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那种性格内敛、不轻易交朋友的那一类人,一旦它向你敞开心扉,成为老友,会发现“陈记家宴”的另一番天地。』
狮林寺巷能碰到骑自行车叫卖水果的阿姨,后座上一左一右各一筐,一筐说是乌梅,乌艳艳的,一筐黄澄澄的,咬一口得赶紧吐掉,是加了糖精什么的东西。好的,正式被骗走20块。再往前走上几分钟,人声鼎沸,穿汉服的小姐姐穿梭在“栀子花”的叫卖声中。这是热闹至极、游客云集的平江路。
狮林寺巷10号,开有一家“陈记家宴”。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狮子林几乎就在它对面。小小一间餐馆,门框是红木的,门口还伫立两头石狮子,店堂里两面墙分别挂有3幅国画,假如你再往二楼走,楼梯两旁更是不要钱似的挂了许多水墨画。这样的餐馆倒是与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景区刺客”很吻合。
老板自己也调侃说,游客不敢起来的。景区的饭店嘛,大概率总是要宰客的,你看你买的那个东西——他指指我没舍得扔掉的乌梅,就是骗骗游客的。但怪就怪在,开在景区,“陈记家宴”做的却是本地熟客生意。生面孔经常会被拒绝,因为生产力有限。生产力主要就是老陈。整个餐厅上下两层,楼上有包厢,坐满的话有50个人,但餐厅目前只有4个人,老陈掌勺,儿子小陈配菜,老板娘杨云英负责点菜收银,第四位成员小鲁是请来的服务员。就是这四个人在支撑“陈记家宴”。
老陈今年69岁了。头发花白,讲话中气挺足,笑起来很大声。不过这种大热天在厨房里干满两个小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有点过分。所以老陈会中途满头大汗地出来到电风扇下歇口气,接过老板娘递到手里的毛巾,连续抹上几遍汗。老陈说他原来一直抽烟,抽到退休那年,头一次领到退休金那天,突然就想,现在白拿钱了,要活长一点了,那以后要注意身体了。厨房里本来就全是油烟,那么烟不能再抽了。从那以后就非常干脆戒了烟。
过了两年,老陈又有顿悟。假如想在厨房多干几年,想更长久陪儿子把这店开下去,就得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每天少干一点,人生多干几年。
一家三口于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每天只做4个小时,中午超过1点或晚上超过5点,客人再进店,对不起,这个生意不做了。开店将近30年,光是服务老客人——玉器行的老板、狮子林的员工、附近两所学校的老师——就够他们忙的了。
吃过老陈做的菜,一定还会再想吃。比如每天早上去买菜,老陈心里想的不是今天要赚多少钱,而是今天店里要来几桌客人,要烧多少菜给他们吃。哦,有两张圆桌的客人,一桌大菜主要是松鼠鳜鱼和红烧甲鱼,炒菜和冷菜请厨师自由搭配。还有对面别墅区狮林里的老客人要在家里请客,也来老陈这里订了两个大菜,除了松鼠鳜鱼,还有一个是菜单上没有的“三件子”。“件”就是“一件食材”,包括“整鸡、整鸭和整蹄髈”,在一只巨大的砂锅里炖几个小时,炖到酥烂,又保持鸡鸭的完整样貌,属于宴席上的压轴菜。吃黄鳝的季节,响油鳝糊准备4份,排条2份,河虾来2斤够了,做油爆虾……总之怎么给自己做,就怎么给客人做。“家宴”这个名字果然也不是随便起起的。
听苏州烹饪协会原会长华永根谈这些年苏式面馆的发展,高端了、升级了、考究了,但也有一些面馆,老百姓吃不起了。比如有些面馆光是看它们的装修门头,普通人都不敢迈进去。他说判断一家面馆的好坏,有时候也很简单,不是看它有没有夏季正当时的三虾面(售价150元以上),而是要看它有没有阳春面。在老陈这里,菜单上反而只有阳春面。
吃到老陈做的阳春面也是个意外。最后一天,我们点了几个菜,一份糟毛豆(才10块钱)。夏天吃毛豆总是不会错的,一份荷塘小炒,我很喜欢这个清爽的菜,嫩藕、马蹄以及鸡头米,有些餐厅也管这个叫“水三仙”,老陈炒的时候搭配了两三片青椒和红椒。一份响油鳝糊——我连吃三天响油鳝糊了,惭愧,仍然没吃过瘾。
