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沈阳站东北支台覆灭记

福多多

1948年11月2日，沈阳人民迎来了解放。随着喜庆锣鼓的敲响，国民党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组织，也随即作了进退两套方案，纷纷由地上转为地下潜伏起来。准备与我党进行长期较量，他们利用各种职业作掩护，收集我人民政府领导名单及所履行的政策及部队的番号等一系列情报，同时还不忘对新兴的人民政府进行捣乱破坏。

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也对已有的特务成员，采取了“一元两套三层制”的潜伏组织形式，准备为国民党军再次打回东北时做内应，并将2、3、6、7潜伏组设在沈阳，每一组都设有独立电台，以便传达上级指令及传递所收集到的中共情报。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于11月3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理指示》。同年11月4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安部陈龙部长、何侠、厉男局长商定后，沈阳市公安局从接收干部中选出一批有城市肃反经验的干部60余人，组成了治安处，处长由原哈尔滨市公安局侦查科长马敬铮担任。主要任务是：摧毁国民党潜伏在沈阳的特务指挥机构。同时广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利用敌人的动摇去打击瓦解敌对势力，坚决肃清一切敌探奸细的反革命活动。

早在我军入城前，东北局社会部和省有关部门，就系统地整理了敌情资料，解放后又汇集了171名地下党员和地工人员所提供的数千份情报。因而抓捕工作相对顺利，被捕获的有国防部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副主任滕勉、主任秘书陈泽如、所属沈阳站副站长秦士贤及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少将正、副组长吕思愆、刘濂泉，“剿总二处”主任秘书张荣功等118名国民党特务人员；同时还破获了美国陆军联络团特务案，抓捕外籍间谍6人，共缴获敌特电台65部。

其中，着实让当时的我公安人员感到十分振奋的是抓捕“保密局沈阳站东北支台潜伏台”一案。这也是沈阳解放后的第一起反敌特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沈阳市公安局长何侠，在进沈阳城时，从辽东带来一部“测向侦察电台”。不久他们发现一部代号为“QSY”的特务电台活动频繁；“QSY”为了自身的安全，总是不断变换发报地点，与南京或北平联系。说来也巧，11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处抓到12名国民党军政人员，经地下工作人员辨识，其中一名叫李冠群的是保密局沈阳站上尉组长，潜伏二台台长，电台代号为“QSB”。

李冠群长得膀大腰圆，一张粗糙的脸长满了酒刺。对眼前的我公安人员，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式。然而，经过斗智斗勇的两个回合后，李冠群的精神崩溃了，便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罪行。原来，曾为保密局沈阳站电讯支台的上尉组长李冠群，遣散前被任命为潜伏二台台长，奉命在沈阳潜伏，待机行动。但解放军入城后，李冠群觉得时局对自己潜伏极为不利，一旦被盘查出来，怕有性命之虞，因而不敢呆在沈阳，就逃回了辽阳老家。

就在李冠群临回老家前，将没敢使用的电台就地埋在城里小西关他岳父家中，潜伏任务是支台长刘殿庚布置的。在李冠群的眼前，又浮现出10月30日，刘殿庚当面向他布置潜伏任务，并发放活动经费的一幕。心想自那天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刘殿庚的影，自己去了关内，留下我在这儿受审。因为保密局的规矩是单线领导，没有横向联系。在潜伏的特殊时期，遇有情报传递，如果找不到刘殿庚，就由李冠群直接与保密局北平支台联系，并规定了联系的时间、通报的密码、呼号和频率等等。

李冠群的交代，与我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在国民党撤退时，一共部署了4个潜伏台，这4个潜伏台都是支台长刘殿庚亲自部署的。我公安人员陈龙、何侠、马敬铮经过认真思考一致认为，沈阳附近是新解放区，外围盘查堵截得很严密，没有路条是根本出不了城的，因而，刘殿庚逃往关内的可能性极小。说来也巧，4天以后，保密局东北支台事务员赵贵斌落网。赵的被捕，极具戏剧性，他是在北市场倒卖银元时被抓的。在沈阳城接管之初，我们对物价稳定，金融调控与监管及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都十分严格。

我们从赵贵斌那里又得到了一个新情况：11月7日那天，刘殿庚还去过他家，并且还交待了一个新的情况：刘殿庚有一位远房姑姑在沈阳，目前是单身一人，他曾跟赵贵斌透露过想要到他姑妈家暂避一阵，等风头过了再做下一步打算。我沈阳公安部门根据这一情况，在全市对单独居住的老太太展开了大排查。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3天的排查，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张王氏的老妇人身上，经过暗访，更进一步明确了此人就是刘殿庚的姑妈。


事不宜迟，就在当晚，即11月10日晚上在大东区草仓路将刘殿庚抓获。刘殿庚时年三十二岁，早在十二年前就已加入军统，并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受过特种训练，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被派往沦陷区武汉、通化等地设置秘密电台，搜集各种情报，很受上司的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上校。而后由重庆派往东北，被保密局委以沈阳站电讯支台台长的重任。

