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TikTok：重新上演的“李文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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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TikTok：重新上演的“李文和事件”

文章来源: 远川科技评论
于 2024-03-23 01:33:17

在众多对着TikTok反攻倒算的议员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作为“TikTok法案”的始作俑者，早在2022年，加拉格尔就在华盛顿邮报刊发了署名文章[1]，称“TikTok是让孩子上瘾的数字芬太尼，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身为铁杆鹰派，SHEIN和Temu也进入过加拉格尔的战略轰炸范围。但在中国话题上，这位同志其实是半路出家。

现年40岁的加拉格尔毕业于普林斯顿，主攻西班牙语，后来转向阿拉伯语和地缘政治研究。在中情局出身的导师Frederick Hitz的指导下，加拉格尔完成过一篇长达117页的毕业论文：《应对中东非对称威胁的新方法：从战斗到胜利》。

夯实理论基础后，加拉格尔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次被派往伊拉克的安巴尔省积累实践经验。当完七年兵，加拉格尔又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方向是战略情报学与国际关系。

2015年加拉格尔博士毕业，正准备在老本行大展拳脚，结果恰好赶上美国中东战略大转向，相继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撤军。寒窗苦读的加拉格尔顿时拔剑四顾心茫然，前路一片模糊。

就在此时，一个新的目标出现了。

政客也需要蹭热点

搞政治和找工作都要选对赛道，加拉格尔险些在这方面吃亏。

在伊拉克期间，加拉格尔结识了一位名叫马修·波廷格的媒体老师，面对后者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加拉格尔一度不解[13]：“他为何要浪费时间学习普通话和关心中国”。

然而凭借一口流利的中文，马修·波廷格一路高升，官至特朗普政府对华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也为一度立志成为“当代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加拉格尔指明了方向。

拿到博士学位后，加拉格尔迅速切换赛道，在美国对华议题泛滥到通胀的背景下，外行出身的加拉格尔硬是靠着深耕赛道，赛出了风采。


2016年，加拉格尔顺利当选众议员，此后一路连任，并在2023年成为华盛顿最年轻的国会委员会主席，一度被共和党招募，参选更具实权的州参议员一职。

长期关注他动向的美国媒体人，评价其[14]“在国会成功开辟了赛道，成为党内冉冉升起的人物”。

没选对赛道的政客就像没被纳入指数的股票，前者没有影响力，后者没有交易量。加拉格尔深知自己因何走到今天，因此当TikTok风波再起，他果断加入了这场围剿。

而在这场大戏中，参与并分食政治利益的政客，远不止加拉格尔一人。

议员参与热点话题创造声望，随后将声望变现，是美国政坛的老传统。

2021年，Facebook用“六位数的薪水”[15]，从参议院挖来了政策专家约翰·布兰斯科姆 (John Brancome)。此人曾任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专攻科技公司反垄断。经过旋转门一番腾挪，过去谈判室两侧的敌人，扭头就成为了一个战壕里的弟兄。

在TikTok的风波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官员雅各布·赫尔伯格 （Jacob Helberg）为了禁止TikTok，过去一年面见了一百多名议员[2]；司法副部长丽莎·摩纳哥为法案出工出力，成为关键的技术指导。

两人虽然官阶不同，但都曾为私人部门工作过。

赫尔伯格曾为谷歌效力，而丽莎·摩纳哥则曾是国际律师事务所O'Melveny & Myers的合伙人，为埃克森美孚、苹果公司等势力庞大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Jacob Helberg

当无数的政客需要储备影响力以待日后变现，各种各样的需求就会形成合力，TikTok刚好成为了那个无辜的靶子。周受资在面对媒体诘问“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的画面，就突然有了种荒诞的无力感。

而当一件事收益极大、参与者众时，它极大概率会不止一次上演。

如何制造假想敌

TikTok事件有一个如出一辙的镜像：上世纪90年代的李文和事件。

李文和在1974年入籍美国，并在4年后加入了由“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建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美国核武器库建设。

上世纪末，“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联邦调查局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军用武器进展，认为中国“肯定偷了机密”。这时，华裔血统、研究核物理、两次造访大陆的李文和，成为了完美的嫌疑人。

随着《纽约时报》将调查曝光，大量媒体跟进报道渲染，李文和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中国间谍”，被迅速解雇、关押受审。

然而，经过美国国会四十余场听证会、司法机构278天的审判，依然没能找出定罪的证据。最终，李文和与检方达成协议，承认59项罪名中最轻的一项，被当庭释放。

李文和获释走出法院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大型媒体、国会议员和司法系统轮番跟进，参众两院的各类委员，从情报、武装到银行甚至住房委员会都想方设法参合一脚。李文和后来在传记中讽刺道：华盛顿的每一个政客都想展示自己如何协助政府抓住了一个间谍。

虽然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但各方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无比丰厚的回报。

1999年4月，普利策奖公布获奖名单，“国家报道”(National Reporting)的奖项颁发给了纽约时报，并点名表扬了李文和一文的作者Jeff Gerth。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上级单位——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一鸣惊人，成功跳槽到了新墨西哥州州长。

最大赢家当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他借李文和案拼凑了一份长达700页的《考克斯报告》，其中一些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有3000家中国公司和10万名留学生从事间谍工作”。上文中的比尔·理查森看完都忍不住吐槽：“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6]”。

