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生死后，这些中年人走进临终病房

源济

经历生死后，这些中年人走进临终病房

Original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4年07月10日 22:27

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遗憾

人到七十多岁，许满秀的晚年生活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老伴突然间生病，只能在轮椅上生活。大概是接受不了现实，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会儿说要离婚，还说过要“杀了她”，最后被诊断出抑郁。夫妻俩从学生时代相识到进入婚姻，她觉得大半辈子都是非常幸福的，而现在，突然陷入了强烈的危机。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她想找到一个答案。她是那种认真生活的人，退休之前做了一辈子军医，到了头发渐白的年纪，穿衣打扮也是考究的。她想过找心理咨询，但费用太贵了。一个社工机构来军休所做分享，她因此得知了广州有一个陪伴临终病人的志愿者组织。或许在这些同样面临衰老和死亡的人身上，可能会看到什么？

每周的服务日，许满秀往返于家和临终病房之间。她不在的时候，丈夫交给保姆照看。丈夫一开始会情绪波动，想要依赖她；两个孩子不住在一起，也表达过不理解，家里已经有一个老人需要陪伴了，干嘛还要去外面陪伴别人？

匡胜利第一次见到许满秀，是在2015年的一场新义工培训上，他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对这位阿姨印象深刻。没见过这么高龄的志愿者，她听力有点不太好，对培训内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为什么陪伴（临终病人）要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呢”。她成长的年代和环境，习惯了分析、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么大年龄的老人家，真的能理解吗？会不会反而需要别人来照顾她？起初匡胜利心里犯过嘀咕。没想到她比一些年轻人还积极，很快通过了考核。

对许满秀来说，这是一个不曾了解的新世界，她在这里结识了不同背景、形形色色的志愿者。某种意义上，他们像一个小小的同盟，有人和她一样，内心怀揣着对死亡的困惑和遗憾，或正在经历阵痛。

四十多岁的江文勇常常迟到。重度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每天早上总有状况，她的认知在肉眼可见地发生退化——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了，广州天气炎热，她也会穿几层衣服。江文勇逐渐接受了，可能那样让她觉得舒服，不要去要求她。

江文勇把她送到日托中心之后，再去临终病房做志愿者。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离婚，妻子带着孩子走了，父亲因为心脏问题进了ICU，没有救回来。

他平时开网约车，还在跑保险生意，父亲就一直交给哥哥照顾。父亲离世的过程很快，都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他积攒了很多遗憾。其实父亲早就不舒服了，老人习惯了硬扛，他应该早一点发现的。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母亲又被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他决定把妈妈带在身边，也想消解那些遗憾，2019年，他来到临终病房。

●江文勇（中间男性）与母亲。

同样经历过父亲离世的还有志愿者曾萍。同样是人到中年，养父因为大肠癌入院，一个曾经儒雅体面的知识分子，穿西装打领带，八十岁了还会自己骑自行车。在生命末期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擦身体、吃饭都无法自己动手。“人最痛苦的就是神志清醒，生活不能自理”，糊涂的时候，幻想护工要害他，打110报警；清醒过来，他一度对曾萍说，“你帮帮我，我不想留在这里了”。

曾萍很震惊，她压根没想过，这样的话会从理智又开朗的养父口中说出来。死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

那一两年的哀伤期，曾萍听不了爸爸这样的词，身体大概有什么地方在积攒着悲伤，开车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盛满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这也是她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起源。

这里有些特殊，和通常年轻人作为主力军的志愿者组织不太一样，留下的不少是经历过生活变故、乃至至亲离世的中年人。

匡胜利觉得，这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结果。他们接纳各个年龄段的人，也专门给广州的大学生安排过培训和服务。不过一个学期之后，他发现能持续来的很少，慢慢的，留在这里的主要变成了30-50岁的中年人。

病人末期的生理需要依赖医护，而社会、精神甚至家庭方面的需要则主要交给了志愿者。2017年，卫计委开展全国安宁疗护试点以来，国内为临终关怀提供志愿服务的机构开始增多。2016-2019年，他们所在的广州“十方缘”参与志愿者人数达到上万人。

怀揣着伤痛的中年人来到临终病房，这里生活着的通常是生命仅剩不到半年的人，还有陪伴的家属。病床连着病床，气味的冲击，视觉的冲击，病人们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和高密度的死亡、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对他们许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

●纪录片《最后的，最初的》剧照

什么是好的陪伴

许满秀遇见的第一个临终者，是和她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个人一辈子“游手好闲”，靠补贴和救济维持生活。她规规矩矩活了一辈子，难免有困惑，要怎样才能不戴有色眼镜陪伴他呢？

临终病房承接了形形色色的人。无业游民、重病老人、能自理的、已经变成植物人的。曾萍遇见过一个十几岁的高中女孩，爸爸打零工，哥哥有精神疾病，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还没高考就被查出来骨癌。每次见面，她的身子都会扭向一边，抗拒沟通，偶尔有一次，她忍不住反问曾萍，“你见过比我更惨的吗？”

