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10-“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Jinan90

还清白于毛泽东(10-“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来源: Sausage 于 2012-06-19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

　　│1957│　64，653　│ 34.03　│10.80 │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Jinan90

To be continued.

Jinan90

Reserved for fight

suanc2008

那按作者的意思是多少人啊?

suanc2008

最后一句太雷人了, 我被彻底累倒了. 估计一个月都缓不过来了啊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morning

suanc2008 发表于 2012-6-20 06:47
最后一句太雷人了, 我被彻底累倒了. 估计一个月都缓不过来了啊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 ...

“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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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这要什么样的人，才能相信这样的文章！

morning

你的奴才素质很好，在思想上有朝着一个方向狂吠不止的可贵品德。甚至就在主子都不让其他狗类叫嚷的情况下，阁下继续犬吠，小心被打脸。

morning

上面我说这些毛左要”小心被打脸“，我发现我说错了，特意道歉.

因为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脸，打脸一说也无从做起了。

suanc2008

他妈的, 文革怎么没斗死这个该死的畜生, 生下这么个中不中, 洋不洋的, 散发着几百年的尸臭杂种.

suanc2008

你妈的B啊, 你们家4杂种饿死那个我看你还能热捧这文章啊

EagleMM

我忍不住了，我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意图，但是泯灭了良知，就不配称为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老人，就算自己没经历过，问问身边的老人也能了解一些事实。听我妈说，他们那时在学校上学，根本没有粮食，老师们带领学生们到河里捞水草人人

EagleMM

捞出水草交到食堂，人人饿得浮肿。。。我家有一亲戚，那时贵为师长，照样饿得浮肿。。。这些全都是事实，问问身边的老人就知道了。。。做人，千万别泯灭了良知！

morning

EagleMM 发表于 2012-6-20 11:47
我忍不住了，我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意图，但是泯灭了良知，就不配称为 ...

我父亲当年跟工作小组到安徽农村去考察情况。亲眼所见，很多村子几乎变成了鬼域，全家被饿死绝户的情况在很多一个100多户的村落，就能占到3成以上。就算剩下的家里，也基本看不到什么孩子和老人，因为很多家最虚弱的老人孩子，是首当其冲，最先被饿死的。

有一个姑娘向我父亲哭诉，她一家将近10口人，从爷爷奶奶，到兄弟姐妹，全部饿死。她是因为嫁到了城市，方才在不知中逃过一劫，但回到家乡，已经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这是我父亲亲眼所见，他写在他的回忆录里，结果竟然有他那一辈的同龄人看了回忆录之后，说我父亲造谣，因为他不相信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父亲对我说：这些人只有两个字来形容： 无耻！

EagleMM

morning 发表于 2012-6-20 12:48
我父亲当年跟工作小组到安徽农村去考察情况。亲眼所见，很多村子几乎变成了鬼域，全家被饿死绝户的情况在 ...

问题是，这些无耻的人渣还在疯狂叫嚣，还有另外一批无耻的人渣还在热捧。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Diver

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版主，不参加上面你们这些版主们的打架斗殴。我不站在任何一方，你们都别朝我砸砖头。

我仅就上面的事实作逻辑推理，就事论事，如果结论可能与你们各方观点不一致，也不代表我支持或反对谁。我只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我以前有听长辈说过在1959-1962三年中周围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我一直也相信确实有饿死人，现在也相信。至于究竟饿死了总共多少人，占多大比例，谁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上面第一楼的“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看起来有点差错：“出生率”（%）应该是（‰）；从1958年到1963年的“年末总数人口”数据好象与“自然增长率”数据不符。

不过，不妨以该统计数字作为参考资料，毕竟是官方数据。

从1957到196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59到1962年三年的死亡率异常高于其它六个年份。撇开从1959到1962年那三年来看，其它六个年份死亡率在9.50-11.98 ‰范围，平均值是10.64，中值是10.42，标准差是0.959667。按平均值是10.64计算，从1959到1962年三年的死亡率分别高出3.95‰、14.79‰和3.60‰，按当年的年末总数人口为基准计算，死亡人数分别高出265.4677万人、979.2015万人和237.0924万人，合计1481.7620万人。

我判断异常高出的这么多死亡人数当然与当时的饥荒有关系。不过，也不见得所有那些都是饿死的。台风、洪水、火灾、地震、疾病、事故、战争等等因素也会造成死亡人数异常升高。大家都知道，那几年发生过特大台风、洪水和战争，还有铁道兵的牺牲也很大，所以，实际饿死的人数少于1481.7620万人。

显然，那种“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论调是错误的。

当然，饿死人民，尤其是那么多人，政府无论如何都是有责任的！

不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也是不客观的。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上班，当时那么多的领导人都干什么去了呢？当时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都是挂名的吗？在80年代初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那么多的元老们都争先恐后地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共同作者，怎么饿死人民就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呢？

morning

Diver 发表于 2012-6-20 15:26
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版主，不参加上面你们这些版主们的打架斗殴。我不站在任何一方，你们都别朝我砸砖头。 ...

