容并不在于反对所有的关税，包括主要用于增进税收的税种，或者扶持战时需要的产业；也不在于反对开征关税的所有主张。本章只是针对这样一种谬论：关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或者“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这些事情，它一样都办不到；而且就工资和生活水准来说，关税的作用适得其反。至于对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关税，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

　　我们无需在这里探讨进口配额、外汇管制、双边互惠，以及减低、转移或阻止国际贸易的其他非关税壁垒。一般来说，这些措施造成的影响，不但和高关税或者禁止性关税类似，实际效果往往更糟。我们可以用上述推理方式，去分析更为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带来总体效果。

源济

第12章 拼命出口

　　所有的国家对出口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怀有的病态恐惧。从逻辑上讲，真的没有比这种事情更矛盾的了。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这里的进出口指“国际收支账户”里的所有项目，包括“无形”项目，如旅游消费、海运费用等）。有出口，才有钱进口；没有进口，就没有机会出口，因为外国人没有美元可以用来买美国的产品。要想扩大出口，就必须有更多的进口，否则收不到货款。要想压缩进口，出口也会随之被压缩。所以，当我们决定减少进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决定减少出口。当我们决定扩大出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决定扩大进口。

　　原因很简单。一位美国出口商把商品销往英国，换回的是英镑。但是这位老兄在国内没法用英镑来支付员工工资、用英镑来给太太买衣服、用英镑买剧院门票。他需要美元来支付这一切。他拿着英镑没有用处，除非他拿去购买英国的产品，或者把手里的英镑（通过银行或代理商）卖给美国进口商，让他们用于进口英国产品。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在美国的出口以等量的进口支付之前，都无法实现银货两讫。

　　如果交易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进行，情形也会一样。除非以前曾有英国出口商输出产品到美国，并因此有美元积累，否则英国进口商没办法以美元支付美国出口商。简单地说，外汇市场是执行结算性交易的地方，在美国，是将外国人的美元借项和他们的美元贷项冲销。在英国，外国人的英镑借项则和他们的英镑贷项冲销。

　　任何关于外汇的教科书都找得到相关技术细节，这里不再赘述。别看那些教科书总是被包装得严严实实，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难解的内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每个人都必须卖些东西给别人，才能获得购买力，才有钱去买别人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卖的是自身的劳务，而不是出售商品。国内交易大多也是通过银行等结算机构，以注销买卖双方支票和其他支付的方式进行。

　　在国际金本位体系下，进出口贸易差额有时靠交运黄金的来结算，但也可以用交运棉花、钢铁、威士忌、香水，或其他任何商品来结算。不过，在金本位制存在的时候，黄金的需求几乎可以无限扩张（那时，黄金被公认为是剩余的国际“货币”，而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各国不像限制其他商品进口那样限制黄金的输入。（近年来，许多国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限制黄金的输出，那是另一码事。）

　　有些人，在谈论国内贸易时，又清醒又理智，但当话题转到对外贸易，他们立刻变得又激动又糊涂。若把他们在对外贸易上极力主张或原则上默认的东西，移植到国内贸易上，会立刻显露出其论调疯狂愚蠢的一面，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大量贷款给外国来促进出口，而不考虑这些贷款有多少能收得回来。

　　政府当然应该准许自行承担风险的美国公民放贷到国外，而不应该设置任何障碍，阻止民间贷款给我们的友邦。作为个人，我们愿意基于人道的理由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和饥饿的人。不过，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对外国人的资助，如果打着慈善的旗号，反而让人觉得有商业目的之嫌，这就太不明智了。这只会造成误解，导致将来的关系恶化。

　　可是在主张对外大量贷款的论调中，“拉动出口”这个谬论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这个谬论说：即使有一半（或者全部）的贷款变成呆账，得不到偿还，我们还是会因为这些贷款而受益，因为可以强劲地拉动我们的出口。

　　那些用于帮助外国购买我们产品的贷款，要是拖欠不还，就等于我们拿产品去白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一个国家不可能靠无偿的商品输出而变得富有，这样做只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穷。

　　把这种说法用在个人或私营公司身上，没人质疑其正确性。如果一家汽车公司贷款5,000美元给一个人买等价的车子，而这个买家最后没有偿清贷款，那么这家汽车公司不可能因为“售出”这辆车子而增加收益。它损失的是生产汽车的成本。如果汽车的生产成本是4,000美元，而买家只还一半的贷款，那么这家汽车公司的净损失是4,000美元减去2,500美元，也就是1,500美元。坏账造成的损失，并没有从它的销售业绩中赚回来。

　　对于私人公司来说如此简单的事实，为什么用于国家，那些聪明人却会犯糊涂呢？要认清这种交易，需要人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某个群体确实可以从中受益，而其他所有的人却得为此承受损失。

　　从事出口生意的人整体而言可以从中获益，其利益相当于在海外的贷款呆账数额。整个国家因此而蒙受损失是肯定的，只不过难以追踪哪些人遭受了多少损失。私人放贷损失由放贷者自己直接承受，而政府贷款的损失，最后则必须靠加重税负来解决。此外，这些直接的损失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而造成更多间接损失。

　　从长远来看，贷款收不回来对美国的企业和就业并没有好处，并且是有害的。用于购买美国产品的贷款，外国买主的赖账每多一美元，国内买主最后就会减少一美元。出口业受益的同时，依靠内销为主的行业将蒙受损失，二者得失大体相当。长期下来，经营出口业务的许多企业，总的来说也受到伤害。比如，1975年美国的汽车公司约有15%的产量销往海外市场，假如给国外贷款，出口量可达20%。但如果贷款收不回来，导致美国消费者的税负加重，造成汽车公司的国内销售额减退10%，汽车公司也还是无法获利。

　　重申一下，这里并不是说私人投资者向海外贷款是不明智的，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能靠收不回来的贷款变得富有。

　　基于这个道理，那些靠对外贷款呆账，或者直接赠与外国的方式，制造出口大增的做法，才是愚蠢的。企图通过出口补贴的方式拉动出口的做法，同样愚不可及。出口补贴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给外国人，补贴部分等于白送。这是企图靠送人东西来发家致富的另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不顾这些常识，多年来一直实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主要是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赠予，金额动辄高达数十亿美元。这里我们只对支持那些计划的一种说法感兴趣——可以“拉动出口”，进而维持美国的繁荣和就业。许多支持者信以为真，认为这是聪明甚或是必要的措施。这依然是靠送东西能让国家致富的另一错觉。被掩盖的真相是：美国直接送出去的，不是出口品本身，而是用来购买产品的钱。虽然个别出口商有可能从国家的损失中获益，但这里还要扣除“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分摊给他们的税负，剩下部分才是他们的收益。

　　只看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没有耐心或智慧去考察该政策对每个人造成的长远影响，这样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我们真的去考察每个人所受的长期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与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政府官员所奉行的教条恰恰相反，这个结论正如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所说：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在美国尤为突出的是咖啡和茶叶）。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

