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谁都不能碰,除了我自己。我可以骂他,我可以扇他耳光,别人不行,一个不字都不行,斜眼睛看他都不好使!”
30年前,岳母领着我、雅琴还有她的儿子二民乘火车赶往霍林河。在郑家屯换车时,她从帆布袋里翻出最后两个煮鸡蛋,给了我和雅琴一个,另一个抠出蛋黄给二民吃。二民又黑又瘦,身子骨跟刀片一样薄,却非常硬实,他连蹲三宿票房子,竟然毫无倦意。
当时,候车室里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裹的农民工,他们大多要南下去北上广打工,而我们四人的目的地却是更加荒凉、寒冷的大北方——那时霍林河刚建市,城市建设风起云涌,我们要投奔的亲戚在土建处上班,说工地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谁也不知道这步棋走得是对还是错,谈起未来,我们都一脸茫然。
到了霍林河之后,我们在市郊租了三间草房落脚。雅琴和岳母在市场卖菜,我到通辽上菜(批发蔬菜),偷偷携带烟酒、食用盐回来,总之什么来钱干什么,日子过得惊心动魄。二民去了工地,跟着大姑父学习电气焊。如果他学好了技术,以后开一个电焊铺自己当老板,无疑可以改变命运。
那天,二民正在体育场工地二楼焊钢筋,黑黢黢的护目罩里正汗水横飞,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叫,接着是“啪”的一声——这声音不大,就像一只西瓜掉进水井里。二民扔下护目罩,顺着捆扎好的钢筋爬到平台边缘往下看,只见一个大写的“人”斜卧在天吊铁轨上,安全帽滚出了很远,猩红色的血溅在脏兮兮的枕木上。
二民没怎么害怕,之后该上班上班,但这次坠楼事故给岳母和雅琴却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岳母只有二民这一个儿子,雅琴只有这一个弟弟,想着他每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毫无遮挡的施工现场奔命,她们都经受不住这种看他命悬一线的煎熬。
后来,我家在贸易街开了一家批发部,生意顺风顺水。雅琴掂量再三,让二民辞去土建处工作,来帮我们送货。二民思想简单,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打算,就答应了。他不善言辞,但非常勤快,每天只知道闷头干活,甚至年底给他开多少钱都无所谓,不计较——他知道他姐不会亏待他的。他和岳母吃住都在我家,年终一起开支,省心省力。
好事接踵而至,有人给二民介绍对象了,也不知道介绍人是怎么吹嘘的,晓霞第一次来批发部的时候,看看满屋子的卷烟和堆得跟山一样高的啤酒箱,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她以为二民在批发部能够呼风唤雨。
后来,二民和晓霞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二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即便在院子里捡到50元钱,还是会把钱交给雅琴,而不是他媳妇晓霞。在他心里,姐才是他的家,他的全部。
这种依赖与信任反噬到雅琴身上,就是压力和责任,弟弟一家的生活,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未来的发展,统统都得由雅琴来安排。
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霍林河是嫩江的上游,洪峰席卷了牧民的牛羊,冲毁了农民的土地,公路、铁路都被洪水严重破坏,沿河的工厂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洪水对经济的影响很快显现,我家的商店重新开业后,往日大包小裹来买东西的农牧民不见了,批发业务一落千丈。
年底,雅琴的妹妹领着未婚夫小陈也从老家来到了霍林河,究竟能否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已经不是我们一个小家庭的事了。我把商店兑了出去,买了一辆翻斗车,先在矿区拉煤,来年到通辽修公路。我三舅开车,让二民和小陈跟车——其实三舅并不需要帮手,他是为了教二民和小陈开车,这是一辈子的饭碗。
二民和小陈都没文化,总共认识不到五十个字,但小陈心眼多,学得快,二民心不在焉,挨了三舅不少骂,却始终不得要领。一天早晨,我的翻斗车像往常一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前保险杠被撞出一个巨大的“U”形弯,好在三个人都没有受伤。我问车是谁开的,二民神态自若地抽烟,小陈眼神闪烁不定,三舅抢着说是他开的,撞大树上了。
半年后,小陈参加科目一考试,因为不会写字被淘汰,我只好托人花了1600元给他买了一个驾驶证。我也准备给二民买,可他不要。岳母说,常年在公路上跑,早晚会出事,“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还指望他养老送终呢”。
雅琴本想做做母亲的工作,毕竟那年头的司机很吃香,这可是关乎二民前途的大事。但雅琴又想起了我们在拉货途中遇见过的那些惨烈的车祸,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嚎,也就理解母亲了。她安慰母亲和弟弟,说开车就是把命别在裤腰眼子上了,“咱不去冒那个风险,你放心,跟姐干,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有了雅琴这句话,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二民便心安理得地领着妻女继续待在我家。小陈则借钱买了辆农柴车搞运输,走向了一条致富路。
