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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到《田耕纪》,再到最近热播的《墨雨云间》,古装类影视作品中似乎常常出现侯府高门的恩怨纠葛,而“宁远侯”这一封爵又格外受偏爱,可以说是“四处客串”。
考究字义,“宁远”有平宁绥靖、远人来归之意,单凭字面就很容易联想到英武将军横刀立马、为国建功、凯旋甚至掷果盈车的画面,实在很适合发生一些浪漫的情节。
当我们回到史书中,可以发现“宁远侯”确实存在于正史当中,且受封者多数以军功得爵。较早见于史籍的“宁远侯”为陈朝勋臣顾鸿南。顾鸿南是江东鸿儒顾野王的次子,在太建年间以侍御史出镇临淮、防御北周,以军功获封宁远侯。此外,在地方志书中也可见唐光启元年封张某为宁远侯的记录。(《重纂福建通志存》卷二十八:“宁远侯庙在府治松山,祀神张姓,唐光启元年封宁远侯。”)
而史籍有详载的“宁远侯”是为明代宁远侯何福,于永乐年间在甘肃总兵任内获封,禄千石。
只是,真实的历史往往缺少了一点浪漫,而多了些铁与血交织的残酷。何福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南征北战,永乐七年(1409)终于实现中国古代有志之士追求的荣耀顶峰——建节封侯,却在获封宁远侯后不到一年畏罪自杀、身死爵除。
何福,凤阳人,生年不详。大约在洪武中期,这位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轻同乡开始进入史书视野,在明初的开边之战中展现了淮右豪杰的勇武本色。据《明史·何福传》载,何福“从傅友德征云南,擢都督佥事。又从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贝尔湖)”。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颍川侯(后封颍国公)傅友德拜征南将军,率甲士三十万往征云南,历时两年基本荡平西南地区的元朝残军和当地诸部叛乱。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永昌侯蓝玉拜征虏大将军北征沙漠,次年四月在捕鱼儿海向北元军队发动奇袭,北元小朝廷在这次毁灭性的打击中基本覆灭。
尽管此时何福只是都督佥事,在开国将星云集的明初显得平平无奇,但是,西南烟瘴和北方大漠的两次远征对何福而言无疑富有教益,又或许奠定了他一生南征北战的底色。
很快,在洪武后期绥边平叛的战事中,何福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何福与都督聂纬指挥了一场小规模追击战。前一年,江阴侯吴高率领北降人出兵西南,行到中途,降兵首领孛罗哥策动众人复叛。降兵由思州出发,沿荆州、樊州一线向北逃窜,准备经渭河北渡遁回沙漠。何福受命率兵追击,利用地形优势,在鄜、延一带山地丘壑中成功截击叛军,歼灭二百余人,缴获战马五百余匹。
此后接近十年时间里,平定西南蛮部叛乱成为何福的“人生主线”。
洪武二十二年(1389)春,何福奉命移兵讨伐都匀(位于今贵州省东南)蛮部,俘敌杀敌达万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何福被拜为平羌将军,讨伐越州(明洪武置越州卫,位于今云南省东北部)土酋阿资叛乱,官军连战连胜,土人大多投降。平定阿资叛乱后,又设宁越堡来镇守要地。此后,何福先后率军平定九名九姓诸蛮(也即独山九名九姓苗,分布于今贵州独山北部,洪武时期设九名九姓长官司作为土官管理)、毕节(今贵州毕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诸蛮、水西(明代土司贵州宣慰司辖地,位于今贵州西北部川、滇、黔三省交界)土酋居宗必登部的作乱,在军中享有“防守严备”的美称。
值得一提的是,何福曾向明太祖朱元璋上书建言,提出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桀骜不服,请求将其视同水西叛酋一并征讨,而朱元璋认为奢香“并非稔恶”,不同意出兵。
洪武三十年(1397)冬,何福被任命为征虏左将军,作为西平侯沐春的副手,奉命讨伐举兵起事的麓川首领刀干孟。洪武三十一(1398)年春,何福采取批亢捣虚的策略,会同都督瞿能率兵翻越高黎贡山(又称高良公山)直捣位于南甸(今云南省西南部)的叛军据点,生擒首领,而后回师打击景罕寨。随后,何福被新即位的建文帝任命为征虏将军,全权处理平叛事宜,不久后一举生擒刀干孟,叛军所部七万余人纷纷投降。经由此役,麓川一带悉数平定。
建文元年(1399),何福奉命回京,旋以平定麓川军功晋升都督同知,成为建文时期最早论封获赏的一批高职武臣之一。云贵大地的茫茫群山和苍苍林海是何福前半生建功立业的“主战场”,然而此次回京之后,终其一生,何福都没有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在班师回朝的路上,骑着高头大马、洋洋意气的将军大概不会想到,此时的显贵与荣耀会成为笼罩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五,燕王朱棣在北平以“靖难”为名举兵。传自渔阳的动地鼙鼓,很快震颤了南京帝阙。