做志愿者时间久了，多少需要面对一些残酷时刻。遭遇车祸、意外的人，送到病房时，一眼看去都是很冲击人的画面；有的老人手脚被固定住，哀求着志愿者把他“放了”，为了他的安全，是不被允许的；也有老人在志愿者陪伴的过程中，突然停止呼吸离世。

还有关怀室，那是一个离死亡更近的地方。被送到这里的，是生命还剩最后两三天的人，一张单独的床，被鲜花包围着，迎接最后一刻到来。江文勇在这里握住过一些冰凉的手，见过不停颤抖的身体。

从2018年开始跟拍这群志愿者的纪录片导演罗率，记录过这样的故事——在病房里住了几年的陈伯，无意间向志愿者提起，能不能给他一把指甲钳或者小刀，没有被同意。镜头拍下了故事的后续。一个深夜，陈伯尝试自杀。第二天罗率和志愿者到医院的时候，他脖子上的伤口已经缝合好了。

陈伯和志愿者语气平静地交谈着，缝针的时候没有打止痛，因为打针比缝针还要痛；在临终医院住了三年多，对家里来说也是经济负担，他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主要还是痛得撑不住啦。他们聊得过于云淡风轻，有一瞬间罗率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是不是陈伯开的一个玩笑？

“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匡胜利说，是临终陪伴的原则之一。作为志愿者，需要学会放下那些标签，不要想着他过去做过什么，而是关注一个生命的当下。

当下是最重要的，这是江文勇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之后的感受。他在临终病房见过一个93岁的老人，对着墙面自言自语，“全部都死了”，到这个年纪，这大概是他的生活写照。江文勇引导他回忆起一些人生美好的片段，从不安的情绪中拔出来。临走的时候，他们互相挥手拜拜。

摆摆手说再见，在临终病房是一件重要的事。在这里，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志愿者用各自的方式，安抚每一个具体的人。曾萍和那个高中女孩讲起自己以往认识的智障孤儿，他们没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环境，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从他们创作的画、日常的笑脸中就能感受到，她安慰女孩，生命不是比惨，来到这世界一趟，总会留下些什么；有时候是和老人聊聊家常，听他的家事，或者讲讲年轻人的生活，还有最近开演唱会的明星。拉拉他们的手，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抗拒也常常发生。曾萍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个和她同龄的男性，癌症晚期住进临终病房。他就那样一个人待着，拒绝人陪，不止是义工，家人也没有来。

偶然一次机会，曾萍和他说上两句话。她问，为什么不让家人来看你呢？他说，没必要，我这个样子，（家人）守着难受，也帮不上什么忙。过了一会儿，他说，不好意思，我要看奥运，就不跟你聊了。

再去的时候，病床就空了。护工说起，他真的好了不起，从来不麻烦任何一个人，能走路的时候，打水也是自己去的，一直到最后一天，才找人帮他洗个澡。

到底什么是生命的圆满呢？曾萍见证了那么多面对死亡的状态，第一次见到像他这样，最后时刻，还是一个人。她想，不一定有人陪着走才是最圆满的。

●曾萍 （后排右三）与志愿者们  讲述者供图

心愿

在临终病房，许满秀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她开放、心态积极，倾听青春期小女孩的心事，对方没过多久，就卸下心防流下眼泪。临终病房里许多是她的同龄人，不需要过多的寒暄，就能理解彼此，一个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她就拉着陪床妻子的手，回忆起彼此青春时代、青涩的恋爱故事。

过去这几年，回到家，她总会和老伴说起自己在临终病房的见闻，和这么多临终者打交道，她也能接纳老伴因为生病产生的坏情绪，与之和解了。罗率开始记录的时候，她的家庭已经重归平静。

●许满秀（右）在病房里陪伴临终者 

真实的生活、伤痛的回忆，和志愿者的日常交织、碰撞在一起，治愈着他们。

曾萍还记得自己陪伴过的第一个老人，他就那样躺在床上，插着喉管和鼻饲管，维持植物人的状态两年多了。她一下就想到了自己几年前去世的生父。就是这样在医院把自己熬干的，一米八的个子，九个月萎缩到几十斤，离开了。

陪伴植物人能做什么呢？她试着放一点音乐，舒缓的旋律从手机流淌出来。叔叔面容有点轻微放松了，呼吸也变得平缓。她意识到，原来植物人也是有情绪、需要被安慰的。

父亲最后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那时她只顾得上医院的事务，每天被推着走——今天检查做什么？他有没有吃饭？昨天怎么又发脾气了？能关注到情感的部分真的很少。那时候曾萍工作还很忙，父亲在病房里待着，她就在外面抱着电脑工作。现在回想这些，她觉得，在生命面前该放下的。

对江文勇来说，光是陪伴临终者这件事，就足够治愈了。它像做瑜伽、听死亡相关的课程一样，填满了自己难熬的时间。又和那些不一样，陪伴一个个老人，好像在一一遍遍重演当初没能实现的、陪伴爸爸的最后时光，遗憾也被冲淡了。

