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北宋文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三苏”自然是避不开的顶流组合。父亲苏洵自学成才,留下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的经典劝学故事。哥哥苏轼更是以其豪放恣肆的诗词文章与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至今为人称颂。而提及弟弟苏辙,或许在如今网友们中间流传甚广的是他“吃饭睡觉捞哥哥”的人生日常。当然,所谓“海底捞”不过是一种虚构式的调侃,但这对兄弟“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确实是亘古少有的佳话。
CCTV1《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和苏辙。来源/《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截图至今人们仍常戏言,北宋嘉祐二年(1057)礼部贡举是地狱级别难度,因为这实在是科举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一页,这届考试的进士榜上出现了诸多日后昭彰史册的人才,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就在其中。这一年,苏轼时年二十二,苏辙刚刚十九。在“五十少进士”的中国古代,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
作为一对亲兄弟,苏轼与苏辙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较。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曾评价二人“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另一位学士秦观的评价则更为形象,他形容苏轼“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世间众生都知其高明,苏辙则“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之。其实,关于这兄弟二人的性格,父亲苏洵在《名二子说》里早已提出了期待。轼,指古代马车前供人凭依的横木,似乎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不可或缺。苏洵担心这个大儿子不注重“外饰”,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辙,指车轮压出来的痕迹,无论言车功过,都不关车辙的事。苏洵希望自己相对平和淡泊的小儿子能够善处祸福之间,安度一生。都说“知子莫若父”,苏洵对两个孩子名字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们一生的写照。不过,从来被认为沉静简洁的弟弟苏辙实际上“论事精确”有胜乃兄,他“汪洋澹泊”的文字里同样曾有着难以掩饰的锋芒。
在同登进士科后,兄弟二人又同策制举。年轻的苏辙在考卷中直言称宋仁宗年高,倦于政事,惑于女色,言辞切至。苏辙自己都抱着必然见黜的决心,众考官也是意见不一,最终还是宋仁宗决定不能因为直言进谏而将人才弃之不用,苏辙才得以入等,他“敢言”的一面已然初显。可惜兄弟二人并未能在仁宗治下效力多久。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两兄弟随即回乡丁忧,再次返回朝廷时已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苏轼判官告院,苏辙则归于新设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在变行新法的第一线。此前苏辙就有上疏论及当时拖累朝廷财政的三大弊病:冗官、冗兵、冗费,一针见血指出了北宋中期最重要的“三冗”问题,《宋史》评价他论事精确,着实如此。不过苏轼、苏辙两人的政见与王安石的新法多有不同,苏轼有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变更科举之法,苏辙则对青苗法提出了异议。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饱受争议的一项,主要是将昔日常平法中的储粮折算为本钱,在春季青黄不接之时以20%的利率贷与民众,待夏秋收获之后再行收回。王安石希望这样可以一方面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民众的情况,另一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苏辙认为完善唐代刘晏所作的常平法已然可行,青苗法“以钱贷民”,虽本意非为牟利,但在执行过程中官吏难免罔顾法纪,民众拿到贷款不免妄用,等到还款之日也可能有所拖欠,这样又要施以严刑,增加地方事务,不利于民。