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庚武| 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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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庚武| 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
王赓武
华裔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香港大学原校长

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2026-03-17 08:41:47

本文选自王赓武先生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即出），注释从略。观察者网转载自微信号“三联学术通讯”。

【文/王赓武，译/黄启江 等】在18世纪，《续通志》的编者们把不忠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最坏的那一类只有两人，武将侯益（886-956）和文臣冯道（882-954），都是五代时期（907-959）的人物，都被指责为“懵大伦且不知耻”。

《续通志》是1767-1785年间清廷敕修的，以唐、五代、宋、元各朝人物列传为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纂修官，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颇为重视对王朝的忠诚问题，并严词谴责了那些辱没“臣子”这一职业的人。这就难怪他们认为冯道不可饶恕了，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曾在五个不同的皇室和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宰相。侯益的情形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他原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他和冯道不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不假装自己是一名儒生。但在某种意义上，让冯道背负如此多的骂名，并非这些纂修官的责任。他们只是把两位著名的宋代史家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9）的评判，推演成为合乎逻辑的结论。欧阳修和司马光二人在11世纪曾以一种新的、激烈的儒家思想作为修史的基础。

欧阳修在重写五代史的时候，特别指出冯道是世道衰微的表征。他在《冯道传》序中表达了礼义廉耻的主张，并且悲叹那时的名儒礼义与廉耻双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强化了这种说法，并且认为不论冯道在任内做了多少好事，都等于没做，因为他是无廉耻的苟活。他说“君子（The Superior Man）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

冯道（882-954）

这些话对一个生前受人尊敬的人来说是相当重的。冯道被同时代许多人视为一个有良知的儒者、一个温和的人，甚至是一个模范的宰相。在他死后几近一百年间，这种声名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尽管众所周知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证明各朝皇帝对他的信任。那些认为他好的人里面有范质（911-964），他是五代第一史家、薛居正（912-981）和另外几个《旧五代史》的修撰官。随后还有吴处厚（活跃于1060-1089年），是欧阳修、司马光同时代的人。但是这宋代两位大史学家的反面之论流行开来，从那时开始，冯道便成了典型的贰臣和有关忠义的笑话中的笑柄。他的名字甚至被用在中文成语中，一似勃莱牧师（The Vicar of Bray）之进入了英文成语。

冯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不值得同时代人给予的尊敬？他同时代的人又是否真的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崇敬他？还有，他是否应该在中国历史上被“重新评价”，还是说他仅仅是社会、政治和思想价值观念巨变中的受害者？本文准备给这些问题以可能的回答。

西方史家极少关注冯道生活的年代。即使是中国史家，也一向视五代为唐代的延续或宋代的前奏。直到最近更为系统的研究，才开始揭示这一时期作为社会和政治巨变期的意义，为这一通常被描述为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时期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当时的情况相当动荡，以至于唐帝国断断续续被分裂成六到八个“王国”，而北方中国则连续出现了五个王朝，其中最长的持续了十六年，最短的不过四年。

北方中国尤其动荡不安。8世纪中叶的安禄山之乱，导致了中央对华北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以及9世纪河北地区（约为今河北省）向独立于帝国其他地区的方向发展。安禄山部将的后裔，包括许多非汉人（如契丹人、奚人、高丽人和回纥人），指挥着三支大军，逐渐主导了地区事务。9世纪30年代，朝廷曾屡次尝试委派节度使都失败了，此后便放弃了对该地区内政的控制。本着姑息政策，朝廷只好听任河北地区的卢龙、成德、魏博三镇跋扈藩帅以纳贡来代替常规的赋税。

冯道是河北人。据他说，他家最初来自成德的冀州，但就我们所知，他的父祖在瀛州居住了很久。瀛州虽然离冀州不远，但最后还是归属到卢龙（治所在幽州，今北京）节度使的管辖之下。瀛州是这个广袤藩镇的边州之一，也是经常被东、西、南各方藩镇力争的地方。9世纪的最后十年，那里的局势尤为动荡。如果冯道早年确实在家乡度过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他所成长的环境，使他为五代动荡时代做好充分的准备。卢龙以强悍的军队而臭名昭著，其牙军几乎可以随意废立节度使。

例如，从821年到894年，卢龙共有十九个节度使，其中一人统治了22年，其余十八位节度使则每人平均不到三年。事实上，十九位节度使中，只有四位卒于任上（其中两位在上任一年内去世），一位退休（也不到一年）。其余有六人被杀，八人被逐，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拥立他们的牙兵赶走的。

