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姥爷就已经80多岁了，是个浑身散发着腐朽气息，半清醒半痴呆的干枯老头，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随时会失去他的恐惧里。
到今年，姥爷已经走了13年了，我还是经常会梦见他还没有死，梦里到处跟别人说姥爷还活着，但是他们却告诉我：“别傻了，你姥爷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姥爷的军功章至今还被珍藏在我家的抽屉里，那些小小的勋章承载着他非凡的人生：参加过淞沪会战，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是渡江战役时尖兵连的一员，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打过美国兵。
我却只知道，他是个爱喝酒的老头。英雄和老人的形象在我心里重叠，却又时常模糊，让他像一个幻影，既遥远又亲近。
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渴望了解他，渴望把这个幻影变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2025年7月，我从舅舅那里要来了姥爷去世时厂里写的悼词，试图还原他近百年的真实人生。
1919年，姥爷出生在河南省新安县城关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被取名为杨茂森，但他却没有长成父母期待的那种“魁梧茂盛、像树木一样挺拔”，姥爷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几。
从6岁开始，姥爷就帮忙打理家里，砍柴种地，什么都干。16岁那年，1935年，姥爷去了村里的私塾读书，听说了家乡之外的战火纷飞，东北三省早在几年前就被日本人占去，华北风雨飘摇，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内忧外患，到处都是打仗的消息。许多青年抱着“拯救民族危机”的热血走上军旅之路，姥爷便是其中一员。
村里的熟人将姥爷介绍到了国民党六十军，姥爷成为了一个勤务兵。到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日军出兵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并扬言“在三个月灭亡中国”。刚满18岁的姥爷收到了集结令，他先从河南洛阳登上火车，南下抵达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汉口（今武汉三镇之一），随后，他又从汉口沿长江东下，乘船抵达吴淞口（今上海宝山区吴淞镇），这里是上海北部的出海口和军事要地。
船上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士兵，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有的人是为了保家卫国，有的人则是家境困苦，不当兵便难以糊口，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愿是相同的——打倒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姥爷心中也涌动着从未有过的热血，暂时忘却了饥饿与疲惫，忘却了家乡的父母兄弟，甚至忘却了自己的生死，只记得一个身份：中国军人。
抵达上海前线，姥爷领到了武器，我想那多半是一支“汉阳造”的老枪，枪身沉重，有的枪膛因年久失修而不那么精准，偶尔有人能分到“中正式”步枪——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枪支，但数量稀少，不可能人人都有。而对面的日本兵，枪支射程远、精度高，换弹速度快。他们背后还有舰炮轰击、飞机投弹、坦克突击，甚至毒气。
这一仗打得异常艰难，姥爷所在部队渐渐被打散，他在残破的城墙和硝烟中徘徊，茫然不知去向。姥爷后来才知道，自己参加的这场战役就是淞沪会战。
2020年，讲述淞沪会战末期的电影《八佰》上映，我看到画面里那匹白色的马，迷茫而又坚定地奔跑，那或许正是姥爷和千万战士们共同的写照。后来，我去上海找朋友玩的时候，特意去了四行仓库旧址。夜幕下，一堵残墙静静矗立在广场上，上面的弹孔在月光里斑驳闪烁，只有一名保安守着，不让人随意踩踏。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离姥爷、离那段历史更近了，这堵弹痕累累的墙，与其说是遗迹，不如说是一份无声的控诉，既见证着战争的残酷，又傲然矗立，展示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屈。
在淞沪战场上奋战了3个月，有人告诉姥爷，大部队前往南京城了，于是姥爷用尽办法，在秋天的末尾，最终到达了南京，四处寻找自己的部队。
这时的南京城内到处都是日本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曾下令疏散市民，但是为了防止间谍出城和物资流失，出城的人需要拿到通行证，上面写着持有人身份信息和出城事由。每天城门一开，便会有很多老百姓携家带口地出城，有些人打算去投奔亲戚，有些人有城外的活计。姥爷没有选择出城，他只想寻找自己失散的战友。
十几日后，战事吃紧，城外炮火纷飞，日军逐渐完成合围，城内已经彻底混乱，没有武器和物资的姥爷，决定出城。他很快遇到一处日军设立的岗哨，这里专门拦截伪装成平民的士兵。
日本人粗暴地将看起来可疑的人拉出来，仔细检查：额头上是否留有军帽勒痕，手掌上是否磨出了持枪老茧，肩膀是否有扛枪的硬茧。一旦怀疑是士兵，日本人会毫不留情地当场处决。
长长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18岁的姥爷看向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恐惧和压抑。远处时不时就会传来几声枪响和惨叫，周围有人在窃窃私语，说有一个平民因为长得比较壮就被直接枪杀了。
