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钱是刻在我们国民骨子里的能力，但如何面对债务，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明显还没有准备。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情愿面对欠下的债务，准备一逃了之。
春节前，经过几番催促，发小收到了佘杰的短信。佘杰说，自己跟公司申请了外派到印尼做项目的工作，希望本份工作能尽快把欠对方的钱还上。
这不多见。大多数时候，打给佘杰的电话会在久久等待后无人接起，短信也基本不回。但催债就是这么回事，债主不能停止催促，否则借出去的钱就会杳无音讯。
过去3年，发小通过定时的催促，才勉强追回了借款中的一万多元，更多时候，他只能在催促中等待。
外派印尼是佘杰的谎言。年关底下，佘杰希望对方能因此感受到他有要还钱的心意，暂缓催收的急切举动。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象。他没钱，也不想还钱。求饶往往是他装出来的嘴脸，一旦放下电话，佘杰便躺在沙发上，继续像个没事人一样，憨吃憨睡。
1989年出生在上海的佘杰，目前单身。他的主业是在上海当地一家电子科技企业当销售，副业则是掮客——他喜欢做无本生意，倒卖过软件项目和建筑施工项目，也做过一阵子KTV订包厢的生意。用老上海人的话来说，他是专业打桩模子。2018年之前，佘杰有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靠着帮保险公司举办培训会议，能赚上三五万元。
这个在亲朋眼中很会折腾生意的男人，实际上债务缠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下重注赌球，亏光了所有钱。佘杰没让太多人知道，想着靠工作翻身。一开始他的欠债不超过20万元，后来因为急切想翻身，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赌球上，结果，一注注赌注没让他清空借贷，反而让欠款翻倍。
除了亲友借款之外，佘杰至今还有近50万元的网贷和信用卡欠款，加起来负债70万左右。至少到现在，他没打算偿还这些欠款，而是想方设法躲避前来催收的债主或催收员，把这糟糕的局面应付过去。
发小的钱，也是在那之后欠下的。2021年，面对翻倍的债务，佘杰向当时在澳洲留学的发小求救。那时候，佘杰的发小手里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准备交房租用。佘杰没管发小租不租房的事，都要了过来，承诺两天后就还钱。事实就是，借完钱他就“消失”了。两天后见佘杰没有还钱的动静，发小拨打他的电话，发现他已经销声匿迹。
事情闹大了，两人许多共同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佘杰想办法躲到了苏州，在一个不明内情的朋友家中躲避。一周后，迫于压力，佘杰主动给发小打去电话。他说谎解释，自己在出差中遭遇疫情管控，手机被工作人员收了上去，以至于没办法和发小联系。发小当然也看出佘杰在说谎，几乎每隔两天给佘杰发短信、打电话。
一开始，佘杰承诺，自己可以分期还，后来趁发小没留意，分期还钱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发小继续催促，被盯烦了，佘杰躲了起来，不接电话、不作回应。还是躲不过，佘杰在电话里对发小哽咽说真的还不起：“要有钱肯定还，真的不行就算卖房也会把钱还上。”
使完苦肉计，佘杰开始卖情分。他和发小说，自己几年前还用信用卡借钱，就为了帮发小买电脑，这样为他付出过的人，难道会是欠债不还的人吗。他希望发小看在过往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不要步步紧逼。
因为决心避债，佘杰3万元的欠款欠了3年，如今还剩下一多半没还。催佘杰还债就像挤牙膏，迫切地催促、直到佘杰避无可避，才可能让他吐出一点点还款，稍不注意，人就溜走找不着了。
有人问过佘杰，这般欠钱躲账的姿态，难道不怕发小报警或去法院提告吗？佘杰却说，自己很了解发小的性情如何，加上发小刚回国，忙着找工作，比起一万多元的欠款，佘杰相信发小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其它重要的事情上。不面对，是佘杰处理这笔欠债的方式。
周旋
佘杰害怕听到手机的嗡鸣声。多年来，他因欠债四处躲避，每一次手机嗡鸣，就很可能接进了一通催债的电话。
