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张永武养的鱼很精贵,得吃小草鱼。这玩意儿市场上不好买。一两天没吃上,鱼就心慌。给喂别的东西,喂不好,就死给你看。 他媳妇一瞎喂,喂死俩。给张永武心痛的。 但他脑子好使。在小区里贴了一张告示,征收小草鱼,提供捕鱼工具,大家伙儿下班去捞,捞了到我这儿,可以换钱。 大家一闻到钱的味儿,瞬间兴奋起来。连看门大爷,也不甘人后。小伙子听说有钱可赚,约会都不去了。大人们还发动了孩子一起捞。 刘干部心里直痒痒。 之前,他听说张永武给秘书的奖金比自己工资还高,心里就不是滋味儿。
可老婆说,你跟张永武这关系,还去赚他的钱,不怕被人笑话吗?
刘干部找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又有格局理由来安慰自己、阿Q自己,叫做:
刘干部狠啊。他不但要挣,他还要断所有人的财路,一个人长久地挣。他有个亲戚是管水库的。他让亲戚去联系张永武,定期、持久提供大量的小草鱼给他,让张的鱼吃得又大又肥。 刘干部呢,从亲戚这边抽成。
自搬入小区以来,一路看着张永武和刘干部厮杀,听刘干部无数次想置张永武于死地的高作家,偶然得知此事,简直无法相信: 原来在金钱面前,刘干部的脊梁没那么硬。 更让高作家没想到的是,一天,自己被张永武请到了饭局上。张永武的生意做大后,开始讲究门面,开始跟文化人拉近距离。那顿饭,请了不少文联的。高作家一进门,不但看到了文联熟人,还看到了刘干部。 座上宾刘干部不好意思地冲他微笑。
张永武不计前嫌,走上去搂着刘干部的脖子说:
张永武是聪明的。生意想做大,离不开文化人吹嘘,得跟体制内的人打交道。 这顿饭,也成了前后时代空气变化的缩影。 事儿还没完。 刘干部这条线结束了,高作家还有个尾巴。 拉近距离后,张永武忽然找到高作家,说自己在别处买了房,想跟他们换房子。为啥?因为找人算了,说这里风水好。他想把两套房子打成一套。买的那套,让高作家去住。高作家带着老婆看了新房。 当然位置好、视野好。这是喜从天降啊。 看房当晚,张永武就找人来砸墙。给高作家吓坏了。他的意思是还得再想想吧。张永武给了他这个面子,嘴上说给了他一点时间。 可一扭头,就带着老婆在家里砸墙、制造杂音。
至此,观众猛然发觉,虽然他有钱了,跟文化人套近乎,骨子里,还是个流氓。 高作家气得大叫一声:
叫完,他就站不直了,快趴下了。 还是带着老婆,无奈地搬进了新家。 文化人的自尊,彻底被暴发户碾压。
06.
《站直啰,别趴下》的故事并不复杂。生活气息浓厚。乍看就是一出幽默的市民喜剧。但扒开表面,黄建新在里面包了深刻的社会隐喻。刘干部、高作家、张永武,显然是政治、文化、经济三重序列。 首先是人物本身,这三个形象,被塑造得有历史、有深度,细节拉满。 冯巩饰演的高作家,被张永武视为可以“替老百姓发声”的大好人,在剧中却是懦弱的代表。看到张永武截刘干部的礼物时,他先说,你这样不对。张永武一瞪眼。他态度就软和下来,说:
张永武耍无赖,他只敢关着门在家骂人。 真见了人家,满嘴好话。
到最后被逼换房,他也就硬气了一秒钟,瞬间就怂了。
再看刘干部。这人一出场时,一身正气,助人为乐。但很快,就透出一股阴险面孔,一看就是那种手段丰富、擅长拉帮结派的人。 他自己想拉拢高作家。却打着为女儿补作文的名号。
面对张永武的质问,从来打哈哈。 背地里,一听说张永武遇到麻烦,就盼着人家倒霉。
最可怕的是,居然让自己女儿去迷惑张,好攥住张的把柄。 手把手教女儿如何做特务。
刘干部道貌岸然。你说他没有脏心眼儿吧,一顿握手言和饭后,张永武送给他一个印着穿健美衣女人的打火机,他生怕被旁人看见。藏起打火机的那一刻,似乎暗示了他未来和张永武之间的故事。 最后是暴发户张永武。 此人虽是个流氓,从头到尾干了不少恶心人的事儿。但在编剧笔下,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混蛋。相反,他能抓住时代风口,从无赖变成有钱人,身上还真有某些顺应潮流的能力(虽然也不乏卑劣)。 电影前半段,他没文化、爱占便宜,喜欢恶人先告状。
一句话,特别特别自私。 可到了后面,第一,他胆子大,工作说辞就辞。 好几百一条的鱼,他把家底全花在上面,还贷款,敢于承担风险。
第二,为了发财,他也能吃苦,熬夜人工制氧。 为了鱼,他跟老婆动粗。住在发潮的房子里,浑身长疙瘩,他也能忍。