凭借“国家安全”这张好牌，考克斯一跃成为华盛顿当红炸子鸡。

1999年，美国成立了加强多边出口管制研究小组，考克斯当仁不让做了领导。此后，考克斯继续在国土安全特别委员会主席、美国证监会主席等岗位鞠躬尽瘁，一时风头无两。

年轻的考克斯（右）与美国总统里根

相比巨大的回报，各个参与方付出的代价几乎小到忽略不计：

李文和被释放后，得到的是美国政府89.5万美元赔偿，“用于支付诉讼费用和有关税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5家媒体机构以侵犯隐私的罪名，支付了70多万美元的赔偿。

李文和与TikTok在不同时空有着奇异的耦合：比如两者都处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两次时间都临近大选年。同样，李文和是不是间谍，TikTok是不是威胁了国家安全，其实无人在意。

当“中国”成为一个全民议题，对华盛顿的政客来说，这就是不能错过的风口。

如今华盛顿流行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焦土式”政治斗争，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考克斯报告》的幕后主使、著名鹰派牛金贵（Newt Gingrich）。

1994年，牛金贵带领共和党在两院大胜，时值冷战结束，装备精良的美军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练手，庞大的政治体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风口，牛金贵挥舞起了“反华”的大旗，考斯克正是在他的授意下组建了“特别调查委员会”。

虽然在1998年，牛金贵因为婚外情丑闻被迫从众议院下台，但凭借任上积攒的政治声望，牛金贵先后担任政府顾问、创立政策智库，持续发光发热。

2023年的民调显示，53%的共和党选民希望他重掌众议院[18]。

2024年1月，牛金贵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现在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刻”

当“中国”这个宏大议题叠加“李文和”或“TikTok”这样的活靶子，就如按下开关，机器的所有齿轮便自发地咬合运转起来。“TT正在流行打老师挑战”这样的假新闻[20]，就由共和党御用公关公司Targeted Victory（瞄准胜利）一手炮制。

两者的不同在于，李文和可以在风波之后迁居，和家人深居简出。后来还出了本书，书名叫《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Nuclear Reactor System》（核反应堆系统的计算方法）[7]。

但TikTok这个庞然大物，在立法机构强势进场后，显然已经无路可退。

无需动员的集体行动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美国，相似的假想敌叙事，套用相似的一套反应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上发生过无数次。参与其间的各色人等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1.媒体吹风，通过各类真假数据证据与文章渲染危机感。

1985年日美贸易战高潮，日本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一位名叫熊谷独的日本人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秘密材料，指认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美国媒体第一时间跟进，大肆渲染反日情绪。

2.议员跟进，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力，提案呼吁多方位施压。

东芝事件后，国会议员开始频频露脸，甚至在白宫门口当场抡锤砸烂东芝收音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期，众议院涉及日本的听证会数量达到231次，比1976-1980年多出110次。

3.司法立法机构下场，落实制裁与封禁细则。

东芝事件的结局，是东芝集团所有商品被禁止向美国出口2到5年。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三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被课以100%的惩罚关税，被迫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单方面向美国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而TikTok得到的待遇更是前所未有高规格。3月13日，美国众议院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H.R. 7521）进行表决，以352比65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

如果拜登在法案上落下签名，TikTok不能彻底剥离，那么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法律正式封禁的互联网产品。



白宫门前砸东芝

机器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会自发行动，因为失去“假想敌”的后果异常严重。关于这一点，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可以说深有体会。

冷战时期，BIS曾担任对苏联出口管制的桥头堡，每年处理多达10万个出口许可证。

然而伴随苏联解体，BIS许可证数量减到每年1万个，荣登预算最少的的联邦部门之一。2022年，BIS拿到的的预算略高于1.4亿美元，大概是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连成本的八分之一[8]。

2022年10月，BIS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公司长达139页的文件，一下成为了全球焦点，芯片也成为了BIS的核心工作指标。

他们终于再次忙碌起来，滚动更新一份超过660页的贸易实体名单——当然，初衷肯定是为了国家安全，跟预算没有关系。

部门领导马特·博尔曼目标非常清晰：“我们把100%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另外100%的时间花在中国上，还有100%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

当“假想敌”如此有市场时，它就不可能消失。

尾声

一个产业的竞争可以局限在公司和商业层面，但当无数个产业开始你追我赶，就自然而然进入了市场与制度失效的暧昧领域。

围攻“假想敌”的故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当然，不论事情如何千变万化，聪明人在每一次天平变动中都能找到合适的筹码。

这边拜登准备签署禁止法案，另一边他的连任竞选团队在2月火速注册了TikTok账户，试图提高对年轻选民的吸引力。

隔壁的特朗普在上一个选年高举“反TikTok”大旗，签署行政令要求TikTok卖给美国公司。但这一个选年，从未注册过TikTok账号的他反而调转了炮口，把“人民的敌人”头衔转赠给隔壁Facebook：

“如果除掉TikTok，那么Facebook和扎克伯格的生意会翻倍。”

特朗普可不是多么喜欢TikTok，他只是想等到自己的任期，想办法把这块肥肉留给自己的老朋友：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

用《老无所依》里的一句话说：是的，这世界确实没有道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