源济

第13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改善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代价，雇来身名显赫的经济学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圆饼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智囊，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成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不知道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订为法律。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商业就会萎缩。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买产品价格持平的水准。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那时的农民很富裕，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举例说明了平准价格观念产生的一些荒谬结果：

　　雪佛兰（Chevrolet）六缸大轿车1912年的售价是2,150美元；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大轿车售价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全球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1978年的今天再来算这笔账的话，肯定费力不讨好，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继续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从1955年到1959年的五年间，美国的棉花收成量平均每英亩是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五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的，1968年到1972年五年的平均每英亩收成，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选育良种、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收成。”=482;但是“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证明这类经济计划并非对公众有利，而只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还有另一个证据，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只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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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远了，还是回到本章特别关心的核心谬论。这里的核心论调是：如果农产品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农民就会购买更多工业产品，并由此带来工业繁荣和充分就业。只要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有没有平准价格，并不重要。

　　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不过，一切还要取决于这个好价钱是如何带来的。如果是整体经济复苏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百业俱兴、工业生产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购买力提高（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丰收和富裕不仅属于农民，而属于所有国人。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政府有多种措施可以办到这一点：可以靠政府法令强行提高价格，不过这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国家粮库可以按平准价格收购所有的农产品。可以贷款给农民周转，让他们在市场价格低于平准价格的时囤积产品，暂不上市销售。政府可以强制限制农产品产量。政府当然可以多管齐下，实践中它们就经常这么做。不管如何，我们假设政府干预已经带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结果是什么呢？农民的产品卖出了更好的价钱，他们的“购买力”提高了，即便产量可能不如从前。有些人看到农民立时变得富起来，看到他们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若只观察政策对直接相关的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他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些。

　　其实，政府政策还同时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假使小麦原先售价为每蒲式耳2.50美元，政府干预后的售价为3.50美元。农民每售出1蒲式耳的小麦，就多得1美元。小麦涨价导致面包涨价，城市劳动力消费面包时，相当于要为每蒲式耳小麦多支付1美元。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对于工业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因此多了1美元的购买力，城市劳动力却会因为政府干预少掉1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工业产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增加多少，在城市地区便减低多少，一加一减，工业行业在总体上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当然，不同行业的销售额当然会有增有减。农机农具厂商和邮购公司的生意显然会更加红火，但是城市百货公司的生意会不如从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政府政策不但没有带来净利润，反而造成了净损失。政府干预并没有停留在造成购买力的转移，也就是把购买力从城市消费者（或一般纳税人，或两者兼而有之），转移到农民手上。政府干预往往通过限制农产品的生产以抬高价格，这样会造成财富灭失，因为可供消费农产品被人为减少了。财富如何灭失，取决于政府为了提高价格所采取的措施。或许是像巴西烧毁咖啡豆那样，从实物上毁损已经生产出来的作物。或者是像AAA计划那样，限制种植面积。其中一些措施造成的影响，我们放在讨论政府商品管制的章节再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通过减低小麦产量的方式获得平准价格时，虽然每蒲式耳的价格提高了，但是产销数量的减少使得他的收入并没有随价格同比例增加。有些主张实施平准价格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得寸进尺要求应该给予农民“平准收入”。这就需要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这会直接牺牲纳税人。换句话说，为了帮助农民，政府干预注定会让城市劳动力和其他群体的购买力减少得更多。

　　3

　　最后，我们来讨论主张平准价格的另一类论调。提出这种论调的人更加老成圆熟。他们坦率地承认，“没错，平准价格的经济论证的确经不起推敲。这种福利政策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负担。但关税不也是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吗？农民购买工业产品时不也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吗？美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开征补偿性关税对农产品没有好处。平准价格制度就相当于保护农民的关税。这样做彼此才算公平。”

　　美国农民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讨回一份公平。其实，保护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所了解到的要深重。保护性关税减少了工业产品进口，也会减少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因为外国人换不来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不过，上述替农民讨回公平的论调同样经不起推敲，其论述与事实也不尽相符。根本不存在一种通用关税，去保护所有的“工业”产品或所有非农产品。为数众多的国内工业或者出口产业，并没有受到关税保护。如果城市劳动力由于保护性关税而被迫支付平准价格，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毛毯或外套，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棉衣或食品，他被剥了两次皮，更不要提什么“补偿”。

　　有人提出政府可以给予每个人同等的“保护”。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便实施起来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例如为承受国外竞争压力的工业家某甲开征保护关税，给予出口产品的工业家某乙财政补贴），我们还是不可能做到“公平”，或者一视同仁。就关税保护或补贴而言，我们或许应该给每个人相同百分率，或许应该给相同金额，但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政府是不是重复支付某些群体，却漏给了其他人。

　　即便我们有办法做到公平，那又如何呢？每个人都在补贴其他人，有谁能受益呢？养活一大群不从事生产的官僚来执行这套计划，由此造成每个人承受的税负加重，对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取消平准价格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制度，大家扯平最简单。否则，各种保护制度执行的结果，也只能是：农民某甲和企业家某乙同时获利，却牺牲了“被遗忘的某丙”。

　　更多所谓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计划会被我们看穿，只要我们学会不仅仅探讨某个特殊群体立即受到的影响，也探讨经济政策提案对每个人造成的长期影响，

源济

第14章 救救X产业

　　国会大厦的门廊里挤满了X产业的代表。X产业萎靡不振，已经到了非拯救不可的生死关头，现在只有靠关税、靠提高价格，靠补贴，X产业才可能有救。要是国会坐视不管，X产业一垮，产业工人就只有流落街头。他们的房东、当地的杂货店、肉铺、服饰店、戏院，就会失去生意，经济萧条会因此蔓延到其他行业。但如果国会马上采取挽救措施的话，X产业会向其他行业购买设备；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产业工人会向当地的肉铺、面包店、霓虹灯制造商买更多的东西，推动经济繁荣。

　　这套游说之辞显然只是前一章谬论的普遍形式。在前一章，X产业是指农业。不过，X产业多不胜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煤矿业和银矿业。国会“拯救白银”计划曾造成巨大的危害。主张实施计划的一个借口是要帮助“东方”，实际上却造成导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迫使中国脱离银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不得不以离谱的高价大量收购不必需的白银，任其积压在金库里。“银参议员们”完全可以用直接补贴矿业业主或矿工的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其危害和成本也不至于如此惨重。但是美国国会和这个国家，绝不会批准这种近乎抢劫的直接补贴。银参议员们会包装上“白银在国家货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等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以此来掩人耳目。

　　为了拯救煤矿业，国会通过了古费法（GuffeyAct），鼓励并强制煤矿业主联合起来，只能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煤炭。尽管国会立法定价，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它总共制定了35万种不同的煤价！因为有数千座规模不等的煤矿场，而且有铁路、公路、海运、江运等不同运输方式，以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的地。强制维持煤碳价高于自由市场价位的一个后果，是消费者加速寻找煤炭的替代物，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来获取动力和取暖。如今，政府又倒过来限制石油消费而鼓励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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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的目的，不是探寻过去为拯救特定产业曾经造成的所有结果，而是探讨拯救一个产业，必然带来的主要结果。