不是这么简单用一个表格上的出生率，进行加减法，就得出的几千万的。

要是像你说的研究方法这样简单，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会引用前国家统计局长李的数据的。

我把他的文章登在下面，你仔细看看再说吧。

至于你认为饿死人不是毛泽东的责任，或者不是毛泽东的主要责任，这个实在是很有新意。 要知道，就是在大饥荒过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自己都是承认他要负主要责任的： “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morning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提　要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
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
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
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
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
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
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
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
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
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
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
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
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
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
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
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
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
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
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
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
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
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
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
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
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
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1957　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6,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两落”（较高　　骤低　　更高　　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１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力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
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首次采用电子汁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

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２）。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２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略)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惆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汁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汁学的理论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
中主要教据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54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徉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人口学家罗纳尔德　弗里得曼在《 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 质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胆进行了全面培训、试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跃。””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２、表３）。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永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２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３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　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2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②。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 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4180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五。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③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

　　笔者和我国一些人口学家在1985年曾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于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合。会上　笔者宣读了题为《中国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 的论文
　并听取了各国学者对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意见。参加会议回来，写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该文在《人口研究》双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发表），并于1985年8月间在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发言中提出了四条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笔者要求此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性，不掺入任何主现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汁学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

　　蒋正华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于选取质量最好的调查数据作依据。经过对各种数据的深入评审和比较，确认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年龄、性别数据是可靠性很高的。三次普查相应年龄组数据的高度吻合也证明了它的高质量。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则以 1982年人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的高质量已从普查后的现场复查中得到证实。

　　蒋正华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④，然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井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请看表 4。

　表4　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11、12。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　　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

　　蒋正华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见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与会者对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蒋正华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些修订。上述数字是修订后的数字⑤。

　　蒋正华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 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并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获得与会者的好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中国人口--总论》一书中摘要发表。由于这个问题在此后没有形成热点，未见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发表。


五、国内外学者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比较


　　(一)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
　　　　以及出生率波动的惯性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重估结果， 已在表1至表4中列出。 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再将他们重估的结果和户口登记数字一起，用曲线图加以显示(1953　1980)。请看图3、图4。

　　图3出生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图4死亡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从表1至表4和图3、图4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重估的出生宰祁死亡率，尽管具体数字有所所不同，但在总的趋势上有重要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个时期的起伏变比，都与户口登记的起伏变比的趋势基本　致，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展的两大阶段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两起两落”的四个段落，是符合实际的。二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户口登记的数字，而户口登记的漏报率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较高，60年代初以后漏报率明显降低，这与我国在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并使户口登记工作得到加强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三是死亡率的漏报率都明显大于出生率的漏报率。一个重要原因是漏报率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后不久就死亡的新生儿，既未报出生又未报死亡，这部分漏报对死亡率的影响远大于对出生率的影响，因为除个别年份外，死亡人口的基数远低于出生人口的基数。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异常降低的后果，一方面是死亡率异常上升的后果。从前一方面看，出生率从1957年的高峰降到1960年的谷底(按前述4位学者的估计数字，1957年出生率为36‰一43‰，1961年为21‰一26‰) 。这一情况加上当时死亡率上升的因素，造成人口总数显著减少。但在困难有所缓解后人口出生率就出现了补偿性新高峰(这是许多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峰值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出生率 (几位人口学家估计的1963年出生率高达46‰一49‰) ，从而带来人口总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后各年虽比这一最高峰值略低一些，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峰期 (这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生育放任自流有关)，直到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排除种种干扰，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从1973年起出生率才有明显的降低。这剧烈的一伏一起，在20几年以后的下一个生育周期重现出来。这表现为80年代初期有几年出生率相对地低一些，而从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则出现了历史上最庞大的育龄妇女群，成为促使这一时期出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力抓紧计划生育，配合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才对出生率升高的趋势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在前述出生率高峰期的16年之后，大量青少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从而给城乡就业安排提出了新的课题。这种新增育龄妇女和新增劳动力的波动，再过20年左右，即到21世纪初，还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影响。


　　(二)关于两位学者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结果

　　科尔对于非正常(超线性)死亡的研究结果，请看表5和表后说明。

　　表5；科尔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算数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　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　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数(万人)　　　　　　　　　　(5743)　　　　　　 (8626)

