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0月30日，“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开幕，颇受社会关注。这是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古籍保护与活化公益项目”之一。新设于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的“雕版馆”已向公众开放，库房式陈列展出文物1.5万余件（组）。据了解，字节跳动还将继续为故宫博物院古籍、雕版文物的保存、整理、修复、数字化等提供支持，助力开展保护和活化工作，让这些文物蕴含的价值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利用和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刷术发明于我国唐代。在盛唐时期，制墨、造纸技术发达，经济繁荣，而且雕刻、錾刻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技艺纯熟的工匠雕刻木版更加简单。有实物依据的就是敦煌出土的唐代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现藏英国大英图书馆），这是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款的印刷品之一，而且卷首还有版画，刻得非常精细，学术界称之为雕版印刷。这就反映出印刷术的概念：印刷一定是用反体文字跟图案制成版面，刷墨上版后，通过覆纸，按压与擦拭纸背而形成正体文字跟图案的方法，所以印刷的本质是“墨在纸下”。这与墨在纸上的捺印、漏印、钤印等等，有本质区别。
雕版印刷术迄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文化传播与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我们习惯把它称为“文明之母”。明清之际，是雕版印刷大放异彩、全面普及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清内府以雄厚的人才与物力为后盾，使刻书成为宣扬国力的媒介。“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为后世留下大量精美的典籍。但如同照片底片一样，雕版也具有唯一性。尽管清内府对雕版保护有加，但随着历史变迁，不免书厄浩劫。如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西华门清字经馆大火、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修书处大火等，对雕版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一旦毁弃，踪迹全无，故留存至今者，早已是凤毛麟角，可谓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宫廷雕版二十一万余块，时代上至明代，下迄晚清，内容囊括经史子集、政令文书等，文种包括汉、满、蒙、藏四种，还具有版式各异、字体端庄、图像优美、雕琢精巧等特点。此外，再加上院藏印刷成套的典籍、部分与刊刻相关的原始档案，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人类大规模印刷活动的历史印记。为了使观众更好、更完整地了解院藏雕版文物在印刷史中的珍贵性和其特殊意义，展览将从国政、文教、技艺三方面价值作为切入点，分别例举一些珍贵木刻雕版文物，捕捉蕴含在其中的历史信息，发挥其在文献学中的特殊作用，并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了解清代宫廷怎样使用木刻雕版印刷来推动文明的进程。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也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清代宫廷把印刷作为一种传媒手段，用来推广律法、政令等，是国政的需要。这涉及了很多政治方面的内容，是民间不可以也不可能刊印的。这些相关的文物也是今天故宫存藏的特色之一。清朝诏令的颁布，使用雕版印刷进行昭示。相比手抄，印刷不易错漏，还能规范严谨。据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五十·礼部十一·颁诏仪，记载了顺治帝登极礼中，诏书的颁布细节：“顺治元年，以登极礼成，颁诏天下。是日，设卤簿大驾于午门外……礼毕。鸣鞭。上还宫，众俱退。诏书誊黄，刊颁天下。” 旧时皇帝颁下的诏书﹐由礼部使用黄纸，将诏书内容进行誊录、刊刻、印刷，称“誊黄”。这是皇帝谕旨凭证性文书，为皇家公文的一种载体。而“刊颁天下”，即指将诏书内容以印刷品的形式颁行，以达到“昭告天下”的目的。展出这件清内府顺治元年五月刻《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是一件存世罕见的、用来印刷政令文书的底版。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 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内府刻版。此件雕版纵27.5横46厚2.2（厘米），整木雕刻，上镌“摄政王令旨，谕诸王及大臣知悉：蒙天眷祐，抚有中原，际此景运，尔等宜各尽厥职，务克清忠，自有分内富贵。倘不以此存心，惟图目前之利，或贪溺财货，明干法纪，或暗受贿赂，徇情卖法者，论功之日，纵有厥功，亦不叙录，是止为一时之利，而不为子孙久远计矣。特谕。顺治元年五月□日”凸版楷书反字。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原件。来源/《清史图典》《清史图典》著录了此件《令旨》的原件，现藏中国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所。《令旨》作为下达谕旨、政令的凭证，黄纸印刷，四周套印有龙纹边框，威严肃穆，规制极高。其字墨色如漆，醒神悦目。根据《清实录》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辛亥条记载，摄政王和硕睿亲王谕诸王群臣曰：“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苟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这与《令旨》雕版的内容一致，且时间吻合，因此确定，此《令旨》中的“摄政王”即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多次随皇太极出征，军功卓著；又以摄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顺治皇帝）继位，先后受封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冬，卒于塞北狩猎途中，追封为“清成宗”。两个月后，顺治皇帝以篡逆罪名，剥夺多尔衮封号，开除族籍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为其平反，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在展览中，我们将《令旨》的雕版、相关档案、印刷品联合展示，相互佐证，是清内府早期从事印刷活动的重要实物依据，在当时整饬朝纲和稳定国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种《则例》
《则例》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的称谓，有准则、定例之意，是清代中央各行政部门为行使具体职权而编修的办事章程。书中列出了该部门负责办理各项事宜的规则、流程、案例、处理条款等等，相当于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则例》多由各部门设立的“则例馆”负责编纂，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进行删改、增订。
