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公章在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是皇帝玉玺尤为珍贵，在历史中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公章的应用，源自人们对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关注。信用是组织或个人履行承诺的正面记录，它既兼顾社会的公平正义，又考虑个体的自我约束，是公众道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孔子精辟地指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春秋时期，上至国家，下至平民，普遍追求良好的信用。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善，具有凭证或信物功能的“玺”应运而生。《周礼》有三条和“玺”有关的最早记载。其二是“货贿用玺节”,郑玄注释:“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其三是“辨其物之微(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郑玄又注:“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这三处的“玺节”、“玺”和“货贿”、“货”有关系，表明了公章的应用和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东汉经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认为：“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进一步解释了“玺”的实用功能。同为周朝文献的《左传》提到了钤盖印章的“玺书”，说明公章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发展趋势。当时官吏任命、政治交往和贸易活动等都离不开“玺”。当时的“玺”，正如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所说：“玺，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不论是公章，还是玉玺，是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信用凭证。上图_ 秦朝“传国玉玺”，上的“受命于天，暨寿永昌”玺在秦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规定皇帝的公章专称为玺，臣民的公章统称为印。东汉文学家蔡邕在《独断》中坦言：“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为玺，又独好玉，群臣莫敢用。”不仅如此，秦始皇定鼎中原后，李斯献传国玉玺一方，刻有鱼鸟篆文“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八字，象征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初步建立。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阴谋伪造“赐死玺书”，逼死了太子扶苏和名将蒙恬，玉玺的权威性再一次得以印证。秦末，刘邦攻陷咸阳，秦王“子婴既系颈以组，白车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刘邦和子婴之间传国玉玺的交接，表明了政权的更迭。得到玉玺，相当于宣示拥有了名正言顺的权力。公章的运用，意味着职责的履行。网上报道，李国庆当天抢走了当当网公章11枚和财务章36枚，数量着实不少。古代的玉玺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东汉学者卫宏在《汉旧仪》中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与秦朝不同，汉朝的诸侯王的印章也称“玺”，如“淮阳王玺”、“河间王玺”等。隋朝时，朝廷在秦汉“六玺”的基础上，增加了“神玺”和“受命玺”。进入唐朝，再增“传国玺”，共有“九玺”。它们的使用在《新唐书》有着明确的规定，“传国玺”为改朝传代专用，“神玺”“藏而不用”，威镇中国，其它“六玺”的用途分别是“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徽宗命玉工刻制“乘舆六宝”、“镇国宝”和“受命玉”等八宝，后又增“定命宝”，再次形成了“九玺”。明朝共有“二十四宝”，“其文不同，各有所用”，如祭祀天地时，用“皇帝奉天之宝”，册封、赐劳用“皇帝行宝”，发给一至五品官员诰命用“制诰之宝”， 发给六至九品官员敕书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用“广运之宝”。清高宗强调：“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他取《周易》“天数二十有五”的寓义，钦定了“二十五玺”。没想到清朝此后六代而终。如今“二十五玺”保存在故宫珍宝馆，静候游客的参观。史籍中屡现抢“公章”，不足为奇。最有名的“抢公章”主角莫过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当时皇帝刘婴年幼，玉玺由孝元太后王政君保管。王莽专权独裁，意图篡权夺位。他“遣其堂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玉玺金镶玉，西汉say goodbye。汉末乱世，群雄并起，有了玉玺就能在竞争中占据资源优势。袁术就是这样一个见章眼开的人。西晋文人乐资在《山阳公载记》中揭秘，袁术“闻坚得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他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干起了绑票，实在令人不齿。后来袁术的野心加速了他的败亡，落得名利尽毁的可悲下场。无独有偶，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皇帝玉玺一把抓，在俘虏徽、钦二帝的同时，还抢夺了玉宝15方、金宝7方、金涂银宝5方等27方玺印。宋高宗定都临安时，南宋仅传承了“大宋受命之宝”和“定命宝”两方御玺。现代学者朱家溍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指出：“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一言以蔽之，玉玺相当于皇帝的“身份证”，兹事体大，不容有失。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1 10: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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