节度使更迭如此频繁，如果不是从当地世族那里招募了一些官吏，则治理工作简直无法进行，这些家族为节度使及其属官以及孔目官等可以处理藩镇例行事务的人员提供了有文化的僚佐。这个地方的“文官系统”并不完全独立于长安的中央政府，其高级官员可以获得荣誉头衔，并在任职于藩镇期间拥有低级的台省官头衔。最后，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进京有利，他们的官衔和资格会使他们有公平的机会获得正式任命。另一方面，假使他们希望在卢龙镇谋求发展，那就必须培养出高度的韧性。为了在节度使的迅速更迭中自保，明智的官员会避免趋附任何一个节度使，并建立谨慎可靠的名声。与之相反的，国内其他地区的世家子弟，由于没有跋扈藩镇的幕职官作为入仕途径，终究要靠中央政府的恩宠来求取发展。冯道生长在卢龙边地，他很清楚，在卢龙仅参与地方竞争，就可以升任藩府要职。没有证据表明他年轻时曾离开过这个藩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经验会让他更适合在当地工作。

这时唐帝国已深受割据之害，只要再有一次大规模的叛乱便将摧毁整个帝国，875年开始的王仙芝、黄巢起兵正是这样的叛乱。叛乱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所过之处割据的情势远甚于前。剩下在唐室掌握中的土地也打得不可开交，直到降唐的黄巢部将朱温认为自己已准备就绪来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他等不及粉碎瓜分旧日唐帝国的地方政府，便自立为梁朝的皇帝。割据问题持续存在，在五代时期一直困扰着这个帝国。这五个朝代是：

这些王朝在不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便在与9世纪滋长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割据形势作斗争。

冯道在882年，黄巢之乱达到巅峰状态之后，出生于瀛州景城县。他的家族在这时完全有理由感谢摧毁唐朝的割据局面，因为正是割据状态使得河北区域免受黄巢乱军蹂躏，这是除了四川之外唯一免于受害的地区。黄巢乱后，该地区成为华北诸节度使长期争夺霸权的主战场之一。冯道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州治驻军发生哗变，县令在当地招募了千把人就平定了叛乱。这位县令刘仁恭（殁于914年）即后来的卢龙节度使，他是后来给冯道第一个藩镇职务的人的父亲。

冯道的自传说他们家是长乐旧郡（亦称信都，后称冀州，今冀县）世族冯家的后裔。不过，他的直系祖先似乎是安于务农而以儒者自居的士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做过官，冯道似乎以他卑微但一度显赫的家族为荣。刘仁恭一定了解冯家，冯家在他的县里是一个望族，也许正是通过刘仁恭，冯道才得以在藩镇治所任官。

冯道首次在现有史料中出现时，已过了二十五岁，907年之后。他的青年时代充满神秘色彩。他自己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早年在混乱中父母离世，所以不记得确切的出生日期。《旧五代史》所载的一篇可能是根据其行状（Account of Conduct）而作的褒美他的传记里说：“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

很难确定这些关于孝子和好学之士的陈词滥调有多少真实性。然而，它们确实与他父亲去世对他的深刻影响相吻合，也与他后来的节俭和坚忍性格相合。尽管我们对冯道的了解大部分似乎来自其本人或他的儿子和朋友，但没有理由怀疑他大体上是一个生活俭朴并且有传统美德的人。

他的少年时代的确多姿多彩。894年他十二岁的时候，藩镇的节度使被赶出了治所，在经过景城县的时候，被东邻的节度使刺杀了。六年后，景城成了打着唐朝旗号的朱温对卢龙新节度使用兵的战场。朱温军队占领了瀛州，冯道可能在朱温治下过了些时日。当时冯道已经十八岁，已经大到足可体认正在发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他早年在藩镇治所幽州的经历并不稳定。他的传记称，他曾劝谏幽州年轻鲁莽的节度使刘守光（殁于914年）要谨慎，却因戳到了刘氏痛处而遭囚禁。911年冯道获释后逃到太原，投靠了当时梁朝朱温的主要对手——沙陀酋长，自称“中兴唐室”运动的首领。在那儿，二十九岁的冯道进入老宦官张承业（846-922）的监军院任职，工作了八年。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做了些什么事也没有记载。他只以文采著闻，由此可能就成了张承业书记官中的一员。那时他已经不年轻了（二十九-三十七岁），也别无长技能够迅速晋升。但是他所学到的东西一定对他非常重要，甚至可解释他后来人生的许多特点。张氏在唐代朝廷里断断续续地服务了四十多年，能够教诲他的助手不少有关朝廷事务、文官在军事组织里的地位，以及一个官僚在如此动荡年代中面临的潜在陷阱。冯道显然从这位成功的宦官那里吸收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因为沙陀首领晋王在918年一次战役中失去了他的首席幕僚后，冯道被擢升到这一职位上，位列一名出身显赫的前唐室官员之先。在晋王的其他早期支持者非死即老的时候，作为最有可能继位者的首席幕僚，冯道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

