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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万能的间谍,无能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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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 03:5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万能的间谍,无能的王朝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4-01-31 23:38 

庆历二年(1042)三月下旬,辽朝的使节刘六符来到汴京,呈递上国书。

内容大致有三:一是责问宋为何要讨伐向辽称藩的西夏;二是质问宋为何要在北边添置军队,营建军事设施;三是索要关南之地(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之地)。很明显,前面两点只是由头,第三点才是辽使此行的真实目的。

这是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后第三十八年。自订立和盟以来,两国虽然暗地里较量无数,但明面上始终维持着友好。契丹人突然狮子大开口,似乎想要打破和平对峙的局面。

这是政治讹诈,还是战前宣言?

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朝战争发展。宋廷回了一封国书:反对割地,但退而求其次,可以增加岁币或者联姻。八月,宋朝大臣富弼到达辽国,辽兴宗选择增加岁币二十万。如往常一样,宋朝最终同意了用钱消灾,危机算是解决。

这次“岁币交涉”表面上十分平静,背地里则是暗流涌动。看似是辽宋高层在博弈,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群人在阴影处角力,改变了事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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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贵在知己知彼。契丹人索要关南之地的意图是什么?

在辽使刘六符赴东京之前,辽朝内部爆发了一次争论。当时,辽朝内部分为两派。主战派认为,辽兵强悍,而宋朝和西夏大战,“师老民疲”,如果趁机进攻,必然胜利。主和派认为,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灭后晋,杀入汴京,结果得不偿失,善战的功臣宿将大半死去,对宋作战难言胜负。况且两国交好,不宜破坏盟约。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但辽兴宗耶律宗真仍有疑虑,便决定一边备战,一边派使臣试探。

然而,刘六符还没有踏入宋朝的土地,辽国欲兴兵的消息就泄露了。

辽国易州进士梁济世,实际上是宋朝间谍,传递回来一个消息,“言契丹有割地之请”。知保州王果、知雄州杜惟序甚至买到了辽使图谍的书稿,密献给朝廷。宋廷对契丹人的动向可谓是一清二楚,因此有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危机。

刘六符入境之后,宋廷派大臣富弼接待。两人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刘六符是主和派,隐隐觉得此行不顺利,说道:“在途久荷庇护,今日功亏一篑矣。”富弼安慰道:“九仞之功已大,岂当似一篑遽弃耶?”在递国书之前,刘六符还有意提醒道:“此来,国书大意止欲复晋祖所与故地关南十县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书意,今不免为公言之者,欲公先闻于天子,议其可否,思所以答之耳。”然而,刘六符不知道的是,宋朝边地的军队已经开始修战备了。

因此,当刘六符呈上国书之后,宋仁宗表现得十分淡定,坚决不予割地。但是,宋朝也不想打仗,毕竟刚刚和西夏大战一场,国力损耗严重,恐怕经不起折腾。于是,宋廷派富弼出使辽朝,提出可以联姻或增加岁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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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画像。图源:网络

一开始,辽朝坚持要割地,富弼寸步不让,回答道:“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败盟,假此为名,南朝决不从,有横戈相待耳。”刘六符见宋使的态度如此坚决,决定退而求其次,选择联姻。富弼推测辽朝想联姻是为了要挟更多的金帛,于是说:“南朝嫁长公主故事,资送不过十万缗尔。”于是,辽朝又放弃了联姻。

当年七月,富弼回国,宋仁宗非常满意谈判结果。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持国书两件,誓书三件。宋朝开出三个条件: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二十万,否则十万。

据《说郛》载,当时富弼实际上带了五封信函,可能是因为最后两封信函割让东西太多,便临时决定把这两封信函留在雄州。这件事未载于正史,但是从和谈前后富弼强硬的态度来看,此事很可能是真的。辽国的间谍侦得富弼持书三件,使得辽兴宗有了心理预期。会谈中,契丹人表现得十分贪婪,直到第三封信函出示之后,才答应下来,使得北宋增岁币二十万。

综观此事之发展,间谍之作用可见一斑。

宋朝增岁币实属无奈之举。在外敌环伺、内部不安的环境下,增加岁币或许是一个最稳妥的办法。用钱财套住蛮夷,让他们不想动用战争武器,失去岁币,从而给宋朝一个安稳的环境发展自己。富弼在劝辽兴宗的时候,说:“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富弼应当是从间谍口中得知了辽朝内部的争斗,干脆把话挑明:得岁币,都是你一个人的;如果打仗,你还能坐稳位置吗?