发小不是佘杰唯一要躲避的债主。佘杰要应对的，还有机构债主雇佣来的大量催收员。
2024年春节后，催收机构仍在想办法要回佘杰欠的钱。联系不上下决心避走的佘杰，他们把催账的信息发到了佘杰的朋友那儿。那几天，接连有朋友给佘杰发自己收到催收短信的消息询问怎么回事。佘杰逐个应付说“不是我”“乱发的”。
找不到当事人，催收者就会着手瞄准负债者的社会关系。这些年，佘杰想了个损招——只要有人问，他就宣称是因为身份证被盗用。为了证明真实性，他声称已经报案，如果对方不信，他还会变出一张挂失身份证的回执。
过去这些年，佘杰说了过多诸如此类的谎言，以至于在某几个瞬间，他曾产生过一个怪异的错觉——我真的没有欠钱。
不愿直面债务，赖账在佘杰这已经发展成一套周旋的技巧。他会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和各类催收公司周旋的过程。
2021年年末，佘杰开始陷入债务逾期中，信用卡被停用，支付宝账户一有钱流入立刻会自动被划走还债。很快，不同网贷公司雇佣的催收员，开始用电话和短信找过来。
最初的几通电话，催收员语气温和好言相劝。他们让佘杰一点点还，实在不行还能协商利息和手续费。就这么催了几个月，佘杰都以置之不理“回应”。眼见佘杰没反应，催收者再打过来，就直接报出佘杰的家庭住址和一些常用联系人。他们“威胁”着告诉佘杰，如果再不还款，就让佘杰在朋友圈里混不下去。
佘杰准备好了那个身份证被盗用的谎言。靠着这招，佘杰在2022年成功骗过了很多人，甚至有些得意，在一些负债者聚集的群里分享经验。
2022年9月，一家催收机构找到了佘杰的工作邮箱账号，顺着后缀中和公司英文名有关的信息，他们找到了佘杰单位的地址和电话，把催收的信函寄到了公司门口。
直到公司HR找了过来，佘杰才意识到这件事。电话里，HR向他确认了好几次，有没有用公司的名义借款，还问了他具体的欠款金额。佘杰理解HR的担忧：“说到底，还是担心事情扩散，尤其是害怕员工欠款的信息发到各种客户那边，影响公司形象。”最后，HR要求佘杰写一封邮件，承诺欠款与公司无关，并且在文中注明在职时间与离职时间。这些他都照做了。
那次交涉之后，佘杰主动还款一千多元，他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还款意愿，并向借款机构表示愿意定期还款，只要对方答应协商利息。
这实际上是佘杰的缓兵之计。他真实的计划，是通过释放协商还款的信号，借机拖延，再换个手机号，让对方无法再借一些社会关系找到自己，再次脱逃。
一开始，佘杰顺利地换了手机号码，发现还是有催收者能找到，于是，他想着借用他人的姓名办理新号。趁着过节回家看爷爷，帮老人办宽带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在营业厅，他想到在办理宽带业务的间隙，以爷爷的名义办个手机号给自己用。
彼时，因为留守老人身份证被冒用的案件时有发生，按规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再三和爷俩确认，是否要为老人开通号码。不待爷爷说话，佘杰就抢先回复，为了避免被工作人员怀疑，手机的套餐也是最便宜的，只能通话，连流量也没要。办卡要签字，一次、二次，老人家用不惯电子笔，佘杰有些心急，就握着爷爷的手，在屏幕上比划着签字。这一招，短暂地帮佘杰躲避过一些催收者。
催收者对佘杰的追逐，持续至今已3年有余。期间，佘杰正常的生活，也被他的躲债行为逐渐摧毁。
2023年年中，度过疫情频繁封控的阶段，开始有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联系他的母亲，告诉她，如果佘杰再不还款，就会强制拍卖他的房产。还有人上门声称是佘杰的朋友，说佘杰欠了近百万的外债。
隔空催款不成，催收员走到了和佘杰面对面博弈的地步。2023年10月，一名催收员找到了佘杰家居住地的居委会，假借要送一封信函给佘杰但不知道具体地址，把佘杰欠债的事透给了居委会的人。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听要上法院，也没问对方身份，径直带着人来到佘杰家门口。
打开门的佘杰先是吃惊，然后生起了愤怒。他清楚，催收方知道他的具体住址，跑到居委会，无非是为了让人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老赖”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老小区里，住的大多数人都相互熟识，有的叔叔阿姨他自小就认识。这么一闹，无非要让他在社区里“社死”。