刘殿庚被抓捕后，开始还想蒙混过关，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时，便交代了四部电台的下落。根据刘殿庚提供的情况，第二天，侦查队再次出动，迅速逮捕了伪装成同善堂教会职业学校助产士的潜伏一台台长、中尉白凛茹，并将其藏在地板下的电台起出。随即，我公安人员又来到皇姑区，将住在黑龙江街36号的潜伏台台长邱飞和隐藏在开明街利回旅店中的潜伏4台台长杨士芳一一抓捕，同时还缴获了二部美式电台。

至此，刘殿庚交代的保密局沈阳站潜伏的4个电台全部起获。首战告捷，这令我公安干警十分兴奋。然而，就在这时，那个代号为“QSY”的电台又发报了。是刘殿庚没有全部交代还是另有其它特务组织？于是，再次提审刘殿庚。在强大的心理攻势面前，刘殿庚只得交代其中的原委。

在10月25日召开的保密局沈阳站骨干特工潜伏会议上，站长褚大光部署的是4个电台，但是会后，褚大光又悄悄地找到刘殿庚，极为秘密地又布置了1个独立电台。台长赵爽可直接与南京联系。

解放前夕，保密局沈阳站站长褚大光，通过青年中学教导主任贾守愚，将17岁的赵爽安排在该校高一乙班，以便长期潜伏。虽然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原由，只是这个独立台台长赵爽却不知去向。但狐狸再狡猾终究斗不过好猎手，是狐狸，总要露出尾巴。尽管此时赵爽已改名换姓，但是我们根据刘殿庚交代的线索，对全市高中部进行严密布控。不久，赵爽探得一份重要情报，便偷偷溜出宿舍，要了辆人力车，便向昆山路127号的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奔去。令赵爽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力车夫就是我公安刑侦队长吴雨霖。

当赵爽钻进小楼后，吴队长率领两名侦查员，轻轻拨开楼门，一楼空无一人，屏息静听，一阵有节奏的摩尔斯电码声，从头顶飘来。他们循声来到二楼，还是不见人影，但是二楼棚顶的一丝光亮，将全部秘密泄露在我侦查员面前。原来，这二层小楼之上还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小阁楼。当我侦查员打开阁楼的小门时，只见赵爽正蜷缩在发报机前，手指不停地在上下舞动，也许是他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以致吴队长的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腰，还未察觉。当吴队长的一声“举起手来！”惊得他魂飞魄散，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急忙抓起一张纸就往嘴里塞，吴队长眼疾手快，一把抢了过来。这是一份赵爽刚刚收到的从南京发来的密电。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代号为“QSY”独立台台长。

至此，敌特的五个潜伏台一一被我破获，我们的监听电台再没有发现沈阳市内与北平、南京方面的联络呼号了。有着多年肃反经验的马敬铮觉得，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与同志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再次提审刘殿庚。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而且是在我党的除奸反特政策的威慑下，更主要的是刘殿庚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将潜伏实情全部供出。

在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站长褚大光精心制定了潜伏计划，并安排好潜伏任务，发放了潜伏活动经费后，又依照国民党南京总台的指示，他们立即焚毁一切文件。除设置四个潜伏台和一个独立台外，其他特务一律撤到北平。但是，这一切在老谋深算的褚大光看来，还不够稳妥，又于10月28日亲自授意刘殿庚，又将两部最新式的美式电台藏在沈阳，以备不时之需。刘殿庚按照褚大光的旨意，派心腹赵贵斌分别将两部电台藏入两口棺材中，秘密送往珠林寺寄骨堂存放，并将存放的地点绘成详图交给了褚大光。

为了安全起见，褚大光又命令刘殿庚，将经手此事的赵贵斌或派往关内，或是干掉，以防泄密。后刘殿庚将赵贵斌派往关内，但是他却没想到，赵贵斌与自己一样，由于我军盘查严密，只得又返回沈阳藏匿。根据刘殿庚的供述，在珠林寺找到了那口装有美式电台的棺材，但是，另一口藏有电台的棺材呢？据珠林寺寄骨堂的看守人回忆，10月30日下午来了一个穿便衣的男人，匆匆忙忙用马车把一口棺材拉走了。这就是说，藏有电台的那口棺材不知道去哪儿了。原来，在褚大光飞往北平前，又亲自派人到珠林寺，按图中所示，把其中一口棺材弄走，放在何处，刘殿庚和赵贵斌都不清楚。

从时间上说，10月30日我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沈城周围已经被我封锁了，把棺材拉到郊外隐藏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只能藏在城内。当时沈阳市内除珠林寺外，还有个较大的寄骨寺——保安寺（已拆除）。马敬铮等人想到此，立即坐上警车，前往保安寺。保安寺建于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清康熙六年（1667）重修，此时已十分清冷。

我们经过一一排查，终于发现了那部用棉被和油布捂得严严实实的美式电台。至此，保密局沈阳站东北支台的潜伏组织被一网打尽，共破获7个潜伏组，4个潜伏台，一个独立电台，捕获大小特务28人，缴获电台9部。取得了围剿敌特分子的重大胜利。（李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