问题是,契丹铁骑被金钱腐蚀的速度,可能还赶不上北宋财政崩溃的速度。岁币的支出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导致民乱,使得宋朝更加无力对抗外族。

辽朝很可能打的就是这主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记录了一件事,刘六符在出使前曾向辽兴宗献计,尽可能多敲诈一些岁币,然后给燕云百姓减税。宋朝为了筹集岁币,必然加税。这样,辽朝百姓的负担比宋朝百姓的负担更低,自然人心归附。

间谍可以改变事件的走向,却不能左右局势。情报系统的无孔不入,富弼的外交手腕,依然无法弥补双方实力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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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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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宋双方的长期对峙中,间谍几乎无处不在。

终宋一朝,用谍是御边之策的重要一环。从皇帝,到朝臣,到边关守将,都十分重视间谍一事。

宋朝间谍有专门之机构——缘边安抚司。鉴于“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帮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边军多从当地百姓中挑选机智之人,刺探情报。这些人熟悉两国地形、风俗,容易潜入北国。由于佛教在各国盛行,扮成僧侣也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间谍的任务是侦知辽国“首领所在,任将相何人,山前山后人哀乐如何,诸国臣与不臣,并训练点集兵马,造作奸谋,年岁丰凶,转移粮草”等。更高级的间谍可以任辽官,打入敌人内部,行策反之事。一旦事成,逃回之后往往加官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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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萧照的《关山行旅图》很可能是一幅‘谍画’。图源:网络


真宗时期的边将李允则就是一个用谍如神之人。他知雄州十八年,在辽尽是耳目,“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这十八年,“契丹不敢南牧,朝廷无后顾之忧”。

李允则曾令“州民张文质绐为僧,入契丹刺事”。张文质入辽后曾得契丹官封,归来后补为三班奉职、潭州监当。有士卒逃往辽朝,李允则向契丹人讨要,契丹人称不知所在,李允则直接报出地点,契丹人无奈,只能将这些叛卒斩首。

某年上元节时,李允则在山上张灯结彩,令艺人表演歌舞。第二天,他得到间谍的消息,有一个辽朝将领会入城观看,于是在城郊观察,果然看见一个紫衣北人入城。李允则与来人一起来到一家旅舍,没有说一句话,只派妓女去服侍那紫衣人,让他喝得酩酊大醉。暗地里,李允则派人把骡子放在廊屋下,把紫衣人放走了。原来,李允则使的是反间计,这个紫衣人是辽国的幽州统军,几天之后就因通敌被处死。

又一次,李允则抓了契丹的一个间谍,不施酷刑,反而好好招待他。间谍说他是燕京大王派来的,还拿出了他刺探宋朝沿边钱粮、兵马数量的信件。李允则说:你所得到的这些情报都是错的。随后,他将钱粮、兵马的实际数字抄给了那个间谍,还给了他重金,将他放走。不久,那个间谍回来了,原封不动地归还了宋军的情报,反而供出了辽朝的兵马、粮草信息。

到了仁宗一朝,宋朝的情报工作似乎有些懈怠了。包拯就曾上疏抱怨:“于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涿间,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便为事宜。”

庆历五年(1045),包拯任“贺契丹正旦使”出使辽国。辽国官员质问包拯:“雄州开东南便门,多纳燕京左右奸细人等,询问北朝事宜,随事大小,各与钱物,此事甚不稳便。”大意是,你雄州的间谍太多了,容易伤害两国感情。