　　有人可能认为，政府保护某某产业，或许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或许某个产业因为不公平的税负或工资率，而难以为继；或许公用事业公司因为费率偏低，无法赚取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要视特定的情况而定。我们暂不讨论这些，本章只谈拯救X产业的一种论调——如果放任其在自由竞争（也就是X产业的代言人所声讨的，自由放任、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狗咬狗、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萎缩或消失，它会拖垮整个经济；而如果用人为的力量维持它的生存，它会让其他所有人获益。

　　本章要谈的，无非是将主张实施农产品平准价格或对X产业实施关税保护的论调加以扩大讨论。我们反对通过人为干预提高产品价格，当然不只针对农产品，还包括其他所有产品，正如我们反对关税保护，不是针对某个行业，而是泛指对所有行业。

　　拯救X产业的办法不胜枚举。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关提案大抵还有两大类。其中一类强调，X产业已经“过度拥挤”，政府应该阻止其他公司或劳工再进入。另一类则呼吁，政府应该以直接补贴的方式对X产业给予扶持。

　　如果X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确实过度拥挤，那根本不需要任何强制立法，去排斥新资本或新劳工进入。新资本不会抢着挤进显然要垮掉的行业。投资人不会冒然踏进风险最大、回报率最低的行业。劳工如果能更好的选择，同样不会进入工资最低、工作最不稳定的行业。

　　如果新资本和新劳工是被强制排斥在X产业之外，例如垄断、同业联盟、工会的政策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剥夺了这些资源的自由选择。投资人只好将钱投向回报率还不如X产业的其他地方。劳工只好投身工资和就业前景还不如X产业的行业。这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工的运作效率，都不如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时的水准。其结果是产量减少，进而导致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生活水平下降，可能表现为人均所领的工资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也可能表现为人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或者两种表现都有（具体表现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实施限制性政策的结果是，X产业内部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将被迫下降，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只有牺牲A、B、C产业，X产业才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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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库直接拿钱来补贴X产业，其后果也差不多。这只不过是将财富或收益转移到X产业。X产业中的人获得多少，纳税人就损失多少。一般认为，补贴这种方式让人能看得清楚财富转移的事实。相比之下，关税、最低价格限制、垄断限制进入行为的相关论调，往往让人看不清这个事实。

　　采用补贴方式，X产业之所得，正是纳税人之所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损失之中包括其他产业的损失，因为用于支持X产业的税款，有一部分是它们缴纳的。同样，为了支持X产业，负担一部分税款的消费者，也就没有更多钱拿去买别的东西。为了让X产业能有起色，结果一定是其他产业的平均规模小于原来应有的水准。

　　但是，补贴的结果不仅仅是财富或收益的转移，也不仅仅意味其他产业的总体萎缩程度和X产业的扩张程度相当。补贴的结果还导致国家整体发生净损失，因为资本和劳工也会被迫从运用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失，而流向运用效率较差的产业。如此一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减少了，人均生活水平低于应有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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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带来这些恶果是必然的，只要采取补贴就不可避免。X产业其实是竞争不过其他产业而落败的。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给落败的产业做人工呼吸，供它们吊命？而那些认为经济扩张意味着所有产业必须同时扩张的说法大错特错。放手让旧产业落败，其实是为了为了让新产业能够快速成长。只有这样，必要的资本和劳工才能从旧产业释放出来，供新产业使用。要是我们人为地去维持马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继续存在，我们只会减缓汽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成长步伐，我们只会减低财富创造，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当我们为了保护有一技之长的劳工，为了保护已经投下去的资本，去极力阻止某个产业消失时，我们正是在阻碍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放手让夕阳产业消失，允许朝阳产业成长，这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有的人无法接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保护落伍过时的产业，就跟保护落伍过时的生产方式一样愚蠢。产业和生产方式在很多场合其实是同义语。只要有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手段能满足新老需求，新的生产方式总会不断取代旧的生产方式。

源济

第15章 价格体系如何运作？

　　本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在研究任何经济政策提案的效果时，不仅要考察提案带来的立即结果，也要探究长期结果；不仅要探讨其主要后果，也要探讨次要后果；不仅要看其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影响，还要看其对所有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特别的某一点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例如先前讨论的那些只关注某个行业发生的事情，对所有的行业发生的变化却不加考虑的做法。但是，恰恰是由于人们长期养成的思维惯性和惰性，总是把特定行业或特定进程拿出来单独探讨，造就了经济学上的主要谬论。这些谬论，不只充斥在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言论中，就连一些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时常挂在嘴边。

　　归根到底，“生产致用而非利润至上”学派的理论是基于这种片面性错觉。他们据此抨击所谓邪恶的“价格体系”。该学派的信徒宣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科学家、效率专家、工程师、技师，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都能生产出来，要多少有多少（那些认为印钱就能解决一切，认为均贫富就能解决问题的无稽之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们接着表示，可惜这个世界并非由生产致用的工程师主宰，而是由利润至上的企业家主宰，是企业家指挥工程师，而不是工程师指挥企业家。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企业家就会让工程师把任何物品生产出来，一旦赚不到钱，惟利是图的企业家就会停止生产，他才不管众人的要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也不管整个世界对更多的产品的迫切需要。

　　这种论调中存在好些谬误，很难一下子梳理清楚。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其核心错误在于只看一个行业，或挨个孤立地考察几个行业，好像行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与其他所有行业都是有联系的，各行各业所做的决定，都在相互影响。

　　如果我们了解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就会更明了这种联系与相互影响。为了把这一基本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先谈鲁滨逊漂流到荒岛时面对的问题。一开始他什么都想要。他被雨淋透、冷得发抖、饥渴交加。他需要饮用水、食物、躲雨的地方、防野兽的武器、火、睡觉的窝。他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很有限。他必须先立即解决自己最需要的。比方说，极度焦渴最难耐，于是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做个简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量的水，紧接着必须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则是以后的事。他或许想去抓鱼，为此，他需要鱼钩鱼线，或渔网，而且必须事先准备好这些工具。但是不管他在做什么事，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他只能把不那么急迫的事挪到以后再说。他得时时考虑把时间和力气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在电影《海角一乐园》中，荒岛上的那家人比较容易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虽然有更多张嘴巴要吃饭，却也多了几个帮手。他们可以分工作业，例如父亲打猎，母亲准备餐饭，孩子们拾柴火。但即使在这个家庭里，也不能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而让某位成员一直做同一件事。当孩子们已经拾了一堆柴火之后，其中一个孩子可能被派去担水，因为柴火拾多了也用不了。这户人家也得时时考虑要把力气用在哪里，而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猎枪、渔具、船、斧头、锯子的话，更得要考虑劳力和资本用在什么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说，哥哥要是不去抓鱼而去帮他拾柴火，他们会拾得更多，这种话一定会被家人戏虐为蠢话。从上面单独一人或单独一家人的故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某项工作做多了，一定会牺牲其他所有的工作。

