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僚越到后期越无节操,而这一转变的关键点就是嘉靖大礼议事件。在大礼议初期,文官还算一致,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以陈洸案为转折,嘉靖开始向文官集团渗透,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嘉靖获胜,彻底掌控朝廷,听嘉靖话的人飞黄腾达,道德败坏的陈洸成了名臣。那么陈洸是谁,他的案件为何成了嘉靖渗透文官的契机?
陈洸,是广东人,生于1478年。今天流传着一则故事,可以充分体现陈洸的秉性。
明代科举先要在省城进行乡试,然后入京进行会试、殿试。陈洸是广东潮汕人,据说在上京路上遇到了一个陈姓书生也要入京,二人遂结伴同行,但路上陈书生病重,死前告诉陈洸,自己是要进紫禁城找宫内当娘娘的姐姐认亲的,但福薄无缘,只好将这桩富贵送给陈洸。
随后陈洸进京,通过关系进入宫内。武宗皇帝就让一群女人同一装扮走出来,让陈洸找。陈洸自然不认识,只得用潮汕话讲阿姐你的头钗要掉了。一个宫女下意识地去扶头钗,然后陈洸就对着这个人叩头大喊娘娘千岁。这个人实际是武宗皇后。武宗皇后连称国舅免礼。但后来,陈洸将详情告诉了皇后,皇后顾念同乡中人,也就默认了这一事实。而武宗也急于培养自己的势力,也默认了他的国舅身份。
这个故事,存在诸多错漏之处。首先,陈洸是科举正途出身,武宗朝1511年中进士,后被授予户科给事中,不久升为吏科给事中。他还曾担任中央督察组组长,赴湖广巡查地方官员政绩,和内宫根本就无瓜葛。其次,武宗的皇后是夏氏,不是陈氏,世宗的皇后才是陈氏。但这个故事在明代流传甚广,甚至传为美谈,以展现陈洸的智慧和机变。
陈洸被称为潮汕三杰、嘉靖紫光阁名臣。但历史上的陈洸可是十足的小人,他十分机灵,在大礼议事件中左右横跳,朝臣势大,就跟从首辅反皇帝;皇帝和朝臣斗争陷入白热化状态,自己就丁忧回家,躲过了大礼议最激烈的时刻;皇帝强势后,陈洸又是第一个倒向皇帝的文官,毫无节操可言,但最后却成为名臣,不禁让人唏嘘。
明武宗1521年去世,无子,首辅杨廷和秉持儒家继位原则,经孝宗皇后、武宗亲母张太后同意,拥立了血缘最近的宪宗孙子、孝宗侄子、孝宗亲弟兴王之子朱厚熜为新君。但朱厚熜上台后,展现了巨大的叛逆,坚决不认孝宗当爹,反而坚持追封亲爹兴王为帝,此即大礼议。
围绕是不是认孝宗当爹,能不能封兴王为帝,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和嘉靖帝就此对立。今天认为大礼议不过是表象,真正的矛盾点在于是皇帝听文臣的,还是文臣听皇帝的,关键还是权力之争。
大礼议初期,杨廷和占尽优势。杨廷和在1512年就成为首辅,已经当了10年首辅,门生党羽遍及满朝。在武宗去世、朱厚熜未入朝的38天空白期里,就由杨廷和摄政,他堪称无冕之皇。在他监国的38天里,计除佞臣江彬,尽废武宗苛政,由此博得天下美名。再加上他拥立新帝,所以嘉靖初期,杨廷和的权威丝毫不亚于后代的张居正。
在杨廷和强势的时候,陈洸仍为吏科给事中,而他也在反对嘉靖追封生父的奏疏中署了名。
陈洸也反对追封,这属于文官集团的政治正确,但他的名字混杂在诸多官僚之中,不易被嘉靖察觉。此后杨廷和和嘉靖的矛盾愈发激烈,在胜负未知的情况下,陈洸居然躲过了大礼议最激烈的阶段。
原来陈洸当官后曾回到老家,但为祸乡里。在当吏科给事中的时候,还弄倒了潮阳县令宋元翰。按照《潮阳县志》记载,宋元翰可是好官,1516年土匪围攻潮州,就是宋元翰招募乡勇,主动攻打并大败土匪,解决了潮州一大祸害。恰逢被陈洸祸害的百姓上访至北京,宋元翰揭露陈洸罪行的《辩冤录》也在士林中流传开来,一时间陈洸在北京的名声臭不可闻。
当时的吏部尚书乔宇和侍郎夏良胜就让他“奉使回籍居二年”。就在陈洸离开后,很快就发生了嘉靖三年(1524年)左顺门血案。这是文官和嘉靖斗争最激烈的一次。当时反对嘉靖的文官们200余人集体跪在左顺门哭喊,嘉靖帝果断派锦衣卫动手杖责,锦衣卫如狼似虎暴打文官集团,其中17人被打死,134人被逮捕,86人回家禁足戴罪。文官和皇帝的斗争演化为流血冲突,而陈洸却因为在家闲居,完全躲过了此事。