姥爷的肩膀上有扛枪留下来的茧子，如果仔细检查，必定是会被发现的，但是好在姥爷身材瘦小，而且长相稚嫩，只是按着头查看了几下就被放走了。
姥爷这次几乎是从死神的刀口下走了出来。在通过日军看守的岗哨之后，他顺着某处城墙根溜了出去，然后辗转来到了太湖。
姥爷逃出来没多久，南京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情，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六个星期。绝大多数没能在初期撤离的市民最终都被困在城中，被迫躲入安全区或家中。后来听长辈们聊天，说起周围有邻居老家是南京的，那时好多人家都清户了，旁支末节能算得上的亲戚，竟然一个都没剩下。
当时，太湖是许多溃兵和难民的避难所，这里水网密布，芦苇丛生，易于藏身。此时的姥爷，失去了自己的部队和番号，失去了战友和武器，身无分文。姥爷出生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因此熟悉水性，而且他有过“进厂“经验，就一边做着管理市场的工作，一边和周围人学习打渔，逐渐在苏北站稳了脚跟，拥有了一条破旧的小船和渔网。
姥爷住在岸边的草棚里，偶尔住在渔船上，缺吃少穿，又孤独又清贫，似乎与军队的生活完全断绝了。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但是他觉得这样的世道不适合结婚，而且如果结婚生子，自己出去打仗战死沙场，岂不是坑了人家。
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变，中国战场也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在苏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十分活跃，他们在太湖流域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军。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在群众掩护下顽强坚持20天后成功突围，姥爷听到后心生向往，开始主动打听并寻求加入的机会。
姥爷加入了游击队之后，又在溱潼县叶甸区顺利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员。这一刻起，经历多年离散漂泊的姥爷，加入了一支有明确目标，有群众支持的抗日队伍，他不再是孤身一人的溃兵，而是集体中的一名抗日战士。
1945 年，姥爷在新四军苏中二分军区 32 旅 94 团担任排长，那一年，战局异常紧张，新四军不仅要面对残余日伪势力的破坏，还要随时防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姥爷每天除了带领战士练兵、执勤之外，还要应对大大小小的战斗和突发事件，经常一整夜都在巡逻，枪声和爆炸声几乎成了生活的背景音。
根据家人回忆，这年6月，正值“江苏兴化攻击战”，新四军发起总攻，敌人外围的碉堡一个一个被拔掉，但仍有一个碉堡在负隅顽抗。姥爷和一个战友冲到了碉堡顶部，对着里面的敌军喊话：“赶快投降！”他们两个人向碉堡里看了一眼，吓了一跳，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人，但是我方这边只有姥爷和战友两个人。
姥爷没有时间过多思考，他决定赌一把，便让战友在上面等着， 自己拿着几枚手榴弹下到了堡垒里面。他将手榴弹举过头顶，对着里面的人日伪军说：“外面的碉堡已经全部被我军消灭了，现在上面都是我的战友，你们坚持下去也没有希望了。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同归于尽。”
几十个日伪军互相看了看，为首的连长见大势已去，便举手投降，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外面的只有一个战友。姥爷和战友两个人缴获了敌人一个连的武器，并俘掳八十余人，被苏中军区党委评为团战斗英雄，荣立二等功，并授予奖章。后来，姥爷在1947年的“盐南战役”中又因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荣立三等功。
1949年， 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姥爷被调入三野 29军 86 师 256 团后勤处军械股任股长，从浙江一路打到福建厦门，每一场战斗都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姥爷身为尖兵连的一员，提前渡江，在敌人阵地前沿潜伏数小时，等待大部队总攻，敌人阵地被炮轰之后，尖兵连率先冲上阵地，与敌人激烈争夺，确保了大部队顺利推进。那一天姥爷在冰冷的水里泡了几个小时，正是因为他的“果敢负责”，被团委批准荣立四等功。从那之后他的身体就落下了病根，腿脚不利索，老年时经常被气管炎侵扰，最后的日子姥爷也是因为肺上的毛病走的。
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同时也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长年的征战、牺牲与疲惫，终于迎来了国家的新生。这一年，姥爷正好30岁。
这年的10月份，姥爷还参加了金门战役，由于落潮，渔船在金门岛未能返航，无船渡海，第一梯队九千余人几乎都在金门岛战死。家人常说，若不是姥爷被编在第二梯队，他的生命应该就停在了金门的沙滩上，后来也就没有我们的故事了。
新中国成立后，姥爷转入了空军，成为抗美援朝的后勤支援部队，1954年，他调至东北四平市四平场站，任机营股股长。
国家迎来和平，姥爷才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1955年，姥爷和姥姥相遇了，那年的姥姥还不到18岁，1956年，姥姥和姥爷结婚，姥爷转业来到了河南新乡，两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住进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姥爷被分配到了制造飞机零部件的国营第116厂工作，踏实稳定，姥姥则是跑销售的，经常走南闯北。
