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疑陵系列报道：专家老熊称曹操高陵周围还有大墓正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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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3日14:35  金羊网-羊城晚报

潘伟斌接受采访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曹操墓发掘地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演钦

　　通讯员尚杰

　　2009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在郑州举行。说明会是在河南省有关方面宣布“发现曹操高陵”后引起多方质疑的情况下召开的。

　　说明会召开的前一天，潘伟斌连夜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现场赶回郑州。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该墓葬考古队领队。说明会召开当天，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了一份《答疑》，文章不长，只有区区1322字。然而，这1322个字，字字千钧。面对质疑，潘伟斌处之泰然，“我有足够的自信，‘曹操高陵’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22时，潘伟斌开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但聊起“曹操高陵”，人很快就精神起来。采访完毕，已经是凌晨1点。在办公室里，潘伟斌和羊城晚报记者一起迎来了全新的一年。因为“曹操高陵”，他的人生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闲聊中问起他的专业擅长，潘伟斌指着“曹操高陵”出土的器物照片说，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这了……

　　有关“曹操高陵”的质疑

　　记者质疑

　　“曹操高陵”为什么是在安阳县西高穴村？

　　“盗墓专家”曹操其墓为什么不设机关防盗？深葬，是更好的防护措施？

　　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

　　专家质疑

　　出土的这些物件，真的是曹操“常所用”的吗？

　　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

　　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

　　网友质疑

　　为什么说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曹操的某位大臣在死后把曹操所赏赐的东西搬到自己的墓穴里，然后特别加以注明“魏武王常所用××”，以增其宠荣？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

　　曹操父子推行“薄葬”，为何墓葬规模巨大？

　　■其说

　　“曹操高陵”发掘位置和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5里

　　也许是预料到蜂拥而来的记者一定会问到“‘曹操高陵’为什么会选址于此”，所以在《答疑》第一段，潘伟斌就对此进行了思考。

　　潘伟斌认为，据曹丕的《为武帝哀策》中记载，在曹操殡葬之前曾进行过占卜。其文是这样记载的：“卜葬既从，大隧既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墓葬的选址上，也应该经过占卜，应该符合墓葬选址的基本标准。安阳县西高穴村的地势和地理环境符合曹操《终令》中“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 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的要求。

　　按照这样的结论，“曹操高陵”周围还会有其他大墓。据悉，目前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大墓除了2号“曹操高陵”，还有1号大墓。这有可能是曹操帐下某位大臣的墓穴吗？潘伟斌说，现在还没有结束挖掘，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想象，好戏还在后头。潘伟斌说，现在发掘的西高穴2号墓在选址上，和文献记载的位置完全吻合，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潘伟斌打开电脑上的google earth，“从地图上看，西高穴的位置正好位于故邺城的正西方向”。他接着用鼠标拉出一道线段，“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西高穴墓地，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 28.5里（已转换成当时尺寸），考虑到当时的道路不可能是直线，故以上所记载的30里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曹操的葬礼是公开的

　　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描写

　　关于曹操墓，历史上曾有“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有人因此质疑：眼下的“曹操高陵”，会不会只是“七十二疑冢”的其中一座呢？

　　专家认为，“疑冢”的传说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是以讹传讹。事实上直到唐代，曹操墓葬的位置还是清楚无疑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曾路过邺城，亲自到曹操高陵进行过祭奠，并写下了《祭魏太祖文》，其中有“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管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继而三分”的语句，来评价曹操。

　　“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葬礼也是公开的。”曹操“疑冢”的说法在潘伟斌看来不足为凭。

　　“曹操死时是汉庭丞相，魏国国王，他的安葬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不仅不能秘密安葬，相反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这一点，潘伟斌向我们介绍了大量历史史料。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即曹操在《遗令》中所强调的“西陵”。关于安葬这件事，史料也有明确记载。《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载：“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记载：“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晋书·宣帝纪》记载：“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指宣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从这些历史文献看，其丧礼举办既有主持人，又有护灵者。潘伟斌副研究员认为，当时曹操虽然提倡“不封不树”的薄葬，但其葬礼还是按照汉代的丧葬礼仪进行的。他的去世，是魏国和东汉的大事、国事。当时汉代的附属国和与汉庭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应该会派来使者参加吊唁，出席葬礼。老百姓也有不少人为其送葬。关于这一点，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诔文》中有清楚记载：“兆民号啕，仰愬上穹”、 “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弦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扁，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潘伟斌强调，其丧葬议程，是公开的、按照制度有序进行的。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生动描写：“卤薄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廷，陟彼山阿。”也就是说殡殓时，采用了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出殡时更是在上饰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前，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因此，潘伟斌指出，从这些描述来看，说明当时曹操应该是公开安葬的。这样轰动天下的大事是不可能秘密处理的，《三国志· 晋书·宣帝纪》上也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

　　潘伟斌说，南朝齐代著名诗人谢脁（464－499年）在《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中就曾写道“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 在《铜雀悲》中他又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如穗帷。寂寂松林晚，安知琴瑟悲。”根据此诗，有人认为他应到过铜雀台，甚至到过西陵。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曹操葬在西陵这一问题上是没有怀疑的。

　　“魏武王常所用”为证

　　随葬品符合薄葬思想

　　帝王陪葬竟只用石圭？这正是曹操的遗令

　　此次大家质疑的焦点之一，便是出土的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物品，真的就是曹操“常所用”的？它们如何能证明墓主人就是曹操？

　　古文字和考古学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先生说，这些文字都是当时使用的汉隶，俗称“八分体”；曹操当时确实经常赏赐物品给大臣以笼络人心，但给一个大臣的赏赐不可能有成批成批那么多，“连‘慰项石’这样的枕头也赏赐给大臣？这是不可能的。”

　　针对有网友说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说法，潘伟斌副研究员反问对方：为什么他会因为这些兵器而被处死呢？既然贵为三公的周亚夫因为收集这么一些武器随葬就被处死了，那么，又有谁敢收集这么多曹操的武器用来随葬而不怕被处死的？

　　针对有的网友认为“‘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潘伟斌指出，此次出土了大量石牌，总数近60枚，集中出土于后室的南侧室，这些侧室就是曹操陵墓的仓库，这些铭牌正是仓库内随葬物品的清单，这种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遣册”。

　　在潘伟斌出示的石枕照片中，记者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潘伟斌的解释是，曹操生前有头疼病和颈椎病，“慰项石”可能和治疗疾病有关，并不是平时使用的枕头。“慰项石”不是通俗用语，包括那些铭牌上的许多文字，连很多文字专家都感到古拙拗口，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

　　羊城晚报记者在一大堆铭牌里发现了刻有“渠枕一”字样的一枚。何谓“渠枕”？潘伟斌解释，“渠”有“深沟”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可能指的就是曹操的这个“慰项石”，因为“慰项石”其形状就是一个“凹”字。目前发现的铭牌，可以分为两类，潘伟斌认为，那些圭状形、刻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记录的是曹操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而那些去掉尖头而呈六边形的铭牌，记录的极可能是专为葬礼所制作的随葬品。

　　此次出土的一枚巨大的石圭受到了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这枚石圭长28.9厘米，宽7.4厘米，有专家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圭。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非有极高身份者不能用。潘伟斌副研究员解释说，在东汉时期，在这个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没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而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潘伟斌指出，这证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实的，曹操临终时曾有遗令“无藏金玉珍宝”，因此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以石质圭、璧代替了。这件石圭显然是在曹操死后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的，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有人质疑墓葬规模庞大，本身就足以推翻“薄葬”的说法。潘伟斌说，薄葬不是指的陵墓的规模大小，而是随葬品的多少和质地的好坏。“出土了石圭而不是玉圭，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曹丕深知防盗其难

　　深葬才是有效办法

　　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后来连陵园内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也被他下令拆除

　　“曹操高陵”打开后，并没有发现防盗机关，因此就有人质疑：曹操曾经盗过墓，应该深谙陵墓防盗的必要和技巧，而对自己的陵墓却没有设置相关机关，这正常吗？

　　关于这一点，潘伟斌指出，从来没有发现有文献记载曹操高陵是设有防盗机关的。他的陵墓虽然是其生前建设的，但是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儿子曹丕，曹丕深知没有不被盗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曹丕在《终制》中明确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在营造自己的墓葬时，曹丕提出 “吾营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这也是“不封不树”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据史料记载，曹操高陵陵园内的是建有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的。但为了防止被后人发现，对之进行盗掘，曹丕在其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内的所有地面建筑，使车马还厩，衣服还库。潘伟斌说： “考古发掘的汉代陵墓中也没有发现什么防护机关，如汉代阳陵就没有发现防盗机关。”

　　潘伟斌认为，其实“曹操高陵”还是采取了一些防盗措施的，如对墓道内的填土进行了夯筑；墓门多达四道，总厚度为1.2米。关于深葬，曹植在怀念其父的《诔文》中写道，“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潘伟斌说，这说明了“曹操高陵”是挖得很深的。此次发现的“曹操高陵”，其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足足有五层楼之高。正因为很深，因此曹植说他父亲的墓 “窈窈玄宇，三光不入”。

　　曹操印章非金即玉

　　随葬有悖薄葬之意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也有明确记载

　　质疑的观点还有一种：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印章，才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的证据。

　　潘伟斌说，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曹操是严禁随葬印章的！因为当时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随葬进去，违反了他“无藏金玉珍宝” 的遗令，有悖于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盗掘。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追封曹操为武皇帝的时候给曹操制了一枚金印，因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进高陵内，而是放在了另一个石龛里。既然曹操本人不许随葬印章，合葬的其他人，不放印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有明确记载，其文为“既即梓宫，躬御綴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所谓“玺不存身”，这段记载出自他儿子曹植之手，应该是最为可信的。所以，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是合情合理的。