宗人府是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始建于顺治九年，主要职责是纂修谱牒、给发养瞻、恩赏，办理袭封爵位、处理皇族罪犯等事务，实际上是巩固和维护以皇族血脉为纽带的封建统治地位的特权机关。
《钦定宗人府则例》雕版 清内府刻版。
《钦定宗人府则例》清内府刻本。
在展览中，还将展示印刷《宗人府则例》书衣上题签、卷签的雕版，这类工具版历来罕见，也使观众了解，使用雕版印刷，可以保证每部书籍的字体、内容、甚至装潢形制都可规范严谨、整齐划一。
《钦定宗人府则例》书衣。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录，属于内廷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文件。与其他六部、督察院、内务府等各自出台的《则例》不同，因属“内廷”事务，外间流传甚少。此书围绕后宫与太监两大群体，规定了待遇、赏赐、日用、礼仪、职责、处分等条目，凡有关后妃、皇子皇孙、宫女、太监及内廷管理的一切事宜，都有具体的记述。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清内府雕版。
一般来说，《则例》这类作为行政参考的工具书，由于时常删改或增编，多使用易于刊刻的“宋体”字，就像上述《宗人府则例》。而《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录，属于管理内廷、后宫等事务的规范化文件，其雕版使用了更加精雅的“写刻体”进行镌刻，使该书具备了一定的美观和艺术性，这在《则例》的刊刻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清代内府刻书以“武英殿修书处”建立为标志，大概分为两段。建立之前，内府刻印活动仍由原来延续的明代司礼监下设的经厂承办，所用纸张、物料也是前朝留下的，故其风格与明代经厂本大同小异。为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满足士子对书籍的需求，清政府于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了以武英殿修书处，不仅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专事刻书的机构，更扩大了刻书规模，使大量典籍得以凭借雕版印刷而广颁天下。同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内府刻书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也欣逢盛世，这在古代印刷史、出版史、清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雕版
经史相通，用以治世，以《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印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中华文明拥有连贯、完整的精神传承和历史记载。
“十三经”指《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些儒家经典成书时间早，并且文词艰涩，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曾评价《尚书》：“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形容文句艰涩生硬，更不要说理解内容了。所以要对内容作注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疏，是对注的解读。注疏是“注”和“疏”的并称。
《二十一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初南京国子监成立后，广收宋元旧版，这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宋刻眉山版、元刻九路儒学版，并于嘉靖年间修补后刷印，修成南监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万历时，北京国子监根据南监本重新刻印这两种重要典籍，史称“北监本”。清初，国基初定、百废待兴。康熙皇帝面临的困境也很多，如鳌拜专权、三藩之乱等等，那时候没有太多精力顾及刻书事业。更何况这两部书卷帙浩繁，一时难以重刊。《清实录》康熙二十二年（1683）条记载：“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版。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 故将雕版书口处明代万历年款挖去，嵌入清代康熙年款后，重新刷印。如今南监本雕版已不存，而北监本雕版尚藏于故宫博物院，书口处可见昔日挖补年款痕迹，愈显珍贵，这是考察清内府整理明朝遗存雕版的重要实证，也是“易代修史”的重要体现。直到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才开始组织重刊《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还在《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加入《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而成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记疏》卷四十五 雕版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刻、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内府重修版。
《二十一史·宋史》卷五十一·天文志 雕版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刻、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内府重修版。《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因此卷帙极为浩繁。清朝是历代中央政府雕造《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陆续刊刻有藏、蒙、汉、满四个文种，就其文种之多、刻印之精美，均是世所仅见。其雕版大多选用梨木，四周出脊处“裹布综漆”，防止开裂。藏文《大藏经》
隋唐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伴随藏文的创立逐渐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至明代初年，形成了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其中“甘”对应三藏中的“经藏”“律藏”部分，“丹”对应“论藏”，“珠尔”为翻译之意。故宫博物院现藏藏文《大藏经》雕版40余块，始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三十九年（1700）完成，史称“北京版”；因版藏于嵩祝寺，故又称“嵩祝寺版”。
藏文《甘珠尔·圣婆伽梵广智经》雕版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刻藏文大藏经版。
藏文《大藏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刻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刻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是据藏文本翻译而成，亦由“甘珠尔”与“丹珠尔”两部分组成。故宫博物院现藏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内府刻蒙文《大藏经》雕版19000余块，主要为《秘密经》《诸品经》，属于“甘珠尔”的一部分。
