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患频发的国家,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时有发生。因为国家多灾多难,历代王朝都极其注重“防灾减灾、控灾消灾”,也正因此,地方官员身为地方直接治理者,肩负着守土安民,防控灾患的重要职责。如果地方官能较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则能受到朝廷嘉奖,甚至名流千古,反之则会遗臭万年。清末的牛鉴就是因为成功保卫了开封免遭黄河洪灾入侵而受表彰,直接升任两江总督。但在巨大的荣耀之后,他又因抗英不力,在兵灾中毫无作为而被革职下狱。可以说牛鉴是“成也灾,败也灾”。
牛鉴,甘肃武威人,乾隆五十年(1785)生于一没落商贾之家,幼年便不幸丧父。不过他勤思敏学,深得私塾先生器重,最终一路过关斩将,于嘉庆十九年(1814)考中进士。他的奋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科举高中之后,牛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便历任云南粮储道、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和陕西布政使等职,不过在陕西布政使任上,因与陕西巡抚不和,牛鉴于道光十七年(1837)就“乞病归”,称病辞官回家了。
牛鉴辞官并非是厌倦官场斗争,而是在寻找更好的机会。在道光十八年(1838)得到朝廷江苏布政使的任命后,面对这一“肥差”,牛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第二年,牛鉴又被调往河南任巡抚,至此他即将迎来其生涯最高光时刻。
因为,黄河要发大水了。
古圣王之世,灾患亦不可免。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其中以水患为我国灾害之最甚,而水患又以黄河水患最为严重。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溃堤决口,如1128年黄河大决口,从此黄河夺淮入海。每一次黄河决口的背后,带来的都是“田屋湮没,城垣倒塌,人民荡析离居”,甚至有时为了生存,灾区还会出现“易子相食”的恐怖场景。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统治基础,历代王朝都极其注重治理“桀骜不驯”的黄河,对于那些能有效治理黄河的官员,朝廷都是大加赏赉,而对治河无方的“奸佞”则严厉惩罚。如明朝的潘季驯,因为有着出色的黄河治理经验和技术,并发明了“束水冲沙”方法,所以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器重。可以说潘季驯凭借一身治河本领,得到朝廷重用,最后官拜刑部尚书这一高位。当然也有些官员治河无方。清末的河道总督身为专职管理黄河的官员,却在黄河决堤时不思堵合决口,反倒想的是迁城避险,逃避责任,最终弄得自己像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
即使封建王朝极注重黄河的治理,但是清朝以来,受到“明清宇宙期”带来的气候变化、黄河流域生态破坏严重以及黄河地上河的形成等多种因素影响,黄河依旧时常泛滥决口。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8月2日,“河决祥符”,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这次黄河决口被李文海教授列为“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之一,可见其给晚清人民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时任开封知府的邹鹤鸣就记载灾害下开封的惨状:“溜所过成泥沙,淹溺死者,不可胜算。甚有攀援上树哀嚎求救,声不忍闻,而波浪滔天,船不能渡,至水涌树倒,随流而逝者不可胜计。”
牛鉴作为河南最高行政长官,身背“守土护民”之责。面对如此大水,牛鉴迅速采取措施。《清史稿》载其:“率吏民葺城以守,规地势泄水,赈抚灾黎。”从中可以看出牛鉴在黄河祥符决口后确实有所作为,一定程度上尽到了地方父母官的责任。
自8月2日祥符决口后,黄河水于次日到达离祥符约15华里的开封城外,开封被大水围困,仅能靠城墙挡水。适时,本被发配伊犁的林则徐,被临时调往河南救灾,在看见开封城被围之后,他写下了《水围开封》一诗,表达自己对开封惨状的无限哀愁,其中“鸿雁哀声留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二句更直接表明了开封被围之后形势之危急。