结果上菜的时候多出来一碗阳春面。一个白色大瓷碗端上来,面汤是嫩黄色,亮晶晶的,还漂一点葱花。老陈后来说,隔壁桌点了阳春面,因此顺势也做一碗给我们。面端上来时,我和摄影师已经吃了半饱,但没想到普普通通一碗阳春面,会如此美味,以至整桌最后率先吃光盘的就是这碗面。鲜美的原因在于面汤,老陈几乎每天都会准备白斩鸡,鸡也是三四斤的成年土鸡,油水丰足,煮完鸡留下汤,就是现成的面汤,煮面时再加一勺鸡油,鸡汤鸡油中浸润碱水面,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碗阳春面就是如此质朴,只卖20块钱。现在很多炒菜的餐厅都不提供阳春面了,原因很简单,卖不出价钱。
老陈开餐厅近30年,做人69年,其遵循的就是阳春面哲学:质朴,诚恳,料又足。
他说自己烧菜没有什么调料,也没有什么技巧,早上菜市场选最好的食材已经替他完成70%的工作,余下掌握好火候就行了。不过,有一回他也很诚恳地告诉我说:“反正在苏州比我好的店肯定有,但是很少,只能这样讲。”别人讲这种话时很难不认为是在吹牛,但老陈这样讲,甚至觉得他还留了一手,是在自谦。
老陈这辈子都没偷过懒。小时候是没有机会,母亲在他6岁那年亡故,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第五,最小的是3岁的妹妹。又过了两年,父亲生病,之后对身体失去掌控力,全家只靠他单位发给他的25块过一个月。除去两个出嫁的姐姐和在外上学的哥哥,当家的重担竟然落在15岁的四姐头上,那么小,已经要出去做临时工,一天5毛钱。那一年老陈9岁,烧饭的活儿就归了他。
直到他18岁进厂,有自己的工资了,陈小羊才终于吃饱饭。是的,老陈的大名是陈小羊,“因为属羊,没文化,就随便起了个名叫小羊”。在那之前,唯一吃饱的一顿,是跟姐夫上他们公社,吃过一次免费的大锅饭。他还记得自己一口气吃了3斤6两米饭,3两一罐,他吃到第12罐才感觉到自己饱了,这3斤6两米饭,只就了一小份炒鸡蛋。现在回想还是人间美味。
所以老陈到现在仍然说,“吃饭是人生很要紧的事”。刚结婚的时候,头几个月财政权在他手里,每次都是一个月刚过一半,就把买菜预算花完了,妻子批评他怎么不合理均匀分配,但陈小羊坚持认为饭菜一定要吃好。很遗憾,在小家庭财政部长这个岗位上,小羊的实习期未通过,从此就是妻子掌权。他喜欢烧菜,他觉得自己活到快70岁,身体仍然很好,还能在热气熏天的厨房里一站就是俩小时,也是因为干餐饮这一行,吃得杂,客人点什么菜,他烧完有时会给自己留一两块,这样一来一直营养丰富。吃是人生很要紧的事,他用这股信念为客人烧菜,也用它生活。他很认真地告诫我说,一定不能吃得太少,越吃得少,胃会越来越小,到时候你想吃得多都吃不下了。
关于吃,没挨过饿的年轻人的目标完全是另一个方向,如何能少吃,如何控制食量,但年轻人也完全知道,此时此刻不要反驳,点头就好。
老陈18岁进“艺石斋”,后来又调去工艺美术厂,岗位都是裱画。4年后杨小姐也进了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工作内容是在书签上画画。二人谈对象后,杨母当然是不同意,因为陈家太穷了。杨小姐父母都是城镇职工,每月90块工资,家里只有杨小姐一个孩子,对比起来,陈家是25块钱养活6口人。不过老陈从小就勤快,“我要比人家勤快,人家有父母帮,我没人帮,我只能靠自己”。杨云英年纪轻轻就认准一个道理,足够勤快,生活就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人勤快与否,是遮掩不住的。那时厂里会分一些“外送”的活儿,也就是裱画的“外快”,活儿可以拿回家干,干多少都算自己的。只有陈小羊每天晚上都裱画裱到半夜。