　　潘伟斌说，曹丕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有关薄葬的丧葬制度，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在为自己选择墓地时，提出要“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随葬品方面，规定“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琀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并要求其棺材仅施漆三遍即可。还废除墓祭，规定皇后、贵人以下不随王至国者，去世后都葬在涧西。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潘伟斌认为，曹操的葬礼基本上还是按照汉礼，曹丕的这些丧葬制度是后来才形成的。而且，曹操随葬的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都是衣服上所缀饰的，并无特别贵重者。

　　■其人

　　对曹操“知根知底”

　　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开始到今天，潘伟斌已经在那里呆了超过一整年，可谓是对其最知根知底的学者。

　　潘伟斌早在2003年就对曹操高陵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他撰写了专著《三国魏晋南北朝隋陵》，书中除了对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帝王陵墓的丧葬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收集了大量有关曹操高陵的历史资料。2007年，潘伟斌就撰写了一篇有关高陵的论文，后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作出了“曹操陵墓高陵应该在河南省安阳县西高穴村附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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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DNA鉴定会损坏曹操头盖骨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河南安阳东汉大墓是否“曹操高陵”，众说纷纭。公众寄希望于科技力量，对墓门附近发现的头盖骨进行DNA鉴定，如果真是“曹操遗骨”，那么墓主身份毋庸置疑。然而，DNA鉴定是不是100%可靠呢？记者多方求证专家得知：未必。

　　曹操后裔难确认

　　据专家介绍，“曹操高陵”的文物保护和实验室研究工作尚待展开，出土人骨标本的DNA研究也是其中之一，这项技术面临几大难题，并非如外界认为的完全可靠。首先，DNA鉴定必须找到确定无疑的曹操后裔，并成功提取遗传基因数据作参照比对，但曹操后裔的甄别将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毕竟曹操卒于公元 220年，至今已近1800年。其次，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研究方法和理论并非十分成熟。再次，这次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差，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遗传基因数据尚不可知。

　　遗骨提取有风险

　　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他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中主要的人骨鉴定专家。“男性尸骨年龄在60岁左右，女性尸骨一具在约20岁，一具在约50岁”这一鉴定结论即出自王明辉的判断。他说，即便能够得到完全可靠的曹操后裔DNA数据，在进行比对时也只能得出大致结论，两者接近率即使达到90%甚至99%，也不会有100%的结论。“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仪器、全部的方法都用上，也不能100%证明这个人骨就是曹操的，只能是一个倾向性的结论。”他同时指出，按照现有技术，提取男性头盖骨DNA，不得不对遗骨本身造成“损坏性提取”，而这样冒的风险较大，能否进行需经批准。

　　骨骼年龄不相符

　　考古队员尚金山告诉记者，这枚头盖骨发现于墓门附近，有过移动。王明辉的第一感觉是遗骨整体保存得很不好，男性遗骨只有顶骨及其周围的一小部分，一点极碎的小支骨、两颗牙，其中一颗还是龋齿。可以看出男性头颅相当大，营养状况良好，骨质疏松程度低于实际年龄。目前推测，遗骨移动和损坏可能是盗墓贼所为。文献记载，曹操妻子卞氏死于公元230年，享年60多岁，与目前所发现的女性骨骼的测量年龄无法吻合。考古队领队潘伟斌透露，还发现了指骨等碎骨。王明辉说，他还没有看到这些骨头，“但新的证据也许会改变曾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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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被变形的传说与被放大的曹操墓
2009年12月31日08:08  东方早报

　　作者：吴祚来

　　这可能是曹操的命运，有关他的传说，从《三国志》演变到《三国演义》，不知变形几何，现在被放大的，是他的墓地。

　　还是先说一下墓文化吧。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与古代中国的帝王权贵们，对墓葬最情有独钟。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一座座国王及王后们的陵墓，有史家说，古埃及文明为什么会被灭亡，就是因为大造陵墓。对帝王们来说，它就是将来再生的诺亚方舟，但对平民百姓来说，百无一用。中国人对陵墓的文化兴致与古埃及比，仅居其次，也可能正因为此，中华文明才延续了下来，毕竟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位之时也仅仅是将每年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陵，而是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成者为帝王，败者为匪寇。为帝王者留下的文化遗产，是陵墓；为匪寇者最大的文化爱好，是盗墓。帝王们最大的身后事业，与盗贼们眼前的利益，通过墓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是帝王们在世时，就想到的事情。想到了归想到了，但还是禁不住那份诱惑，或是手下人的固执，于是陵墓还是要造，陪葬品还是要制作，因为它是一项国家文化工程。手下人如果不做文化工程，对帝王的敬意与自己的利益，都无从谈起。

　　古人的陵墓，从来都是用来祭祀或凭吊的，而当代人对先人的墓地，想到的永远是发现、挖掘、装修、收门票与买门票参观。你到首都北京，看看一日五游，多是在古墓里转悠，似乎那里最能沾上帝王之气。其实，能沾上帝王之气获得利益的，是卖门票的单位部门。

　　话说到这里，我的意思也就明朗了，无论帝王还是盗墓贼，兴奋点都与墓地有关；无论卖票的还是旅游的，兴奋点也在墓地里。这可能是我们文化的某种宿命。学者裴钰在博客里精确计算，曹氏墓开放参观之后，每年将给洛阳市带来4.2亿元的经济收入。所以，曹氏墓发掘出来的，不是零星的文物，而是一座富金矿，就冲着这巨大的经济利益，谁证伪了曹氏墓地，就是对当地经济的严重伤害。

　　令人可怜的，可能只有一代枭雄曹操了。先是说书人将他从《三国志》里拉到了民间故事里，再有罗贯中将其写入《三国演义》，充当一个反面角色，然后就有艺人们将他贴上白脸，变成奸臣贼子。如果真的按史实来，可能民间没多少人对曹操感兴趣，毕竟能欣赏他的诗句的人，并不多，所以拿他与文化正宗的刘皇叔比，与智慧的象征诸葛亮比，与铁血忠贞的关公比，他就成为一个对立的形象，艺术与观赏价值也因此产生了。《三国志》里的曹操与历史事实的曹操本来就有一段距离，而小说与戏曲中的曹操，又与《三国志》里的曹操有一段距离。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住到了小说与艺术作品中，获得了永恒的文学艺术生命力，但这是曹操自己想要的吗？当然也不是历史本身想要的。

　　史书说曹操是个节俭人，淡于墓葬，这个我相信，因为从他的诗篇《观沧海》中可以见得对世道的洞察与生命的悲悯情怀：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载入文学史的名篇，充满对天地大美之赞叹，也对人生短暂无限感喟，加之自己并没有称帝，所以不太可能将墓地做得奢华隆重，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发掘出来的墓地，倒是符合简朴的风格。但依据简朴风格或其中有一些随葬品，就完全可以肯定这是真正的曹操墓么？现在发掘出来的墓地，处平原之上河流之畔，1700多年来的河流泛滥已累积了几重黄土？曹氏即使没有传说中的“七十二疑冢”，会不会有几处疑冢？因为兵荒马乱之时，加之宿敌太多，简葬与疑冢之说，不是空穴来风。有无可能当时人就造假墓地，以诱惑仇敌或盗墓者？

　　历史本身就可能造伪，现实生活中更有防不胜防的造伪者，那么，我们对曹氏墓的真实性还是慎重表态较好，在没有被学界公认并被更详实的史料证实之前，我们只能说，河南洛阳发现了一处疑似曹操墓，毕竟疑似曹操墓的发现，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历史发现，它意味着我们向真相迈进了一步，它是不是最有价值的一步，只有留待时间确认。

　　人生就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过程，可惜我们的文化与新闻对墓地太过重视，无以复加的重视，我们国家生产的摇篮(童车)在国外出了质量问题，有几多媒体与公众关注国内摇篮或童车的质量呢？一个关注摇篮远胜过关注墓地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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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飞：曹操墓是年终最后一场娱乐秀
2009年12月31日08:43  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说到底，曹操是个悲怆的诗人。不过，这是个横槊赋诗的诗人，在赋诗之外，主要的业务是率领人马在衰落了的东汉版图上厮杀。可惜他不姓刘，所以被民间口头文学认定是一个白脸儿奸臣，那悲怆因此又多了一分。

　　在岁末的寂寥里，忽然有热闹的争议传来。先是河南安阳方面高调宣布，我们发现了曹操墓。然后是各路专家和网友纷纷提出质疑，那果然就是曹操墓吗？一方说，这或是曹操夫人及婢女墓。另一方则回应，何不称她们是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立论驳论，叫骂口水，怎一个眼花缭乱了得。

　　缺乏考古专业训练和文史知识积累的公众，大可不必被这一场口水仗弄得心生惶惑，因为这压根就不是一场严肃的学术之争。一边挖墓一边就敢于宣布这是谁谁谁的墓，没有这等派头的学术。看上去恼羞成怒地指责质疑者“不够资格”，私底下却未必不希望“让炮火来得更猛烈些吧”。不以异论惊天下，必以噱头动世界。这年头还谈什么“十年冷板凳”，一铁锹下去挖出个曹操墓，这样的离奇效果才符合最风行的“学术逻辑”。著作等身，皓首穷经，在“轰动”两个字面前，只能被反衬出什么叫做落伍。到底是不是曹操墓，这没什么要紧，要紧的是在第一时间内宣布它是曹操墓。

　　曹操墓甚至不是一个文化的话题，它不需要去解决什么历史的悬案，关注它的人，目光直逼隆隆运转的现实。当地政府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本地的期待直言不讳，最终就是要“建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为推动安阳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回忆一下，当年周正龙宣称发现“周老虎”的时候，当地政府何尝不是欢欣鼓舞，以至于官员不惜以官帽担保它的真实性。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动机则掩藏在一个巨幅广告牌上：“听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尽管曹操墓是被盗挖过多次，但那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它被认定，只要它在那里，它立刻就能魅力附身。

　　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年代里，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热爱历史和文化。就在前不久，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还在就谁是“李白故里”吵作一团，甚至不惜对簿公堂。再往前看，夜郎古国之争、老子故里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哪一出不是刀光剑影不亦乐乎。更有甚者，史书里查不出，地底下挖不出，投入巨资，钢筋水泥，也要生生制造出一堆伪古迹。曾经喧嚣一时的“ 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典型的一例，近来却不知为何偃旗息鼓了。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地下挖出个曹操墓，就如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实在是喜死人的事。是不是，有没有，先不管，借着这场争论先亮个相、出个名再说。

