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毕业后，她陪伴了150名休学孩子

源济

清华毕业后，她陪伴了150名休学孩子

近期，北京儿童医院的

“拒绝上学门诊”再度引发热议。

开设一年来，

就诊人数常常爆满，一号难求，

厌学、休学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和社会话题。

任竹晞，37岁，北京人，

从2019年至今，

她创立了“一出学社”，

在6年间陪伴过150名休学的青少年，

帮助他们或重新回到校园，

或找到新的人生目标。

她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高中考入人大附中，

又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大学，

但是步入大学之后，她休学了。

她与这间学社的故事，

正是在休学之后开始的。

“这学/这班 咱是非上不可吗？”

6月下旬，一条在北京与任竹晞见面，

与她聊了聊她如何对“名校光环”祛魅，

以及休学期间的自我探索。

我们也拜访学社，

看课堂如何运转，听到孩子的声音。

“休学更多是一种处境，

就是你在原来设好的轨道上、

单一的标准下产生疑惑了，

你想停下来，

思考一下自己的路怎么走。”

编辑：蓝雨约

责编：鲁雨涵

一出学社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心得感受和游学照片

上午9点半，敲开一出学社的门时，任竹晞已经到了。

她是今天第一个到的人，也是学社的创始人。过去6年间，任竹晞总共陪伴了150名13-20岁的休学少年，帮助他们重新迈出人生的下一步。

2019年创立以来，学社搬过好几次家。去年10月份，任竹晞和老师、孩子们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间坐落于北京四环的140平三室一厅。屋内的墙上，张贴着师生共同绘制的卡通课表，学生们对学习、生活的困惑与感受，以及过往去到杭州、上海、云南、贵州等地游学的合影。

这里没有严格的时间表。上午11点，莎士比亚戏剧课开始了——这是一个喜欢戏剧的孩子提议的课程。三个孩子选择去上课，也有孩子选择一个人去另一个房间自习。

“选择不上课还挺常见的，他们可以约导师聊天，自己发起一个学习课题，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上课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参与其中，也可以围观。”

学社老师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

老师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海内外名校出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生命中的“休学”：有人放弃了中科院博士，北师大硕士的学位；有人下过工地，做过商业地产白领、博物馆运营，在不同行业间走走停停。

学社几乎不教具体的学科知识，比较常见的上课形式是师生围坐成一个半圆，对选定的议题展开讨论。主题多种多样，有关于教育公平、社会热点的看法和感受，有对性别教育、生死观的探讨，也有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烦恼和反思。

任竹晞教的是批判性思维，她会带着孩子们去思考自己不想上学的原因，以及上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天然地就会认为一个孩子应该上学，应该听老师的话，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

社区会议现场

社区会议则是大家出席率较高的活动。“在学社门口的楼道里闻到二手烟怎么办”，“我可以带小猫小狗来上课吗”，这些都是师生们一起讨论过的话题。

“他们能够对于影响自己的事情有知情权、发言权，然后也可以去理解每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学社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外出游学

还有些学习经历，发生在学社空间之外。

他们去电影院看《初步举证》和《好东西》。影片结束，一位13岁的女孩告诉竹晞，“我想到平时看的言情小说，现在不忍直视了”；有个男孩则问一位男老师，“什么是结构性压迫？”

他们也去北京的公园观鸟、绿道骑行，逛书店、摄影展和博物馆；在进行死亡主题的课题学习时，他们还拜访了殡仪馆。

任竹晞喜欢把学习比喻成一棵树的主干长出不同方向的枝桠，是一个主动探索、旁逸斜出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有在刷题才是学习，在备考才是学习，但学习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

对于休学的孩子而言，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往往不是如何应试升学，而是找到学习和生活的动力，得到理解和接纳。换句话说，是到底怎么找到生命的意义。

源济

任竹晞（正中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

任竹晞曾经也是休学者。

她是北京人，1987年出生。她高中考入人大附中，2005年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几年后，她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教育学硕士。

她承认自己有学习天赋。从小学到中学，妈妈常年在日本工作，她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姥姥、姥爷的陪伴下长大。“我爸爸是个特别放养型的人，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在学习这件事上，任竹晞有自己的方法和心得。她没上过培训班，也无需家长督促和操心，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不少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高一下那个学期，学校因为非典停学了几个月，任竹晞把这段时间称之为“特别快乐的日子”。那时没有网络教学，她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学，上传老师布置的作业，回学校后她的成绩排名反而更好了。