事实上,青苗法在之后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后废止。王安石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鉴于与执政不合,在条例司不多久,苏辙就比哥哥还要早一步外放出京,去陈州做了学官。次年,苏轼同样外放,任杭州通判。他先去陈州看望弟弟,又与弟弟同赴颍州拜谒欧阳修。作为曾经的主考官,欧阳修可谓是苏家兄弟的伯乐,只是如今两匹“千里驹”均在外放,“伯乐”本人也因反对新法加之年老体衰,刚刚致仕(退休)。之后,苏轼南下杭州,苏辙返回陈州,怎知这次兄弟一别就是六年之久,是除死亡外兄弟二人分别最久的一次。熙宁六年(1073),苏辙为齐州掌书记。苏轼在杭州的任职期满后也希望换个离弟弟更近的地方,于次年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苏辙回京为著作佐郎,同年年底,苏轼也离开了密州。苏辙自京师来迎,从前车马慢,次年二月,兄弟终于久别重逢。随后,苏辙送苏轼到徐州,待到中秋之后才赴南都任判官。这年中秋,兄弟二人饮酒赏月,席间苏辙思及去年此时兄长作《水调歌头》一词寄予自己,便也填《水调歌头》一首作别,苏轼以其语过悲,复又填词劝慰弟弟。只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旷达如苏轼也终是难解不舍之情,“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成为了又一千古传诵的思亲佳句。苏轼《中山松醪赋》。摄影/魔影游侠,来源/图虫创意苏家兄弟这次相别时日未久,却甚为惊险。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知湖州(在湖州当知州),上表以谢,却被御史李定等人加以解读。于是,苏轼被以“谤讪新政”为名逮赴台狱,是为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哥哥入狱,弟弟苏辙在外自然也是心忧如焚,但他官职不显,又和苏轼一样早早得罪了新党,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即便如此,他还是为此事上书皇帝,毕竟父母已去,这世间自己“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了。文中苏辙希望以自己一身官职换哥哥得免死罪,言辞实为恳切,令人动容。但这封上书并未使他如愿把哥哥“捞”出来,苏轼最终有赖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不仅是张方平、范镇等旧党故友,就连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说话,劝谏宋神宗“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仁宗皇后曹氏彼时病势缠绵,也向神宗讲起昔年苏家兄弟同中制科时,仁宗曾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劝神宗不以冤滥致伤中和。最终,下狱百余日的苏轼得免死罪,充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因此事谪监筠州盐酒税务,五年不得调离。开封乌台(今河南开封龙亭公园)。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元丰三年(1080),苏辙赴任途中绕道送苏轼的妻儿至黄州。经此一事,兄弟二人自有无数言语相告,最终还是著名“E人”苏轼受不了了,拉着弟弟同游武昌西山。这座西山位于今湖北省鄂州市,北临长江,苏轼谪居黄州时常常泛舟南渡至此游玩,时至今日仍留有老饕苏轼在此创制“东坡饼”的各种故事版本。别过兄长之后,苏辙赴筠州上任。相比“不得签书公事”的苏轼,苏辙初到筠州却是庶务缠身,白天坐守市场卖盐、沽酒、收税,晚上回到住处已是精疲力尽。但即使日日困于俗事之中,即使此番被贬的直接原因确是兄长获罪,苏辙也从未因此心生怨怼,依然保持着与哥哥高频的书信诗文往来。以文字为灵魂的寄托,兄弟二人互相陪伴着走过这段谪居岁月。元丰五年(1082),苏辙再到黄州看望哥哥,兄弟二人又去武昌西山游玩。去西山要走过松柏密植的一段羊肠小道,才能到达一小块平坦之处,这里有一座破旧的亭子,可惜遗址狭小,难容众人,周围树木又甚粗壮,难以砍伐。苏轼每次来到这里,就成天看着这些大树。大抵树也被看得实在受不了了,遇一日风雨大作,其中一棵树主动“退位让贤”。这下苏轼可高兴了,就趁此机会把原先长树的地方增辟为亭址,是为九曲亭。看着眼前快乐的苏轼,想起少年时与哥哥同游的情景,这一刻,苏辙仿佛明白了哥哥乐观旷达的奥秘:“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那就这样随心所欲,随遇而安,又有何不可呢?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旧党诸臣被重新起用,苏家兄弟也得以还朝,迎来了仕宦生涯的“高光时刻”。