蒙古文《甘珠尔·秘密经》雕版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内府刻蒙文大藏经版。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汉译佛经开始使用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广泛流传，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内府所刊汉文《大藏经》又名《龙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历时五年，其雕版现存70000余块。
汉文《大藏经》 清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1738）内府刻汉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全称《清文翻译全藏经》，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内府设“清字经馆”进行经文翻译、刻印。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字经馆失火，损失惨重；后经补刻，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印完成。故宫博物院现藏雕版40000余块。《清文翻译全藏经·正法念处经》雕版 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内府清字经馆刻满文大藏经版。
清代内府书籍的刊刻，体现着独特的宫廷审美。其书稿写样大多为名臣乃至帝王手书上版，所刊版画的画稿皆由供奉内廷的画师完成。刻版多为名工参与指导，雕刻精整工致。刷印成书，纸墨精良，装潢典雅，开卷有润目醒神之感。既能观书赏画，又可享读内容，令人不忍释卷。清代内府编修的书籍，大多冠名“御制”“钦定”等词，以彰显帝王尊威。在这些典籍的御制序文落款处，大多印有帝王闲章。就其为钤印还是刷印曾有过争论。随着展出这块康熙“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印文雕版发现，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负责刻印工作的多为镌刻名手。如吴门朱圭，曾刻《凌烟阁功臣图》而名震天下，后应召入宫，授鸿胪寺序班，成为御殿刻手。负责刊刻了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沈嵛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王原祁、冷枚的《万寿盛典初集》，这些都是内府版画的经典传世之作。人评“能达作者之神旨，笔笔生动；而银钩铁画，尤能大雅不群，实非常人可及。”梅裕凤，清康熙十五年（1675）入养心殿供事，善刻石，其精湛的刻技与康熙帝书法可谓珠联璧合，曾多次受命将御笔摹刻上石，还与朱圭合作刊刻《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等。能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清职，可见清内府对版刻质量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水流云在》是书为清内府所刊著名版画。康熙皇帝择避暑山庄美景三十六处，每景附图一幅、作诗一首，由画家沈嵛绘图，名工朱圭、梅裕凤共同参与刊刻。左下角落款：“内务府司库加一级臣沈嵛恭画、鸿胪寺序班加二级臣朱圭、梅裕凤同恭镌”。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卷首。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卷首。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卷首雕版 清内府刻版。每刊刻一块雕版，通常要经过写样、上版、刻版这三道基本的工序。清代内府刻版中，不乏御笔手书上版的作品，多出现在书籍卷前序文或单刻佛经中。御笔不可直接上版，需使用双钩临摹后的写样。相较于雕刻其他字体，御笔字的工价更加昂贵。清内府印刷业的繁荣，离不开造纸术的发达，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的成功仿制。北宋熙宁元年（1068），浙江海盐县金粟寺广惠禅院编纂了一部大藏经，用自制藏经纸书写，其纸为硬黄茧纸，厚实坚韧，经染潢后砑光上蜡，为宋代名纸。乾隆帝对此纸十分喜爱，敕命江南织造研究并仿制，于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仿制成功，每纸皆钤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清乾隆内府刻仿金粟山藏经纸朱墨套印本。
是经由乾隆皇帝御笔手书上版后进行刊刻，佛像为套版，图像小巧玲珑，兼以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刷印，奢华典雅。清道光以后，国库衰竭，内府刻书规模每况愈下，无论工料、刻印、数量方面，都远逊于前。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大火，致使殿内所藏二百年来的书籍雕版焚荡无存。同时，各地方开始建立官书局，如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湖南书局等，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武英殿修书处的职能。至光绪末年，内府刻书已经名存实亡。凡帝王钦定的图书，交由中央各部、院下设的编译局和出版机构完成，且已经使用西方传入的石印、铅印等技术，对我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其中仍然不乏木刻精品制作。《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 清光绪苏州书局刻版。
《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 清光绪苏州书局刻本。
是书为《承华事略》补图而作，由光绪皇帝钦定，张之洞在苏州书局付梓刊刻。因当时国库亏空，刊行“补图”的钱款大多由张之洞自行筹措。书中附40图，用以图解文的形式达到教育太子的目的，是清代宫廷木刻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并带有当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石印技术风格。但其优秀的镌刻工艺，在日薄西山的木刻版画艺苑中，仍然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绘图缮写、版式行款以及雕刻、印刷技法、装潢形制等方面，清代内府刻书都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内涵。这些书籍所表现的艺术形式与设计理念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对原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和书籍制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提升。这已经摆脱了本来的物理材质与价值，形成了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表现，一种艺术与大美的集成。这些珍存的清代宫廷雕版，反映了当时印刷活动的繁荣景象，承载着先民的记忆与智慧，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29 0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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