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大洋 守内河：透视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海防

福多多

满清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一度畏惧和不能理解海洋。清初，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曾经使用过明朝最严厉的海禁政策，包括“无许片帆入海”和“迁沿海三十里于界内”。管制一旦开始，就会成为习惯。平定台湾后开放海禁，仿佛小脚放大，终比天足小上几码，处处可见禁锢。例如规定沿海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超过20人。后来允许用双桅船了，但关于梁头、载重的规格仍有限制，连每位船员出海携带的粮食都严格限量。

康熙晚年，突然变得像明太祖一样多疑，严禁商民赴南洋贸易。他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把海外华侨华人当成背弃祖国和祖宗的盗贼，严加打击，例如郑和在三佛齐就毫不容情剿灭了陈祖义为首的5000名华人。南洋禁航令施行后，沿海经济凋敝，地方官纷纷陈情开禁，雍正皇帝不得已重开南洋贸易，但以保甲之法管理。雍正皇帝从心底鄙视外贸商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都是奸巧之徒，“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预防耳”。专制君王对一切无法掌控的事物都心存恐惧。

清初的外贸口岸原有四处，广州、厦门、宁波和江苏的白云山(后改为上海)。为了将海外影响减少到最低，1757年规定洋商均往广州贸易，通商体制由多口变成一口。洋商在广州也不自由，只能与十三行行商做生意。乾隆皇帝批准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对广州外商实施全面管理，例如外国人只能住在夷馆，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国妇女不得上岸，中国人不得与外商私下接触等等。防商甚于防盗。1792年，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以祝寿为名前来中国寻求通商，乾隆皇帝回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历代清帝眼里，中国并不需要海外贸易，之所以开放广州一口，完全是为笼络海外夷狄而实施的羁縻和怀柔手段，是开恩和施舍，不要得寸进尺。

与见过大风大浪的明朝水师相比，清朝水师寒碜极了……

清初至清中期的中国东南海域并不太平，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舰队四处游弋，虎视眈眈，无奈中国实在太大，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大清帝国反正放弃了海洋，熟视无睹，只要你不叩关登陆，就绝不理会。外国人来中国无非要做生意，清廷并非完全锁国，在广州开了一道窄窄的门缝。谁知道英国人竟嫌门缝太小，发动了鸦片战争。

钦差大臣林则徐检点一下大清水师的力量，完全放弃海上防御，绝望地提出一个“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战争之初，英国远征军仅7000人，战争结束时增加到2万人。他们攻击的这个帝国，共有常备军80万人。绝对的制海权使英军得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自由移动，选择攻击的目标，最终打得这个疲惫的巨人跪地求饶。……

林则徐被这场奇异的战争打醒了。革职查办后，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反省：大家都说不可攻敌所长，不与敌水战，专于陆守。前两年说这话犹可，如今岸兵之溃，更甚于水战，怎么叫攻其所短？他指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这时的林则徐已是待罪之臣，惊弓之鸟，私下交换想法还不忘叮嘱保密：“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但明眼人都看出了问题，连道光皇帝都说：“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魏源因此主张学习西洋行船演炮之法，“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假如林则徐、魏源的想法得以实现，清廷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创建近代海军，争夺近海控制权，历史就大不一样了。道光皇帝是节俭人，战事一过，又心疼起钱财来，诏令“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新式舰船。鸦片战争泛起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了。(撰文／萧春雷  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