因为他知道,有钱,比什么都好使。 这三个人物,高作家的怯懦、刘干部的阴险、张永武的无赖,并不是凭空而来。有些细节,隐隐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怎样一个年代走来的。 比如找刘干部算账时,张永武和他老婆在楼道播录音,说刘干部是特务。
这不就是大字报的遗风吗? 高作家第一时间没答应换房,他又叫人家“臭老九”。这种行事作风和看待人的方式,不言而喻。 同样的,一被说是造反派,高作家就紧张得不行。作为知识分子,他十分害怕自己被扣上帽子。
换到刘干部那儿,他自称连牛棚都睡过,还怕他一个张永武吗?他私下里争斗的手段,一看就带着特殊印记。
黄建新厉害就厉害在这里,透过一些很细微的市民生活的点,巧妙地揭示出了一个国家、一群人,是从怎样一个历史时期走来的。这些人的行事作风、性格形成,又是如何被历史塑造的。张永武为何“武”?高作家为什么胆小?刘干部为什么精于算计,都衔接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说完历史,还得看未来。 暴发户、作家、小干部,这是经济、文化、政治的社会隐喻。一开始,张永武是个没什么社会地位讨人嫌的角色。可当他公开征鱼后,一切都变了。 一度对他看不顺眼的刘干部,发现有利可图,很快,成为了利益媾和者。这毫不遮掩地预示着接下来几十年里,在金钱面前,权力如何变化姿势。而作为文化代表的高作家,在张永武面前,则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需要你撑面子时,文化就来吃饭。不需要你的时候,谁把你当回事? 在某些经济上位者眼里,你们不过是臭老九。
这不仅是一种写实,更像是一则寓言。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敢打敢拼的无赖,更容易做暴发户。经济上发达了,也就变得人人讨好。权力从此有了跟他同一桌吃饭勾兑利益的可能,哪怕他们曾经互相看不惯。 文化呢。文化永远是那个没什么真正话语权,像看客一样,失落了尊严的作家。
07.
牛振华的表演太过出彩,把张永武那种蛮不讲理、泼皮无赖一跃变成有钱人的形象演得活灵活现。此后,黄建新拍《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又找他来演主角。牛还拿到了东京电影节影帝。 《背靠背,脸对脸》这部神作,之前我专门花了一整篇长文讲过。今天就不聊它了。感兴趣的直接看。下面说几句《红灯停,绿灯行》。 这片当初不叫这名字,叫《打左灯,向右转》。 你看看,多敏感。 难怪这名字后面不让用了。 某种程度上,它是《站直啰,别趴下》的一种思考延伸。格局上没那么大。但细化到了社会肌理更细微的层面。 电影讲一个驾校故事。来学车的人,有记者、社会青年、下岗女工,以及一个得瑟的大款。教他们车的,是一个复转军人。整部电影就是学车期间的琐事。通过这些小事,得以窥见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的气候变化。 其中一大核心,就是钱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学车期间,大款的优势地位获得了巨大体现。因为给钱给的多,他可以随便挑教练。因为兜里有钱,他可以花钱雇学员给自己办事。
因为钱带来的社会地位,他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两个漂亮小妞,替他洗车。因为有钱买私家车,他不必跟其他学员挤在同一辆教练车里吃苦,有空调吹。
而其他人呢,都在想办法“图财”。 社会青年半夜去偷井盖。 记者想找某厂长报销学车费。 下岗女工收了大款送的狗。养活不起。大家帮她卖,都想分点钱。价钱谈好了,女工说不卖了。众人前脚走,她扭头独吞了卖狗钱。 连教练也一样,定期收学员的烟酒礼,转头拿给老婆,存到商店里卖了换钱。 上路考核期间,隔三差五把学员拉到某饭店吃饭,从中赚中介费。回来路上,又让学员出苦力运桃子,挣下的钱揣自己兜里。
钱钱钱,都是钱。 对钱的钻营,成了全社会的主流心态。人与人的关系,在金钱作用下变得蛮横、虚伪、滑稽。人们对获得不义之财,变得理直气壮和心胸坦然。 只有一次,黄建新没下死手。牛振华饰演的报社记者,上报领导报销无果后,找被采访的厂家报账失败后,突然一天夜里,接到大款的电话。大款搞黄色活动被抓了,叫他假装单位的去赎人。 牛振华没带工作证件,却带了一张发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点小伎俩,当场被大款识破。大款忍不住一通“羞辱”。