几乎就在他刚刚上任后，晋王有一次幼稚的暴怒时，他挺身抗争，展现了自己的胆量。值得注意的是，《冯道传》突出描述了他在911年面对刘守光和在919年面对晋王的勇气。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冯道才跟皇帝意见相左。其诸子及友人必然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他死后仔细地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穿插在其传记中。其实冯道劝谏晋王的时候，他仍然受张承业庇护，一直到922年底张承业去世，他始终受着张氏影响。919年他在晋王面前的所谓勇敢之举，是在他还是张氏门生时做出的，它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儒者的仗义执言，而是一位近臣的委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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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藩镇组织的君臣亲密无间和高度私人化关系的主题贯穿整个五代。这种关系在冯道任职的第一个朝廷就很明显，那就是晋王——更广为人知的庄宗皇帝（923-926）的朝廷。这是唐室“中兴”的朝廷，庄宗着手恢复唐朝的宫廷体系，有宦官及其侍从，并对帝国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职位都做了安排。但同时他也像此前的梁朝皇帝那样，将绝大多数藩镇官员留在身边，命为行政官僚，并且把他的部将安排在禁军。另外，庄宗异乎寻常地喜欢表演，他组建了自己的戏班，还准许伶人们干涉国务。在随后各派权力斗争中，远离皇帝的文武官员便失势了。剩下的三派中——宦官、伶人及藩镇僚佐——最有影响力的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得宠优伶，即使是从917年起便在藩镇任职的庄宗最亲密幕僚郭崇韬（死于926年）也无能为力。在926年，伶人与宦官合力置郭于死地，从而引发了一次导致庄宗之死及“中兴”大业之终结的叛变。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宦官最后一次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伶人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923-926年不是官僚们的时代，冯道在这时约有一半时间在家居丧，倒也是不错的。但他不会不明白这期间庄宗朝中权力斗争的意义。它不像过去那样发生在宦官与大臣之间，而是包括宦官在内的朝廷宠儿与新一代前藩镇将领之间的斗争。唐末文官因其无能而名誉扫地，如果不依附某一派系，他们就无法重获权力和权威。冯道及其同僚不得不表现得像藩镇旧僚一样，而不仅是传统清高的儒家官僚。

冯道没参与过任何争夺权力的活动。在庄宗的继任者明宗（926-933）治下，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进一步赏识，并很快地升为宰相。就在这次任命之前，有更多证据表明，文官在与藩镇官吏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宰相任圜正要任命一位能干的文人来协助他，安重诲及其藩镇部属的党羽们则扶植了一个容易摆布又近乎文盲的人。明宗提出冯道作为折衷办法，他被广泛接纳是因为他“与物无竟”。他上任后不久便成了明宗亲信。他知道如何奉承，具有良好的幽默感，同时一脸诚笃，又愿意引用儒家经典来支持他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他在明宗死后二十年里能与他所侍奉的九位皇帝合得来的关键所在。在侍奉宽弘的明宗时，他第一个完美地糅合了善意的规谏与文雅的奉承两种艺术，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是一个善于亲近皇帝的人。诸位皇帝们喜欢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与物无竞”，而且永远有动听的、令人宽慰的言谈。

从927年到954年冯道去世，他作为宰相和皇帝亲信的生涯只中断过两次。在934年夏天，他被派去担任一个小藩镇的节度使，为期一年多。这和他在明宗养子潞王夺去明宗幼子宋王的皇位时行动不得体有直接关联。934年初，明宗死后仅四个月的篡位行为，使冯道措手不及。他非常激动，在等候潞王进入都城洛阳的时候，他命中书舍人敦请潞王登位。当这位中书舍人拒绝这样做时，冯道便亲自劝说潞王登位。这一番努力并未彻底保全他，不久他便被黜至外郡。他在935年夏天历经数镇后返回京城，赋闲约半年时间，这是他整个履历中仅有的赋闲时期。但他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到936年初，他以司空的职位回到朝中，这是国家最高级的官位之一。

冯道在洛阳城门的介入在其官方传记中被略去。事实上，冯道生前，没有人要去修撰宋王与潞王两个短暂统治时期的实录，直到957年冯道死后三年，他参与潞王登基的第一份官方记录才出现。在此之前，他的角色在同时代的人中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但也许除了给拒绝从命的中书舍人卢导（866-941）撰行状的人之外，没有人曾经记载此事。这样不光彩的事件，不会出现在《旧五代史》的《冯道传》中，而应该只是作为卢导生平的一个故事，这也是对中国传记编纂的一个有趣的反映。

冯道在934-935年在朝闲旷的时间很短，甚至他的朋友们也忽略了这种失意。但他在944年中晋少帝（942-946）在位期间的罢职却更为严重。冯道再度被贬到一个小藩镇去当了一年半的节度使，之后又被调到了另外一个藩镇，直到947年初契丹征服了北方中国。这一次他离开了两年半，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段。契丹的胜利最终使北方十六州脱离中国的控制长达420年之久，但无论如何与冯道无关。事实上，冯道被贬至小藩可能是因为他反对皇帝主要顾问人员的战争政策。不管是不是这样，很明显，他对晋廷没有什么用。看来这是一种共识：“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

砺波护《馮道：乱世の宰相》日文版封面

冯道在这种情况下丢掉在朝的官位并没有使他难堪。当契丹进入晋都开封时，冯道离开了他的任所去谒见契丹皇帝，他发现自己是个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从未有过与他们作对的不良记录。他很快就对皇帝施展圆滑老练的手腕，由于一些巧合，很快地就发现自己有能力挽救许多晋朝官员的性命。