　　网友中还是认了真的人居多，有人建议为尸骨测定年代，有人建议找来曹操的后人对比鉴定DNA，总之是要争个水落石出。其实，即便是东汉末年的骨头，也说明不了它就是曹操。还有，找来的曹操后人谁来保证他是真的，傍名人充旺族是某些续宗谱的潜规则。学术的问题让专家们唇枪舌剑去吧，芸芸大众不妨将这一切看做一场娱乐秀。每一次年终岁末总让人心生哀愁，为飞涨的房价，为缩水的收入，为让人麻木的矿难，为这一年里个人所遭遇的种种不顺利。但我们终究还是要迈步向前，且把曹操墓争论当一场可乐的秀吧，莞尔一笑，走进明年。

　　不过，对曹操而言，作古千年仍不得安宁，他的悲怆未免又增添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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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芳：各家肚里都有本曹操的账
2009年12月31日08:47  新华网

　　作者：宋桂芳

　　说曹操，曹操就到。七十二疑冢的传闻，亳州邯郸安阳之争，这些都留给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伤脑筋吧。反正这几天主流媒体的意思基本是，曹操高陵新鲜出炉了，热火朝天的架势就等着刘备孙权“发来贺电”了。

　　这些还不算有趣，最有意味的是12月30日的两则新闻：一是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表示，曹操高陵的发掘以保护和研究为目的，不会用于商业开发，也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另一则是当地政府发布通告，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并且随着曹操墓景点的建成，安阳市即将展开征地、修路、通水、通电等工作，以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的问题。

　　文物局的表态很文艺，地方政府的说法很务实。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显然缺乏调和的可能——因为文物局的说法断了商业活动的退路，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兴师动众发掘、悬赏，其目的说得也很直白，意在“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的问题”。一个并不宽裕的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上表现出如此之高的积极性，恐怕很难从纯文艺的角度去理解并阐释。再说，即便是闭关保护的政策到位，但只要基层政府动了开放卖票的决心，挡是挡不住的，房价上的宏调举措便是例证。

　　笔者当然不是怀疑当地政府保护曹操高陵的决心，但结合事件的动向来看，地方政府在文物考古上的利益诉求似乎更为明显。在不少地方，“争名人”历来是个传统项目。譬如李白，我一直以为他的故乡在江油，但看了央视广告，忽然发现诗仙“ 搬家”安陆了。再往前，湖北襄樊与河南南阳争过诸葛亮躬耕地，辽阳和铁岭争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河南卢邑和安徽涡阳争过老子故里，还有“七仙女下凡地之争”、“愚公移山地之争”，西施、花木兰、苏妲己故里之争，甚至金瓶梅、花果山、孙悟空、十字坡的归属也争得不亦乐乎。有名人搭台，经济就好唱戏，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发现曹操高陵，就像天上掉了一块馅饼，是让很多地方艳羡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做一颗酸葡萄，挡着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财路。但既然要征地、修路、通水、通电，还要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的问题，我想，起码应该先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民生为重，先不要光想着怎么赚外人的钱，而应该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保障起来，旅游属于第三产业，属于有了闲钱才去搞的领域，不能本末倒置；二是一口气吃不成胖子，量力而行，财政上不要下太大赌注，包袱太重还是会影响民生，也不要狮子大张口，以为大家看了《三国》就必然想看曹操墓。曹操不是一个地方的产权发明，商业开发起码也要有点公益的样子。

　　历史从来就是一件易碎品，经不起太大的折腾。但既然注定要走上兑现的道路，就不要欲卖还羞或者误入黑市歧途。城市就如开发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曹操，既能装点文化上的门面，又能带动地盘增值，广告词都是现成的：翠山美庭，曹操相伴——差别的，只是安阳中奖了而已。

padme

发信人: swallownest (aa),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安阳，安阳，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1 17:26:51 2010, 美东)

那还是很多年前，在北京读研的时候，假期回家，遇到一个台湾人，大约40岁，交谈中
竟然得知人家是哈佛的（助理）教授，就是东亚研究所，费正清那里吧，因为当时正忙
着寄托天下申请美国，又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是拿不到哈佛的OFFER的， 自然是对人家五
体头拜， 那人倒是很是和善（是我当时见到的第二个比较好的台湾人，另一个是当时
儿基会的DR YE），说他从大学到博士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在书中和梦中已是多次到过
安阳了，但还没亲自见过，现在终于会亲眼见到，所以会很激动，我有些不已未然，
毕竟是河南的乡下地方，没有太多的像江浙一带的总书记的灵气，唯一出的赵紫阳，也
是被废掉的。然而随着安阳的临近， 那个人静默了， 很虔诚的， 也很紧张的，像教
徒般的在祈祷什么，我可以体会到那是一种内心中蛰伏以久的激情。

我应该是被震撼了，也慢慢明白了， 为什么老会有一大堆台湾人和日本人回去看殷墟
小屯，这在现在的国人看起来，地表上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再反
过来在去看看， 无论是洹河畔的小屯，还是漳河两岸的邺城，甚至是袁世凯的墓，竟
然在心里第一次感觉到在大处上有一种气势。

来到美国，更让我惊讶， 在学校的图书馆， 竟然看到了一本书， 名字就叫做“ 安阳
”  是Taiwan 故宫博物院的人写的， 厚厚的一本， 也真的让我明白了， 火车上台湾
教授告诉我的， 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好多人， 包括台湾的， 美国的， 日本的， 都
是在吃安阳这碗饭的。也让我明白了， 为什么郭沫若来安阳的时候会是那么的激动。

所以我想， 安阳是不需要炒作的，她也固守了这么多年的寂静，一个有甲骨文，司母
戊鼎的地方， 一个有姜子牙/比干的地方， 一个有周文王和 “ 八卦” 的地方，一个
岳武穆诞生的地方，是不需要炒作的。 懂历史和考古的人，不要求崇敬， 但 应该对
安阳这个名字有敬意吧。 那些国学的人， 鉴宝的人， 和盗墓的人， 见到这个名字，
也应该知道他背后的意味吧。

慢慢的，  我感觉到了安阳的 另一种灵秀，一种北方大智若愚般的灵秀，平凡而又拙
朴，但有一种力量蕴藏在其中。千百年前，魏武在他建功立业的地方， 更是应该能感
受到吧，或许还有袁世凯，安阳， 安阳，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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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me

发信人: Variable (如梦),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安阳，安阳，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1 20:47:37 2010, 美东)

安阳是袁世凯被逼退后隐居的地方，有袁氏洹河垂钓图。去过袁陵，像是缩小版的中山
陵。有袁氏后代吊唁的照片，看来是真的。据说文革时红卫兵企图炸开陵墓，但是没有
成功。我觉得安阳可以在袁陵的基础上建一个北洋军阀历史馆。也带同学去过几次殷墟
，大家都很虔诚的样子，纷纷找自己名字的甲骨文。现在文字博物馆正在建。在火车站
遇见几个欧洲来参观的，他们硬是不相信在此飞地竟然有人会讲美式英语。

安阳周围“古”人文名胜不少，向南30里有岳飞庙（去过，有慈禧太后题词）、有文王
制造八卦的监狱（路过但是没有进过），再向南30里在鹤壁境内有鬼谷子、纣王朝歌城
（淇县）、牧野之战纪念地、窈窕淑女在水一方的淇河、天然太极图、许仙（白娘子的
老公）的老家等等。钻洞爱好者可以去鹤壁和安阳交接的山区，那里有很多野洞。钻过
一次，生命就升华一格。

padme

安阳原有古迹就不少，殷墟，岳飞诞生地，袁世凯墓等好像都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啊，这次的曹操墓，才刚刚宣布，就有这么大的动静了，难得。

发展旅游观光业，总比发展那些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工业，好很多。不让人发展是不可能的。

happylux

专家称曹操墓中一具女尸可能系中毒而亡
2010年01月04日 06:31汉网-武汉晚报

曹操墓里的两具女性尸骨，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考古专家认为，其中一位女性很有可能是服毒后死的。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知名的考古专家指着曹操墓出土文物照片说，看这个头骨的头型非常圆润、光滑，头骨发育和保存都非常好，生前应该是个非常标致的美人。

这位专家说，他干考古工作已经快30年了，见过很多古人的头骨，在这方面还算有些研究。从头骨的颜色看，有些泛黄或泛绿，与正常死亡的头骨颜色不符，隐约还有一些结晶，有可能是服毒后死亡的，但这只是怀疑，究竟是不是服毒死亡，化验一下便可确认。若这位女子为服毒而死，是自愿服毒，还是赐死，或者是被别人灌了毒药，这就需要综合判断了。

“2007年，在江西靖安发现过一个东周墓葬，在尸骨中出现过相同的现象。”这位专家说，在江西靖安发现的东周墓葬中，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这些结晶体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里都长满了结晶体。经过考古人员的鉴定和考证，还原了一段历史: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在一起进食，食物包括香甜的瓜果。而这是她们的最后一餐，因为食物中掺杂着毒药。这些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两千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

在去年12月31日召开的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上，对于两位女子的身份，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郝本性认为，那个20多岁的女子应该是宫女或丫鬟。虽然在史书中有记载，卞夫人死后与曹操进行了合葬，但郝本性认为年龄大女性并不是卞夫人，因为年龄不符，卞夫人出生于170年，死于 230年，死时为60岁，而经过骨龄鉴定，那位年长女性只有50多岁。

