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距离宋代不到百年，为何却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源济

明代距离宋代不到百年，为何却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Original 韩靖宇 国家人文历史 2024年07月29日 00:45[audio][/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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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虽承于元朝，但明与南宋相隔仅九十年左右，甚至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的外祖父曾是南宋军中的一员，朱元璋幼年时还听过外祖父讲述南宋往事。对于一些长寿者而言，他们是有可能兼跨宋、元、明三朝的。

然而，从后世来看，宋、明两朝给人的感觉不但不同，而且“断代如隔世”，不禁令人大惑不解。这是为什么呢？

人口更迭与民族融合

从历史角度看，历史记忆的传承不仅依赖史书典籍的记载，还需要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随着传承代际的增加，其中的疏漏与失真之处自然会越来越多，直至一段历史被彻底遗忘。

古代人均寿命短，人口更迭速度很快。据历史学家估算，中国古代主要历史时期的人均寿命如下：

夏十八岁，秦二十岁，东汉二十二岁，唐二十七岁，宋三十岁，清三十三岁。

如此短暂的寿命自然迫使古人形成早婚早育的习俗，十几岁结婚生子成为普遍现象。自南宋彻底灭亡的公元1279年，到明朝建立的公元1368年，间隔几近九十年。若把时间线向前延伸到元入主中原时，更是有上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幸免于难的人由于人均寿命低下、早婚早育习俗的影响，也早已更迭了四五代以上。他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成长于元朝，自然逐渐丧失了与宋相关的记忆。

宋朝是一个传统华夏王朝，其民族成分也较为单一，主要为汉人。元代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元统一天下后，疆域空前庞大，帝国内部政令统一，宋、西夏、金时的政权对峙状况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更将山水迢递、素无来往的各民族百姓联系到一起，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

元代时，大量外域人群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中国，与汉人杂处。朝廷的迁民、罪徙和民间的经商、流寓等因素，促使许多边远少数民族移往内地，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蒙古统治者置身于中原文明，尤其是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面对历史文化悠久和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亟须处理好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传统生产方式的关系，以一种更新、更好的制度统治中原。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进行改制。汉法的实行对蒙古、色目、汉等族群融合起着促进作用。如河南、甘肃行省等行政机构的设立，不仅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受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还因其被置于同一行政机构管辖之内，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前提条件。到元朝末年，进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已融入汉族之中。蒙古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也深受汉族影响。

在元代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无疑是色目人的出现。“色目”本意是“各色名目”，元人在借用“色目”一词前，曾使用“回回”一词指代西域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回”一词从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音转而来，元代的“回鹘”已改称“畏兀儿”或“畏吾儿”等。蒙古国建立后，曾用“回回”指代所有西域人，同时作为单指西域穆斯林的“回回”仍在使用，很容易产生混淆。于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色目人”开始作为代指西域人及中亚胡人的惯用词，逐渐成为对西北和西域以及欧洲各族人的总称。

元代民族大融合还有其他体现。据相关研究，回族是唐、宋以来，主要是在13世纪初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向东迁入中原，与汉、蒙古、畏兀儿等民族姻亲交往、繁衍生息而形成的。东乡族是13世纪进入甘肃临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当地汉、回、藏等族长期相处，姻亲演进而逐步发展形成的。保安族是元明时期一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县驻军屯牧，同当地蒙古、藏、回、土等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前身为回鹘人的畏兀儿后来则形成了维吾尔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

因此到明代时，中国境内的人口和民族结构与宋代早已大相径庭。经过元以来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原境内已逐渐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金元政治的影响

有宋一朝，军力始终不振，北宋为金所灭，南宋又亡于蒙古。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元政权先后统治北方二百余年，其制度与宋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门阀贵族政治复兴。贵族政治通常被看作官僚政治的对立物，实际上，官僚政治往往是由贵族政治演变而来的。随着官僚制度不断发 展，贵族制度不断被排斥、减少。贵族作为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到宋代已几乎绝迹，士大夫集团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对皇权形成约束和限制，宋代政治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僚政治。

然而，金与元的建立使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女真、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以前，即处于“前官僚制”的贵族政治形态，贵族力量强大；入主中原后，贵族作为“征服王朝”的主要政治支柱力量受到保护，被赋予种种特权，占据显赫地位。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小，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官僚政治的成熟程度与宋相比明显减弱。