左顺门事件后,皇帝占尽优势,陈洸为了复出重回北京,居然成了第一个跳出来主动迎合皇帝的人。陈洸和张璁、桂萼这种从一开始就支持皇帝的死忠不同,陈洸属于完全的投机者,比张璁等人更加无耻,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跑,不愿承担任何政治风险,是十足的官场投机家。
左顺门事件后,陈洸给嘉靖上书,大赞张璁等人议礼议的好,反对议礼的人则是结为朋党的小人,违背天理良心。“主事张璁等危言论礼,出于天理人心之正,而当道者目为逢君,曲肆排诅,且群结朋党,必欲陛下与为人后之仪”。在奏疏中他还点了吏部主官乔宇和夏良胜的名,说他俩就是反对议礼的后台之一,他俩大肆提拔反对议礼的官员,党同伐异。
这封奏疏,态度很明显,就是迎合嘉靖,支持张璁,顺便报复吏部主官。
而且陈洸上书的官衔很有趣,用的是吏科给事中的名义。《世宗实录》载,此刻陈洸“复命,在道,已闻升湖广佥事,犹以旧衔上疏”。这个说法很有趣,陈洸离京不是被革职,而是“奉使”,也就是带着任务回家的,两年期满,但吏部的主官乔宇和夏良胜考虑到陈洸名声太臭,就给他提拔为正五品湖广佥事,让他去武汉待着。别看吏科给事中是正七品,从正七品到正五品这是升级了,但这是明升暗降。吏科给事中,在北京,官小权大,不仅是清贵官还有实权,能封驳吏部对官吏的升降,而地方的佥事则毫无实权,所以陈洸非常想留在北京,因此他给嘉靖的上书仍用给事中的官职。
陈洸上书的目的太过明显,所以遭到了反议礼派的集中攻击。左顺门事件后,陈洸成了众矢之的,嘉靖帝的压力瞬间轻松。吏部侍郎何孟春弹劾陈洸已有新官职,却用旧职上疏,是不合礼仪,“洸已外补,犹冒旧衔,假以建言,紊乱国典,宜行究问,以绝他觊”。世宗于是下旨,有司一同“究问”,由此掀起了陈洸案。
陈洸案由吏部、礼部合审,审问点有二。第一,陈洸在乡恶行;第二,陈洸有现职却用旧职上疏,如此无礼,如何定罪。关于陈洸为恶之事,十分简单,找几个乡民一问便知。第二个问题那就更简单了,陈洸确实有错,但这个错误可大可小,就看如何定罪了。而两部是要“痛惩”的,因为两部是反对嘉靖议礼的主要阵地,为了防止别人学陈洸倒向皇帝,所以要果断扼杀住投机之风。
同样,在皇帝看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陈洸的罪行,而在于陈洸的政治态度。所以陈洸的罪行全被皇帝原谅,嘉靖就是要千金买马骨,让更多的官僚倒向自己。由此嘉靖屡屡干涉司法公正。关于陈洸案的审判过程,没有官方文档记录,明末朱国祯根据残存史料编写了《皇明大事记》,在“陈洸”节中,对陈洸案只有只言片语。只知道嘉靖四年(1525年)有人奏请皇帝嘉奖陈洸。“奖掖先任给事中陈洸”,而“上从之”。看来,陈洸在两部合审中应该是全身而退,毫无损伤。
此后陈洸官运亨通,升级为黄门侍郎,嘉靖亲赐“黄门第”的府邸匾额。
陈洸案严重搞坏了明朝的政治风气,以往的皇帝,不论是宪宗的传奉官,还是武宗的佞幸之臣,他们可以被提拔,也能有实权,但这些人不能融入文官圈子,皇帝还有底线,也没插手科举文官的任免系统,所以这些皇帝近臣和文官集团泾渭分明。但自嘉靖开始,以陈洸为代表的“小人”集团崛起。陈洸道德败坏,被士林视为公敌,却屡屡获得升迁,攻击他的正直官员反而被打压;陈洸为祸乡里铁证如山,却平安无事官运亨通,这无疑体现了嘉靖的用人原则。文官集团自此奴化严重,陈洸案堪称明朝官僚此后道德败坏的起点。
参考文献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剑:《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化》,《中国史研究》2021年5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