江苏省著名考古专家蒋赞初说，曹操这个人太多面了，而且他妻妾成群，光说得出来姓什么的就有卞夫人、丁夫人、刘夫人、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等15个。而墓中只有两位女子，其他妃子呢？都被用来祭祀铜雀台了吗？她们都是为曹操生儿育女的，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

happylux

亳州学术界：未挖掘的亳州观音山墓或为曹操墓
2010年01月01日 15:36中安在线-安徽商报

河南安阳发现的曹操墓是真是假质疑声越来越高。而在曹操家乡亳州市的学术界也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并且也越来越高。那就是以亳州考古第一人、原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灿为代表的质疑派和以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研究会会长赵威为代表的尊重事实派。

曾经发现曹氏宗族墓群的李灿，凭着几十年对曹氏家族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积累，首先对墓中发掘出的两具女性尸体提出了质疑，李灿认为，曹操的妻子卞王后的实际年龄应该是70岁，和墓中挖掘出的50岁的女性尸体年龄相差甚远。李灿认为，位于亳州市区薛阁塔下面的观音山墓疑似曹操墓。而与李灿一样，对安阳曹操墓提出质疑的亳州市文联主席佘树民也认为，安阳方面公布的六大证据不足为证，疑点重重。土生土长在亳州、对亳州的历史有着深入认识的佘树民说，曹操墓应该在位于亳州的近40座曹氏宗族墓群里。“曹操墓本来就是一大历史悬案，在亳州的曹氏公园里有四大骨堆，据我所了解，亳州没有人知道骨堆里的墓主是谁？”佘树民认为，证明曹操墓的真假，应该对亳州曹氏宗族墓群进行挖掘。

昨晚，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研究会会长赵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史料记载，曹操墓应在河南安阳或者河北邺城周围。但亳州尊重事实，更相信现代科学的坚定，赵威说，曹操墓真假的结果应不会太过长久。赵威提出了自己的两大看法。第一个就是，如果经过科学鉴定，安阳的曹操墓是真的，亳州将与河南安阳、河北邺城积极合作，联手打造曹魏文化品牌。第二，如果安阳的曹操墓是假的，那么，亳州会在继续寻找曹操墓上努力，目前，亳州的曹氏宗族墓群已经被挖掘十多座，还有二十多座墓群没有进行挖掘，为了寻明真相，不久的将来，亳州会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争取早日对亳州的没有挖掘的曹氏宗族墓群，特别是亳州人一致认为是曹操墓的观音山墓进行挖掘。

happylux

赶紧把所有“疑似曹操墓”都挖了吧
2010年01月03日 11:18北京青年报

伴随“曹操墓”的被发现和被确认，舆论的质疑也一直未曾平息，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大约是为了平息争议，河南省文物局于2009年最后一天，召开了有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参加的“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现有证据足以确认河南安阳的“ 东汉大墓”即为曹操高陵无疑。

如果考古真是一门科学，对这一事件的争议，到此大约也可以有了了断，至少可以进入对各种争议“存而不议”的冷处理阶段。然而考古在我们这里早已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越来越不是科学，于是围绕此事的争议注定还不算完，而且可能越来越不算完。

可以预计的是，河南方面肯定抓紧时间大干快上，一面邀请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支持的队伍，一面投入越来越多的钱、圈起越来越多的地，以便尽快把“曹操高陵保护区”弄成既成事实。反正以后每年有4.2亿的潜在收入，这点小钱又算什么。如果以后再有人批评中部地区经济观念不强、行政效率不高，这次河南各级政府围绕曹操墓表现出的果断高效，都可以作为反击的证据。

不过既然河南如此热衷，别人自然也看得出其中的利益和门道。这两天就有报道说，安徽省已经有专家表示，为了弄清曹操墓的真相，不排除挖掘亳州的“疑似曹操墓”。如果考虑到河北磁县的曹操“疑冢”，比安徽亳州的“疑似”更有来头，河北方面说不定何时也会加入“弄清真相”的行列。到那时，三处曾经的“疑似曹操墓”都见了天日，自然不愁“真相”不大白于天下。

真相总比假象好，而且由于真相的极度稀缺，中国人对各种真相更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饥渴。但如果真相只能以这种掘墓挖坟、挫骨扬灰的方式获得，倒反而把真相本身弄得灰头土脸。

其实考古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百分之百揭破真相的学问，对于很多考古发掘，待考、存疑，或在没有否定证据出现之前的暂时认定，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以此衡量，如果发掘、确认曹操墓真的是一次纯粹的学术行为，则迄今为止的证据，足以让各方暂时搁置彼此的争议，认真投入对所发掘文物的研究和推敲之中。而河南方面的责任和任务，不过是好好保存“曹操墓”和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与此相关，如果今后有更新的真相被发现，证明此“曹操墓”并非真曹操墓，河南方面也应该欣然接受，甚至庆幸历史的真相得以揭破。

然而，“曹操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显得敏感而复杂。最初被媒体渲染的所谓专家“质疑”，其实不过表达了面对此类事件时最本能的担心和疑虑而已，而且其态度大多如网络语言形容的“弱弱地问一句”:您那些证据真的确定无疑吗？如此重大的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质疑，倒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面对如此正常的疑问，河南方面的回应，却显得敏感而脆弱，那种急赤白脸的劲头不仅不符合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则，就一般常识而言，也仿佛是在掩饰某种真相之外的东西，以致不得不让人对其急于认定的目的产生极大的怀疑。

至此，有关“曹操墓”的真相，事实上已经转化为“曹操墓归属”的真相。真相的背后，则不是对历史的叩问和追寻，而是对“4.2亿”的垂涎和争夺。

如果钱当真如此重要，如果为了这些钱的归属必须追究所谓真相，那为了百姓和曹操的早日消停，希望各方干脆早点把所有“疑似曹操墓”都挖了，用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粗暴方式，把历史留给我们的那一点神秘和朦胧彻底揭破，也顺便给后人留下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happylux

河北邯郸多位学者质疑河南安阳曹操墓
2010年01月04日 08:50燕赵都市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新闻提示

虽然河南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就在安阳，但漳河北岸的河北邯郸不以为然，多位学者表示安阳“曹操墓”存疑。1月3日，河北籍文化人士闫沛东致电记者称，早在2006年，考古人员就在安阳县西高穴村发现了不少古墓，“曹操墓”是其中一个，此外，“曹操墓”的坐标西门豹祠在漳河一带有十六七个，哪个坐标才是确切的？还有曹操设疑冢72座，并不一定就是虚构的，谁能保证磁县南北朝墓群没有“坟上筑坟”？那些“常所用”之兵器可能是从社会上倒流到陵墓中的……

■“七十二疑冢”具有真实性

闫沛东从事三国文化学术研究及魏晋南北朝考古21年，足迹遍布冀豫，目前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与邯郸市临漳县及安阳等业内人士颇为熟悉。

记者了解到，曹操死后被追封为魏武帝。《三国志》记载，依曹操生前所颁《终令》，其陵“因高为陵，不封不树”，意即陵墓要建在高地上，地面上不要堆起高高的坟头，也不要做什么记号。他在西门豹祠西边高原上建起寿陵，曰高陵。

最初高陵仍依东汉礼制，“立陵上祭殿”。曹丕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为由，毁去高陵上的祭殿。闫沛东说，《三国演义》讲到曹操临死设疑冢七十二座。虽然是部小说，但它主要根据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写，那么它对曹操死后陵墓的记载，七分纪实三分虚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所以，对曹操陵墓的记载应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西门豹祠西原上，号称高陵；一是彰德府讲武城外，有疑冢七十二座。也就是说，要想确定曹操的陵墓究竟在哪里，首先必须弄清楚西门豹祠和彰德府的所在地。

■哪个西门豹祠才是坐标？

历史上有西门豹治邺的记载，故西门豹祠一定在邺城，即曹操被封为魏王时的都城，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临漳县境内的邺城遗址。而彰德府，在三国时并没有这个地名，它是金朝时才有的，即今天河南省安阳市。古代还没有分省的时候，两个地方多数时候皆称为邺城。

据闫沛东介绍，曹魏邺城，俗称邺北城，据《水经注·浊漳水》记载，曹魏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经初步勘探实测，曹魏邺城平面基本呈长方形，东西长2400米—2620米，南北宽1700米。漳河历年泛滥，城内遗址现在基本埋没于漫漫流沙之中。西门豹治邺给邺城一带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好处，所以今天临漳一带，也包括今天的安阳一带，有许多西门豹祠。“西门豹祠大约有十六七个。”闫沛东说，按《三国志》中的说法，曹操陵墓是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但究竟是哪一座西门豹祠根本无法确定。因为这是一座“不封不树”、什么记号也没有的陵墓。

■“曹操墓”线索虽多但都无科学价值

按《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记载:令(禁)北诣邺谒高陵。帝使预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三国志·魏书·卞后传》记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从文献记载，操在“遗令”中虽有“不封不树”之说，但曹丕等人安葬他的时候，为了祭祀的需要，不可能不留下部分建筑物等标记，否则不太近情理，也不符合当时“慎终追远”的孝道。深入挖掘和普查今天临漳、安阳一带古地名也许可以找出一些有关曹操陵墓的线索。

闫沛东告诉记者，曹魏时期唯一墓葬是1956年在洛阳涧西发掘出的一座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墓。这一时期墓葬在形制、结构等方面仍沿袭东汉晚期的风格，墓葬由斜坡墓道、甬道、带耳室的方形前室及长方形后室组成，随葬物品趋向简单化。鉴于汉代诸陵无不被毁掘，曹操陵墓“不封不树”，魏文帝曹丕首阳陵也“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使易代后不知其处”。曹丕父子这种做法对魏晋陵寝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曹操高陵、曹丕首阳陵其实都无任何有科学价值的线索。

■“西高穴墓地”多合史记但也有硬伤

据《鲁潜墓志》记载:“赵建武十一年，太岁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太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月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鲁潜墓东南一公里即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一公里是渔洋村。从地理形势看，这里西依太行，北濒漳水、北眺邺城，南及北岭，东距丰乐镇西门豹祠十公里，距邺城遗址十五公里，与曹操《遗令》“西门豹祠西原上”合，与“《元和郡县图志》、《河朔仿古记》所载:‘魏武帝陵在邺城西三十里’”合。“但鲁潜志出土地点并非墓中，而是乱土里，故西高穴村从距离和位置相近，但并无据可依。”闫沛东说。