以往，邻里间上下楼都会点头致意。那天一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到走道里看着。眼见着在社区里的形象都毁了，佘杰和催收吵了起来。还是那些话，“我没钱，逼我逼死了怎么办？”
至少在邻居们的眼里，佘杰自小是个又乖又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从初中开始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邻居们相互照应，佘杰嘴甜，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都很好。所以，当佘杰破口大骂的时候，邻居们讶异于他还有这么一面。
一地鸡毛之后，佘杰都不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等人散了，他就呆呆地关上了门，从冰箱里开了一瓶可乐，回到房间的那张单人沙发上。
刚一坐下，电话响起。刚才那位催收员的声音出现：“快点想办法把钱还上，不然，隔几天就来家里，你也不好过对吧。”
“嗯，知道了。”佘杰记得自己挂电话的时候很平静，他像一块滚刀肉，觉得既然在街坊邻居心中的形象已经坍塌，那对方再多来几次，他也不在意了。
母亲知道了这些事之后，不停地质问他，佘杰最后索性搬离了母亲的住处。如果条件允许，佘杰想要逃离上海，到外地隐姓埋名来逃脱债务。之前做会务服务时，他对东南亚很熟悉，那里物价低，适合生活。只是，出国也需要钱，算来算去，佘杰最终还是放弃了。欠款的利息在增多、催收员变着花样来骚扰他，佘杰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攻防战中没有任何胜算。
拒绝面对
佘杰并非个案。
河南的乔麓也陷入了催收攻防战。乔麓从小偏科，上了中专后到了江苏做厨师。因为过度消费，他背上12万左右的欠款。乔麓不愿直面这笔债务，从江苏躲到了大连，又从大连折返来到天津。
2019年末，那时候的催收并不规范，乔麓的债权被不断转卖，最后引得了几位催收员上门。乔麓和他们发生了一些口角，四个人动了手，事情还闹到了警局。
乔麓说，正是那次暴力催收后，他就再没有想过还钱。和催收者周旋时，即使说着希望对方帮忙宽限还款时间的话，也是为了暂时躲避还款。
2020年8月前后，国家对于各类借贷，尤其是网贷高额的利息出台了整治政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24%-36%，调整为15.4%。
在那前后，乔麓加入了一些负债者的群。
欠债的年轻人，大致可以分为努力求上岸的，和下决心逃债的。2021年3月前后，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被称为“上岸”的活动，“上岸”指的是还清债务，这股风潮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的加入，许多人也开始在网上分享他们在过度消费和借贷方面的经历及悔恨。他们都希望，一切能重来该多好。
在微博和小红书上，不少负债者发出自己剪碎的信用卡的图片以及注销花呗、借呗的截图。一些人介绍他们的上岸经验，包括通过减少日常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购物来努力还清债务。
群里，负债者们每天的日常便是分享自己如何应对催收。大部分人在讨论如何面对债务，以及怎样找到合适的零工，打工还钱。
但是，不愿面对债务，下决心逃债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不行就人间消失，找个地方躲起来。
还有不少负债者寄希望于自己的借贷凭空消失。他们以政策为指针，觉得自己借的网贷利息过高，属于非法借贷，以此要求网贷公司取消利息。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平台会因为政策而被查封，他们觉得，只要平台一关，欠下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
乔麓就是这么想的。
在负债消失之前，他打算先找份工作躲避，就在群里开了口，问哪里有好赚钱的路子——这也是群里时常发生的对话。很快有人发了一个所谓的催收的客服岗位，薪资6千，有周末。乔麓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催收员。
作为一名决心逃债的人，乔麓当催收员有着天然优势。
