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消息，震惊了大半个亚洲。
朝中，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人）请求自杀殉葬，初即位的唐高宗李治以先帝遗旨为由不允许；远在吐蕃的松赞干布，致书唐高宗的舅舅、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刚刚即位，如果有谁不忠，我愿带兵讨伐他们。”
这年八月，唐高宗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命人雕刻唐太宗生前制服的蛮夷君长十四人石像，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以纪念贞观年间的武功。这就是著名的“十四蕃臣像”，其中包括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高昌王麹智盛、焉耆王龙突骑支等。
年仅22岁的李治，从雄才大略的父亲手中接管了如此丰厚的政治遗产。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帝国。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朝以后，史书对唐高宗李治的评价，一直离不开他那位强势的老婆。
《旧唐书》评价唐高宗，说他即位前有“长子之风”，当上皇帝后却沉溺于男女之爱，不顾先帝留下的基业（“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导致废王立武事件发生，王皇后被废、长孙无忌死于非命、武氏兴起（“中宫被毒”“元舅衔冤”）。
《新唐书》受“牝鸡司晨”的观念影响，更是全盘否定武则天，指责唐高宗“昏懦，牵于武后”，认为他不作为，酿成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更过分的是，《新唐书》为了加强唐高宗的惧内形象，还把《旧唐书》中关于唐高宗亲自执政的大量史实删去。
时至今日，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为了衬托武则天，也把唐高宗塑造成窝窝囊囊、唯唯诺诺的模样。
然而，在唐代，唐高宗的历史地位却不可撼动，其历史功绩也不容抹杀。
武则天曾撰文盛赞丈夫开边服远的英武形象，说他“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子孙们尊称他为“高宗天皇大帝”，赞扬其“修文偃武，惠绥四方”的文治武功。
不可否认，唐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为日后“武周代唐”埋下了伏笔。旧史，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史家，出于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对皇权正统的维护，极力批判武氏，还把火引到了唐高宗身上。
但唐高宗在世时，不可能预料到身后之事。对于一个在位34年的皇帝，如果只是聚焦于他的后宫，而忽视了其执政的功过，终究有失偏颇。
回到贞观之治落下帷幕的时间，唐高宗即位初期，就有了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
▲年轻的唐高宗。图源：影视剧照
西域战略
唐高宗甫一即位，在突厥各部设置舍利等五州隶属于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属定襄都督府，以此加强北部边疆的治理；对西南的吐蕃继续采取安抚政策，封迎娶了文成公主的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但在万邦来朝的华章之中，有一些不和谐音。
贞观末年，东突厥出身的阿史那斛勃自称可汗（史称“车鼻可汗”），盘踞今阿尔泰山之北，常常出兵掠夺薛延陀人畜，公开反对唐朝统治，甚至杀害唐太宗的使者。
唐太宗在位的最后一年，派名将高侃率领唐军与回纥、铁勒仆骨部的联军出击车鼻可汗。唐高宗即位后，永徽元年（650年），高侃的军队大破车鼻可汗，后者仅余数百骑，逃至金山（今阿尔泰山附近），被一战生擒，部众皆降。
高侃押解车鼻回长安，唐高宗保持其父唐太宗一向的包容姿态，当场赦免了车鼻可汗，封其为左武卫将军，将其部众安置于郁督军山（今杭爱山支脉），设狼山都督府加以管辖。
史载，“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唐高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其下属突厥故地由唐朝设立的州、府统治，各部酋长也被任命为刺史或都督。
这是唐高宗时代的第一次重大战果，也是其边疆政策的第一步棋。
但是，第二年（651年），有人给唐高宗泼了冷水。
这年正月，被唐朝任命为瑶池都督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宣布叛唐自立，自号“沙钵罗可汗”，拥兵数十万，一时间，“西域之国多附之”。七月，沙钵罗可汗派兵侵略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杀掠数千人，可谓气焰熏天。