■七十二疑冢“坟上筑坟”？

彰德府讲武城有没有七十二疑冢呢？记者了解到，今天的临漳县三台村以西八里处，确实有个地方叫讲武城，从讲武城再向西一直到磁县，的确有许多大土堆，当地人称之为“曹操坟”。然而所谓“七十二疑冢”。经挖掘出其中几座，都是北魏北齐时代墓葬，比曹操晚了三百多年。

闫沛东说，史书没有记载这些北魏北齐王公大臣墓是否坟上筑坟，有没有深挖曹操遗体或与之相关的随葬品，“曹操要求自己的墓葬‘不封不树’，加上南北朝王侯贵胄大都奢华，在造墓上同样奢华不已，曹操墓所在地风水极好，‘不封不树’的曹操墓难免三百年后没有痕迹，因此谁也无法保证，北魏北齐王公大臣们会将自己的墓地筑于曹操墓上面。”

据介绍，目前“坟上筑坟”也颇得不少学者专家的认同。

■“曹操墓”肯定在邺城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人，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北域，使足相容。”之后，约在建安二十五年，他临死前又说:“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又说:“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据晋陆机《吊魏武帝文》)《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曰:“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亦曰:“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

闫沛东说，以上说法都充分肯定了曹操高陵在邺地。

据闫沛东介绍，邺城遗址在今天临漳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的邺镇一带。建安九年(公元1204年)曹操攻克邺城，邺城后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所颁政令均出自邺。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魏，因邺城是“王业之本基”，遂为曹魏的都城。

邺都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史称“六朝古都”。曹魏邺城(邺北城)西墙偏北，以墙为基，有举世闻名的铜爵台与金虎台、冰井台并称三台。

■曹操高陵在邺地何处？

高陵在邺地何处？晋左太冲《魏都赋》中有:“墨井盐池，去滋素液”句，晋张载为墨井作注说:“邺西、高陵西、伯阳侯西有石墨井，深八丈”，由此推断，高陵在邺西的伯阳城之东，伯阳城是战国时魏国的边邑，今属磁县清流村，东距故邺城约27.5公里，原村(今村向南迁移约一公里)村西曾有伯阳城遗址。传说该村有“白羊城、黑狗寨”，白羊城实为伯阳城，遗址已被岳城水库淹没。

元代纳新的《河朔访古记》记载:“魏武帝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又说:“十二月，余登铜爵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大清统一志》说:“魏武帝西陵在临漳县西三十里”，这里的临漳县是指明洪武初年的旧临漳(今旧城小庄)，曹操陵墓大体方位已被认定。

■“西高穴墓地”2006年就发现了

闫沛东说，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曾发现过几座被盗汉墓，2006年，在西高穴村发现的大型东汉晚期墓葬多次被盗，即今所谓最近发现的曹操陵墓。“这个信息在考古界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当时大家都说是汉魏墓，也没有曹操墓的说法，发现了不止这一座，而是大大小小十来个。”闫沛东透露，那些古墓不仅多次被盗，当地盗墓猖獗，墓中文物丢失严重，大多都已是空墓了，“当地政府不能推脱责任”。

■“常所用”之兵器是否是“埋地雷”？

闫沛东说，此次河南省有关方面宣布的所谓出土文物，即“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不能排除就是从社会上倒流到陵墓中的。“业内对此有个说法叫‘埋地雷’，意思是说，将文物甚至赝品重新放至古墓中，然后再从墓中‘发掘’出来，这样价值就无法估量。”

闫沛东说，“常所用”之兵器明显是根据《三国演义》及有关曹操“患有头风”、“横槊赋诗”编造演绎出的赝品。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才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曹操下葬时曹丕尚未建立魏国，按汉代王侯下葬，决不会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另外，所出土的随葬品如珍珠、玛瑙，明显有违曹操《遗令》所示:“无藏金玉珠宝”。

闫沛东说，有文字所证的“常所用”之兵器，“在北京古玩市场遍地都是”，如此轻率地公布出去，更是贻笑大方。

■推测安阳大墓决非“曹操墓”

闫沛东分析，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残存的画像石文字“咸阳令”、“纪梁”、“侍郎”、“七女复仇”等内容，且墓室装饰简单，未见壁画，铁甲、铁剑、一男两女遗骨分析，墓主人应该是魏国曾任过“咸阳令”、“侍郎”等职务，死后以魏王侯级别谥号“魏武王”下葬的曹氏(或夏侯氏)贵胄或魏国武职大臣，也可能是北魏时期的王室贵族，决非“魏武帝”曹操。“千百年来，曹操陵墓疑雾重重，异说种种，扑朔迷离，如此简单地仅凭民间追缴搜集来的刻铭石牌等收藏品和分歧性较大的历史文献资料对照，确认曹操陵墓十分可笑。”闫沛东提醒，学术腐败一旦和地方利益相结合，必然给历史悬案进一步科学考证造成障碍。

闫沛东说，目前汉代大墓不仅多次被盗，文物丢失严重，多年来有关方面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保护，已是千古罪人，而若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切莫急功近利，曹操陵墓及邺城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牵强附会是学术界的悲哀，值得专家、学者们深思。本报驻邯郸记者 邢云

happylux

曹操墓广受质疑背后是地方政府信用透支

2010年01月05日 06:23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安阳发现曹操墓这件事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从网络舆论来看，持怀疑态度的人几乎是一边倒。虽然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解释，但并未打消人们的疑虑，相反，每一次的解释又引发新一轮的怀疑浪潮。

　　在我看来，比起“周老虎”、“欺实马”、“躲猫猫”、“纸币开手铐”此类真实的谎言，曹操墓其实还算是比较靠谱。我个人认为，其真实性至少没有舆论怀疑的那么低。质疑的观点，多数属于猜测，有些猜测确实也很有道理，但没有可靠的证据，对于正方的反驳还不是致命的。相反，支撑该墓葬确为曹操墓的证据，既有出土的文物，又有史料的佐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此，从正反双方持有的观点和证据来看，正常情况下，各自的支持者应该五五开才是。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质疑一方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却在舆论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乐观估计，像我这样倾向于相信该墓葬就是曹操墓的人不会超过一成。

　　难道是公众失去了应有判断力了吗？不，与其说公众在怀疑证据，不如说在怀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一事件中，公众质疑的地方政府既包括墓葬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也包括考古部门，因为在中国，考古部门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从经费来源和机构设置上看，它更像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公众又何以失去对地方政府部门(包括一些学术机构)应有的信任呢？恕我老套，我不是又要举那个老掉牙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公众需要了解真相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尊重公众的权利，没有尊重常识，以谎言代替真相。比如“周老虎”，比如“欺实马”，比如“躲猫猫”，比如 “纸币开手铐”，在公众一次次地被忽悠，一次次失望之后，地方政府信用被透支殆尽，以至于在发布“曹操墓”这一类还算靠谱的信息时，公众也本能地拒绝相信。

　　而墓葬所在地各级政府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地加剧着公众的不信任。如果说传说中那个高喊“狼来的”的孩子只是出于无知，只是好玩，当下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真相的刻意掌控，则是出于精明的利益计算。安阳当地政府几乎毫不掩饰对该墓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的渴望，已经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开发计划，指望该墓葬能将当地的GDP稳稳地提高几个百分点，当然这也会为地方官员的政绩、仕途增加有力的砝码。当地方政府成为一个自我创收、自我消费的利益主体，其利益又与公共利益不完全契合甚至相悖的时候，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只会加剧。

　　地方政府信用透支，就意味着政务实施的成本大大增加，即使这个政务是善政。这些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又是社会，又是公众。如果这一情形继续蔓延，于地方政府于公众，都不是什么好事。(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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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遗骨下落不明 DNA鉴定“曹操墓”设想落空

2010年01月05日 05:55　来源：武汉晚报　

　　一问

　　山东曹植墓是真的吗？

　　专家：鱼山曹植墓学界公认

　　二问

　　古墓遗骨DNA鉴定可行否？

　　专家：考古不必以DNA佐证三问

　　考古鉴定能否与时俱进？

　　网友：呼吁考古不再“纯学术”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京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出的一座东汉大墓系魏武王曹操高陵，但此墓的真伪众说纷纭，颇多质疑声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梅田日前撰文提议，只要找到曹植墓中的曹植遗骨，完全可以用DNA比对的方法来鉴定安阳“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这个建议。

　　而曹操的儿子曹植之墓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山东发掘，并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那么，曹植尸骨如今何在？采用DNA鉴定可行性如何？昨日，记者采访了东阿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玉新、发现曹植墓砖铭的亲历者张维芳、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等有关专家。

　　曹植墓位于东阿城南黄河北岸，1951年发掘，出土文物曾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移藏东阿县文管所。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先后被公布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7年3月的一天，我随县文物普查小组的同志一行四五人发现了曹植墓砖铭，三面刻有文字，共六行，刻着不规范的汉字56个。虽不能全部辨认其内容，但其中的‘太和七年三月’、‘兖州刺史’等字样还是清晰可认。”发现曹植墓砖铭的亲历者之一，原聊城市文联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张维芳说：“砖上的这些字，全是在烧制前，划写在砖坯子上的。这充分证明，此砖与墓同龄。墓砖铭文拓片经过北京等地有关专家的考释、鉴定和补释，证明该砖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它如实地记述了曹植墓的整个修建过程，其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回忆起当年发掘的经历，张维芳记忆犹新。

　　“河南、安徽等地有4、5处古墓宣称是曹植墓，但是目前业内公认的还是山东鱼山的曹植墓。”东阿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玉新介绍说。“2001年4月间，在东阿县举行了曹植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说开会之前还有人存疑的话，会上看到了我们发掘的文物后，几十位专家、学者达成了共识，确认了东阿曹植墓。”张维芳也这样告诉记者。