何福作为南京朝廷为数不多的可用之将,自然被委以率兵讨逆的重任。何福晋升左都督,领兵增援德州固防,与此前在济南之战中击败燕军的盛庸会合。次年二月,何福与平安、陈晖进兵济宁,盛庸陈兵淮上,与燕军争夺淮北,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考虑到在河边不易防守,何福向平安提议移营——将大军移驻灵璧并修筑工事,“深沟高垒”作长远之计。由于粮道被燕军阻碍,平安亲自率兵六万护卫粮草。二十七日,朱棣率精锐袭击平安,将平安部一分为二,何福全军出动救援失败,南军陷入缺粮的不利态势。在此情况下,何福与平安决定次日(二十九日)向淮河方向突围以取得给养,并商定以三声炮响作为大军突围的信号。
此时,历史向身陷重围的南军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燕军进攻灵璧墙垒工事的进攻信号,恰好也是三声炮响。
夺路而逃的南军对上发起进攻的燕军。战果几乎毫无悬念,灵璧之战以南军的惨烈覆灭告终。是役中,南军主力被击溃,平安、陈晖等三十七名将领、四名内官、一百五十余员朝廷大臣被俘,死伤无算。
何福单骑逃离战场——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这颗将星在此陨落。
朱棣即位后,将消除“靖难”的消极影响、将政局导入正轨视作当务之急,而其中一项有效策略即笼络和任用一批建文旧臣。这为何福带来了机遇,《明史·何福传》载:
“成祖即位,以福宿将知兵,推诚用之,聘其甥女徐氏为赵王妃。”
朱棣对何福不仅优礼有加,而且委以出镇西北的重任。建文四年(1402)七月到永乐元年(1403)三月间的九个月内,朱棣先后四次任命和调整内战之后受到重用的三名高级武官赴西北地区整顿边务,其中即包括何福。
通过一系列措置,到永乐元年三月,总兵镇守制度在西北边区得以推广,形成以甘肃、宁夏、大同为核心的三大镇守官防区。镇守官或为都督府都督,或为侯、伯勋爵,均为得到皇帝信任的高级武将,具备统兵作战的实际经验,且被赋予相当高的兵权。
机遇难得,朱棣的“推诚”信任在此时也显得极为真切。何福以建文旧将身份统兵难免受到燕藩出身的文武官员猜忌,行事谨慎不敢专断。对此,朱棣一度专门下敕令,让何福放手任事,措辞十分真诚。
丙寅,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朕为天下主,赏罚予夺,皆自己出,未尝以谗加罪一人。况尔老将,为朕素知,故推诚委任,所言辙听,有未听者,必相与尽心商度其事之可否,何尝有一毫致疑?且尔皇考旧臣,有疑不信于鞑官又可耶?自今诸事,但竭诚致力,尽其材识,可行即行,慎勿复有顾虑。”(《明太宗实录》卷七七)
在这样的机遇之下,作为先镇宁夏、改镇甘肃的总兵大员,何福为永乐朝的西北边防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久后,何福也以军功获封宁远侯,登上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然而,封侯之后的何福却来不及享受世袭罔替的勋荣。永乐八年(1410)朱棣亲征,何福奉诏伴驾。北征结束后随军征讨的何福屡屡受到言官弹劾,最终畏罪自杀,爵位也被废除。何福突兀自杀的缘由已不可深考,而《明史》本传中“数违节度”“怏怏有怨言”之类含糊的措辞,似乎隐约折射出君臣关系的裂痕是何福自杀的主要原因。何福对边外蒙古和蒙古降人的强硬态度、对朱棣内迁边卫措施的异议,似乎都或多或少地为何福树立了政敌。更重要的是,何福并非燕藩宿将而是建文旧臣的身份始终横亘在君臣之间,一旦失去皇帝的推重,就可能面临动辄得咎的局面,稍有过失即遭参劾。
何福之后,明代还有两位武臣被封爵为“宁远”。正统三年(1438)四月封任礼为宁远伯,成化元年(1465)任礼卒,追封为侯,其子任寿袭爵为宁远伯,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因罪除爵。万历七年(1579)封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宁远伯,世袭罔替,其子李如松以荫官都督同知充宁远伯,李如松死事辽东后,其子世忠、其弟之孙尊祖先后袭爵。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始终横亘在中国古代武将的命运当中。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中,显赫功名并不能消解帝王心术下的猜忌和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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