现在回想起来,杨阿姨对自己看人的眼光还是很自豪的。后来二人双双下岗,干起餐厅,老陈仍然像过去一样勤快、肯干。那是1992年,工艺美术厂转售,并且给大家交社保交到退休的年纪。那时候厂里有60多个人,他们都在等这一天到来。下岗后,大家分道扬镳,只有老陈早就想好,要开餐厅。
花一万块租了间门脸房,地段不错,在人民路,紧挨着怡园。再花一千块钱一个月请了大师傅,老陈自己给师傅配菜。1月开张,干到6月,也就是我们此次到苏州的同一时期,梅雨季来了。大师傅从前摔过跤伤到腰,最怕湿气,“干不动了”,他跟老板讲。临时哪里去找人?老陈只好自己上,从配菜师傅变身烧菜师傅。烧完梅雨季,师傅重返岗位,客人不肯了,说还是老陈烧得好吃。后来是大师傅自己提出来的,说“你就自己烧吧,找个配菜师傅就行”。配菜师傅一个月大概300块。就这样老陈就在自己的餐厅当起了烧菜师傅,不只每个月省下700块,客人还吃得更高兴了。
不过这家餐厅只开了11个月。停业的原因也很离奇,是房东表示说,饭馆开在这里不大行了,因为这一年来厨房的油烟熏坏了怡园里的古树——“怡园”,清晚期建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房东很有契约精神,把11个月的房租全额退返。老陈一算账,这一年居然挣了将近两万块,假如不算房租,那也是一年挣近一万,“这得裱多少张画?”他心里非常高兴。
按理,有这样的回报,大多数人会立刻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个地方,继续把饭店开起来。69岁的老陈说到这次停断,给了自己一个评价:胆子小,“我胆子很小的,当然也去找了,但房租贵的我不敢做的”。老陈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冒险行事,一辈子也没亏过钱,“一步一个脚印,很小心的”。
一方面是谨慎行事,另一方面,老陈还不断能接到裱画的活儿。一技在手,生计不愁。约有两年时间,饭馆的事就搁置了。老陈当然没有闲着,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上海卖画儿。
上世纪90年代艺术氛围浓厚,画画儿的多,像老陈这样从工艺美术厂出来的资深裱画师傅,不仅积累了20年的手艺,也积累了许多画家资源,以及不少画作。有时候,画家请裱画师傅裱十幅画,送一幅作工钱。交好的画家兴之所至送他一两幅也是有的。还有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老陈的儿子10周岁时说要送孩子一幅肖像画作贺礼,当时画家身体抱恙,结果一等二等,画家不幸没有熬过这一劫。是谓一大遗憾。有时老陈也会在低价时出手买上几幅。
总之,从业20多年,老陈手里很是累积了一些画。倒是卖不出什么高价,要想多赚几块,可以卖给外国人。苏州没有太多外国人,全中国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是上海,上海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是大酒店。想好这一层,老陈拿了根扁担,挑起两筐画,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车。既然要去上海,那也带儿子去见见世面,于是小陈也跟过几次这样的扁担卖画之旅。到了上海,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不打紧,老陈从单位开出一张介绍信。那个年代做事仿佛很简单,把事情跟大堂经理一说,谈好价格分成,画就放在酒店寄卖,卖完了,经理会主动把盈利汇给老陈。收到钱意味着,老陈可以再跑一趟上海了。
这样的上海之行,约每半年就有一趟。再次开起餐厅之前,老陈就在裱画、卖画中观望,直到3年后,有个亲戚向他求助。那个亲戚在南环路盘了一个店面开饭馆,开了半年,生意很不怎么样。想起老陈先前开过餐厅还不错,就请他去做。做了几个月,对方索性说,不如就完全盘给他。老陈就是这种性格,既然投入了时间,那就做吧。他把餐厅装修一番,准备全身心投入。第一天就想好了后面的许多天,他带了钢丝床、被子,晚上就睡在大堂。之后杨云英也搬了过去,夫妻俩人一做就是9年。那几年不像现在,是有生意就做,经常干到半夜。直到南环路建高架桥,地方要拆掉,这才停下来。