冯道漫长的宦途也有较积极的一面。932年明宗在位期间，冯道与两位同僚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举措之一，革新了此后几个世纪的教育及文官选任制度。在晋高祖（936-942）统治下，冯道在938年率领一个重要使团出使契丹，这在割让河北及河东（今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的北方十六州给契丹之前。当所有各州县的档案交付契丹人时（包括冯道本人的家乡瀛州及景城县），冯道是在场的。在这次难忘的仪式中，冯道亲眼看到自己家乡成为契丹国最南端的一个县。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在他回来的时候，高祖把维持和平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高祖驾崩时，托付冯道务必保其幼子嗣位。但冯道并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高祖死后，他帮助高祖二十八岁的侄子登位为新君（少帝，942-946）。

在后汉时（947-950），他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自传《长乐老自叙》，使得他在宋人的历史观念中转向负面（见下文对《冯道传》作者的讨论）。但是他的活跃阶段在951年的头几周真正结束了，当时郭威（周太祖，951-954）派他为使者，去迎接一个渴望登上后汉皇位的刘氏族人。冯道是个诚实恳切之人的名声，是他被选中的原因。他可能怀疑自己被当作诱饵，把一个急于登台的人送到了郭威的手中。冯道大获全胜：郭杀了那个皇子，夺得了帝国。冯道使郭威顺利登位的功劳，使他又获得了朝廷的最高官位。他已经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已经到了郭威父执辈的年龄了。他相当受人尊敬，以至于郭威从来不会直呼其名。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郭威与柴荣

人们注意到，冯道从不公开反对他所侍奉皇帝的意愿。他在911年批评过卢龙节度使刘守光，919年反抗晋王，但此后他始终接受皇帝的决定，无论是对是错，既不质疑也不抗拒。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冯道好像是突然察觉到自己的过往有这样一个缺点，于是改了主意，激烈地反对起世宗（954-959）御驾亲征的决策。他的抗议激怒了世宗，被置之不理。两周后，世宗大获全胜，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冯道就得病死了。这第三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冒险批评皇帝，冯道戏剧性地失误了。

毫无疑问，冯道本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过着儒家的生活，在政务方面他也表现为一个儒者。在唐和五代时期，很少有像他那样杰出的人物声称如此超然于佛道二教。他所有作品和议论中一以贯之的儒家和传统基调相当显著，以至于他同时代的人乐于将当时儒家的荒诞编排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传达出主流态度的生动印象。

冯道在言谈话中对名讳的一丝不苟，引出了这个用他名字作双关语的故事。冯道在评论一位名叫李导的年轻学者时指出，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跟自己的音近，但他又拿自己开起了玩笑说，说李导的“导”字在“道”下有一“寸”字。在中国俗语里，一个人没有“分寸”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个有关冯道陋行的故事是他做河南某藩镇节度使时，有十几个“酒户”请修复夫子庙。于是就有人在请愿状后面附了一首诗，嘲笑那些身居高位的儒生却等着底层老百姓去修孔庙。

这些故事反映了一个既无大儒，儒家观念也不盛行的年代。笔者认为，把冯道放在这种语境中进行理解是很重要的。五代文化史以纷乱、隐士和伟大的词人而著称，当时的散文后来被认为异常拙陋，思想和思想家也不出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冯道以散文家和儒者的身份在当时声名鹊起。在他所侍奉的皇帝中，有两位可以说是怪力乱神的狂热信徒（潞王及晋高祖），其余的人则奉持佛道二教。在十一位皇帝中，冯道至少和八人私交密切，如果不是出于信仰，他有足够的机会通过共同参与的宗教活动来巴结皇帝。但他似乎能不必借助宗教来维系亲密关系。在所有关于冯道与皇帝关系的文献中，只有一次提及皇帝与他商量无关儒教国家的事。这就是晋高祖问他对《道德经》评价，并邀他一同聆听高道的内殿讲经。冯道参加与否，不得而知，但他对皇帝的回答却完全符合那种掺杂着奉承和迂缓诚挚的风格。他给出的回答显得对宗教信仰宽容却又模棱两可，即无论是道士讲说《老子》还是僧徒受戒，都不可以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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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冯道对儒家学说的忠实在当时异乎寻常。他同时代大多数成功人士的信仰都不能一以贯之，例如赵凤（885-935）和刘昫（888-947）二人，他们也都来自河北卢龙镇，并且都曾与冯道同为宰相。赵凤早年曾做过和尚，后来却激烈地反佛。刘昫（与冯道联姻）与僧徒及道家隐士都过从甚密。此外，936年冯道失宠时的宰相马胤孙（卒于953年），起先是韩愈（784-824）的崇拜者，后来转而热衷于佛学。