沙钵罗可汗的叛变，对唐高宗的西域战略形成重大打击。此后数年，为了讨伐沙钵罗可汗，唐高宗先后派契苾何力、程知节、苏定方等大将出兵西域。在唐朝的猛烈攻势下，沙钵罗可汗的势力总算得到遏制。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任命六旬老将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再赴西域，与沙钵罗可汗作战。
苏定方，本名为苏烈，以字行于世，自隋末乱世便闻名四方，后归附唐朝。唐高宗在位时，苏定方得到大力提拔，参加了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等战争，史称“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苏定方如同沙钵罗可汗的克星一般。此前在永徽五年（654年）的鹰娑川战役中，苏定方率五百精锐骑兵直捣敌营，与其他几路军队联手，打得西突厥军队大败而逃，唐军“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时隔三年，苏定方作为主帅，再度征战西突厥。
进军至金山北时，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奏唐高宗，说：“突厥泥孰部素来不服阿史那贺鲁，其妻儿曾被贺鲁部下俘虏，而今大唐将士在追击时有俘获泥孰部家属的，应当全部归还他们，并加以赏赐，如此一来，泥孰部就会将大唐看作再生父母，与我军共击贺鲁。”唐高宗采纳建议，命唐军安抚泥孰部。
泥孰部得到唐军的救援后，果然请求与唐军联合。于是，苏定方率领唐军、回纥、泥孰部组成的军队一路奔袭，后追击沙钵罗可汗的大军到伊犁河东。
当时，天公不作美，正逢暴雪，滴水成冰，人数上，沙钵罗可汗所部精骑是唐军的10倍。唐军诸将都请求等天晴之后再出击，但苏定方坚定地说：“如今大雪纷飞、寒风凛冽，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我不敢前进，我可以攻其不备，若缓几天，他就逃远了。现在进军，事半功倍，为上策。”此战，苏定方踏着平地二尺的大雪出兵，一直打到沙钵罗可汗的牙帐，俘虏几万人，获武器不计其数。
沙钵罗可汗溃败后，一路西逃，最终逃入位于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城主不敢收留，将沙钵罗可汗擒获，交给追击至此的唐军将领萧嗣业。
此后，唐军平定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在这场战争中，苏定方凭其非凡的战绩，将大唐国境线向西推进至中亚西海（今咸海）一带。
沙钵罗可汗被俘后押送到长安，由于他曾接受过唐太宗的抚慰厚待，便在半路上对负责押解他的萧嗣业说：“我本为亡虏，先帝（唐太宗）待我甚厚，我却背叛大唐，现在天降怒罚，我还能说什么？听说汉人的法律是要在都市处死犯人，我宁愿在昭陵受刑，向先帝谢罪。”
听说沙钵罗可汗认罪后，唐高宗听从中书令许敬宗的建议，将其押到昭陵举行献俘仪式，之后赦免了沙钵罗可汗的死罪。
在经略边疆的过程中，唐高宗采用的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以此安抚少数民族。
面对在边疆兴风作浪的搅局者，无论是车鼻可汗，还是沙钵罗可汗，唐高宗在平叛后都保留了一丝仁慈，以恩威并施的方式，赢得人心所归。
唐高宗粉碎沙钵罗可汗的反叛势力后，大唐帝国的武功威震西域，唐朝以安西、北庭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等维持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并将势力范围扩展至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唐朝对外的声威，在唐高宗时期达到了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宗经略西域时，西边的大食（阿拉伯帝国）也在不断东扩，已经控制了昔日波斯王朝的大片土地。
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入唐，尽管《旧唐书》将大食使者的这次到访称为“朝贡”，但不难发现，强势崛起的大食对大唐并无称臣之心。因此，学者薛居正认为，大食人遣使来唐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知唐朝，波斯已属自身势力，谋求唐朝不介入中亚事务”。
但是，年轻的唐高宗对大食的要求不予理会，继续推行拓边政策，乃至在中亚的葱岭、药杀水（锡尔河）与乌浒河（阿姆河）流域以及南印度河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将唐朝的地理版图拓展到大食统治区的边沿，开启了东西两大帝国的正面对抗。
唐高宗的拓边政策值得称道，但他的西域战略并非万无一失。此后，随着西域诸邦内乱、吐蕃北上、后突厥叛唐等事件的发生，唐朝统治西域的极盛局面终如昙花一现。
东北亚政治秩序
位于大唐东北边的高句丽，是隋唐两代统治者解不开的心结。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东征高句丽，但未能彻底击溃高句丽，于是，灭高句丽的任务，落在了唐高宗肩上，而唐高宗的远大目标，是实现父亲唐太宗的夙愿——重新构建东北亚的政治秩序。