在南环路的餐厅没日没夜地干了9年,老陈夫妇才存下来40万块,而且还包括那些年没间断的裱画收入。老陈打算要买一个自己的店面了,这是他人生一步一个脚印里规划好的事。儿子慢慢长大,他要为孩子的未来做打算。最后看中的是狮林寺巷这个小二层,售价70万元,业主是个山东老板,原本在这里开工艺品商店。工艺品商店,玉器行,这才是属于狮林寺巷的生意,不过老陈就是看中这个地段。他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块,买了。请山东老板在南环路的餐厅吃了3次饭,说服他把门口两头石狮子送他。
故事听到这里,终于明白为什么普普通通一间小饭馆,门口倒有两头石狮子,以及,为什么店里要挂那么多水墨画。老陈的一生,实际上全部写在狮林寺巷10号的每个细节里。在2006年这个时间点上,狮林寺巷10号的命运有两种走向,开餐厅,或者画廊,或者,更符合老陈气质的表述是,开小饭馆,或者裱画工坊。
那时候小陈已经毕业,读完书,去一个韩国公司实习,七七八八交了一些培训费,最后才得知岗位是在工厂流水线。小陈感觉到上当受骗,流水线的工作哪有什么前景。父亲没逼他去闯荡,而是很淡然地告诉小陈,那么就回来。回来做什么呢?老陈早有打算,狮林寺巷10号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能传授给儿子的技艺有两样,烧菜和裱画。但到了新时代,光裱画肯定不行了,要去参与更复杂的生意,做中间商,上拍卖行,甚至假画真卖。这些都是老陈早有耳闻但一直避开的领域,现在时机到了,他去各处摸索调研了一番,回来后就做了决定,这一行水太深,不适合普通老百姓。小陈也同意,厨房的活儿虽然辛苦,但他愿意学。
▲老陈店里的氛围是属于“古色古香”的,墙上每幅画都有来头
就这样,老陈将原来放在一层的裱画台收起,将这间房子重新装修,“陈记家宴”3.0开张。小陈成了老陈边上的配菜师傅,到今天,他仍然在给父亲配菜。小陈配菜,老陈烧,但让小陈掌勺,所有的菜他也烧得不差,“就是速度慢一点”。有时碰到熟悉的客人会“质问”小陈,还不让老爸退休,老陈会很熟练地接过话去,“客人都是冲我来的呀”。语气里有三分自我调侃、三分自夸以及三分圆滑。不明就里的客人说这样的场面话,难免会给儿子压力,老陈就不动声色地化解。实际上呢,老陈觉得道理很简单,“只要还能做得动,肯定要继续帮儿子的呀”。在他心里,餐厅已经是儿子的了,他只是在帮儿子。
不过小陈似乎并不想去做这个假设,在他心里,毫无疑问父亲是一店之长,他结了婚,有了儿子,每个月,母亲会发给他一万多工资,他再把工资的一部分上交给媳妇儿,不管账,就像老陈那么多年也没管过账一样。每天给店开门和关门的也都是老陈,像许多年轻一代一样,他已经不住在老城区了,他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周末早上还会带儿子来店里。老陈看到孙子当然是喜欢得不得了,孩子只有4岁,但是已经很喜欢在厨房里转来转去了,他已经在心里偷偷想过,孙子以后要是喜欢烧菜,那也是挺不错的。年轻时吃过很多苦,但回想一下,辛苦也都有回报啊,“人生很有劲的”。
傍晚,老陈在大堂里吹空调,吃西瓜,小陈进厨房备菜。通常都是这样,小陈把准备工作都做好,要开始烧了老陈才进厨房,烧完菜,清洁、清理、收拾、善后也全都是小陈完成。厨房热,小陈脸上的汗往下滴,手上动作娴熟,仿佛不用思考,头脑里在想一首歌,就哼了出来,厨房与餐厅大堂之间是面玻璃墙,小陈会不时地抬头往外看一眼,给父亲一个眼色,告诉他地上掉了个东西,再看看妈妈,她今天穿了一件宝蓝色连衣裙,头发烫卷了,比今天店里那个年轻记者可时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