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当时朝中大多数人对宗教和儒家思想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就不冷不热。这与9世纪的唐朝传统相合——艺术精巧繁复的传统，在儒家的角度来看非常肤浅。冯道似乎蔑视这些传统，并着意压制那些来自唐代世家的“浮躁”子弟，同时扶助有前途的贫寒士子。在一则著名轶事中，冯道遇到了两个势利的朝廷官员，他们嘲笑他使用了一本流行的儒家格言参考书——《兔园策》（一种“经典选录”之类的书），冯道反驳说，古书里的文句比那些从中举文章里剽窃来的华辞丽句更值得一读。

但很明显冯道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杰出的儒者。他自诩的儒家思想仅仅来自有限的经典知识，甚至他对儒教国家的理解似乎也很模糊。当然，由于他的文集没有流传下来，人们很容易于对他有不公平的评价。除了几则贺词及若干与儒家制度及政策无关的奏章之外，我们无法确定任何现存国家文件是冯道写的。

不可否认，冯道参与处理了来自中书（Imperial Secretariat）、门下（the Chancellery）等部门的章奏，尤其是他在唐明宗和晋高祖统治时期做宰相的时候。但我们有证据表明，冯道曾避免一切困难的政策决定，尤其是涉及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在这两个领域，总会与更有野心也更专业的官员存在潜在的冲突，他可能不去过问，而让那些军事和财政的专员去管。另一方面，他对儒术之治的领域也不怎么积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祭祀、刑法、乐制、典礼、考选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再有，他更倾向于叫各方面专家去处理工作。如果把这一点与冯道依赖儒家格言集的轶事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出冯道是一个非常浅陋的儒生。

还有932年历史性地刊印九经，几乎每一部史书都会归功于冯道。不过还不清楚这项工作是不是冯道发起的，当时另一个宰相、同为韩愈崇拜者的李愚（卒于935年）也被提到过。对雕版印刷优点的认识来自926年伐蜀后的四川，而李愚正是伐蜀时的都统判官，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或是他在战时的一个同僚来提议这项官方事业的。

重校经典付梓的工作主要交给了田敏（880-971）和他的助手们，而冯道则没有贡献任何的学识。在宋代为其作传的欧阳修甚至不把刊印典籍的功劳算在他身上。冯道与该书的主要联系似乎是，他在932年正做着宰相，953年雕印完成奏上时，他仍然是朝廷里最高的官员。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冯道的儒家思想呢？这里有几篇奏疏的摘选，存录其许多言论；最后我们还有两篇非正式的但是很重要的文件，作于950年，当时他六十八岁。

奏章的摘选并没有透露太多信息，其中有几篇告诫明宗（926-933）要谨慎行事并记取前任垮台教训。其他几篇则向明宗保证，天下太平主要是由于皇上圣明。还有另外一篇是关于晋高祖（936-942）时朝臣的朝见班次。也许有关冯道儒家思想最好的例子，可见于933年二月的一通关于明宗子嗣教育的奏章。在这里，他认为国家基础在于皇帝亲近贤臣，并表示庄宗（923-926）不修德政是他覆亡的主要原因。然后他指出：

夫国以人为本，今之亲人者，节度、刺史、令、录而已。得其人则治，非其人则乱，不可不慎选。《书》云：“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而已矣。

他的言论记录则更有趣。五代时期仅有他一个人在官方纪录中保有言论的片断。《旧五代史》本纪及其本传中都引述了这些对话，而散见于《册府元龟》中的还有一些没有在正史中保存下来。由于这两部史料书都很大程度根据实录（the Veritable Records）修成，因此这些对话无疑是出于实录资料。实录本身则是根据起居注（the Imperial Diary）、时政记（the Court Diary）、日历（the Daily Record）以及每一位高官的行状（the Account of Conduct）编纂的。在修书的每个阶段，宰臣对于其中要包括哪些内容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由宰臣之一亲自执笔的时政记尤其如此。当然人们会经常注意到，儒生在所有朝代的历史撰写中都占主导地位，所以冯道的儒家化言论被纳入其中是不足为奇的。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册府元龟》南宋刻本

但有意思的是，冯道几乎所有言论（以及他大部分奏章）都是唐明宗及晋高祖在位期间纪录的。这是五代时为期较长的两个统治期（分别为七年及六年），冯道与这位皇帝相处甚为融洽。但是当人们注意到这两部实录只不过是冯道一生所编四部实录中的两部——另外两部是晋少帝（942-946年）和汉高祖（947-948年）的实录，问题就出现了。除了947年的契丹皇帝和唐庄宗这两个冯道未任宰臣的时期外，另有其他五个皇帝的实录都是在他们死后三年到六年后才修成的。950-951年编纂的《晋少帝实录》，所依据的起居注、时政记等因与契丹交战，可能都不完备。冯道在其统治后半期离开了朝廷，无论如何，他可能都不愿意与一个一败涂地的皇帝有什么瓜葛。至于949年编修的《汉高祖实录》，尽管其在位时间很短，但我们通过冯道与契丹皇帝的谈话，可以充分了解他在从契丹手里救下汉人中所起的作用。笔者相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怀疑，如果不是在《实录》的编纂中，至少在修起居注上，冯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并不一定是说冯道篡改了官方档案。冯道确实有权力取舍材料，尽可能多地包含儒家智慧，哪怕是他自己的，以符合他作为儒者的义务。笔者业已指出，他宦途中一个极大的窘况发生于潞王934年篡位时，此事在他生前从未被记录过。当950-951年间修撰两位晋帝实录时，考虑填补934-936年官方记录的空白应该是合理的，可是却没有实行。冯道不会去阻止填补这个空白，但如果他当时真的有那么窘迫，他可能会很容易劝人不要这样做。

