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海贼
历史上有两个叫李旦的,垂拱而治的唐睿宗叫李旦,儿子唐玄宗的光芒太耀眼,而自己却没啥事迹。明朝有个和唐睿宗同名的海贼,却干出 了一番大事,成了海上无冕之王。明末海上势力,都知道郑芝龙从一届海贼到被招安,他凭借海贼团的实力垄断东海海贸,尤其是1633年在料罗湾郑芝龙海军大败海上马车夫荷兰和巨寇刘香海上联军后,确立了在东海的霸权,洋人行船都得给郑芝龙交保护费。凭借垄断之利,郑芝龙积累的财富堪称崇祯朝之最。但郑芝龙不过是海贼李旦的小弟,也只继承了李旦的部分势力和名声,李旦才是名副其实的海贼王。
大明1567年,隆庆开海,商人们将中国物产输送至朝鲜、日本、琉球、南洋,再从他国采购特产运回中国。隆庆开海刺激了海贸的兴盛,但伴随商业兴盛的,还有一个无本买卖——海贼职业的繁荣。
高中课本上说,嘉靖后期,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已经基本剿灭了倭寇海贼。随着明朝开海,日本统一,倭患逐渐消失。其实海贼并没有消失,他们只不过是不再上岸明抢屠村了。在无法管控的大海上,仍然是海贼横行,而且其行业呈现出产业化、规模化、制度化势态。东南海商和海贼勾连,或利用他们排斥异己,或花钱买平安,保证船队航行。海贼因纵横多国,在各国都有人脉,甚至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负责给中外商人牵线洽谈商品。李旦就是这样。
明末流行的福船
李旦,是福建泉州人,出生时间不知,活跃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作为海边出生的人,李旦对大海有天然的向心力。李旦是如何发迹的,已经无从知晓,推测是下海走私积累的财富。最初李旦经营的核心在菲律宾马尼拉,以此为据点贩卖百货,贸易网遍及东南亚,成了马尼拉商帮老大、百货大王。关注商业史的学者王俞现认为,“从印度尼西亚泗水到日本长崎,从大到小的生活必需品,都能在李旦经营的百货店里找到”。
李旦安安分分做生意,但他遇到了流氓的西方殖民者。1603年,西班牙在马尼拉发动反华屠杀,遇难华人达2.5万,马尼拉华人幸存的200余人则被洋人当作奴隶驱使。华商头目李旦就是幸存且被当作奴隶的一位。之后由于明朝的警告和威胁,西班牙被迫释放了幸存者,李旦也被释放。获得自由的李旦马上跑到日本,利用人脉和势力准备东山再起。
此刻的日本正在锁国,对外贸易仅开长崎一口,只允许中朝琉荷四国进行贸易,四国之中,只有中国海商尤其是福建海商实力强大。据1618年长崎官府统计,当时在长崎的中国人有近3000,且以福建人为主,而福建人中又以泉州、福州人为主。福建商帮在长崎形成了呼风唤雨的势力。
按照毕业于耶鲁的台湾“史语所”研究员陈国栋教授所说,李旦到长崎后投靠义兄欧华宇,而这位欧华宇,就是福建商帮老大、华人领袖。通过欧华宇,李旦在长崎站稳脚跟并扩大影响,逐渐成了新的华人领袖。不过直到1620年欧华宇去世,李旦才正式成了领袖。李旦长期生活在长崎的平户,操控中日朝琉四国海贸,视东海为禁脔,建立了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东海海上秩序,任何船只都要给李旦交税买平安,任何海商贸易的促成都要经李旦之手,他成了名扬东洋的海贼王。正是由于他和日本关系过深,明朝官府称李旦为通倭奸贼。
在日本的李旦可是如鱼得水。首先,日本锁国,但其国内又稀缺中国货物,为此日本的贵族都有求于搞商业的李旦。其次,李旦的人身安全有保障。此刻的日本对中国还存有敬畏,不敢像洋人一样肆无忌惮地屠杀华人,华人在日本还很安全。第三,此刻的日本应该说只是个地理概念,地方藩主在各自的封地上说一不二,而长崎作为幕府直辖地,因距离江户太远,却和反幕府的萨摩太近,所以长崎官僚自主权较大,能赚钱的李旦成了长崎官府的座上宾,有公开身份。
明朝海商
锁国的日本视李旦为财神,赠与李旦“朱印状”。所谓朱印状,是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时的贸易特许,除给予朱印状特许书的船只外,片板不得下海。李旦因朱印状成为日本对中朝琉三国贸易的最大势力,赚钱赚到手软。
朱印状
李旦能成势,自然不全是靠商业,也不是靠请客吃饭,而是靠武力!李旦在长崎时,大肆招募流民和日本浪人,以充实自己的海贼团,尤其是日本浪人,这些人只会打仗杀人、悍不畏死,日本国内和平后,这些人失去生计,而李旦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意义,所以战斗起来更加彪悍。官方层面上,在中国,李旦和江南大族勾结,通过江南大族摆平明朝海军;在日本,李旦是日本官府的座上宾,他和平户长官、长崎长官、萨摩长官都有交情,加上日本也不管海中之事,使得李旦成了日本国内一股独立势力。暗地里,借由海贼团,李旦搅动海上风雨,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洋人的船只都要给李旦交保护费才能平安通行,所以洋人也要尽力讨好李旦。比如1613年李旦生病,英国船长塞力斯两次携礼物探望李旦。荷兰东印度公司史料称李旦是在日本的“支那甲必丹”,这个词是洋人用来称呼华侨首领的词语,在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中,在无特殊注明的情况下,支那甲必丹仅指李旦一人,可见李旦名声之大!
郑芝龙也是明末枭雄,甚至可以算是崇祯朝首富。但这么个明末海上霸主,昔日不过是李旦的小弟、义子。
明朝遗民黄宗羲在《赐姓始末》中记载:“芝龙以父事之(李旦),习(李旦)授芝龙万金寄(通“及”)妻子”。凭借这段话,今天大部分人都认为郑芝龙是李旦的义子,这个“妻子”就是田川氏,他们的孩子就是郑成功,可见郑成功的出生和李旦还密切相关。清代《广阳杂记》则记载郑芝龙曾逃亡到李旦船上,由此入伙,“有宠于旦。旦死,欲置主”。《南疆逸史》更是直白地说“抚为义子”。
郑芝龙跟从李旦后不断发迹。1625年李旦去世,日本外山干夫在《松浦氏和平户贸易》中认为“才能出色的郑芝龙成为了李旦的继承人,是在日中国人的领袖”。虽然郑芝龙能力出众,但李旦也有自己的亲儿子,叫李国助,郑芝龙仅继承了李旦的部分遗产。而且郑芝龙和李国助的矛盾日益激化。按照荷兰史料所说,1633年8、9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了李国助的两封求援信,内容是希望双方一起对抗郑芝龙。随着郑李的对抗,李旦建立的海上秩序也宣告崩溃,海贼又各自为政,海上又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李旦是明末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建立的海上秩序虽然野蛮,但简单有效,他是名副其实的海贼王。他促进了海贸的发展,他积累的财富帮助了郑芝龙的崛起。郑芝龙仅仅继承了李旦的部分遗产,并借李旦之名,逐渐消灭割据的海贼刘六、刘七、李魁奇、钟斌,尤其是1633年在料罗湾海战中,郑芝龙击败了荷兰与海贼刘香联军。这中间虽然有郑芝龙的个人因素,但也可见李旦影响的深远。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橋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学報》1936 年第 3 号。
陈国栋:《马尼拉大屠殺与李旦出走日本的一个推测(1603-1607)》,《台湾文献》2009 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