　　1、本表是笔者以科尔书中给出的基本数字(加*号)为依据编成的。
　　2、1957年的年平均人口数是根据科尔书中给出的该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但此数明显偏低，暂列出供研究。
　　3、科尔估算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

　　科尔在书中只给出了部分的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没有全面给出与计算过程有关的数字(包括各年的年平均人口) 。上列的表5，是笔者为了便于研究比较，在科尔给出的部分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范围内，试将其他数字加以补充编成的。其中各年平均人口是试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年末登记数推算出来的。计算结果，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8至1963年的死亡人数是一致的⑥。因此，可以判断科尔所依据的各年平均人口数与表5中所列的数字是一致或极其相近的(至少在总体上如此)。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 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 死亡率为10　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　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　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 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3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这些都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以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

　　经笔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　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⑦，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蒋正华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结果，请看表6和表后说明。

　　蒋正华依照生命表和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的1953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299万人。 减去正常死亡人数6602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人，约为1700万人。

　　现将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以及笔者在科尔研究的基础上对1957年数字修订后所得的数字，作一简要比较。请看表7。

　　表6　蒋正华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份　年平均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1957　　63057　　16.55　　1044
　　1958　　64354　　17.25　　1110
　　1959　　64999　　18.96　　1232
　　1960　　65504　　31.25　　2047
　　1961　　64932　　24.57　　1595
　　1962　　65489　　13.03　　1184
　　1963　　67603　　16.72　　1130
　　1964　　69461　　13.03　　950
　　1958一1963年　　　　　　　8299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5　11　12。


　　表7 1958　1963年人口死亡情况研究结果比较(万人)

　　　　　　　科尔　　笔者作个别　蒋正华　　　　　比较
　　　　　　研究结果　修订后数字　研究结果
　　　　　　　 ①　　　　②　　　　③　　　 ①一②　　②一③
死亡人数　　　8620　　　8620　　　8299　　　　321　　　 321
正常(线性)　　5940　　　6462　　　6602　　　　662　　 　140
死亡人数
非正常(超　　 2680　　　2158　　　1697　　　　983　　　 461
线性)死　　 约2700　　约2200　　约1700　　　约1000　　约500
亡人数


　　从表7可以看出：

　　一、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 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为3　8％。 这个差额，在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 约占1／3， 是一个次要因素。 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 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　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 增加了44　6％，增加幅度都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有些不同。

　　二、两使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 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　1％。 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

　　三、 按照笔者的研究，科尔计算6年正常死亡人口中，在1957年的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如针对这一矛盾加以修订，则6年正常死亡人口应为646　2万人，与蒋正华估计的6602万人只差140万人， 占正常死亡人口的2　2％，从而使6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差距缩减到461万人。


　　(三)关于两位学者选用资料和采用方法的比较

　　科尔的研究， 主要以国家计生委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生育史资料和三次全国入口普查的人口总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蒋正华的研究主要以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上年分性别、年龄的死亡数据和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分性别、年龄的实有人口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应当说，两位教授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都是经过反复检验、国内外几乎所有专家公认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资料。两位教授都是以准确度高的数据来检验、估算和修订准确度低的数据，他们所用的检验和估算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　但把两种方法加以比较，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蒋正华则直接利用了三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两个普查间隔期分性别的、各个相应的单年龄组的留存人数和死亡人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 (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　蒋正华对于两个普查间隔期各个年龄别的死亡人数，是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编制出各个年度的一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来分布于各个年度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　1964，1964　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蒋正华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生命表来进行的。由于各年度间完全生命表中各个年龄人口留存数、死亡数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而比直接估计各年全部人口的粗死亡率较少随意性。据了解，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推算的1962年和1963年死亡人口漏报数，与公安部为准备1964年人口普查进行整顿户口查出的死亡人口漏报数大致相合，从　个侧面证明了他的估计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 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蒋正华对于各年正常死亡人数，是按历年生命表中各年龄别死亡人数来估算，6年正常死亡人数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而是一条由许多点组成的曲线，个别点的偶然性不会对整个推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笔者认为，科尔教授在80年代初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大跃进”人口后果的研究，是开拓性、具有重要价值的；蒋正华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所使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当然，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北京100826)


注释：

　　①旧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　当时没有完整的统计。据中国社会学家陈达教授1934年根据17个地区的材料估计，人口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为5‰。请参看参考文献1。