因此，冯道的言论必须从他本人参与修史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一些崇拜者注意到他与孔子同龄去世，准备将他比为孔子，那么这些对话便呈现出“圣人之言”的色彩。他本人对这样的比拟也不反对，在与一位同僚谈论他的拥护者和批评者时，他说：“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这有点故作谦虚；它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孔子和他自己，只是本着一贯的传统将自己与古圣先贤比拟时贬抑自己。

事实上，这位能言善辩“圣人”的许多言论，最显著之处在于其迂腐死板和完全缺乏创意。下面是一段典型的言论：

帝问宰臣曰：“时事如何？”道对曰：“时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闻尧、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纣之主，人皆恶之，盖为有道、无道也。今陛下恭修俭德，留心治道，民无徭役，故相与言曰：‘尧年舜日，不过人安俗阜尔。’自贞观十年以后，魏征等奏太宗曰：‘愿当如贞观之初。’臣今亦愿陛下尝思登极之初，则天下幸甚。”

甚至连说话的形式也很少改变。有虚玄的归纳主题，继以解说，再后便是劝诫。这是圣贤们的套路，毫无疑问，冯道的自我标榜源于最高尚的动机——在动荡年代重申传统和秩序。在他的谈话中，对儒家教义的一贯而枯燥沉闷的反复申说，反映了一种深切的信念，即一仍旧贯而非耸动耳目的更革，才能解决困扰着国家和人民的难题。彼时的青年儒者，业已习见对他们信念的普遍轻视，而当看到一个如此成功的官员伏膺儒教，一定会感到振奋。其生活和思想之平庸，即便为年轻崇拜者注意到的话，也几乎不会削弱他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他证明了旧有儒家信条可以用出极大的灵活性。

最后，还有他为亡友所写的挽诗序，以及他著名的自传《长乐老自叙》等，都是在950年他暮年所写。那篇诗序是950年二月所作，那时他的同乡和早年的同僚刘审交（877-950）刚刚去世，出于儒者使命的优越感，它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某种程度上的浪漫信念。在褒美刘审交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好人之后，冯道提到他平庸的仕宦经历，但他问道：为什么他治下的老百姓会那么爱戴他呢？

诚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剥；不因公以狥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长利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之。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恭，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知民是邦本，政为民命，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耶？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

冯道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现行的为官标准作了一般性评论。他显然觉察到，当贪官无处不在时，本分无私的官员即便平凡庸禄，也会获得声望。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算是夫子自道。他在他那一代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出众，而是因为他能在颓废环境中洁身自好。很难相信他对自己的不足无动于衷。更可能的是，他对自己的廉洁感到满意。

朋友的去世使他感触很深。笔者认为正是对朋友生活和微小成就的回忆，让他反省自己，大约两个月后，他写了自传。这是一篇奇文，形式上前所未有，更像是自传的框架。上面有他所有的官阶和加衔，以及有关家庭的所有正式信息。直到最后，他才指出他所认为的儒家生活最起码的条件：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开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

他坚信天佑善人，而且只要遇有适当的机会，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中，他都会这样说。由于这显然是他的信仰，下文中所表现的谦抑一定是真诚的：

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牲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

也许是刘审交的死使冯道思考起了死亡问题。在写了他朋友无足轻重的生平之后，他一定想知道后人会如何看待他。他深知历史在中华文明中的力量。一想自己的道德败坏，他的良心就会不安吗？还是他认为应该为未来所有儒家的进步而现身说法？从我们对他的了解来看，笔者觉得后面这种理念才符合他的儒家责任观。

冯道当然不是一个经学家，也没有对任何一个皇帝忠心耿耿，但他对坚持当时流行的儒家思想，是忠实而坚定的。与他同时代的人很少会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然而，在一个世纪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却被斥为下流，根据新观点所写传记，很快就成为有关其生平的公认记载。

第一个谴责冯道的是欧阳修，紧接着是司马光。二者都将冯道以儒家自居与他的不忠及自满进行对照。司马光谨慎地强化了欧阳的说法，以应对当时其他史家对他们的判断提出的反对意见。像吴处厚等人就指出过冯道的许多善举。另一些人则认为冯道成了五代时期一切罪孽的替罪羊。对冯道的辩护是：成千上万的官员有亏臣节，为什么只挑冯道的错？就算他至少有五次失节，但不止一次就更可恨吗？一次还不够吗？

