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2010-06-01：志愿军精神病院

源济

本期《冷暖人生》主要内容：这是一家特殊的医院，这是医院里最后的一个老兵，60年前他们曾是“最可爱的人”。60年后，他们已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战场。《冷暖人生》带您走进志愿军精神病院…1957年夏天，十岁的河南少年郭茂昌走在放学路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小麦田，快到村口，他忽然看见母亲在路上迎他，手里扬着一封信，长这么大以来，郭茂昌第一次在母亲脸上看到灿烂的笑容。原来消失多年的父亲忽然来信了，可是却不能亲自回家，信上说他在朝鲜战场上“负了伤”现在住在医院里，1957年的夏天，郭茂昌和母亲千里迢迢从故乡赶到了河北张家口，在一个名叫沙岭子的小鎮上找到了河北省第三康复医院，到了這裡，郭茂昌不但见到了父亲，还见到了三百多位和父亲一样伤残的志愿军叔叔伯伯们，然而他和母亲也很快知道，其实这些将士们在朝鲜战场上伤残的并不是他们的肢体或是五官，而是他们的神经。（冷暖人生 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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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最后一个“疯老兵” 

原创 2016-12-16 晓世 晓世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他们中的一千人，永远地留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六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全部撤退。

冷暖人生《志愿军精神病院》完整视频

沙岭子

河北省张家口市区东南，有个沙岭子村，沙岭子医院因此得名。现在它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但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了。

 

2010年1月，我和一个实习生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老护士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停战后，三百万志愿军中有二十万伤残，而这二十万人中有一千人极为特殊——“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说法是：朝鲜战争使这一千名士兵“发疯了”。

 

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年轻时的李文茂在沙岭子医院

“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是喜欢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你要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是瞄准......”

 

“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俩手都咬得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

 

“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得黑不溜湫，老跟那儿光着屁股啊站着......”

 

“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父 亲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寡”多年的母亲忽然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

 

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郭庆堂戎装照

虽然知道父亲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着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那是麦收前，我去了以后他就批评我：写信不让你来你非要来，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你。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钱都浪费在路上！父亲那时候老想的是攒点钱，病治好还要参加工作，老想着要参加工作。他说我念了一肚子的学问，没有使用上就有病了。”

反动的病人

李文茂1962年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妈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唱的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军管会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李文茂听说他被送去“劳改”了。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这儿，郭茂昌不说话，只是摇头，眼圈却红了，“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尸体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她老想着父亲回去，能过上团圆日子，始终没盼到。1968年算是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郭庆堂在沙岭子医院写的日记，成为他在文革中的罪证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35岁的郭茂昌在伙食部门工作。

 

“他们知道我是郭庆堂的儿子，爱和我聊，你爸爸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对这些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从伙食上特别照顾，早上是一人一个鸡蛋，半斤奶，从那时开始延续到现在。我同情他们，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爸爸一样，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

最后一个老兵

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精神伤残的志愿军老兵纷纷病故、所剩无几，河北第三康复医院也取消了部队建制，转为民办，对全社会开放。医院名称也变更为张家口沙岭子医院。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这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

 

三年后的2010年，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这所曾经的志愿军精神病院，现在只剩下一间病房，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张洪恩，哈尔滨人，1946年入伍，原三五九旅二四七团战士，1950年入朝作战。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在被子里躺着，一副木然的神情。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独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那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老病区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皮衣，身子肥胖，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人声渐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思想万岁”一类的旧时代大标语。

 

铁门上果然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桃树、果树，工作人员种，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那个光屁股的李海荣，也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最悲伤的微笑。

郭庆堂遗物：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

撰文/视频编导：季业

微信编辑：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