　　②科尔的估算方法和步骤，根据笔者的理解，大体有如下五步：第一步　依倨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结合他推算的各年育龄妇女数，计算出历年出生人数。第二步，由各年出生人数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即1953至 1964年和 1964至198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从出生总数减去同一期间的人口实际增加总数（以三次普查年的总人数相比而得），求出相应期间的死亡人口总数。第三步，将估算的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总数与官方登记的相应期间的死亡总数相比，求得官方登记死亡人数的完整率：1953年至 1964年期间登记的完整率为 62%（漏报率为 38%） ，1954年至1982年期间的完整率为 84.3%（漏报率为15.7%） 。第四步　将两个间隔期间的死亡登记完整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计算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依据。这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据科尔书中说：分年度的“调整死亡数是根据假设做出的，　即从1953年到1956年登记的死亡人数（完整率）为 55%，然后在 1964年登记的完整率上升到 84％（记录的完整性可能有所改进）、平均完整率为 62%。”关于 1964至 1982年这个普查间隔期各年度的登记完整率，是“假设”大体保持着 84%同一水平。以户口登记的历年死亡人数为基础，按照上述“假设”分配的各年登记完整率　推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第五步， 按线性趋势算出 1958至 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③ 线性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年死亡人口+终点年死亡人口）　淄扑闫谀晔　推算期线性死亡人口。例如：按科尔估算的 1957年死亡人口为 1040万， 1964年死亡人口为　940万，　则：（1040万+940万） 　= 1980万　=990万。以此推算 1958至1963年6年中线性死亡人口为 990万　=5940万。

　　④ 人口学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龄的一批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陆续死亡的人数列成一种表格，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这一批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计算人口的平均寿命，又叫寿命表。这种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编制方法上，如要实际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花费百年左右的功夫，实际很难做到，即使真的经过百年观察编制出这样一张表，也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和分析现状的作用。因此　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时存在的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状况作力一代人处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状况来看待，这样就可以根抿一年或几年的统计资科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计算出平均预期寿命。生命表有1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⑤ 蒋正华的估算方法初步骤。 大体有如下5步： 第一步，依据1982年人口普查历取得的上年死亡分性别、年龄的数据和本年实有的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数据，用自修正迭代法生成1981年一岁一组的，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第二步，建立“凸规划”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用来估计两次普查年间每一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留存率，例如，依据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可以确知1953年0岁 (未满周岁) 人数到1964年11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以及这一批人到1982年25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现在通过参数估计模型，可以进一步求得这一批人在28年中每一年的死亡数和留存数，第三步，对于按参数估计模型所求得的解进行一致优化，以减少误差，第四步，进行时点修正，由于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所谓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当于年中时刻，因而各年的生命表也是本年7月1日至下年6月30日间的生命表　因而与《统计年鉴》和其他日历年制资料不可比，所以需要加以修正，最后生成1953年至1981年共27年的完全生命表，并由此算出各个年度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五步，在生成生命表过程中，出现平均预期寿命降低、死亡率升高的不正常年份，要按平均预期寿命正常变化规律，另行计算分年龄、分性别的预期寿命和正常死亡人数　再与推算出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非正常死亡人数。

　　⑥ 在人口学中按年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年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　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年末的人口加本年年末人口除以2， 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表5中的年平均人口就是以《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历年年末人口为依据，按这种方法算出的，以这样算出的年平均人口为基数、按户口登记的各年死亡率计算结果，1958至1963年死亡人致为5743万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57.4百万人”相一致 (书中以百万为单位，小数点以后第2位可以舍去)，再依上述年平均人口，按科尔估计的各年死亡率计算，1958至1963年死亡人数为8626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86.2百万人”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判断科尔所依
据的各年平均人口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年平均人口是一致或极为相近的。

　　⑦ 修订的1958　　1963年线性死亡人口数。1957年死亡人口修订为1111万人，1964年仍为940万人。按照前面(第6页注2) 所说的计算公式，应为：(1211+940)　　＝1077　＝6462(万人)。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因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历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5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
　6　卫生部：《关于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调查资料》(1980年)。
　7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8　[美]安斯利房贫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9　〔英]班久蒂(J　Banistcr)：《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0　[法]G　卡洛(G　Calot)：《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1　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2　孙敏之等主编：《中国人口　总论》及地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3　孙敏之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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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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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上文是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杰作，在报告中对两个学科的原理应用都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只看看一个表格，然后简单加减一下，就能得出结论的了。

另外， 在80年代的时候，蒋正华就开始进行了研究，他的报告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见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

而他80年代偏保守的报告的结果就已经是饿死1700万了。

zhizhengwd

无耻人有之，如此无耻之人实乃稀罕之物也！永远都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都不曾否认饿死过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总书记都承认过去折腾多年。 这里的稀罕之物居然就不承认饿死过人了！

Jinan90

只有超级猪头才会相信这样操纵的数字：

67207   --  66207 = 1000 ， 忒他妈的整数了。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