元祐初年,苏轼累进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辙为右司谏,充分履行谏官职责,就朝中多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新党中“过河拆桥”的吕惠卿,苏辙具疏其奸,坚决要将其贬黜出京。但对新法中的可取之处,苏辙也考虑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主张予以保留。例如司马光决意废止新法中由民众出钱、州县政府雇人服役的募役法,而复行之前百姓轮流服役的差役法,苏辙谏言说如今州县里征收的免役钱还足以支用几年,可以徐徐图之,今年仍行募役,并督促有司审议订立差役之法,待来年再行实行,比较稳妥。司马光又要废止科举中《三经新义》等属于“荆公新学”的内容,苏辙又谏言说进士来年秋试,已然时日无多,此时修改考试大纲实在是操之过急,可以明年科考暂且一切如旧,只是经义一门不专用王氏新学,之后再慢慢讨论元祐五年及以后的科举办法。司马光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除却新旧更迭,对朝中其它事项,苏辙同样积极建言献策。元祐二年(1087),西夏频繁遣使入境,希望复兰州、五砦等地。苏辙劝谏说若此时不许,来日若西夏屯兵边境,战事一起,兵祸难止,况且此时皇帝年少,太后听政,军中尚不能完全俯首,朝中又无人可堪决断,实在不宜开战。此后,朝中又议将黄河改回故道,苏辙又谏言说黄河决堤改道,先帝尚不能改回,如今不说因循其道,修其未至,反而要改回故道,是觉得自己比先帝还要厉害了。这几句多少是有些阴阳了,但所言之事确有道理。这般不因自己见黜于新党就对新法视若仇雠,也可见苏辙“君子不党”之品质,只是这种品质必然使他和哥哥一样对新旧两派都有得罪之处。元祐六年(1091),苏轼自知杭州还朝,升任吏部尚书。随后,苏辙也升任尚书右丞,成为了真正的宰执之臣。为避嫌,苏轼改为翰林学士承旨。兄弟二人均位极人臣,去世多年的父母也得到封赠,家族门楣仿佛在此时光耀至极,然而月满则亏,盛极的荣光背后往往掩藏着骤然而至的祸端。这次兄弟二人均得授高官后,为避嫌,两人争相请辞。苏轼多次申请补外,好让弟弟留在朝中;苏辙则各种推辞相公之位,希望与哥哥同为从官,也好同留一处相守。最终,苏轼出知颍州,苏辙则留在朝中,更进为门下侍郎。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皇后高氏逝世,哲宗亲政,新党诸人重新执政。次年,苏辙被指以先帝比汉武帝,因而见黜,出知汝州,后又改去袁州、筠州;时知定州的苏轼也被以讥斥先朝为名贬知惠州。谪居三年之后,兄弟二人继续左迁,苏辙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绍圣四年(1097)五月,南迁之路上的兄弟二人相逢于藤州,随后同行一月,至苏辙贬所雷州。六月,苏轼即将渡海至儋州。临别前夜,苏轼因病辗转难眠,苏辙也终宵不寐。这位宦海浮沉半生,做过相公,年近花甲的老人叮嘱哥哥以后要少饮酒,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或许苏辙还有很多话要对哥哥讲吧,如果他知道这次陪伴就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的话。只是世事无常,天纵英才如苏家兄弟也不会知道哪一次转身,就是永别。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终于自海南岛渡海北归。次年五月,苏轼行至真州时,瘴毒大作,至常州后已然病甚,七月,苏轼病逝于此,享年六十六岁。悲痛欲绝的苏辙遵照苏轼生前嘱托,为自己这位兄长、老师、朋友写下了最后的墓志铭,用近六千字记录了自己相识六十余年的哥哥。十余年后,政和二年(1112),苏辙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归葬于汝州郏城哥哥墓旁。中国河南郏县三苏坟三苏园景区。摄影/张伟红,来源/图虫创意尽管“捞人”之语不过妄谈,但宦海沉浮之间,能有一人始终与自己同进同退,这本身已然是人世间十分难得了。无论是对床共眠,还是隔海相望,这份血脉相连的感情始终未曾减淡一分一毫。或许相比弟弟官居高位救自己于水火,这份患难与共的真情才是支持苏轼一次次渡过难关的力量源泉之一。所以,在落满乌鸦的御史台里,狱中已经准备安排后事的苏轼给弟弟写下了这样的期愿:【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宋】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曾枣庄:《苏辙年谱》,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曾枣庄:《苏辙评传》,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曾枣庄:《苏轼评传》,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