他熟悉大多数负债者的心理。催收时，乔麓总结过一个逻辑，超过30岁以上的负债者，如果是单身，既然选择了躲债，那么还款的概率不高，他会放弃。但如果对方30岁已婚，他会想尽办法要到家人的联系方式。乔麓说，这样的人，家里多少是有钱的，只要不遗余力地打电话，发信函，一定能够要到欠款。况且，在当下的就业环境下，一旦欠款的事情闹大，影响了工作，得不偿失。
2022年至今，乔麓的身份一分为二。他是在电话里语气强硬的催收员，也是在上班过程中躲到厕所里接催收电话，假意哀求拖延还款的负债者。
无法重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司长郭武平曾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对借款人过度授信，使得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深陷债务陷阱。同年8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公开表示，网贷平台“还有借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与之相伴的是，不少金融机构打着“自由自在消费”的口号吸引着人们超前消费，比如“热爱的不能省”。
在超前消费的引诱下，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加入网贷，无力偿还。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本是承载着父母的骄傲和希望、走出县城的“明日之星”，但现在，那之后走上了朋友厌弃、辍学出走、打工还债的负债迷途。
佘杰的命运被负债所改变了。对于债务一逃了之，过去三年，这不仅没帮佘杰重新偷得一副好日子，反而帮助他摧毁了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
他借网贷的时候，曾同意过第三方查看通讯录的授权确认码。朋友们不管知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机会因为收到催收信息猜到他的秘密。
更大的代价在后面，佘杰曾在负债者的群里诉苦，“催收弄得我工作都难保。我都打算慢慢还了，现在脸都丢尽了。”他的诉苦里，也掺着掩耳盗铃式的自我美化。
佘杰的母亲也顶不住这种压力。2024年年初，佘杰的母亲不愿承受邻里异样的目光，也为了阻止儿子的人生毁灭的进程，她召集了几位亲友想办法。在聚会现场，她提出自己做担保，让佘杰向亲戚借现金：“不然他的下半辈子就毁了，不能做人，连出门坐火车都困难。”
佘杰本不愿意借钱还债，那一趟，更多是母亲在尝试解决她所面对的压力。最后，由母亲出面协调，家里人联合帮佘杰还了40多万元网贷。至于信用卡，他还得自己解决。
2024年2月9日，除夕当天上午，佘杰给最要好的朋友发去了一句新年快乐，原想着能够约出来一个吃个夜宵，结果等到了中午，对方才回了个表情包，婉拒了他的邀约。4年之前，俩人几乎一有空就聚头，周末更是粘在一起。
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天，佘杰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他散步到闵行百联附近的高架桥。与平日里繁华的上海不同，从高架桥向下看，车稀稀落落的，地铁站边的店铺不少都拉上了卷帘门。
桥上，佘杰遇到了一个流浪汉，他看着佘杰，寄希望于他能慷慨解囊，嘴里冒出一句：新年快乐。而后送上了一个支付宝的收款码。
佘杰躲开了。一来，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快乐的。再则，收款码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境况，他的支付宝因为欠款逾期，已被停用很久了。
佘杰不是没后悔过。他曾在欠款尚未到达顶点时尝试过刹车，但最后还是跳进了那个无法回头的漩涡里。
佘杰说，那个圈子就是那样，大家都在赌一个红利的到来，有些人运气好等到了，而自己则是运气不好。他还是用赌球的逻辑来解释，“有人在那个阶段发了财。”
2022年的世界杯，如果不是佘杰已经负债累累，他说自己还是会忍不住赌一把。佘杰多少美化了自己，他提出的理由是，路已经不能回头，那就尽力博一把。
“你看过繁花没有，宝总就是这样的人。”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2 0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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