　　这类浅析有时被讥讽为“鲁滨逊经济学”。可惜，讥讽者才最需要了解这种经济学。一些人无法理解简单故事背后的基本原则；一些人仿佛理解了，但在探讨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时，却又把这些基本原则忘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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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过头来谈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要求及其轻重缓急千差万别，如何解决劳力和资本用在哪里的问题？解决之道正是通过价格体系，也就是通过生产成本、价格和利润三者间不断变动的交互关系来调节的。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当人们更想要一样物品时，会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这个物品于是价格看涨，其生产商获利会增加。现在生产该物品会比做其他更赚钱，因此已经从事那一行的人开始扩大产量，同时更多人被吸引进入那一行。随后，供应增多又导致价格下降、利润率下滑，直至其利润率跌回到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考虑了相对风险）。还有的是因为那种物品的需求减少，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利润低于生产其他的物品，甚至不赚反赔。这种情况下，勉强苦撑的“边际”生产者（也就是效率最低或成本最高的生产者）会被迫出局。只剩下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制造商仍在生产。那种商品的供应也会减少，或是供应不?增加。

　　这一过程容易让人认为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不过，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样的理论却是不对的。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而需求取决于人们想要拥有某种商品渴求程度，以及由人们用来交换的东西所决定。认为供给有一部分取决于生产成本是对的。但一种商品已经发生的生产成本却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取决于现在发生的供需关系。对于一种商品未来生产成本和市场价位的预期，将会决定那种商品未来的生产数量，这种预期就会影响未来的供给。因此，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边际生产成本总是趋于彼此相等，但并不是由于边际生产成本直接决定价格。

　　私人企业体系好比成千上万部机器，每部机器由各自的半自动化调节器来管理。机器之间，连同它们的调节器之间，彼此连接，相互影响，整个运作起来好比一部有生命的大机器。不少人了解蒸汽机调节器的自动控制过程。它通常是由两颗小球或重锤组成，利用重力和离心力原理运作。引擎速度加快的时候，这些小球会绕着它们所附着的活塞杆飞起，形成离心力，以此自动收紧或关闭调整蒸汽送入量的节流阀，从而减慢引擎的转速。反之，如果引擎的速度太慢，小球就飞不起来，从而扩大节流阀，加快引擎转速。因此，速度一偏离理想的水平，这种偏离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力量去对偏离进行自动矫正。

　　正是通过类似的调节方式，成千上万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供应量，在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体系中得到调节。当人们都想要某种商品时，他们会竞相购买，这样会把商品价格抬高，生产者会因为有利可图而扩大生产。生产其他商品的制造商也会转向，加入到这种回报率较高的产品生产中。但增加这种商品的供应的同时会减少其他一些商品的供给。如此一来，这种商品的价格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先前激励其产量相对增加的价差因素便不复存在。

　　同样是用这种方式，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减少，该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会下降，产量当然也会随之减少。

　　正是上述引申让那些不了解“价格体系”的人反感，并揪住不放。他们谴责价格体系导致了匮乏。他们愤慨地责问：为什么在生产鞋子不赚钱时，企业家就要停止生产？为什么他们只顾私利，只以市场为导向？为什么他们不“利用现代的制造工艺，开足马力”来生产鞋子？这些“生产致用”的哲学家下结论说：价格体系和私人企业只不过是“匮乏经济学”的一种形式。

　　这些问题和结论主要源于孤立地观察一个行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看法。在达到某一平衡点之前，继续生产鞋子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生产外套、衬衫、长裤、住宅、耕犁、铁铲、工厂、桥梁、牛奶和面包。若这些迫切的生活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却一味地生产出堆积如山的鞋子，而理由仅仅是我们有能力做鞋子，这种做法可说是要多蠢有多蠢。

　　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某个行业的扩张，必然要以其他行业牺牲为代价。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只有当劳工、土地和资本，从原来的行业转移到了某个行业，那个行业才能够扩张。当某一行业萎缩或者停止增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体生产出现净减少。因为该行业萎缩所释放出劳工和资本，可供其他的行业用于扩张。因此，仅仅因为某个行业的生产减少，就下结论说总生产缩减，是错误的。

　　简单地说，生产每一样东西，都得以牺牲放弃其他某样东西为代价。生产成本其实可以定义为：为了生产某样东西而放弃的其他事物（休闲和娱乐，或可以用于其他地方的原材料）。

　　由此可见，为了让经济维持良性循环，应该放手让衰败中的行业消亡，应该促使成长中的行业扩张，二者相辅相成。劳工和资本应该从衰败行业释放出来，吸纳进成长中的行业。价格体系虽然倍受谴责，却只有它能够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准确地决定成无数商品和服务彼此相对应该生产多少。靠价格、利润和成本体系的半自动化运作，让本来复杂难解的方程式迎刃而解，这种解决能力远非任何一群官僚能比。因为这套系统的解决方式，是由每一位消费者根据本身的需求，每天由自己去投下新的一票或十几票来调节的。而官僚的解决办法，是要代表消费者去决定各自的需求；其结果并不是消费者本身想要的，而是官僚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

　　然而，官僚们不了解市场这种半自动化体系，因此对市场总是很不放心。他们总是企图改善或矫正这种体系，而实际结果通常不过是只求满足了向他们施压的集团的利益。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讨论政府干预行动所造成的一些结果。

源济

第16章 “稳定”物价

　　那些想要长期把特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其自由市场价格之上的企图，通常以失败而告终，给大家带来惨重的损失，搞得声名狼藉。因此，圆熟精明的压力集团，以及承受他们压力的官员，很少公开宣称这个企图。尤其是在他们首次建议由政府出面干预时，他们声明的目标往往比较温和，所陈述的理由往往动听合理。

　　他们声明如下：我们并不是想要长期把X商品的价格提高到其自然价格水平之上，我们也承认这种干预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但是，由于该商品目前的售价明显低于其自然价格水平，生产厂商是在亏本经营。恳请政府马上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只有破产倒闭。其后果必将是产品供应匮乏，那种商品的售价将高得离谱。目前的低价不可能再撑下去，消费者现在图“一时”便宜，不久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去等待自由市场起作用来调节供求，去任由“盲目的”供求规律来矫正眼前的状况。等不到那一天，生产厂商已经倒闭，大家只有陷入大短缺的恐慌之中。所以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我们真正想做的，是熨平这些剧烈且无益的价格波动。我们并非想要提高价格，只想尽力稳定价格。

　　他们提出各种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最常见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给农民周转，好让他们可以囤积谷物，暂不拿到市场上出售。

　　国会敦促政府实施这种贷款，议员的陈述让大多数听众觉得颇有道理。议员告诉他们，农民的谷物都集中在收获季节上市出售，而这正好是一年中农产品价格最低的时候，投机商乘机买进囤积，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高价倒卖。农民则因此蒙受损失。政府应该确保这个钱应该拿给农民赚，而不要让投机商从中渔利。

　　然而，上述论调既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又得不到理论上的支持。倍受谴责的投机商，并不是农民的敌人，而是农民的益友。因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必须要有人来承担，事实足以证明，在现代经济中，这些风险主要是由专业投机商一肩担起的。一般说来，投机运作越成功，专业投机商对农民的帮助越大。因为，投机商能获利越多，表明他预测未来价格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他们预测未来价格的越准确，价格波动就会少几分剧烈和偏激。