　　“确认该墓葬为曹植墓主要依据一是文献记载，二是考古资料。”据刘玉新所长介绍，史料记载，曹操死后，曹丕代汉自立，曹植封为东阿王。曹植死时念念不忘东阿，遗令薄葬于他曾常常游玩的鱼山。

　　墓砖铭全文是：“太和七年(应为青龙元年)三月壬戌戌——十五日丙午(子)，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刘玉新解释说，这段话意思是：魏明帝青龙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至十五日丙子，兖州剌史侯王昶，派遣了朱、周两姓氏的二百人从事修建陈王陵的工作。凡参加修建工程者，竣工后，每人准许放二百天的假，不再去服其他的劳役。督修：郎中王纳。主持：司徒从掾位张顺。“这些文字记载了该墓兴建的过程，这和地方史料以及《三国志》中的记载都相互吻合。曹植墓确认无疑。”

　　二问

　　古墓遗骨DNA鉴定可行否？

　　专家：考古不必以DNA佐证

　　“即使真的要验DNA，要提取其他文物，也要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的流程审批，不是想验就能验的。在我看来，用验曹植的DNA的方法来确认曹操尸骨的做法，大可不必。”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认为，通过DNA鉴定确认安阳曹操墓真伪的可操作性不强，还有可能对其他文物造成损坏。李铭解释说，“想提取遗骨、残骸中的DNA的话，不能从长期氧化的暴露面提取，而从遗骨内部提取的话，可能会对该文物造成损伤。要是为了鉴定一件文物而损坏另一件文物，就是得不偿失了。”据李铭介绍，目前在国内，尚未采取广泛DNA鉴定文物的手段，“主要是用推论的方法，结合考古证据、文献来确认考古发现的。文献、墓志铭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

　　“据史料记载，曹操终年66岁，就算说个大概的话，那也该是70岁左右，而非60岁左右。”尽管对 DNA鉴定持保留态度，但李铭也对有专家称曹操墓中的尸骨年龄约为60岁的说法表示了质疑，表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验证得更为精确。“安阳古墓中男性尸骨的年龄是否能精确到一两岁的范围内？从人的骨骼排列、磨损程度，通过科学技术检测骨龄等手段的话，应该可以将安阳古墓尸骨的年龄检验得更为精确。”李铭说。

　　“考古中急躁的心态不可取，功利性不能太强。”李铭告诉记者。“对于考古而言，有争论是正常的。以 200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章丘市洛庄汉墓为例，因为墓中有吕、刘两家的东西，对于墓主到底是谁也曾引起争议。我们倾向于是吕家之墓，刘家给吕家送东西也合乎情理。”李铭表示，不必急于用DNA鉴定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去操作，“不用急，随着其他考古的进展、证明，早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三问

　　考古鉴定能否与时俱进？

　　网友：呼吁考古不再“纯学术”

　　“DNA是最权威可信的证据，如果曹植，曹氏其他人都可以做DNA，曹操为什么不可以？既然专家们言之凿凿说是曹操墓，怎么一提到DNA鉴定就觉得难题重重了呢？科技发展了，考古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了？”众多网友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据了解，现代人类DNA研究技术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史在DNA技术面前，似乎再也没有了谜团。不过，在国内，考古DNA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部分专家对此还持谨慎态度。

　　四问

　　“辨骨认亲”有无可能？

　　曹植遗骨下落不明，设想落空

　　难度大的说法，某网友评论道：“再过两千年再来开发吧，理想的考古开发是这样的：有DNA++技术，这技术凭古人有手指触碰过的东西上留下的痕迹可以真实还原古人相貌，根据痕迹可用DNA++卫星追踪到曹操的后人是地球中的哪个人。”

　　对于采用DNA鉴定等先进技术手段，东阿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玉新则持宽容态度，“当然可以，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可以适当采用先进科技手段来辅助考古鉴定。”

　　争论归争论，假如真用DNA方法鉴定“曹操墓”的真伪，那作为曹操儿子的曹植，自然是提取DNA的最佳人选。既然曹植墓确认无疑，那墓中发掘的曹植遗骨是关键中的关键。自1951年以来，曹植遗骨出土已有59年了，如今又在何方呢？但是，记者在追踪中得到的消息不禁让人大吃一惊。

　　“确实发掘出了28节遗骨，当时送到了河南新乡方面，但是此后就下落不明了。”曹植墓考古简报的作者、长期从事曹植研究和曹植墓管理的东阿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玉新的回答相当惊人。他对记者继续介绍说：“按照一般做法，是由考古队发简报，快的当年可出，慢的也有十几年才出简报的。曹植墓从1951年发掘以后，有关单位并没有整理考古简报。直到1999年，我在专业期刊《华夏考古》上发表了考古简报，该文也被魏晋研究领域内的研究者广泛引用。”刘玉新说。

　　“1951年曹植墓发掘时，聊城地区属于当时的平原省，由平原省古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发掘工作，我们地方上予以配合。曹植尸骨和其他文物出土后，被古物管理委员会带到了当时的平原省省会，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刘玉新介绍说，1952年，平原省的行政区划撤销后，也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单位过问曹植尸骨的下落。刘玉新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曹植墓的其他文物在故宫展出过，但并无曹植的遗骨，“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们东阿文物部门也曾多次向河南新乡博物馆等河南文物管理部门以及当时参与发掘的老人们打听，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曹植尸骨。”刘玉新说。“曹植遗骨下落不明是一大遗憾，虽然对于曹植墓的确认没有致命性的损伤，但确实是美中不足。”

　　曹植遗骨的下落不明，让通过DNA鉴定的方法让曹操父子“辨骨认亲”的设想已不可能。

　　据山东商报

　　有观点认为，曹操葬在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一带的古邺城之西。

　　曹操墓画像石拓片

　　虽然河南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就在安阳，但漳河北岸的河北邯郸不以为然，多位学者表示安阳“曹操墓 ”存疑。1月3日，河北籍文化人士闫沛东致电记者称，早在2006年，考古人员就在安阳县西高穴村发现了不少古墓，“曹操墓”是其中一个，此外，“曹操墓 ”的坐标西门豹祠在漳河一带有十六七个，哪个坐标才是确切的？还有曹操设疑冢72座，并不一定就是虚构的，谁能保证磁县南北朝墓群没有“坟上筑坟”？那些 “常所用”之兵器可能是从社会上倒流到陵墓中的……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人，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北域，使足相容。”之后，约在建安二十五年，他临死前又说：“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又说：“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据晋陆机《吊魏武帝文》)《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曰：“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亦曰：“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

　　闫沛东说，以上说法都充分肯定了曹操高陵在邺地。据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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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考古发布何以引来众声喧哗

2010年01月05日 07: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岁末曹操大墓的考古发现，颇有些“惊世”“惊诧”“惊魂”的意味。这些天来，与文物考古沾点边儿的、不怎么沾边儿的、或者希望沾点边儿的各色人等都表达了不同方式的关心。据《法制晚报》报道，一个心急的上海老头甚至在元旦跑到安阳，要认曹墓作祖墓。一些专家学者则公开表达质疑，认为河南省文物局专家的发布证据不足。而在网络上，质疑、恶搞之促狭机巧，令人兴叹，有网友甚至依样画葫芦地宣布，少林寺附近惊现孙悟空墓。

　　距今1800年的曹操，再度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漩涡，将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公众一并裹挟了去。专程进京宣布发现曹操墓的河南专家，面对别的专家质疑言之凿凿：曹操墓也是经过专家多次论证的！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弱弱地坚持：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

　　严肃的考古成果发布，不期然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脚忙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发布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 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大概不会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

　　按照以往习惯，河南省文物部门发布曹操高陵考古成果，并不存在资格问题。而且，此番发布还是国家文物局出面邀请河南省文物局专家进京发布的。然而，时移世易，网络社会似乎并不习惯这样的权威宣布，越是刻意强调权威，越会吸引来质疑的板砖：凭什么如此肯定地确认这个汉墓就是曹操墓而不是别的哪个墓呢？

　　可能是过于激动于发现的喜悦了，河南省的文物专家在回应网络和公众质疑时完全缺乏耐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动辄就是“完全可以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这种认定是科学、严谨的”。这样不容置疑的表述，这样省略过程直陈结果的回应方式，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底气，不如说是在与公众赌气。

　　公众当然缺乏考古专家的专业知识、田野经验和推断能力。但凡重大的考古行动，往往也正是向公众普及文物考古知识的绝好契机。当年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虽然在文物上收获寥寥，但公众通过媒体既全程参与了发掘过程，也分享了考古的乐趣，焉知没有收获？类似的例子还有法门寺地宫考古、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等等。而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发布却显得十分突兀，惊喜太过巨大，反而成了惊疑。有媒体说，曹操墓发现端倪至今已历时10年,可公众对此并不知情。

　　再有，文物考古以有限测无限、循明晰探幽暗，还是应该保存几分审慎的。话不好说得太满，陕西华南虎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先例，政府急切地发布激动人心的消息之后很快就陷入左支右绌的尴尬之中。曹操墓的情形将来会是怎样，目前还不好说。即使支持河南省确认曹操墓的专家，在表述上也有些含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2009年12月31日作客中新网访谈时表示，“在依据墓葬的地点和时代特征，把曹操作为一个人选作为这个墓的主人推测，这是说得通的。”又是“推测”，又是“一个人选”，在这样“差不多”的确认之下，曹操墓越来越像一个传说。

　　实际上，安阳汉墓在2009年12月27日发布当日还是有过一段“疑似”时间的。刚开始还是“疑为曹操墓”，不一会儿可就是斩钉截铁地“发现曹操墓”了。河北省邯郸市文物局长的说法比较靠谱儿，他说安阳的“曹操墓”准确表达应该是“曹魏大墓”。至于是不是曹操墓，既然大墓的后续研究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不妨先存疑。学术研究兹事体大，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当然，也可能总有一些人、一些力量不希望沉寂千年的曹操墓继续“存疑”下去罢。