到了明代，贵族政治存在的基础大为削弱。但朱元璋等人毕竟生长于元代，受金、元以降的政治影响颇深，因此，明初同样形成了一个包括宗室、勋戚在内的庞大贵族集团。他们虽然在参与政治方面受到限制，但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优厚待遇，享有种种特权，并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攫取利益。

其二，君臣关系变为主奴关系。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并不平等，但在人格上仍存在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利。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通过世代为大汗服务，来获得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官至宰相的地位。对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成吉思汗刚刚崛起时，木华黎的父亲将他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要他“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朝世代身居高位，但他们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根脚”。

由于君臣之间带有主仆色彩，皇帝对臣下施以责罚便更为随便。大臣被杖责之例经常发生，有的是犯罪受罚，有的则是借刑立威。皇帝的尊严、权威愈增，大臣稍微冒犯就可能招来横祸。有的大臣虽一度得到 皇帝信任，权势赫然，而一旦形势变化，下场可能十分悲惨。明初动辄 折辱、诛杀大臣的极端情况无疑受到了元代的影响。

其三，“家天下”色彩加深。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百姓的感受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必须顾及百姓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蒙古人信奉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没有“江山社稷”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时，曾有蒙古贵族向元太宗窝阔台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中原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耶律楚材制止了这场大杀戮。他给窝阔台算了一笔账：若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收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和四十万石小米。窝阔台被巨大的利益打动，让耶律楚材协助治理汉地，从而保全了黎民百姓的生命。

正是在这种思维下，元朝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腐败的王朝，而且有两点特色：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自古宰相级别的高官通常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朝宰相不但贪腐成风，且贪腐涉及金额巨大。如元成宗时期，一度有八成左右的宰相因贪腐被惩处。全国上下腐败糜烂的官场风气，也是元朝早夭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金、元两朝具体政治环境与明朝的差异，我们也不能把明朝的政治制度都看作对金、元的继承。金、元对明朝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观念方面，而非制度方面。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其实是在金朝、元朝的延长线上。明朝对唐、宋制度的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却顽固地将金朝、元朝政治文化中的野蛮基因保留下来，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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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历史的棋局2：家国兴衰与成事谋略》，《国家人文历史》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社会生活的变迁

长期以来，宋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海外宋史研究者迪特·库恩认为，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启蒙最为显著的特征”。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邓广铭则有论断称，就中国古代史而言，“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宋的繁荣与其较为先进的财经政策分不开。虽然程朱理学兴起，但宋代从皇帝到平民，普遍讲求功利。司马光曾为此感叹：“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钱是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相较于农业，工商业带来的收益无疑更多。宋时，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占30%，工商税占比不仅是唐的数倍，且大大超过后世的元、明、清。可以看出，宋朝财政收入并不主要来自农业税种，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一方面，宋朝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方式，民营工商业中的经营形式，如承包、租赁、租佃、借贷、合伙等，在官营工商业中都有实施，甚至有的官营工商业还领先一步。另一方面，宋朝通过官营工商业获取巨额收入后，转而将其投入民间，向民间购买物品，促进货币流通，也使许多民间商人通过与官营合作致富。另外，宋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消费，如取消宵禁制度，促使“早市”与“夜市”的诞生，这不但丰富了居民生活，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宋还是唯一一个鼓励酿酒和饮酒的政权，北宋都城开封有七十二座大酒楼，南宋杭州也是官私酒楼林立，批发零售分店遍布大街小巷。

宋朝灭亡后，后继者未能完全延续宋朝注重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村，小农思想浓厚，执着于建立乌托邦式农业社会。对于不易受朝廷控制的工商业，朱元璋将之视作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朱元璋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明初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不带通行证经商重则杀头，轻则发配边疆。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让税收制度倒退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并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宋元时期鼓励对外贸易，并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朱元璋却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非但不准国人出海，还将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限得极低。推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便是农业税占明朝财政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经济结构落后于时代，与宋不可同日而语。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大明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平稳的朝代之一。平稳的背后则是发展缓慢。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敛化的、非竞争性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明朝百姓已很难想象得到宋代先人所过的生活。这可能是人们感觉百年间隔世事大变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王瑞:《简析元代的民族融合》，《考试周刊》2013年第81期

刘海影:《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

修晓波:《元代丝绸之路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社，2021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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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韩其娟（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