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军多次东征，先是一举攻灭了高句丽的盟友百济。
此前，朝鲜半岛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形成的鼎足之势，其中，百济与高句丽关系密切，而新罗为了避免高句丽与百济的夹击，主动向唐朝示好。
显庆五年（660年），唐朝以百济入侵新罗为由，派苏定方率军13万东征百济。唐军沿白村江（今韩国锦江）进军，同年七月，攻陷百济王都泗沘。百济亡后，唐朝将其故地划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
百济灭亡后，唐高宗环视四宇，辽东一带，只有高句丽从未真正臣服于强唐，一直阳奉阴违，该是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画上句号的时候。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以大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猛将薛仁贵等，指挥对高句丽作战。
此时，高句丽的统治集团泉氏一族出现了严重内讧，高句丽内政混乱，在唐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唐军所到之处，高句丽军望风披靡，不少人弃城逃走，甚至举城而降。对顽抗的高句丽军，唐军则进行毁灭性打击，其中薛仁贵一路军攻占南苏、木底、苍岩、扶余等城，或“斩首五万余级，拔三城”，或“遇贼辄破，杀万余人”，堪称唐军头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两年后（668年），李勣与薛仁贵等在平壤城胜利会师，高句丽至此灭亡，几代帝王平定辽东的梦想终于在高宗一朝实现。
时人惊呼：“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
至此，唐朝灭高句丽，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命薛仁贵、刘仁轨率军镇守，主持军政要务。
唐朝灭百济、高句丽后，分别在其故地设置府、州进行统治，这是仿照当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玄菟等郡，试图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
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与大臣裴矩、温彦博讨论道：“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时为玄菟郡。魏、晋之前，就已经属于版图之内，不允许他们有不臣之举！”
史载，唐高宗东征高句丽时，有彗星见于东北。许敬宗等上奏说，这是高句丽“临灭之兆”。
古人以星象推测吉凶祸福，故许敬宗等将彗星出现的凶兆视为高句丽灭亡的象征，也是为了拍马屁。但唐高宗不以为然，说：“高句丽的百姓，也是朕的百姓。朕既为万国之主，岂能把过错推给小蕃？”这表明，唐高宗当时已将高句丽的子民当作大唐的子民。
随着百济、高句丽被完全纳入唐朝版图，唐朝疆域东至朝鲜半岛，南据今越南顺化，西抵中亚咸海，北逾贝加尔湖，达到全盛时期。
但是，百济、高句丽被灭后，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昔日的盟友新罗成为唐朝在东北亚建立统治秩序的最大威胁，此后，双方矛盾日益突出，几度分分合合。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疆域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废王立武背后的博弈
正如武则天为唐高宗所撰的《述圣纪碑》所说的，高宗一朝，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的时代。今人重读唐高宗的故事，却常常忽略了这段开疆拓土的铁血历史，而把焦点放在武则天身上。
诚然，武氏的兴起也是唐高宗时期的重大事件，但其背后不是简单的“宫斗”，而是唐高宗与关陇贵族之间的一场博弈。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最小的嫡子，本与储君之位无缘。
贞观年间，唐太宗的嫡长子、太子李承乾与第四子（嫡次子）李泰之间，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朝中文武大臣有不少人选择站队，卷入其中。这场争斗的结果是，李承乾及其党羽参预谋反，太子被废；魏王李泰也被降爵内徙，直到唐太宗去世还无法回京奔丧，其党羽不再受朝廷重用。
两个哥哥相继退出争夺后，贞观十七年（643年），16岁的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
年少的李治之所以胜出，首先离不开他个人的魅力与潜力。
