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分裂了
当然2020年之后又觉得那些事情也不算什么。疫情开始之后，虽然地球没变，但我们好像变得离彼此更远了。
疫情那三年我都在中国，当时在意大利留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米兰坐地铁，会有本地人看到中国人就往后走几步，挡住嘴巴和鼻子。我在中国也一样。在上海坐地铁，会有人宁愿站着也不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准备下车的时候，我会给他看我的绿码。
2021年，我去了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拍电影，拍了半年的时间。那个电影外国群演特别多，光我们酒店就一百多个。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小县城突然满街是老外，而且看电视、看抖音它就跟你说国外疫情多恐怖，本地人被吓坏了，也可以理解。
他们会报警。报警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会报警。然后咱们剧组也开始担心是不是电影拍摄会受影响，所以他们想的是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让老外出门。他们就派人守酒店大门，所以我们开始用后面的那个小门。
情况好点的时候，我会在小县城散散步，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女生就把我叫住了，她说：“sorry——”
她看起来有点担忧，但是她很礼貌，看到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她说：“我想问下，你们这么多外国人来这里是干嘛的。”我就说：“我们是来拍电影的，会待几个月的时间。”
“噢，”她说，“知道了。”
然后走了。
我就想，其实我的理想也没有像约翰·列侬那么高。能好好说话，有问题就问，有事情就解释，也足够了。
有一次坐在那个小县城的麦当劳里，偶然翻到了我七年之前写的关于南京青奥的志愿者的报道，我面对电脑就哭了。我意识到，二十岁的自己预见的世界好像并没有实现。
在那个比较心酸的时期，我在写作上找到了一些安全感。疫情一个人留在学校的时候，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了，我会跟宿舍保洁阿姨聊天，聊怎么切菜，聊她回老家郑州的车票多少钱。
放在疫情之前，可能这些对话不会给我留下印象，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小小的相处会让我觉得很平静，很踏实，也是一种陪伴。我开始用中文把它们记录下来，写成日记发到豆瓣。
当时大家都同样和外界隔绝，所以很多人对我这些日常碎片感到了兴趣，留下评论，给我接着分享的动力。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也没有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老外，我们相当纯粹地以文字本身去交流。有一个河南读者就因为在日记里读到了自己的老乡，要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了一箱辣条。
2021年我搬到上海，发起了一个写作俱乐部。每周三晚上会在我家聚齐十几二十人，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作品，相互给反馈。人多的时候还会怕邻居觉得我们是在搞传销的。
这样的活动并没有太高的专业性质，大家并不是在比写作水平，而主要是在相互给一个能够被倾听的空间。我记得当时有人——他今天也在现场，会觉得自己被看到了。还有人平时白天在公司不怎么说话，到写作俱乐部朗读了几千字的小说，感到很幸福。
有时候会有人开玩笑说，竟然一个中文写作活动会要一个意大利人发起。但写作俱乐部消除了我们之间那些表面上的差异——学历，工作，社会身份，甚至国籍。大家一般不会自我介绍，会直接让文字替自己讲话。
在写作俱乐部，我们终于可以放下身份的负担，看到彼此的内心。
后来也是因为我在豆瓣上的写作，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刘水。
当时是2022年的夏天。我刚度过了在上海的那两个月，想去海南放松放松。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
刘水当时是我豆瓣上的读者，通过ip地址看到我也在海南。她也在，所以就给我留了言，说她在文昌下面的一个小镇已经待了一个月，很悠闲，推荐我去玩。
一开始我也没多想，就说好呀好呀。但是过了几天，我所在的地方开始有一些疫情的苗头了。我有一个在上海培养的肌肉记忆，在做出理性的决定之前，我已经收拾行李了。到了火车站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哪，我就想，要不就那个网友豆瓣网友推荐的那个地方。我买了票，上了车，给刘水发消息，说我一个小时后到。
这个小镇确实像她说的很悠闲，而且没有出现疫情。本来只想在海南待十天左右，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小镇的生活比较简单——去老爸茶吃点心，骑电动车去海边。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简单是最奢侈的，也是最幸福的。准备离开、回上海时，刘水对我说：“记得来成都找我。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离开海南之后，2022年底，我的中文写作开始受到一些关注。我被媒体采访，被约稿写公众号。那篇公众号出来的当天，有一位图书编辑联系我说，要不要拿你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写一本书。
我一开始对这个想法是挺害怕的。万一写了发现这些年我什么都没干呢？毕竟这是很多老外的现实——来了就会失去时间感，二十、三十多或四十好像过得都差不多，教英语，踢球，喝啤酒，叫滴滴回家。在这里，你能感觉到每一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的逝去。
但是我还是把这本书写了。挑书名我们挑了半天，因为这本书很难被一句话定义——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确定要写书那会儿，疫情刚结束。我确实去成都找刘水了，我们都挺想出去转转。正好我可以写我的书，她要写她的论文。所以我们决定去泰国透透气，然后一透就透了一年半，去了六七个国家，上个月才回了一趟中国。
前一段时间是在印尼，我在小区的电梯里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女生。她叫荷巴，在印尼那边读性别研究的博士。后来我跟刘水约了荷巴喝咖啡。荷巴跟我们讲了她前一段时间努力帮助父母从加沙逃离的经历，一万美金一个人头，才能够让他们安全到埃及，她和妹妹一起凑了钱。逃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荷巴是联系不上父母的。她经常失眠，在社交网络上查最新爆炸案的地点，去推测是否涉及到父母所在的位置。她也和我们讲了那些没有能够逃离的朋友的故事。
我坐在那边认真听，但是我发现荷巴对我有很重的防备心。因为我是意大利人，她很怕我支持以色列，反复问我是否支持巴勒斯坦。在后面的交流她基本也不跟我互动，主要跟刘水讲话，还在我面前直接吐槽西方人伪善，支持女性，爱护动物，却不在乎加沙人的生死。
那天我挺沮丧的其实，带着认识一个新的人的心态，却因为我的身份受到了这样的敌意。那天我对于能够跟人连接的信心是受打击了。
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又在印尼的另一个城市跟荷巴碰到了。一开始是她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给我发消息说要不要见面。刘水说我们还是见面吧，说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可以离开。
我还挺庆幸我去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披萨。荷巴和第一次比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一上来就开玩笑说，ale，那天要是我不在电梯开口的话，你肯定不会跟我跟搭话，也没有再提关于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事情。
我想了想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上次心情不好吗？还是因为今天她的男朋友也在吗？最后我想，应该是因为她信任我了。通过第一次见面，她确认了我的立场，她起码知道我不会忽视她的痛苦，所以那天我们还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关于荷巴的故事，我写在了我的专栏《随笔ale》，刘水是我的编辑。这一年多以来，我用专栏来记录我们在路上的相遇。有自学成为裁缝的宗梅，她的父母是50年代从云南逃离到泰国的；有Eric，一个在70年代拒绝参军并选择禅修的美国人；有Arthem，一个俄乌战争开始以后流亡海外的俄罗斯青年。
前一段时间我们回中国，在广州跟专栏的一些读者见面。有一个读者说，这些故事给她了一种力量，让她觉得不管经历了多少绝望，人是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的。
我很感动。在这一年多的旅居生活，经常和当地语言不通，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自然和别人交流，我有时候会感到孤单，也怀疑过我这样的生活。不过那天晚上，听那位读者的反馈，我觉得到处在外面跑这段时间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有可能是我10年前在南京感受到的、后来让我想要来中国的一个理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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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4-8-20 02: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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