　　因此，即使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后的那个月，把全部的小麦收成送到市场销售，对那些农民来说，那个月的价格也不一定就低于其他月份（这里可以扣除仓储成本，或者说，若农民愿意自己负担仓储成本，他们也可以不必急于集中销售小麦）。对于投机商来说，若想要趁机获利，他们就会在那个时期集中买进小麦。买家越多，农民的小麦越能卖个好价钱。若价格涨到投机商觉得将来无法获利，他们会停止买进。每当他们预见将来小麦价格会下跌，他们就会卖出，卖家越多，小麦的价格越不会高得离谱。结果是，整个一年下来，农产品的价格趋于稳定。

　　正因为有专业投机商承担了这一切风险，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才得以免除风险。后面这两类人能借助市场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投机商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时，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他们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本身的生产技能和勤劳与否，而与市场价格波动无关。

　　从经验看，对于谷物价格，除了有时必须反映仓储、利息和保险费用，小麦和其他不易腐坏的谷物一年到头的价格大致相同。其实，一些精细的调研表明，收获季节之后的谷物价格平均单月涨幅并不足以支付仓储费用，实际上投机商补贴了农民。这当然不是投机商的本意，这只是投机商对价格的预期过于乐观的结果。就像敢于冒风险的创业家，为了能获得巨大的投机利益，经常事与愿违地补贴消费者。就象购买彩票的彩民，整体上肯定是赔钱，因为每个人都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想要押中那中奖率微乎其微的大奖。有资料显示，投入到黄金和石油勘探开采的劳力与资本总值，超过开采出来的黄金或石油的总值。

　　但是当政府介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政府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还是贷款给农民让他们囤积谷物，暂不上市销售。有时，这是以维护所谓的“常平仓贮”（ever-normalgranary）的名义来实施的。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这个功能已经由私人组织的自由市场执行得很好，谷物价格和每年的谷物存货结转纪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政府介入之后，常平仓贮其实成了政治仓贮。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鼓励农民囤积了过多的谷物。政治人物瞄准的是农民的选票，为此，提出政策的人、负责执行的人，总是给农产品定一个所谓的公平价格，使之高于当时的供需状况所允许的价位。这必然导致买家减少，常平仓贮因此往往成为常不平仓贮。过多的谷物被囤积在市场之外，虽然可以使价格暂时高于应有的水平，但在该年人为制造出短缺现象，到下一年一定会出现人为造成的过剩。

　　要是以美国棉花为例，来详细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本章这点篇幅都写不下。实际情况是，我们囤积了整整一年的棉花收成，不拿去出口，从而刺激其他国家棉产量增长，致使本国棉花的海外市场被破坏。这个结果，早就被那些反对实施限制和贷款政策的人预料和指明。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必须对结果负责的官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会发生。

　　贷款政策通常伴随着限产政策，有时则不可避免地引出限产政策——也就是人为制造出短缺。“稳定”物价的努力，总是叫喊“生产者利益第一”。实际的目标则是使价格立即上涨。为了使涨价成为可能，政府通常会对受管制的每一位生产者实施等比例的限产措施。这种限制会立即产生几个坏影响。假设管制措施能够波及全球，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产都被削减了。因此，全球消费者能够享用那种产品的数量，比不受限制的时候更少。整个世界变穷了。由于消费者被迫以高于应有水平的价格购买那种产品，能够花在其他产品上面的钱，便相应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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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实施限产政策的人通常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发生产量下降的事情。但这种观点与我们在前一章谈过的观点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下跌而被逐出市场的，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者。拿农产品来说，被淘汰出局的农民的是那些能力最差、或设备最差、或耕地最贫瘠的生产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能力最强的农民，根本不用限制产量。相反，如果价格下跌是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促成的，这种好现象会通过增加的供给表现出来，在边际土地上耕种的边际农民被淘汰出局，真正有助于在好土地上耕种的能干农民扩大其生产。所以从长期来看，农产品的产量可能不会减少，而且是在长期以较低价格生产和销售。

　　若真的出现这种好现象，那么该商品的消费者将会获得的和以前一样充裕供给。同时由于价格更加便宜，他们得以节省下更多的钱，转而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显然，消费者会过得比以前更好。他们增加购买其他产品，会增加其他行业就业；以前的边际农民会被这些行业所吸纳，新职业能让他们的劳动更有价值、工作更有效率。

　　回头再看政府干预的情形。一刀切限制生产的结果，意味着效率高、成本低的生产者不准以低价供应其全部产量，同时意味着效率低、成本高的生产者仍将被人为地保留在业内。这就使得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下降。因为土地、人力和资本这些资源被无效率的边际生产者继续占用，就无法转移到收益和效率更高的地方，。

　　有人还是会固执地搬出购买力说事，他们说，实施限产至少让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拥有了更多的购买力”。但农民增加的购买力都是从城市消费者那里转移过来的。（在平准价格那一章，我们已经做过充分说明。）贷款给农民，要他们限产，给予农民补贴，要他们限产，都无异于强迫消费者或纳税人向无所事事的人支付报酬。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肯定都得到了“购买力”，同时，总有其他人会因此损失相当的购买力。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谁也不思生产，整个社会的净损失必定是产量下滑。由于每个人能买的东西变少，可以供应的东西减少，工资和所得一定在实质上是下降的，要么是实际金额减少，要么是生活费用升高，或二者同时发生。

　　要是我们强制抬高某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并不实施人为的限产政策，那么价格过高的农产品不仅卖不出去，并且随着产出而越积越多，直到那种产品市场走向崩溃。政府不干预还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情形是，其他不受限产计划管制的生产者，在人为高价的刺激下，会争相大幅增加其产量。在英国的橡胶生产限制计划和美国的棉花生产限制计划中，都发生过上述这种事情。这两个计划都导致价格最终暴跌，与其陷入灾难还不如不实施限制计划。一开始急吼吼制定“稳定”价格和稳定经济的计划，结果反而造成价格不稳定，相反，市场的自由力量根本不可能造成那么极不稳定的后果。

　　然而，不断有新的国际商品管制计划被人提出。他们宣称，这一次，我们会避免一切过去犯过的错误。这一次，设定的价格不仅仅对生产者“公平”，对消费者同样“公平”。这一次，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会理性地来对待这个计划，并对设定的价格协商一致。尽管一些人对此抱有怀疑，甚至冷嘲热讽，但我们在设定价格时，一定会“公正”分配各国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后，一定会出现伟大的奇迹：这个实施超级国际管制和强制计划的世界，也会变成“自由”国际贸易的世界！

　　政府规划官员在这里所说的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清楚，但是他们的言下之意不包含哪些事情，我们倒是相当确定。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地从事买卖或者借贷，自由谈判价格或利率，自由出入他们觉得收益最大的地方。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主决定产量、可以自由移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和财物。我怀疑他们的意思是说，由官僚来替平民百姓决定这些事情，并且告诉平民，服从计划奖赏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规划官员将国家主宰、控制全民经济生活的观念，绑定到国际合作的观念之中，那么未来的国际控制很有可能会像国家控制的情形：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他们的自由的缩减而每况愈下。