最后,面对大款讥讽,记者把发票撕碎,勉强保住了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 但实际上,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困惑、迷惘和身处新时代不得不自我反思的命运。他们既不能像个无赖一样猥琐活着,又不想活得太埋汰、太委屈。 那该怎么办呢? 到底能不能站直啰,别趴下? 还是说跪着把钱挣了,不寒碜?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重要。
不过,《红灯停,绿灯行》里,大家虽然因金钱变得面目全非,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尚存,描画出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里的人情姿态。相反,之前的《背靠背,脸对脸》里,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为人处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各种杀招、阴损。这片子我之前详解过,在此就不赘述了。 想看的直接戳:「背靠背、脸对脸」。 要特别一提的,是牛振华在这“城市三部曲”里表现的超高演技。无论是暴富流氓张永武,还是被官僚体系狠狠拿捏的文化馆的王双立,还是在社会转型中油滑谋利的记者苟宇佳,每个人物那种细致的特点,微妙的人性面,都被他演得分寸极佳,活脱脱就成了那个人。 要我说,这才是牛逼演员,每个角色,你看不到牛振华本人,全是那个人物的神情、嘴脸、尴尬和小心思。 可惜就是醉驾,去的太早了。否则在平民人物的塑造上,牛振华国内可能找不到什么对手。不敢说是一枝独秀,但光彩绝对不亚于范伟、傅彪、梁冠华们,再拿几个影帝,再演几个经典角色,那也是手拿把掐。 远离酒驾,珍爱生命啊,同志们。
08.
百无禁忌,尺度真大。去豆瓣翻看黄建新“城市三部曲”的短评,时不时会冒出来这几个字。这三部电影在豆瓣评分都很高,《背对背》甚至超过了同年的《活着》,来到了9.5分。很多人不敢相信日后主旋律大户黄导,年轻时这么敢打敢抡,把中国社会那些“不光彩面”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 世风渐变、适潮水而生的话,这里就不展开了。往大了说,这是第五代导演整体的困境。往下了说,这就是个人选择。当初批评,也是让你批评,后来主旋律,也是需要你主旋律。目的也许是同一个。 可惜的是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看不到这样的故事,能从微小的人际关系和变化中,去触摸时代的氛围,能用生活化的台词、情节,体现出解剖整个社会的勇气和力道。这些作品,不光是一部电影,也算是一种野史,多少年后的人再来看,会知道原来中国人那么活过。 「《站直啰,别趴下》,片尾歪斜的大合影」 正如我们不会再看到第二部《我爱我家》,也不会再有新的《站直啰,别趴下》和《红灯停,绿灯行》。也别说那个,上一部让我们怀念的、具有广泛社会话题的平民剧是什么?我就记得一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但《贫嘴》已经是赤裸裸地回避了。 再往后,现实主义日渐凋零,平民们的日常生活、悲喜,已不配进入国产电视剧的画幅,更别说拿它们来反映什么时代空气。 别等了,诸位,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线下听几场尺度大的脱口秀呢。 听完你会发现,新时代的黑色幽默和吊诡现实主义,写成段子那可带劲儿多了。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黄建新:和九十年代脸对脸》,新京报 [2]《我把青春献给你》,冯小刚 [3]《纪录保持者冯巩》,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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