他的生活重心几乎全部转移到母亲身上。她还能行动，但意识已经不清了，她会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她无法说出来。江文勇带她回过一次宗祠。那里很小，破落了，也没有太多修缮。

●江文勇与母亲。

在车上，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突然哭了起来。他猜测，大概是她的潜意识和小时候的记忆产生了连接。那是战争年代，她很小的时候就和小一岁的弟弟失联了。可能是那些伤心事，让情绪涌了上来。

许满秀也带丈夫回过一次老家，那时他又检查出癌症末期。在临终病房见证了许多的遗憾和心结之后，她带他去见了初恋情人。

“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做志愿者之后她知道其实初恋也是她老伴的一段美好回忆，能回去见一见也是好的。告别的核心就是化解过往的遗憾和心结，她就主动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匡胜利听她提起过这个故事。

最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老伴不愿去医院，她也尊重了他的选择。许满秀在日记里这样写：“我们想，与其恐惧，在家等待那天来临，不如珍惜现在活着的时光，做我们该做的事，想干啥就干啥。我俩之间好像比以前任何时间都亲密了，相互之间更加能满足对方的要求。分离那天不再有遗憾。”

罗率见证了最后的时刻，他们感情很好，手牵手彼此看着对方。许阿姨给来访的年轻人讲起先生以前的事迹，展示他的证书，老先生就开心起来，罗率想，他大概觉得生命的价值被人看到了。

老先生离世之后，罗率和几个志愿者组成了一个关爱小组，时不时去探望独居的许满秀。有一天吃完饭，大家都走了，她留了下来，老人拿出一本日记开始读。

那本日记记录了许多她和丈夫当年的爱情故事。那时候的年轻人彼此送毛主席语录，也会送时钟作为信物。读着这些甜蜜的回忆，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在满布皱纹的脸上纵横。

再次告别

其实有这样的念头挺久了，许满秀想给自己办一场生前告别会。原本颇有仪式感地定在八十岁生日那年，那年刚好老伴去世，就顺延到了第二年。罗率听她说，原本想要现场摆一个棺材，棺材里堆满鲜花，她躺在鲜花之间，因为难度过大而作罢。

告别会现场挂上了一面大屏，许满秀过去的旧照片被剪成了一个视频，一生的回忆在所有人面前闪现。她没有邀请亲人，也没有叫街坊邻居，来的都是这个志愿组织里的志愿者们，还有在拍纪录片的罗率。

每个人在纸条上写着想对她说的话，贴在一块小黑板上。许满秀写了一封长信，向同伴，尤其是负责人匡胜利表示感谢。“她说最后也没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太多需要牵挂的事了。”匡胜利记得她在现场这样说。最后，每个人都上去拥抱了她。

●许满秀的人生告别会。

疫情之后，志愿服务停了一段时间。许满秀问过江文勇，要不要把他的母亲送来自己家，她可以帮忙照看。日托中心关门了，母亲在家里，江文勇放了监控，回家后还是因为一片乱糟糟的场景而自责。他谢绝了许满秀的好意，放弃了网约车的工作，开始全职照顾母亲。

母亲的状况愈发糟糕，就在今年年初，去医院检查之后，他知道，是时候在心里为再一次的告别做准备了。

母亲每天除了三四个小时的进食，其他时间都在昏睡。江文勇几乎全天都在陪着她，推着她下楼去商场、公园转一转，春天的广州花开得茂盛，不过妈妈现在看到花也没什么反应了。只有在小朋友嬉笑着经过的时候，她会露出开心的神情。

罗率的纪录片《最后的，最初的》前不久公开上映了，江文勇推着妈妈去了放映现场，在影厅的最高处，轮椅平放，她躺着休息。电影里，五年前的妈妈在公园的河边，哼起一段粤曲。认知已经模糊的她，突然从像是从半梦中惊醒一般想坐起来。

许满秀没能等到电影的上映，就在去年，那场生前告别仪式一年多后，她离开了人世。没人知道太多的细节，匡胜利听她的家人说，她是在睡梦中突发心梗离开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没有承受太多痛苦，还是一件有点欣慰的事。”

她在广州的二儿子来看了电影，才知道妈妈办过那一场生前告别会。她最后的时光是自己度过的，曾萍听她说过，每天都会给儿子发一条微信，告诉儿子，不需要你回复，如果哪一天不发了，你要来看一下我了。

影片里五年前那些熟悉的面孔，现在都已经不在了，这让曾萍特别感慨。2022年，在爸爸去世快十年后，她的妈妈也离开了人世。

最后的那几年，她有意识带妈妈做过许多小事，母亲节的微信转账变成了一束花，和她回去看了看老房子，在那儿上了香，妈妈在偷偷擦眼睛。妈妈说，我们一起出去吃点没吃过的吧，于是她们去吃了麦当劳、螺蛳粉，像是变回了小孩子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幸福的画面，她没有遗憾了。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为纪录片《最后的，最初的》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