　　这些年来，地方上每每出现类似“曹操墓”的乱象。此次安阳同样传出曹操墓潜在收益数亿元的说法，安阳市市长张笑东表示，政府要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比照兵马俑的参观人数，曹操墓最低将有4.2亿元的收益。

　　知识分子不应该顺从来自政府或者社会的压力，而丧失了基本的认知。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书中写道：“在一个知识生产完全受实用考虑驱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决定如何重视知识、如何肯定知识的能力。失去意义后，知识更多地是专业人士、专科学者和专家的财产，而不是公众的财产。”不管怎样，富里迪的话语，对于曹操墓纷纷攘攘的喧嚣以及国内动辄泛起的文化资源争夺战来说，应该有些警示的意味。

　　据说，河南正准备将曹操墓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无妨，像这样规模的汉魏大墓，即便墓主不是曹操，其文物考古价值也是显而易见。而当地百姓谈论最多的却是征地补偿问题——大墓所在地是安阳西高穴村的农民耕地，墓地发掘后，附近方圆2.5公里都将划入保护区。离发掘现场最近的村民王海刚，正在平整土地，准备开一个小卖部。至于曹操墓是不是真的、曹操墓事件会不会成为河南版华南虎事件，在一片兴高采烈之中，也许并没有人真的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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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刘庆柱:考古界对“曹操墓”无质疑

2010年01月05日 08:56　来源：南方日报

　　◎核心提示

　　“曹操墓在安阳”引发的质疑风波,让元旦本应处于休息状态的河南考古队专家们一直不得安宁。一拨拨的质疑,一次次的回应,从“魏武王”谥号的真伪,到曹操墓女骨是不是卞夫人的疑问,再到曹操墓DNA鉴定引来的网友认亲……围绕“曹操墓”的真伪,已发酵成各方关注的社会事件。

　　自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公开发表质疑后,考古学界不断回应、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业内权威”与公众质问如兵戈相向,不可调和。

　　“曹操墓”会否成为考古界的“周老虎”?一项学术界的判定为何会引发强烈的公众信任危机?“曹操墓”的重重质疑孰是孰非?昨天,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刘庆柱以及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幕后在考古圈内早已不是秘密

　　“认定曹操墓的证据不足”、“考古专家理应更谨慎”……部分学者和社会民众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告诉记者:“曹操墓在安阳,在考古圈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刘庆柱说,这并不是河南省考古所或者考古队一家认定的结果。“国家文物局早在公布之前,就针对安阳西高穴被盗古墓进行过两次论证会,我从事古代帝王陵认定很多年了,因此也在邀请之列,但两次论证会都没有参加。后来,我专程去了一趟安阳,看了一遍这个古墓,认定是曹操墓没有什么问题。”刘庆柱告诉记者,参与曹操墓认定的专家不少是国内的一流学者,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所,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方面的专家,专家的领域不限于考古,还有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专家。

　　“判断为曹操墓,是一个连锁证据,缺一不可,其中涉及了时间、空间、地望、时代特色等方面出土文物的互证。更不是某一专家草率下的结论。”刘庆柱说,大众和媒体所关注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并不是确认曹操墓的唯一证据。“非常重要的还有地望,古代帝王下葬的位置一定要选在都城附近,比如南越王赵佗的墓葬在今天的广州城附近,而不应该在赵佗的出生地河北。被定为曹操墓,也与墓葬在邺城附近关系很大。”

　　据了解,判定为曹操墓之前,国家文物局曾经于2009年11月9日、12月13日前后两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前往河南安阳参与论证。原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西汉帝陵考古专家焦南峰就是其中一位。

　　“考古界在几个月前已经知道这事情,我们也是从开始的不相信,到不太相信,到最后的确认,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资料公布以后,有过几次专家研讨会,通过了论证后才确认的。”昨天,焦南峰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有过多年实地经验的考古专家们到现场后,疑虑基本上被打消了,“判断为曹操墓,基本上没遇到考古界内的质疑”。

　　“除了出土文物,《后汉书》、《魏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都能在这座安阳古墓里找到对照。此外,陵园的等级等方面,都指向是曹操墓。”焦南峰说,他第一次的感觉是,对比自己所见到的许多西汉、汉唐的陵墓,曹操墓规格不小,但却简朴很多,这与曹操生前一直提倡的薄葬制刚好得到了印证。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也告诉记者,对曹操高陵的认定,是综合了考古成果和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分别从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证。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后,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公布。同时,国家文物局将曹操高陵的发掘成果上报国务院。

　　台前

　　诸多质疑基本上都很外行

　　因为曹操墓,刘庆柱被推至舆论的风尖浪头。年过六旬的刘庆柱先后参加并主持过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故城遗址、汉杜陵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考古勘探和发掘。此次,针对曹操墓的各种质疑,刘庆柱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说,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 “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结果引来舆论更大反弹,“学术权威”能否站得住脚?该不该受到质疑?

　　刘庆柱昨天向本报记者解释说,对于曹操墓的认定,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可以提出质疑,考古业内人士也可以听一听,有启发的就应该接受,一些误解之处理应被澄清。“问题是,央视的新闻把研究文学的袁济喜、媒体人士倪方六都说成了业内人士、考古专家,这样一来,他们的质疑观点肯定会误导大众。”

　　“认定为曹操墓,本来就不只是考古学家的一家之言,论证过程里,研究魏晋史的历史学家梁满仓等都参与其中。认定的过程,本来就经历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互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认为,目前看来,对曹操墓真伪提出质疑的大部分是一些外行人士的外行言论。

　　“举个例子,有人提出质疑,曹操墓中没有发现墓志铭,这就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因为东汉时候还不流行墓志铭。”王子今说,“水稻问题要找袁隆平,导弹问题要找钱学森,考古认定也是一个非常严谨、专业的过程。对于曹操墓的质疑,一些专家本来是研究文学或其他领域的,提出的大部分质疑很外行。”

　　“曹操墓在安阳”的认定,未来会不会被推翻?焦南峰说, 国内考古界在历史资料不充足的情况下随意公布结果的情况很少,一般公布后又被否定的情况更少。“陕西西安南郊神禾塬发掘出的战国时期秦国大墓,也有很多疑问,有专家说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也人说是秦二世,还有人说可能是西汉初年汉惠帝的张皇后,到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墓主人的真正身份,没有一致的结论,这种考古界内的质疑很正常。”

　　国内考古界有没有一些“悬案”?王子今认为广州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遗址”就是一例,在 1974年被认定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之后,不断被另外一些专家试图翻案,认为应该是西汉南越王宫宫殿地基。目前持“宫殿地基说”的一方专家, 并没有足够证据推翻“船台说”,但双方的争辩一直没有消停,至今仍悬而未决。但王子今认为,就目前掌握的出土文物来看,曹操墓认定的反驳方并没有说服力。

　　○论辩

　　-正方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考古认定是多学科综合结果

　　曹操墓引发的质疑这么大,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大众不再迷信权威,各地证明也很多。

　　有人说,曹操墓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因此就认定证据不足。这就好像说现代人一定要穿西装那样,并不是反驳的充足证据。考古认定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结果,有考古、历史、物理、化学,甚至类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认定,认定是不容易的,推翻更不是随随便便的。

　　比如针对“魏武王”称号的质疑,曹操活着的时候不能叫魏武王,儿子曹丕魏文帝继位后,曹操应该被追封为魏武帝,就是在曹操去世后,曹丕仍未继位的这短短几个月内,他应该叫“魏武王”。现在外界对“魏武王”的称号有很多质疑,但在考古学家眼中,这恰恰又是合理的。

　　曹操是非常特殊的历史人物,因此对他的墓葬真伪引发了这么多质疑,这其实是好事。但严谨的科学与一般的质疑仍然要有区分,比如天文学上也存在许多谜团,但仍然由天文学家下定论,不过,大众的各种猜想也可以参与进来,成为一种科普的方式。

　　曹操墓涉及到的背后开发利益也很敏感,因此又引发了许多争议。但我们坚持一点,考古的认定不涉及保护开发的利益。因此,我们这些专家从来不去参加黄帝陵、炎帝陵的论证,因为那是传说,是虚的,但曹操墓的认定不一样,它是实实在在的。

　　-反方

　　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主任):

　　不能操之过急还需补充证据

　　关于曹操墓,其他学科也有发言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考古是一个方面,它提供最直接、最坚挺的证据。考古现场是原始状态的一部分,出土的文物为历史研究、墓主身份的确认提供有力的证据。但结果不仅仅是考古就能证实的。王国维在做研究的时候是文献与考古材料互证,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在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是比较可靠的,可以作为第一证据。而那些征集回来的文物,因为发生了位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比如说追缴回来的“魏武王常用慰项石” 是公安人员从盗墓者那里追回来的,中间会出现未知的环节,只能作为旁证,而从陵墓出土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就可以作为第一证据。大家对曹操墓的质疑, 是觉得有关证据不够充分,尤其是征集回来的文物是否可靠,公众有理由发出怀疑,这是很正常的。

　　在曹操墓这个问题上,有疑问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把它看成是“周老虎”那样的事件是不合适的,有点太夸张了。各个学科的学者联合起来进行论证,哪些地方是可靠的,哪些地方是值得怀疑的都可以提出来,不要轻易地否定,也不要轻易地肯定。

　　这些年学术界的确缺乏严谨治学的氛围,有点浮躁,学术公信力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大家多做些工作,多做些研究,一个学科是做不到的,应该联合攻关。像神六的升天,那是涉及了多少行业、多少人的事,不是一个学科可以敲定的。曹操墓不是一个小的问题,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也是正常的。

　　虽然我没到过现场,但我对邺城做了30年的研究,还是很熟悉那个地方的。曹操墓在那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在证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时候就公布这是曹操墓,有点着急了。墓里出土的3具骨骼中,有一具女性骨骼经过骨龄鉴定只有50多岁,而卞夫人死时为60岁,因为年龄不符,这具骨骼可能不是卞夫人。而史书中有记载,卞夫人死后与曹操合葬高陵,这与文献记载不相符。高陵旁边还有其他大墓,如果能发现卞氏墓,那么高陵就基本能确定是曹操墓了,还需要再补充证据,不能操之过急。

　　○链接

　　考古专家回应主要质疑

　　质疑一:“魏武王”称谓是否正确?