源济

第17章 政府管制价格

　　我们已经谈过了政府把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上的做法，看到了由此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政府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然水平之下的做法及其结果。

　　这种限定价格的做法，各国政府在战时几乎都实施过。战争期间，整个经济由国家来掌控是必须的，我们在这里不会去探究战时管制价格的学问，要去探究就必须考虑战时的复杂状况，这会使我们远离本书所关注的主题。不过，不管战时管制价格的做法明智与否，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价格管制，即使当初启动价格管制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战时通货膨胀压力是政府启动价格管制的主要理由。本书撰稿时，大多数国家安享和平，每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升高，各国政府总会萌发管制物价的念头，即便有的国家并未立即实施。虽说管制物价在经济上一定有害（无论破坏还是损害），不过对于政府官员至少具有一项政治上的好处——管制价格等于暗示物价上涨应归咎于企业家的贪婪，官员们往往只字不提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才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政府以低于自由竞争市场的价格，限定单一商品、或者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时，会发生什么事。

　　政府准备只管制一小部分商品的最高价格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关系到民生的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他们必需的面包、牛奶和肉类，这比什么都重要。

　　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说法，往往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任由市场去决定牛肉的价格，价格会被争相购买的消费者推高，这样一来，只有富人才买得起。人们得到的牛肉只与他们的购买力成比例，而与他们的基本需要不成比例。如果我们压低牛肉价格，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

　　请注意，如果搬出“基本需要”来说事，那么政府完全可以把价格降到底。例如，政府打算把牛肉价格从每磅2.25美分降到1.50美分，若借口是前者由购买力决定，后者由基本需要决定，这就说不通。因为，只要牛肉还需要拿钱去买，所谓“由购买力而非需要决定”（purchasing-power-rather-than-need）的论调，把价格定在哪一档都说得过去。只有在牛肉免费奉送时才不适用。

　　政府出台限定最高价格的措施时，往往强调是为了“维持生活费用不再上涨”。这个说法预设了有个“正常”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定价格存在。这个特定价格或以前的低价格，被视为“合理”，比它高的任何价格都“不合理”，而不去管特定价格设定之后，生产或需求状况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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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这个主题时，我们必须假设市民的购买力大于商品的供给，并且政府限价低于自由市场价位。因为，要是假设政府把价格刚好限定在自由市场价位，那就和根本不实行价格管制没有两样。

　　当商品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它的市场价位之下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是导致受控商品的需求增加。由于该商品变得便宜，图便宜的人会更多，人们也买得起更多。第二是导致受控商品供给减少。由于人们买得更多，该商品势必供不应求。但是生产积极性却遭到打击，降价致使该商品收益率降低，甚至做不出利润。边际生产者被迫出局。即使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可能亏本经营。这种事情就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当时的屠宰场在美国的物价管理部门要求下，以低于购买活牛和雇用屠宰加工工人的成本的售价，持续屠宰和加工肉制品。

　　如果政府暂不采取其他措施，价格限制将造成受控商品缺货。这恰好与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本意背道而驰。因为那些被选定的限价商品，都是政府最希望其保持充足供应的商品。然而价格管理部门的做法却有问题。价格限制直接限制了生产者能赚取的工资和利润，间接限制了受控商品的产量。当受控商品只包括生活必需品而不包括奢侈品或其它非必需品时，政府其实是在鼓励厂家放弃生产必需品，转向去生产非必需品。

　　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为避免产生上述结果，他们接下来会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和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配给制、成本管制、补贴和全面管制价格。我们来一一讨论这些措施。

　　当限价政策致使一些商品出现明显的短缺时，多占多得的人肯定会遭到围攻。例如，有钱人被指控得到的必需品“超过公平份额”；要是受控商品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就有公司会被指责为“囤积居奇”。鉴于此，政府会推出一套规则，规定谁有优先购买该商品的特权，或者由政府机关决定分配给谁，分配多少，如何分配。如果实施配给制度，就意味着定量供应，每位消费者最多只能得到自己那份定量，想多购买都不行。

　　总之，一旦采取了配给制度，就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是双重价格体系，或者是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位消费者除了持有一定数量的钱币，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票券或“额度”，才能买到东西。换句话说，政府限价市场试图通过配给，去执行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所做的部分工作。之所以说只是“部分工作”，是因为配给只限制需求，并不刺激供给，而价格上涨即能限制需求，又能刺激供给。

　　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方说，为了压低牛肉的零售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肉的批发价格、屠宰场的牛肉价格、活牛的价格、饲料的价格、农场工人的工资。为了压低牛奶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奶送货司机的工资、奶品包装的价格、农场的牛奶价格、饲料价格。为了压低面包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面包房工人的工资、面粉的价格、粮食加工企业的利润、小麦的价格等等。

　　当政府继续扩大受控商品范围的时候，无非是扩大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价格管制的后果。假使政府有魄力有能力去限定受控商品的成本，成本控制也只会导致受控商品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工、饲料、小麦等等）出现短缺。这么一来，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大受控商品的范围，最终走向全面的价格管制。

　　为避免陷入上述困境，政府也可能采用补贴的办法。例如，政府可能发现，当把牛奶或黄油价格限定在市场价位之下，甚至与其他受控商品价格相比较都偏低，短缺就可能发生。因为生产牛奶或黄油的工资及收益率，还比不上生产其他商品。政府为了补救这种现象，对牛奶和黄油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我们假设补贴已被顺利批下来，并且假设补贴刚好足够确保牛奶和黄油得以持续生产，很明显，虽然补贴付给了生产者，但真正得到补贴的却是消费者。因为，生产者拿到补贴后的收入，与受控前按市价销售的收入差不多；而消费者却能买到便宜。两者的差价，正是他们获得的补贴金额——也就是政府表面上付给生产者的补贴金额。

　　现在，除非接受补贴的商品也实施配给，否则购买力最强的人会买得最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补贴会比购买力较低的人更多。到底谁补贴了消费者，取决于政府如何征税。如果既是纳税人又是消费者，便是自己补贴自己。若接受补贴的商品很多，要辨别谁补贴谁就让人晕头转向了。请不要忘记补贴的钱必须由某人来买单，因为我们还无法让整个社会都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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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管制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在战争时期，它会一度运作得很好，其间因爱国意识和危机感使价格管制获得支持。但是时间越长，实施难度就越大。当价格被政府强制压低后，需求会长期超过供给。我们已经看到，要是政府为了防止受控商品供应短缺，进而去降低其生产成本，即压低其劳工、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使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出现短缺。照这样下去，政府不仅会发现沿产品线“纵向”扩大价格管制不可避免，也会发现有必要对不同产品线“横向”扩大价格管制。一方面，配给制让消费者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消费者仍可能拥有过剩的购买力，他们一定会转向购买其他某种替代品。换句话说，随着实施配给的每件商品日益短缺，仍未实施配给的商品一定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持续性的价格管制，一定会迫使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的范畴（这里假设黑市还没有壮大到足以影响法定限价市场的程度）。并且，政府不可能只限于对消费者实施配给。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对消费者实施配给外，政府首次对生产者实施原材料配给。