在清华，任竹晞把更多时间花在了社团活动上

她也有小小的“叛逆”。她反感形式化的学习，高二时她觉得高考议论文就像模板化的八股，就写了一篇“为什么不应该写议论文”的议论文，交给了老师。“我一定得找到一个方式，让我觉得学习这个东西是不违心、有意义的。”

这种对学习意义感的叩问在大学时期愈发强烈。

她记得刚进清华的第一周，就有大四学长来做分享，说每门课都要追求95分以上，不挤进年级前20就会很糟糕。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她观察到许多同学除了上课就是泡在自习室，讨论的也更多是哪门课更水，更容易拿高分，而不是哪位老师讲课更有吸引力，更能学到东西。

“我好像没有办法投入我的全身心去追求一个绩点和排名，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身边更多的人是毫无疑议地就这么做了。我特别不适，觉得清华的学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入学的两年间，任竹晞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社团工作和校园活动上，成绩基本在85分左右。现在回头看，她觉得这其实算一个不错的分数，可是当时的自己觉得很差，总是感到焦虑和迷茫。

本科休学期间，

任竹晞在美国纽约的大学生社团工作了一年

到大三，她申请了休学。

她分别去到自己大一时加入的大学生社团的北京分部、美国纽约总部各工作了一年。在纽约期间，她负责对接西海岸的几所大学，帮助当地大学生参加海外的志愿者或是实习项目。

在和美国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会真心地为他人找到目标、做出成就而感到开心和兴奋，很享受这种支持他人的感觉。她也从对方身上收获鼓励，意识到原来他们也曾感到迷茫，会停顿，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它让我激动，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休学两年后，任竹晞决定要做教育。

源济

本科毕业之后，任竹晞去了哥大读教育

在学社成立的前一年，任竹晞和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朋友进入一所中学，与学校合作做全人教育中心。在那里，她看见一些因为跟不上学习进度被停课的孩子，便开始带着他们自学。

“一些学生不能上学了，这不是极少数，是存在这样一个群体的。”

陪伴休学少年6年来，任竹晞感觉休学正变得普遍。她观察，尤其在疫情之后，休学者的人数有一个绝对数量的上升。在她接触的学生里，有抑郁、焦虑倾向的孩子始终占据一定比例。

根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在1232个家庭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孩子经历过休学，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不到14岁。

学生繁繁接受采访

15岁的繁繁在去年9月选择了休学，彼时她刚刚经历了中考，觉得“再撑三年真的撑不动了”。

还在上学时，她因持续的失眠、胸闷等症状跑了好几次急诊，最终在心理科被诊断为焦虑状态。她还记得在一次物理课上，她渐渐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也听不清，吓得哭出来。

“我学校的人都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你就被推着往前走，没有办法停下来。”为了不被同辈甩下，繁繁每天会给自己布置额外的学习任务，一度熬夜学习到凌晨，再定好5点的闹钟起床。

“我那时会想，如果我中考的时候发挥失常了怎么办？我就给自己定更高的目标，这样失常了也还有余地，结果是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拖垮了。”

除了难以承受的学业压力和抑郁、焦虑的心理状态，任竹晞看到休学背后还有其他复杂原因。

一个普遍的原因是认知上的丧失意义感。任竹晞曾遇到过一个“特殊”的孩子。她积极懂事、考年级第一，是学校老师眼中的“完美学生”。

观察了几天，任竹晞发现这个女孩“停不下来”——“什么课她都要参加，什么事她都要帮忙，其他同学吃饭剩的碗在那儿，她还要去替别人洗”。

后来女孩告诉竹晞，其实她的身体已经很累了，但是大脑不允许她休息，要一刻不停地做一个好孩子。她害怕失去旁人的喜欢，同时觉得大家是因为她的优秀和积极才喜欢自己，她问竹晞：“万一我停下来，不做了不学了，大家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我的人生就没价值了？”

任竹晞觉得，应试教育让不少孩子对自我价值的判断标准比较单一，仿佛一个学生成绩不好，他就过得没有意义，前途会一片灰暗。她感到一些休学的孩子就像大学时的自己，他们觉得迷茫、不对劲，就发出信号，“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好像不是为了我”。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是不舒适的人际关系，比如过于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任竹晞想起自己小学时每年放完暑假，回校的第一件事是和同学们去操场上拔草，“就是一个土场子，草都长到齐腰高”。放学之后，她会很自然地去附近的朋友家串门，或者约好在外面玩。