司马光愤然答曰：

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

这一直是冯道后来受谴责的主题——他失节的次数。一个人连续侍奉十一位皇帝一定显得很荒谬，没有一个皇帝是冯道不为之服务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更不寻常的是，除了一个皇帝之外，他在所有皇帝治下都有最高的官位。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文臣的仕宦经历能与之相比。他该如何归类呢？他又怎能归类呢？多数的意见认为他罪大恶极之尤，也有点荒诞。

但也有少数人站出来为冯道说话。例如，吴处厚在为他辩护时引用了名臣富弼（1004-1083）的言论，喻之为孟子所说的“大人”（Superior Man）。吴曾（活跃于1150-1160年代）说苏轼（1036-1101）和王安石（1021-1086）很看重冯道，并认为欧阳修在谴责冯道时可能少不更事。但吴处厚和吴曾分别与蔡京（1046-1125）及秦桧（1090-1155）有关联，此二人在中国历史上都被指为“奸臣”，所以他们的意见不受重视。

12世纪以后，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主张盛行，很少有人为冯道辩护。只有王世贞（1528-93）和李贽（1527-1602），但他们都被视为试图“标新立异”的文人。另一方面，明代烈士温璜（1585-1645）对冯道的赞誉就不能忽视了。他的主要看法是，冯道是一个心地正直的好人，却受到诸多史家的严谴。的确，唯一一位试图理解冯道的杰出史家是赵翼（1727-1814），他说在那个时期忠诚根本不是问题；但连他自己也坚持认为冯道不知羞耻。总的来说，为数不多替冯道的申辩，要么被目为怪异，要么就被认为是诡辩。

赵翼（1727-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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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五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晚唐五代的情况是空前的，整个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是彼时所特有的。帝国从来没有被划分为七、八个国家，当时的情势无法适应正统论（the orthodox view of imperial succession）。真的还有一个帝国吗？毕竟那些所谓的皇帝没有一个曾经控制过唐代疆域的三分之一以上。没有一个所谓的皇帝在任何时候控制了唐帝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正统应该在北方。在西部的四川，在长江流域各省，甚至广东以及后来的福建，都不时有人声称自己才是唯一正统的皇帝。在长江流域建国的南唐统治者对正统的主张并不亚于北方各朝之君。

经过五十三年的乱局，宋朝继承了五代中的最后一朝，并在十八年后征服了其他各国。儒家的史家便抓住了这一点来帮他们解释在正统框架内无法调和之处，宋帝继承了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代皇帝都继承了他们之前的帝国。因此，那五代显然是天命的承担者，儒教国家的种种标准都可以公平地适用于他们。按照这些标准，那些皇帝明显很差劲，政权因此而短命，大臣们不是儒家的，最重要的是，像冯道这样的人不忠简直骇人听闻。

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五代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看看它与儒家的曲笔有何不同，那对宋帝国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回溯到取代唐朝的斗争之始，也就是884年之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斗争的发展，直到控制了整个黄河和淮河流域的朱温，与北方沙陀和河北军队的联盟对抗。由于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朱温被迫杀死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建立了梁朝。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六年，一直延续到下一代。后来在923年，另一方获胜，在（后）唐、晋、汉、周及宋各朝的名目下，沙陀与河北的联盟控制了北方中国。926年至960年间，十二位皇帝相继继位。这符合沙陀人的传统和河北各藩镇不稳定的传袭方式。十二人都来自最初的联盟，其连续性非常显著，多年来已被认定为一个系统（progression），甚至一个组织。在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是皇帝之子，两个是养子，一个是外甥，还有一个是女婿。剩余五人中，第一位庄宗皇帝是联盟最初首领之子，其他四个人要么以前是统帅，要么是按照河北藩镇的最佳传统，篡夺登位的幕僚长。

既然所有皇位传承都发生在同一个同盟内，那么冯道及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忠节观显然与百年后的宋代史家不同。冯道事奉其中的十个皇帝，第一个是庄宗，此外两个儿子、两个养子、一个外甥、一个皇帝的女婿，另有三人。三人中，唐明宗在926年是一位既能干又得人心的将领，他本来无意篡位；汉高祖在947年只是从契丹人手中收复了晋朝疆土；951年的周太祖则是宫廷阴谋的受害者，为了自保才做皇帝。这三人都曾是冯道的朋友和同僚，并因他的睿智而敬重他。事实上，如果冯道再活六年的话，他会眼见另一个出身该组织的河北汉人建立宋朝，而且毫无疑问宋太祖（960-976）也会用他。因此冯道所事十一帝中，有十位是同一个沙陀及河北组织的成员。他并未意识到不忠的问题，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甚至乐于任用他的诸位皇帝也没有意识到。