　　旨在将某种历史价格水平永久化的全面价格管制，最后自然会制造出一个完全受管制的经济体。工资必须像物价那样，被强制压低。劳工必须像原材料那样，被强制纳入配给。到那时，每一位消费者能拥有多少商品，要政府来配给；每一家制造商能拥有多少原材料、能够雇用多少劳工，要政府来配给。到那时，厂商竞价购买原材料不被允许，竞价招揽劳工也不被允许。结果会形成僵化的集权经济，每家工厂、每个劳工都在政府的摆布之中，最后则是放弃我们曾经拥有的全部自由。正如汉密尔顿两个世纪前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Papers）一书中所指出的：“控制一个人生计的权力，就是控制一个人意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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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价格管制的最终结局，曾几何时，价格管制被人称为“完美”、长效和“无关政治”。政府管制酿成的一些大错，有一部分被黑市所化解。这个现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证实，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战后的欧洲各国。在有些国家，黑市不断成长壮大，破坏并在实质上取代了法定的限价市场。贪恋权力的政治人物，抱定形同虚设的法定价格不放，以此向国人表明他们的立意完全正确，只是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

　　即便黑市最终取代了法定的限价市场，但黑市毕竟是黑市，不可能对国人不造成任何伤害。这伤害既有经济上的，也有道德上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历史悠久、商誉良好的大公司却因为遵纪守法而遭到限制，甚至被迫停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靠违法乱纪突破限制的新公司。跟老公司相比，这些新公司不仅经营效率差，产品粗劣，而且成本高出许多。而此时的老公司，为求生存，不得不把成本降到最低。诚信吃亏，欺瞒获益。这些新公司依靠钻法律空子来求得生存和发展，顾客和它们沆瀣一气；道德败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很少真正做出努力去维护现行的价格水平。一开始，他们声称旨在努力“维持现有水平”。然而，他们很快就会以消除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名义，着手实施歧视性的价格管制政策，结果是政治力量强大的群体得到政策倾斜最多，其他的群体则得不到政策照顾。

　　投票票数多的，政治力量就强，这是政府价格管理部门总喜欢讨好劳工和农民的原因。价格管制之初，官员们的说法是，不要把工资和物价的联系看得那么紧，即便产品价格降了，你们工资也可以涨。当涨工资势必牺牲利润时，官员们的说法是，反正利润本来都高，价格要维持、工资要涨，生产者仍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各个企业的利润各不相同，对利润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将收益能力最差的公司一举淘汰出局，进而导致若干商品的产量减少或停产。这就意味着失业、生产萎缩、生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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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限定最高价格，为什么这么费力不讨好呢？首先是他们误解了致使价格上涨的原因。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商品匮乏或货币过剩。法定价格上限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这只会加剧商品短缺。至于货币过剩如何应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讨论。有一种谬见支持着限价政策，这是本书的所关注的。政府官员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们一心顾及生产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同样，政府官员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么一心顾及国人作为消费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国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公众同样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稀里糊涂支持那些政策。人们当然不想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牛奶、黄油、鞋子、家具、戏票、钻石，去支付房租。任何时候，这些东西的价格一上涨，消费者就开始愤慨，感觉遭人敲竹杠。

　　对于每个人来说，惟一该涨价的，是他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理解并赞成价格上涨的原因。不过，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产品才应该最应该涨价。他会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我的企业现在情况相当特殊，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一方面人工成本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涨；这种或那种原材料不再进口，而国产货生产成本又比较高。另一方面，我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应该允许我把价格调高一点，这样才能加大供应和生产，去满足市场需求。”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时，会买很多不同的东西；作为生产者时，通常只生产一样产品。若自己的产品的价格被压低，他会觉得很不公平。正如每家厂商都希望他自己的产品价格能够上涨，每个工人都希望自己的薪酬能够调高一样。每个人作为生产者时，都看得出价格管制限制了自己的生产。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不愿将观察到的这个事实推己及人，因为这意味着他会付更多的钱去买别人的产品。

　　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多重经济角色。每个人都是生产者、纳税人，消费者。他所支持的政策，取决于当下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他有时是矛、有时是盾。作为生产者时，他希望涨价（因为顾及自己的服务或产品）；作为消费者时，他希望降价（因为顾及自己的钱口袋）。作为消费者，他可能主张或者默许政府实施补贴；作为纳税人，他反对政府实施补贴。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想从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获利，例如让自己产品涨价而不让原材料涨价，或者作为消费者支持价格管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自欺欺人——利用政治力量操纵价格，注定得不偿失；因为管制价格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和破坏就业与生产。

源济

第18章 房租管制的后果

　　政府对公寓和院宅房租的管制，是价格管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大部分后果跟一般的物价管制很像，但仍有几点需要特别考虑。

　　房租管制政策有时附属于一般物价管制，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的。政府常在战争初期实施房租管制。有些城镇房租上涨是因为部队驻扎，当地旅馆业者提高房价，公寓和院宅的业主提高租金，往往引起民众不满。有些城镇房租上涨，可能是因为轰炸毁了房舍，同时房源得不到补充，因为原材料和劳工已被征去生产武器装备和其他急需物资。

　　房租管制论调最初的依据是房屋供应缺乏“弹性”，即便房租涨得再高，房荒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有人因此提出，如果政府禁止房租上涨，可以保护租户不会被敲竹杠，同时不会对业主造成实质的伤害，也不会打消建造新房屋的积极性。

　　即便房租管制实施时间不是很长，这个论调也有缺陷。它忽视了对租户产生的立即影响。不存在管制的时候，房租上涨反映出居住空间供不应求，反映出通货膨胀的现状，这个情况下，个别租户就会精打细算，租用比较小的空间，或与人合租。相同数量的住房，就可以供更多的人居住，直到房荒得到缓解。

　　房租管制的做法鼓励租户浪费使用本来就紧张的居住空间，它造成一种差别待遇——对已经占有院宅或公寓的租户有利，却牺牲了四处找房的求租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租金上涨到自由市场的水平，则可以让所有的租户或求租人享有同等的机会，竞价争取居住空间。在通货膨胀或房源短缺的状况下，如果允许房租随行就市，也就是谁出价高谁承租，那么租金肯定会上涨。

　　实施房租管制的时间持续越久，结果越糟。新的房子不会盖出来，没有经济动力就没有人愿意建造新住宅。随着建筑成本升高（通常是通货膨胀造成的），以前的房租水平将不会再有利润。即使政府最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把新房屋的租金纳入管制范围，对兴建新住宅的激励，以及建造数量，还是会少于完全不实施房租管制的情况。新房屋的租金可能是同等大小旧房屋的10~20倍不等，具体要看旧房屋租金的价位，以及旧房屋租金管制以来的货币贬值程度（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在这样的状况下，住在老房子中的租户，不管家庭人数增加多少，或者目前的房屋多么破旧，都不愿意搬迁。