　　网友质疑墓中出土的铭石牌刻“魏武王”这一称谓可能不符合当时对曹操的称谓。

　　回应:河南省考古所专门对历史上曹操的封号、谥号、庙号、陵号作了说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其生前被汉献帝封为“ 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之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历史背景,“只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称‘武皇帝’和‘魏武帝’”。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候说:“史载曹操元月逝世,4月份葬,这时只能称魏武王,从名称上就基本能敲定墓主身份。”

　　质疑二:

　　“魏武王”石牌是否可信?

　　网友怀疑石牌会否是盗墓者后来放进去的冒牌物呢?因为其中有的文物是从盗墓贼手中缴获的。

　　回应:河南省考古所表示,其实证实曹操墓的刻铭石牌等物件,远不止从盗墓人手中追回的那一个“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和一个慰项石,而是总共60多件文物,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这些形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从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资料,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无论从汉字书体特征,还是铭文体例,其年代都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称:“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比较统一,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是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

　　质疑三:

　　女性遗骨为何没有卞夫人?

　　有学者认为不符合史料记载的卞夫人死后与曹操合葬之说。《三国志》中记载,卞夫人去世后与曹操合葬,卞夫人去世时是70岁,与发现的两个女性头盖骨检测年龄不符。

　　回应:在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上,对于两位女子的身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认为,那个20多岁的女子应该是宫女或丫鬟。虽然在史书中有记载卞夫人死后与曹操合葬,但郝本性认为墓中年龄大的女性并不是卞夫人,因为卞夫人出生于170年,死于230年,死时为60岁,而经过骨龄鉴定,那位年长女性只有50多岁。郝本性称,两女尸骨目前能认定的是其与墓主有密切关系,不排除是“从死”的婢女或殉葬者。

　　质疑四:

　　为何墓葬中发现金银物件?

　　对于曹操的下葬,文献中记载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

　　回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潘伟斌认为,曹操的葬礼基本上还是按照汉礼,随葬的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是衣服上所缀饰的,并无特别贵重者。

　　记者 李培 实习生 莫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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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领队亲述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出土详情

2010年01月06日 16:36　来源：新华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考古队领队亲述“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出土详情

　　新华社记者近日赶赴经专家考证认定的曹操高陵发掘现场，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讲述了他亲历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发掘出土过程。

　　盗墓贼“发现”曹操墓

　　发现这座东汉大墓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周围，曾经布满了红火的小砖窑场，大面积的取土使这里沟壑林立。正是烧砖取土，使盗墓贼首先“嗅”到了埋藏千年的曹操陵。

　　2005年，承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阳固岸北朝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潘伟斌来到了这片土地。

　　2006年的一天，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来找潘伟斌，向他讲起了西高穴村在1998年曾出土过后赵建武十一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的事儿。

　　职业的敏感使潘伟斌萌发了调查鲁潜墓的念头。来到村民指认的现场一看，由于砖窑场取土，墓已被挖掉变成了一个大坑。向南观望墓志所记述的魏武帝陵的方位，地势确实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

　　就在这时听说有个墓被盗了。潘伟斌去现场了解情况，想看一下盗洞有多深。拿手电筒一照，看不到底。他决定顺着盗洞下到墓室看个究竟，于是请一同前来的贾振林找根长绳子。

　　几个人拽着绳子的一头，潘伟斌拉着绳子的另一头，慢慢下到洞里。向下滑行约4米，潘伟斌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以为到了底，便松开抓绳子的手，一下子滚到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站起身来，打开手电一看，原来他的脚碰到的是一个圆锥形土堆的顶部，土堆应该是顺着盗洞流进墓室内的土堆积而成。

　　墓室内淤泥很多，借助手电灯光，潘伟斌拿起相机拍照，只拍了两张，相机没电了。四下察看，果然有被翻动的痕迹。向前爬行，通过一个通道，又发现一个很大的墓室。他还找到了墓门，当时没有被完全打开。但在后来对此墓葬进行发掘、打开墓室时，墓门已经被盗墓者彻底砸坏，从墓室内部打开了。

　　根据墓室用砖、墓室形状和筑墓方法，潘伟斌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座东汉晚期大墓。河南省文物局部门接到紧急汇报后，立即要求当地政府对此墓葬进行回填保护，并要求加强巡护。

　　到了2008年，贾振林又找潘伟斌说，那个大墓又有被动过痕迹。来到现场，他俩发现原来的盗洞又被打开，于是再次派人对盗洞进行了回填，要求乡派出所对此墓葬进行日夜巡护。

　　“这里实在是太偏僻了，冬天或者地里的庄稼长高的时候，人在里面呆几天也发现不了。”潘伟斌说。

　　2008年初秋，乡派出所抓获一批盗墓贼，追缴一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河南省文物局接到上报后立即组织专家实地调查、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块典型东汉时期画像石，说明此墓规格非常高，有必要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冗长而枯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成立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队，进驻西高穴村，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于12月12日开始。在大墓发掘初期，多次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对大墓考古发掘方案进行科学论证。钻探工作刚开始，考古队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墓室很深，一般探铲根本探不到底，加长了探铲长度后，仍然探不到底。最后，几个经验丰富的技工想出了办法，将探铲上部系上吊绳进行钻探，发现此墓竟然深达15米，墓道长度40米、宽约10米。

　　潘伟斌感到很吃惊，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墓道宽4.8米、长30多米。是谁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呢？

　　发掘发现，此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明显带有魏晋时期特征。根据已掌握资料，潘伟斌知道这种形制墓道在西晋时期上层社会非常流行，东汉时期则很少出现。难道是这座大墓开启了此种墓道形制的先河？墓主人到底会是谁呢？

　　长长的墓道由一层层夯土夯打而成，每层夯土都很薄，只有五六厘米，但夯土中的料僵石显然是从外部带来特意掺加进去的，这样能使墓道更加坚固。夯土层次分明，十分均匀、精致、细密，从墓道最底部一层层夯打至地面，筑墓时应该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谁会拥有这种能力？

　　由于多次被盗扰，墓内淤土堆积很深。这使得前期考古发掘工作十分冗长而枯燥无味。更让人灰心、苦闷的是，在长达10个多月的发掘时间里，竟没有一件有价值文物出土。

　　尽管如此，队员们还是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新修订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对整个墓葬进行了科学发掘，从上往下逐层清理淤土，仔细网筛。

　　“开始发掘时，大家都清楚这座墓多次被盗，对出土文物能证明什么不抱希望，只是觉得有责任把发掘工作进行下去，把墓葬形制搞清楚，有什么信息提取什么，把第一手资料客观地提供出来让大家研究。”潘伟斌说，“但长期不出东西，还是让人泄气，因为工作量太大，耗时太长。为了坚持到底，队员们互相鼓劲。”

　发现“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

　　2009年11月上旬，中原地区下了一场在这个季节多年不遇的大雪，考古工地搭起的大棚都被大雪压塌了。

　　11月8日下午，离5点半下班的时间还有20分钟，考古队员尚金山和信应超在大墓前室的甬道门处，清理出一块石牌，当时有字的一面朝下，上面沾满了泥土。

　　第一次发现像样点的东西，两位队员有些激动，迫不及待地用水冲去石牌上浮土，想看清上面到底有些什么。

　　尘土拂去，石牌上赫然出现“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字样。60多岁的尚金山兴奋得一下子蹦起来喊：“魏武王！这石牌上写有魏武王！”

　　信应超赶紧打电话向潘伟斌报喜：“发现魏武王啦！”

　　“我当时正在驻地房间整资料，听到这句话，以为是在开玩笑，可信应超用更大的声音说，是真的，尚老师年纪那么大，都跳起来了。”回忆当时的情景，潘伟斌依然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什么滋味都有吧。”

　　潘伟斌急忙驾车赶往工地后，潘伟斌发现石牌下部已经残缺了，“要是完整的该多好！不知会不会还有？”

　　一个队员说，前几天好像出土了一个很小的石片，大家都没太在意，还没顾得上清洗。

　　潘伟斌连忙说：“快找出来，看能不能对得上。”

　　小石片被找了出来，略加清洗，“大戟”两字便显露出来。将两块石片拼对在一起，严丝合缝，字体完全一样、石质也完全一样。

　　一块完整石牌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从上向下逐字研读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就这样与世人谋面了。

　　潘伟斌火速将找到墓主人直接证据的重大发现上报，河南省文物局高度重视，立即通报安阳市政府、公安部门，要求成立专案组，加大对此墓被盗案件侦破工作，力求找到更多、更直接证据。

　　随着对已抓获盗墓分子审讯力度的加大，公安部门从盗墓分子手中又追缴回了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的石牌1块、残石璧1个、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1个。

　　11月19日在安阳召开的第二次专家论证会上，潘伟斌第一次见到了从盗墓分子手里追缴回的石枕、石牌。论证会上，专家们仔细对照，发现追缴回来石牌上面的字体和考古队员们亲手发掘出土的石牌上字体如出一辙。

　　如今，“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两块珍贵文物，被安置在同一个精致盒子里保存。只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保留着出土时原状，厚厚的黄泥土包裹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铜链，默默向世人诉说着它经历的千年沧桑。

　　随着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又相继发现50多块石牌，其中有7块铭刻“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摆放在墓葬前室内；另外的50多个石牌集中出土于墓葬后室南侧室内。

　　按照考古工作规程，考古队员对它们进行了现场拍照、录像、绘图、三维坐标记录，对器物形状大小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考古现场造册登记、提取、包装、保护，最后小心地运到考古队驻地的文物库房里进行室内研究。至新闻发布会前夕，一共出土了铁器、陶器、玉器等各种质地文物250多件。

　　“可能是淤土太厚，盗墓贼顾及不到这些地方，才使这些珍贵文物侥幸保存下来。”潘伟斌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