李治的生母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年仅9岁，表现得特别悲痛，唐太宗见状，也许想起与长孙皇后的恩爱回忆，便决定亲自抚养他和长孙氏所生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即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小皇子和小公子从此在唐太宗的宫中成长，李治既成为与皇帝最亲近的皇子，也对唐太宗治国理政的生活耳濡目染。
史载，李治从小聪慧，年幼时就熟读经书，尤其是《孝经》，为人“宽仁孝友”。这是李承乾和李泰缺乏的品质。亲身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应该不忍心看到他的儿子们重演兄弟相残的悲剧，选择李治为储君，也是最有希望保全其兄弟的方法。
其次，李治有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
当唐太宗为立储举棋不定时，长孙无忌及其政治盟友褚遂良站在了李治一边。
论关系，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论功绩，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的话，在朝堂上很有分量。有一次，长孙无忌向唐太宗阐明了他支持小外甥的理由，一是李治“仁厚”，言外之意是说李治会善待兄弟，二是他可为“守文良主”，也就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成为最大赢家，与褚遂良奉遗命共同辅政，权倾朝野。
与此同时，贞观年间立储之争的政治漩涡蔓延到了高宗一朝。
为了巩固唐高宗的地位，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长孙无忌利用永徽四年（653年）的房遗爱谋反案铲除潜在的政敌。
房遗爱是开国功臣房玄龄的次子，娶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阳公主为妻。房遗爱曾经和李泰走得很近，到高宗时恩遇不同往日，常常愤愤不平；而高阳公主因为曾与辩机和尚“私通”，遭到唐太宗严斥，地位不如往昔，直到唐太宗去世，她都耿耿于怀，毫无悲戚之容。
于是，这对失意的夫妻整出个大活。
当时，继承房玄龄爵位的是其长子房遗直。为了帮丈夫夺取爵位，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非礼自己。房遗直也发起反击，声称房遗爱、高阳公主夫妇“恶盈罪稔，恐累臣私门”，举报房遗爱意图谋反，与丹阳长公主的驸马，即唐高宗的姑父薛万彻密谋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事件中，长孙无忌担任主审官审理此案，声称掌握了房遗爱谋反的证据，将房遗爱与同谋薛万彻、柴令武（唐太宗外甥、霍国公柴绍次子）下狱处死；参与计划的高阳公主、荆王李元景（唐高祖第六子）、巴陵公主（唐太宗第七女、柴令武之妻）等也被赐死；其余如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因为与房遗爱来往较多，或与长孙无忌一党不和，遭到流放。
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也被卷入其中。李恪是唐太宗与杨妃（隋炀帝之女）所生，也是唐太宗生前较为喜爱的儿子，一度被当作储君的人选之一，素有名望。
长孙无忌当年竭力推荐李治当太子，对李恪甚是忌惮，故“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将李恪划入了谋反的名单之中，判处死罪。
得知此案的审理结果后，唐高宗见长孙无忌要大肆诛杀皇亲国戚，于心不忍，跟舅舅求情说：“朕兄弟不多。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唐高宗在这里用了一个“匄”字，即乞求宽恕的意思。
但长孙无忌还是坚持这一裁决。
房遗爱事件后，宗室中再也没能威胁唐高宗的帝位，长孙无忌也如愿以偿地坐稳了辅政大臣的位子。
唐高宗即位后开创了“永徽之治”，在此期间，长孙无忌作为辅臣，可谓功勋卓著。然而，在唐高宗看来，皇座周围正徘徊着一个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力集团，尤其是在房遗爱事件后，长孙无忌排斥异己，权势达到极盛。含冤而死的吴王李恪，甚至在临刑前怒骂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此后的“废王立武”事件，正是唐高宗用皇权打压长孙无忌一党的表现。
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当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之时，朝臣赞否不一，然详察两派之主张则知此事非仅宫闱后妃之争，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29 10: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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