　　由于旧建筑的房租被法令固定在低价位，已经住在里面的租户可以放心浪费占用的空间，不论家庭人数是多是少。如此一来，住房紧张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旺盛的新需求与数量相对较少的新建筑上。所以，新房屋的租金，在管制初期往往超出了完全自由的市场中应有的价位。

　　不过，此类高房租不足以激励新住宅的建设。因为老房子的建筑商或业主，可赚取的利润受到限制，甚至处于亏损，他们可能拿不出资金去建造新房屋。此外，他们或其他的贷款人有钱也不敢投，因为担心政府随时另找借口，突然对新房屋实施房租管制。现实中经常发生这种事。

　　我们知道，房屋在使用中是需要维修的。管制所引发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业主不会自找麻烦修缮公寓或做其他方面的改善，除非政府把房租适度调高。事实上，在房租管制和现实严重脱节，价位打压过猛的情况下，房东甚至不会对租出去的院宅或公寓给予必要的维修。他们不仅没有经济动力，甚至没有足够资金去维修。房租管制法也造成房东与房客之间关系恶化：房东被迫接受最低的回报率、甚至不赚反赔，租户则抱怨房东连起码的维修都不管。

　　迫于压力，国会往往接着取消“高档”住宅的房租管制，但继续维持中低档住宅的房租管制。他们的理由是：富人负担得起较高的房租，穷人却负担不起。

　　然而，这种歧视性措施的长期影响与其预期正好相反。高档住宅的建筑商和业主得到鼓励和更好回报；而需求更为迫切的低租金房屋，其建筑商和业主反而受到限制和惩罚。前者可以自由地赚取供需状况所允许的最大利润；后者却没有动力（甚至没有资金）去建造更多的低租金房屋。

　　这项措施鼓励了业主对高档住宅的维修和改善，鼓励了新建住房都向政府规定的高档标准靠拢。另一方面，人们没有动力去建造新的中低档房，甚至没有动力去维修现有的低租金房屋。由此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居住质量每况愈下。由于低租金房屋的数量无法增加，随着人口增长，低租金房屋的破败程度和短缺程度越来越严重。甚至严重到许多房东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被迫月月赔钱。一些老房子卖也卖不掉，业主为逃避税负干脆抛弃房产。当住宅的供暖和其他的基本服务无人管理时，租户也只有另找住处。越来越多社区成了无人居住的陋巷。近年来，在纽约市经常可见整片小区都是废弃的公寓建筑，有的窗户被打破，有的用木板钉死以防遭人进一步破坏。纵火案比以前增多，嫌疑人竟然就是房屋业主。

　　房地产价值持续缩减，使得市政收入的税收基础持续萎缩，那些入不敷出的市政最终破产，那些紧缩开支的市政则无法继续提供基本的服务。

　　当这些糟糕的结果引起广泛关注时，那些实施管制的人当然不会承认他们犯有过错。他们会一口咬定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私人企业再度“失灵”，惟利是图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把事情做好”，只有政府介入，一肩担起兴建廉租房的重任。

　　那些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国家，以及那些为了平抑通货膨胀而实施房租管制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走上了这条路。

　　于是乎，政府推出规模浩大的廉租房兴建计划（当然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这件事）。当然，廉租房的房租，根本不足以弥补房屋的建造和营运成本。不足部分通常由政府每年拿钱出来补贴，无论是通过收取低廉的房租来直接补贴租户，还是以各种名义补贴廉租房的承建商和物业公司。政府廉租房政策的实质，是其他纳税人帮租户支付一部分租金。这些租户是被政府选中的接受优待的一群人。对于优待特定的一群人的各种政治可能性，明眼人一看即知，无需多说。一个压力集团将由此形成并壮大，进而相信它有权接受纳税人的补贴。这样下去就只有实行全面性的福利国家制度。

　　实施房租管制，最具讽刺的一点，在于它越是背离现实、手段越严厉、越不公平，支持继续管制的政治呼声越强烈。我们来看，如果法律限定的房租，约为自由市场租金的95%，这时不公平的程度较轻，政府此时取消房租管制，遇到的政治阻力不会太大，毕竟租户只需要多负担约5%的房租。但是如果法律限定的房租只相当于自由市场租金的10%（或许因为通货膨胀严重，或者房租管制法十分严厉，总之跟现实大幅脱节），巨大的不公平让业主和房东受损、让租户受益，政府此时取消房租管制、要租户转而支付高租金就会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对。反对者会说，突然加重租户房租负担，未免过于残酷和不合情理。鉴于这种情况，反对实施房租管制的人往往妥协，认为取消管制必须慎重、渐进、慢慢来。而实际情况则是，原本反对管制房租的人迫于压力，就连逐步取消管制也不敢提。极少有人怀有政治上的勇气和经济上的远见。总之，房租管制越是不切实际、不公正，取消管制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越小。许多国家，即使其他的价格管制形式已经取消了好多年，为害不小的房租管制依然照旧在实施。

　　继续实施房租管制的政治借口容易迷惑公众。法律有时规定，当“空房率”高于某个数字时，可以取消管制。执行房租管制的官员总是提醒公众，空房率还没有达到那个数字。这当然是不会达到的。事实上，政府把法定房租压得远低于市场价位，人为增加需求的同时，限制了供应的增加。因此租金上限越低，出租房源供应越可能出现持续“匮乏”。

　　施加给房东的不公平很多是公然进行的。大家不要忘了，房东们是被迫补贴租户一部分市场租金的，为此他们往往给背负着很大的净亏损。享受补贴的租户，也许会比补贴他们的房东还富有。因为大家都同情租户，政治人物忽视了这一点。其他行业的人也跟着支持实施或者维持房租管制，因为他们绝不会自找麻烦，建议通过税收承担一部分的补贴份额。全部的负担落到一小群邪恶的拥有出租房屋的家伙身上。

　　有些陋巷业主被人蔑称为恶房东。恶房东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拥有的房子，并不是坐落在黄金地段的豪宅，而是位于贫民窟的破旧老屋。那里的房租是最便宜的，能否收到租金是最不确定的。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恶房东全都天生一副恶相，是管制政策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罢了。

　　不合理的价格管制施加在面包等日用消费品上的时候，面包店只要停止烘焙、停止出售面包就行。面包马上就会供不应求，迫使政治人物提高价格上限，甚至取消价格管制。房租管制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房东除了继续把房子租出去，通常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在扣除税金和抵押贷款利息之后总还有点净收入，尽管无力维修。另一方面，由于房屋经久耐用，可能要住上好几年，租户才会开始感受到房东无力维修的苦果。也许再过数年，人们才会意识到房荒与房屋设施恶化，与房租管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普通价格管制取消多年之后，房租管制仍在继续，因为政治人物知道租户的票数比房东的票数更多。

　　回到我们的基本课程。房租管制迟迟不能取消，其压力来自于只顾某个群体短期利益的那些人。如果我们考虑每个人（包括租户本身）受到的长期影响，我们就会认识到房租管制徒劳无益，就会认识到管制手段越严厉、实施时间越长，它的破坏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