包拯在为宋朝辩护后,秘密上书皇帝,希望“密诫雄州,凡有体探事宜,更加慎重,免致漏泄。”间谍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别让人发现了。到了后来,大臣出使北国,身边都要跟着两个皇城司的侍卫,防止使者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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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画像。图源:网络

相比之下,辽朝用谍要远早于宋朝。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澶渊之战已至尾声,辽兵北撤。宋朝郓、齐等州安抚使丁谓抓到契丹的间谍头子,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丁谓上奏朝廷:“鞠问其人,称徒侣甚众。今各具形貌、年齿,请下诸路分捕。”竟然可以从间谍头子的口中拷问出其余间谍的“年齿、形貌”,足见辽朝间谍组织之严密。

辽人间谍,常以商人身份为掩护,或者扮作云游四方的僧人。他们行动的地方主要在河北诸路,刺探军情、放火烧仓、策反将领,几乎无所不做。

当时,宋朝民间印刷业十分繁荣,文人政客议论军国大事之言,无所不印。契丹间谍要么重金购买,要么摘抄下来。比如,文人蔡襄因范仲淹被贬一事,心怀愤慨,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辽使到汴京之后,偷偷将其买回,让辽朝君臣了解到北宋党争之激烈。因此,宋廷几度严令不得对外售卖士人文集。

毫不夸张地说,间谍出没的地方,成了辽宋第二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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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初年宋朝对辽朝的忍让,其实可以归因于另一条战线的失败——在西北边地,宋朝对西夏的间谍战完完全全落后了。

宋朝视契丹为强敌,对党项则漠然视之。对宋朝而言,广大的西北地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宋朝对党项一族可谓是门户大开,根本不设防。直到西夏崛起,宋朝才发现养成了大患。

宝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上疏,言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然而迹稳则容奸,事久则生变。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藏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熟察。又比来故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祥,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元昊不仅利用间谍探明了西部的山川险要和军事部署,甚至还通过收买宫女得知了宫禁秘事。

李元昊称帝之后没两年,便进攻秦陇,先后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连战连捷。这位西夏国主是一个“不择手段”之人,把“兵者诡道也”这五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对间谍的使用更是如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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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昊塑像。图源:图虫创意

康定元年(1040)正月,夏军攻金明寨。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握兵近10万,人称“铁壁相公”。李元昊先派人诈降,分布于宋军各营寨;同时,还派间谍收买李士彬部下。一番操作下来,固若金汤的堡垒已是千疮百孔。随后,夏军轻松攻破金明寨。

同月,夏军攻延州。宋军来支援,距离延州城二十里时,有一个西夏间谍假扮延州守军到来,说:大军在延州城东门等候你们,但是怕有奸细,所以听我指挥,分成若干队伍,每支队伍相隔五里。宋军没有怀疑,按其吩咐行事。等到宋军将领反应过来,军队已乱,西夏间谍也不见了。宋军将领好不容易整顿好军队,继续前进,离延州城还差五里时,埋伏的夏军杀出,宋军大败。

好水川一战,元昊亲率十万大军深入宋地,埋伏、诱敌、决战。元昊选择决战的地方,平坦无比,适合西夏“铁鹞子”冲阵突击。这是妥妥的轻敌冒进之行为,但由于元昊熟悉地形,竟然不被宋军所知。正如《六韬·绝道》所说:“凡深入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反观另一边,宋军将领得到的情报是“夏人有砦,数不多”,于是草率进攻,遭致大败。定川砦之战,元昊故技重施,诱敌深入,断其粮道,聚而歼之。宋军再次大败。

富弼在谈及宋夏的战争时说:“自西鄙用兵,于今七年,大小凡经十余战,而每战必败,官军沮丧,望风畏怯。”

这三次大战,宋军总是突然就迎敌了,以“无备”对“有备”,完全被元昊牵着鼻子走。庆历元年(1041),陕西经略安抚使田况写下《上兵策十四书》,里面说“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文中盛赞了夏军间谍总能得到可靠情报,而自家间谍“采道路之言,便为事实”,十分不堪。