两人相互扶持，日子平淡却温暖，家里陆续添了两个舅舅和我的妈妈，屋子里多了欢笑声，也逐渐充盈起家的味道。姥爷性格随性洒脱，每次把姥姥惹生气了，就会给她写一首打油诗，总是张口就来。
姥爷不争不抢，经常把评先和升职的机会让给别人，二舅曾经问过姥爷为什么不争一下，姥爷说：“每次想起自己死在战争中的老伙计，就觉得这个没意思。”姥爷只喜欢喝酒，几乎天天下班都在喝酒，喝得开心了就会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姥爷对子女的控制欲不强，也很宠爱孩子们，没有孩子怕他。 表姐是姥爷最疼爱的“小辈儿”，也是他的长孙女。随着姥爷年纪大了，姥姥不准他喝酒，他就每次借着去幼儿园接表姐的由头，拐去小酒馆喝一杯，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一把零钱，一点一点数给表姐当做“封口费”。表姐拿了“封口费”会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有时候表姐也会跟姥姥告状，说：“爷爷又去小酒馆喝酒啦”，然后两个人换回姥姥的一顿臭骂。
在姥爷晚年的时候，姥姥身体还很硬朗，她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姥爷的工作。从我有记忆开始，姥爷每天都在咳嗽，而且有很多痰，他坐在床边，咳嗽，吐痰，床边的痰盂倒了又倒，姥姥经常打理，那附近的床单上依然总是附着痰渍，有时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小孩们总是嫌弃不愿意靠近他，他也不恼。他有时候招手叫我们，说他手里有糖，有时候的确给我们糖，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个脑瓜崩和他的哈哈大笑。
每次家庭聚会，大家热火朝天地做饭、聊天，我扭头看去，看到他就一个人躺在客厅自己的单人床上，静静地看着我们，身上都是苍老的味道。
有时候我注意到他，想凑过去跟他说话，刚开始的那几年，他会拿起拐棍作势吓唬我，见我大叫一声后退，他就像个得逞的小孩一样坏笑。但是后来，他渐渐不和我说话，我在想他是不是不认识我了，因为每次他主动叫我的时候，叫的都是我妈的名字，岁月的差距让我们之间的亲近遥远又陌生。
我上高中的时候，姥爷已经快90岁了，他开始频繁进出医院，这也是他最讨厌的地方，他总说：“认识的老伙计进了医院都没再出来”。
姥爷干活时曾砸伤过手指，不论家人怎么劝说都不去医院，最终，整只手指发炎坏死，没办法只能去医院截肢。小时候，我以为那是他打仗受的伤，是战争夺去了他一部分身体，但长大后才明白，在那些年的战火下，他竟奇迹般毫发未损，反倒是和平年代，他因为倔强和固执失去了一根手指。
高二那年，2009年，姥爷再次因为气喘住院，这一住，就几乎没再回过家。2009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地进行建国60周年大阅兵，那场阅兵令我泪流满面。后来，姥爷收到了一个纪念章，据说所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都有一枚。
（图：姥爷收到的纪念章｜作者供）
在我高四那年，姥爷的病越来越严重，瘦到只有70斤，每天只能吃流食，脑袋还有点糊涂，每次护士给他下了胃管，他都会趁人不注意自己拔掉。这样好几次之后，我们只能用毛巾把他的四肢绑在病床上，他十分抗拒， 每次护士过来，他都会发出怒吼：“谁敢绑我！”把医院所有年轻的护士吓得没人敢来给他下管，只有医院最资深的护士长能做。
那一刻我才明白，残存在他体内的战斗本能从来没变过，他被人们当成一个老朽，我们都忘了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人曾经在战场上杀过敌。他依然在斗争，只是现在的战场换成了疾病、岁月和生活中的一切压迫，他用自己的意志抗争，像年轻时一样，哪怕全身疲惫，也绝不轻易低头。
2012年的冬天，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我在家中接到了来自母亲的电话：“乖，来一趟医院吧，你姥爷这次可能真的不行了。”去医院的路上，我拼命想要调动自己的情绪，想让自己思考些什么，来对抗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到医院的时候，家里人已经全聚齐了，妈妈眼角还挂着泪水，在床边喊着：“爸，爸”。但是姥爷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妈妈说：“自己再也没有爸爸了”。
姥姥说：“你走了把这个家扔给我让我怎么办？”
表姐说：“爷爷你喝酒我再也不告你状了。”那天我很懵，只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
姥爷的一生，最终浓缩在厂里那张悼词上，13年后，我才翻译出这篇悼词背后的故事。悼词的终点是一句冰冷的“因长期患病，终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在新乡市中心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3岁。”
但姥爷的故事却一直在我心里延续，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还在继续生活着。每个人都在经历时代的苦难，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姥爷的坚韧，早已化作力量，给我们前行的勇气。
本文作者 | 不如折耳根 编辑 | 小满 实习 | 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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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9-4 07: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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