身处开封的河南巡抚牛鉴在得知开封城被围消息之后,便想尽一切办法拯救开封,如疏河道、赈灾民、修城堤和反迁城等。其中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修城堤。为了避免开封内城被淹,牛鉴率领千万民兵官吏前往修建城墙,正由于开封城内官民一心,力保城墙不塌,让古都开封免受滔天洪水“袭击”。
经过8个月的抢救,祥符决口于次年4月3日终于被堵合,洪灾终于过去,开封城在牛鉴的指挥抢修之下也是幸免于难,没有被淹。在此次特大洪灾中,地方从上到下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因此道光皇帝便要论功行赏,牛鉴作为河南巡抚,率领众人保卫了开封城,居首功,受道光皇帝亲自嘉奖,不久便被升任为两江总督。可以说此时是牛鉴政治生涯中最为风光的时刻了。
然而,牛鉴春风得意的背后,也有着许多心酸故事。在修建城墙过程中,不少人意外落水,瞬间不见踪影。由于洪水围城,外来物资难以运达,迫不得已只能强除大量民居,强征人民财产物品用作材料去修建城墙。洪水退去,开封老百姓最终剩下的只是一副衰衰老矣的残破身体了。
另外,据时人统计,此次黄河决口共造成五府二十三州县受灾,受灾范围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扩展。虽然说开封亦有受灾,但作为省城,开封毕竟还有护城墙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可阻拦洪水,但是其他受灾州府却难有像开封这样的优越的的基础条件,可以说受灾之严重程度比开封有过而无不及。但是,牛鉴却固执地认为“当以卫开封为先”,对于其他州府的受灾情况却置若罔闻,一概不顾。致使郑州、孟津、荥泽多地被大水淹没,造成多地出现“浮尸遍野谁人识”这般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
为何牛鉴会固执地坚持“只顾开封,不管他处”的理念?究其原因,无非就是这“吃人”的封建制度对于平民百姓生命财产的冷漠,腐败的封建官僚们只关注于提升自身地位身份,底层百姓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教化的“刁民”,是阻挡他们升迁的“绊脚石”。正是如此,牛鉴等人才不顾广大受灾百姓死活,仅“保卫”开封一城而已。
1841年黄河祥符决口之时,也是鸦片战争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刻。“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在鸦片战争中,清军虽英勇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就连两江总督裕谦在抗英中也壮烈殉国。裕谦殉国后,两江总督位置空缺,而当时英军又步步紧逼,因此清廷急需一可靠之人接任两江总督职位。此时牛鉴因为成功解了开封之围,名声大振,于是道光皇帝就任命他接任总督一职。
牛鉴接到任命后,快马加鞭来到南京,指挥抗英战争。但是这文弱书生哪里见过战争的残酷,哪里有过指挥战斗的经验,因此牛鉴在战场上屡犯兵家大忌。先是看管不严,使得火药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然后在吴淞战役中,见势不妙便临阵脱逃,致使军心大乱,江南提督陈化成也壮烈牺牲。吴淞战役后英军屡陷宝山、上海等地,形势危急,此时牛鉴便如“墙头草”一般向朝廷上奏请求与英人议和,并且还“设法抚绥”英人。牛鉴这一做法毫无疑问激怒了道光皇帝,道光表示“不甚愤恨”,但是这中庸之君旻宁,并没有像其先祖康雍乾那样果敢英明,只能迫于无奈接受了议和这一方案。最终,皇帝派遣牛鉴、耆英与伊里布等人为代表,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迈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战争的失败总要有人来担责,牛鉴因为在战争中指挥不力,还力主投降,自然成了群臣攻击的对象。不久朝廷便以“迨误封疆罪”将牛鉴革职拿获,下到大狱。
牛鉴如此之结局,不禁让人唏嘘。纵观牛鉴政治生涯,可以说经历了大起大落。这“大起”便是因保卫开封有功,升任两江总督,这“大落”即是抗英不力,被打入死牢。
自古乱世出豪杰,但也出乱臣贼子。牛鉴的“起”与“落”都和灾祸有关,可以说他是成也灾,败也灾。身为河南百姓衣食父母,牛鉴在黄河大水面前采取只保开封的残忍做法,弃河南其他民众于不顾。最终是保住了开封,但代价是无数灾民的死亡。道光皇帝对此事“偏听偏信”,只看到牛鉴保卫开封的大功,不见无数灾民饿殍遍野的悲惨,因此便升任他为两江总督,指挥抗英斗争。可以说道光皇帝这一任命把牛鉴推到了本不属于他的高度。来到江南后,牛鉴毫无一个刚刚指挥了开封保卫战的官员应有的英勇果敢形象,相反丑态尽出,甚至向英人谄媚,最终落了个革职查问的结局。
参考文献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浩然文史·重振丁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