战争是斗智的艺术,只有充分详尽地“先知”,才能及时抓住战机,制造胜果。未战之前,宋军其实就已经输了一半。

事实上,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弱,就拿好水川一战来说,夏军以几倍兵力的优势,还占据地利,大胜之后却选择撤军。这说明,宋军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依然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如果情报战做得好一些,战争的结局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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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并非都是无能之辈。

康定元年(1040)正月,朝廷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间谍),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第二年十月,朝廷给内附的西夏人韩怀亮升官,让其“密捕谍人之在京城者”。此后,史料中关于西夏间谍的记载明显减少了。

庆历元年(1041)九月,韩琦上疏建议:“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赐逐路帅臣,使行间觇贼,则动静先知。”大意是,赶紧筹钱招募间谍。

庆历二年(1042),贾昌朝上书说:此前战败,是因为边臣没钱,养不了间谍,因而得不到可靠的情报。因此,为今之计在于让边将自理财政,培养死士。只有建立亲密关系,部下才能效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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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和范仲淹在西北御夏,人称“韩范”。图源:网络


宋朝再也不敢轻视西夏了,把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西北之地。过往这些不屑为之的事情,都慢慢做了起来。自庆历元年下半年开始,宋朝慢慢夺回了主动。

庆历元年(1041),一个名叫张亢的儒生横空出世。当时,夏军入侵,麟州、府州成了两座孤城,宋廷甚至都想要放弃了。值此危急时刻,张亢单骑入府州城,承担起当地防务。他一改被动防守的做法,用重金收买当地居民,让他们成为探子,去找寻水源、侦察敌情。

九月,他盯上了被元昊占领的琉璃堡。他派遣一名间谍,埋伏在敌营旁边,那名间谍听闻,西夏士兵正在占卜吉凶。结果一出,占卜者大惊,说:“明日当有急兵,且趋避之。”西夏士兵都笑道:“汉儿方藏头膝间,何敢至此!”间谍立马回去报告,张亢知道敌营无备,于是夜袭夏军,夺回了琉璃堡。这是宋军主动利用情报优势获取胜利的一次战役。

后来,张亢主持麟、府二州的防卫计划,依然重视间谍,“每遣谍者,辄厚与金帛,无所吝”。他还用重金收买了一名在敌帐服侍“虏主”的女子,从此知晓敌营动静。

名将种世衡也曾利用间谍实施离间计。

元昊虽为一代英主,但性格猜忌。他的帐下有野利旺荣、野利遇乞两兄弟,此二人皆有才略,深得元昊信任,得以专权,是宋廷的主要拉拢对象。宋廷多次给二人通书信,还通过僧人贿赂了大量金银财宝。野利旺荣也派了三个人降宋,种世衡知道是间谍,但也留了下来,好吃好喝伺候着,用来离间西夏君臣。

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嵩的和尚,善骑射,熟悉西北地形,种世衡常常用他做向导。一日,种世衡派王嵩带着一封密信去见野利旺荣,信藏在蜡丸之中,信中用枣画作龟形,寓意为早归。这封信如果让元昊发现,必然能加深西夏君臣之间的猜疑。

然而,野利旺荣不但没有背叛元昊,反而将王嵩交与元昊。可是,种世衡的离间计是一个阳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嫁祸,而在于勾起元昊的疑心。事实上,元昊的确开始怀疑野利旺荣,使其不能返回治所。正如《宋史》所记载,“元昊未通时,种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

后来,野利兄弟果然被元昊杀死了,但与种世衡的离间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种世衡用间应该算是颇有成效。

宋朝的间谍在西北重新占据上风,两国的边境也慢慢恢复了和平。

然而,西夏死死拖住了宋朝上升的脚步,就像数额巨大的“岁币”一样,就像因搜刮民脂民膏而止不住的内乱一样。对于一个只能“修修补补”的国家来说,再高明的间谍也于事无补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陶玉坤:《辽宋和盟状态下的新对抗——关于辽宋间谍战略的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第1期

杨军:《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城市对辽间谍战》,《军事史研究》,2006第4期

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04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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