唯一不属于这集团的外来皇帝是契丹皇帝，冯道在947年侍奉了他四个月，直到契丹皇帝去世。不过，即使在这种关系中，也有沙陀传统的联系。契丹皇帝自938年以后便是晋高祖的“父皇帝”（Imperial Father），冯道曾率领一个筹备此事使团。如果进一步追溯，则契丹开国之君阿保机（872-926）和沙陀-河北联盟创始人李克用（856-908）曾在905年结为兄弟。无论如何，944-946年的战争以契丹的胜利告终，部分原因是晋少帝只愿对契丹统治者称“孙”（grandson）而不愿称臣（“minister”或“subject”）。契丹人自己认为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惩罚一个无礼的家庭成员。对冯道来说，既然契丹皇帝确已领有北方中国，那么事奉他就不能算不忠。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北方发生的一系列皇位更替是如何让儒家历史学者感到困惑的，冯道的忠节问题是如何无法归类的。但是一旦决定以正统的方式处理自封的王朝，就正统的忠节定义，冯道的评价自然是忠于皇帝，或者至少忠于王朝。根据这个定义，他无疑是不忠的。但撇开儒家的曲笔，冯道和他的同时代人被视为一个业已控制中国部分地区的、相当不稳定的组织的官员，那么儒教国家的忠节观就不适用了。这种观念应该仅限于那些煽动朱温灭唐的唐朝官员，或者那些在923年后乐于事奉庄宗的梁朝官员。这些都是明显不忠的例子，而欧阳修所传“唐六臣”由唐至梁，无疑是整个时期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变节行为。最糟糕的状况，冯道被认为是一个冷眼旁观领导者们勾心斗角的人，他认为没有理由在他们的命运改变时放弃高位。

宋人作冯道传，将“他们”持有的儒家王朝观应用于五代史。他非凡的宦海浮沉不容掉以轻心。它必须被评估和分类，在宋代新儒学的语境中，它显然难以饶恕，甚至可憎。此后，这一直是对冯道唯一可能的看法。

然而，作传者以11世纪的标准来评判他，也不该完全受到责备。毕竟，冯道曾自称过着儒家生活、走着儒家道路。甚至有人拿他和孔子相比，他的“教言”在官方记载中也很重要。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生活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儒者的成就有多么满意。这是关键的一点。在对冯道的每一次讨论中，都会提到其自传——这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已经要自比于圣贤了，这对于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自大。

自传往往是自我辩护，中国的自传也不例外。但是大多数现存的宋以前自传都是为了表达对高官美爵的淡泊。写自传从诗人扬雄（公元前53-18年）的《解嘲》和史家班固（32-92年）的《宾戏主人》开始，逐渐向隐士生活的散文发展，如皇甫谧（215-282，《玄守论》）、陶潜（365-427，《五柳先生传》），及刘俊（462-521，《自序》）等。一个稍为不同的传统是汉朝的滑稽大师东方朔（约前160年），他写了《答客难》来表达政治观点。与此传统有点相似的是唐代诗人元稹（779-831）的《自叙》，但元稹写的更像是一篇对宦途进行简评的自传。另一个自传写作的例子，王充（27-97）关于他哲学思想发展的记述，直到宋代都无踵武者。除了元稹的《自叙》外，中国传统上没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仕途是值得骄傲的了。但元稹却仅仅满足于提到他解决过的几个问题。冯道列出了他事奉过的所有皇帝，自己所有的官职勋爵，封赠其祖先的所有荣誉，以及诸子所得官阶职名，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自传的传统明明白白就是鄙夷高官美爵的，但冯道并没有遵循这种趋势，走向自命清高。相反，他更喜欢记录自己与一个显赫家族的联系，并充分说明他是如何对祖先（死后哀荣）、家庭（子女的成就）和君王（其名衔表达了皇帝的感激之情）履行儒家职责的。正如他所说：

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

很明显他打破了传统，欧阳修和司马光对此一定不会赞同。即使在上引文中表现出的谦逊，也是罪实难逭，因为他竟有以位大爵尊为傲的邪念。而他这么做还比附上儒家的原则，确实就令人作呕了。此外，冯道还谈到了自己忠于国家和“三不欺”。更糟糕的是，他活得比他所有的主子（如上所述）都长，把这种成功归诸天祐。他提到了自己可能得到的官葬、神道碑铭、祭祀和谥号。尽管他并不要求这些，但去想这些便是鄙俗的自负。最后，他还觉着心满意足，沾沾自喜。他显然自鸣得意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冯道形象

冯道不可能预见其身后百年一种更高级儒学的发展。他也不会预知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政治和哲学价值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要求被视为儒家，却不明白当时的儒家思想将被证明浅薄无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严苛有力的信条。他自以为是忠诚和真实的，而没有预料到后世正统思想的评判。他对时代的贡献太小了，在后世无关紧要。11世纪的人一心想振兴儒家传统，不能容忍冯道那种颓靡的儒家思想。一般都忽视了他在他那个时代作为一名“儒家”所做的贡献，在逆境中他出力保持传统的活力，为那些遵循传统的人奠定了建立蓬勃发展的新儒家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