然而，这一代孩子从小上课后延时班和各种培训班，自由玩耍的社交时间变少了，“在遇到人际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修复或去面对，容易变得比较极端，一言不合就拉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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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繁繁最常做的事是躺着。她还在吃调节焦虑状态的药物，但当躯体化的症状到来时，她不再恐惧，而是坦然接受它的来临。

任竹晞和老师们会鼓励孩子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而这在过往的教育经历中经常是被忽视的。

“我们最开始想要去请一个人描述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我不知道，或者有时候他说是感受，其实他说的是想法。”

在学社，情绪得到了更自然地安放。一次，一个学生突然在房间里放声大哭，没有人感到奇怪或是上前强行安慰，只是有人轻轻地去把门带上。

有一位已经从学社“毕业”的孩子曾写下一句话：觉得情绪来了，就像是有人给你送快递了，你只要打开门让ta放下。

任竹晞在“休学”主题展览现场

与一位成年女性交流

休学不仅是孩子的事，也是家长的事。

找过来的家长多数来自如体制内的老师、医生等循规蹈矩的职业；超过90%是妈妈，她们基本都非常焦虑。“爸爸很多时候是隐形的。夫妻是同时出现的，其实孩子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任竹晞观察，不少家长对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非常难受，有些爸爸一上来就问结果，想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重新回去上学。

“就像在一个高速路上行驶，本来一切都很明确，突然有一天被甩下来了，开始怀疑是不是过往所有一切都做错了，又想赶紧回到高速路上去。”

任竹晞的女儿参与布置展览现场

8年前，任竹晞成为了母亲，现在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上幼儿园的儿子。女儿几乎与学社同步成长，她常常能和一些妈妈感同身受。

女儿是高敏感人格，对情绪的感知和表达异常敏锐，也更容易接收到来自学校、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有时候，这种情绪会过载，女儿会说自己不想上学了。竹晞和她聊才知道，女儿不想上学的原因是许多个细碎时刻的累积：怕叠不好教室柜子里的衣服，担心英语考试考砸，被弟弟吵得没睡好觉……

后来，任竹晞和丈夫会主动和女儿约好一周里在家休息的时间。

“人生就是走走停停”

任竹晞觉得现在大众对休学还是存在很多误解，她曾经也质疑过自己是不是不够标准，为什么别人都能按部就班地选择，自己就总是卡住。一些休学者甚至会自我污名化，说“这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一个躺平的大本营”。

“不上学不代表什么，只是停下来，调节一下，思考一下自己的路怎么走。”

源济

多数孩子会在学社停留一年左右离开。竹晞做过统计，超过一半的孩子会继续去上国内外的中学，也有一些会选择读大学预科，去做实习，去创业。

曾有一个孩子通过高考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国内大学，又在本科期间退学，选择去日本读书。“生命变得更有弹性了，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一个时钟去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部分孩子回归学校后又会联系竹晞，说自己最近状态很不好，不喜欢哪个老师粗暴的管理方式。但孩子的处理方式会发生改变，过去可能是不上学，现在会尝试和老师沟通，比如作业交不上了，问老师能不能宽限几天。

学社的孩子和老师一起大笑

任竹晞觉得，孩子联系的支点变多了，自己、曾经认识的老师和同学都组成了他们的支持系统。

“他们知道会有困难，不能期待说一条完美的出路，主动选择和被动接受是不一样的。”

6月下旬，任竹晞组织孩子们举办了一场面向公众的休学主题展览。展览的展品是许多个不同的纸箱，上面贴满了孩子们分享的休学故事、情绪感受和支持的话语。

竹晞与前来观展的人群交谈，聊休学孩子分享的故事。人们在不同的纸箱前驻足、坐下，仔细阅读孩子们手写的字迹。

“休学”展览上孩子们分享的故事

“最终教育反映的是我们社会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现在大家把自己戏称牛马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把大人当人，所以我们的学校也很多时候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人去对待。

休学是一种处境，在孩子身上是休学，在职场人身上可能是GAP。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能努力去把自己身边的小系统营造得更有活力的话，孩子的问题自然而然会解决的。

孩子怎么走出来，他们的故事也可以激励到更多成年人。”

注：繁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