那几年,霍林河刚开始流行去舞厅跳舞,晓霞也去,然后在色彩斑斓的舞池里认识好多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她回家看看丈夫二民,怎么看怎么怀疑自己当初瞎了眼。
关于晓霞在舞厅里的那些难听话,很快就传到了岳母和雅琴的耳朵里,令我们很难堪。这时二民的女儿已经6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晓霞却突然和二民秘密离了婚。其实晓霞可能并非真想离婚,只是想借离婚杀杀乱飞的谣言和婆婆与大姑姐的锐气。可二民没啥主见,离就离吧,反正晓霞离婚不离家。
二民结婚时买了一台日本电视机,这是当时家里最贵重的财产。闹分家时,电视机不要了,按原价4800元卖给我。我说也行,毕竟始终是我们在看,不亏。可是没过几天,为了两人能复婚,雅琴主动把电视机给他俩送回去了。
我不太高兴,合着他们里外就坑我一个人!我记不住当时说了什么,反正把雅琴惹怒了,她把弟媳跳舞、离婚以及白送一台电视机等等怨气全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最恐怖的是,她竟然拿菜刀的刀背砍我脖子,还抡起凳子砸我脑袋(结果砸在了邻居的脑袋上)。
雅琴是家中长女,小时候就骄横跋扈,弟弟和妹妹打小就畏她如虎,岳母也称她为“大魔头”。后来我们在霍林河倒卖烟酒,走私犯险,做的是说一不二的买卖,也没人敢跟她顶嘴。只有我,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后来谈起这件事,邻居开玩笑说:“去你家拉架得戴安全帽,否则有生命危险。”
二民很快再婚,媳妇叫秀红,也是二婚。秀红的前夫脾气暴躁,吵架时在她肚皮上扎过一刀,因此她对二民没啥要求,只要不打不骂能过日子就行。结婚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晓霞没想到自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此后就离开了家,一个人领着女儿四处打工。
这时候,我在大贸易街盖了两层小楼,楼上开旅店,楼下开货站,二民和秀红承包了我家的餐厅,抻面炒菜,欣欣向荣。二民爱喝酒,秀红让他陪客人,他别的不会说,就一个字——“干”。
白天二民帮我装煤、挑石头,晚上烧锅炉,他无论白天黑夜就穿一身迷彩服,秀红给他买新衣服新鞋,让他穿精神点,像个老板样儿,他却说穿那些玩意站也不得劲,坐也不得劲,“爱谁穿谁穿,反正我不穿”。
那几年,霍林河的物价连续上涨,餐馆生意不好干,我收房租只是象征性地收点水电费而已。秀红鬼一样精,她把店铺高价转兑给了别人,从中狠狠赚了一笔,连我当初置办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也一起打包卖给了对方,一个招呼都没打。为了小舅子家的太平,这回我可没敢发言。
之后,秀红领二民回了吉林老家,推倒了旧屋,建起三间大瓦房。公婆住东屋,他们一家三口住西屋,种菜犁田,悠然自得,和谐而美好。
过了不久,我的两个弟弟也从农村来到霍林河谋生,一个自己买车跑运输,一个也开货站,买卖干得风生水起。妹夫小陈开煤厂也发了财,所有人都买了私家车。一年春节,大家全去给我岳父拜年,院里院外停满了汽车,两铺火炕坐满了老板,一个个白晶晶、胖乎乎,牛×闪闪,只有二民在里外屋忙活着,脸黑得像煤,身子还是瘦得像刀片。
这一刻,雅琴心里的天平突然失衡了——一样的兄弟姐妹,一样都受过我们的资助,可唯独最先去霍林河的二民没有发展起来。这种巨大的落差让雅琴十分纠结、难过,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父母。她不敢与他们对视,害怕遇见埋怨与不甘的眼神。
2007年,秀红无来由地越来越瘦,后来在左侧肋下发现了一个突兀的小包。她打电话跟雅琴讲,雅琴让她赶紧去大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是胰腺导管癌。
得知消息,雅琴和我赶紧动身回吉林,不巧我母亲脑梗发作,就把俩人送进了同一家医院治疗。秀红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出院的时候,雅琴把秀红和我母亲的住院费一并结清了。
尽管如此,二民家的日子还是过得艰难。东屋有两位老人,西屋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女主人却得了绝症,这让雅琴非常绝望。她能想到稀释这种绝望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分担弟弟身上的重担。于是,每次回老家过年,我汽车的后备厢里就装满了牛肉、羊肉、猪蹄、童子鸡、最少十条烟、满满一桶酒,甚至连花生米也要不远千里地从霍林河买。
二民一家对雅琴更依赖了,安暖气、买电视、扯网线、交网费,都等着雅琴处理,连二民的儿子想买脚踏车也要“等过年大姨回来”。秀红会来事儿,雅琴去她家的时候,她把各种好吃的换着样做,大姑姐在她眼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二民的心里,大姐是恩人般的存在;在我岳父岳母心里,这个大女儿没白养活;在附近的南北二屯,大家都羡慕二民有个好大姐,“借大光、帮大忙了!”
家里没啥压力,秀红的病情趋于稳定,身体越来越好,渐渐地能下地干活了。只是孩子越来越大,花钱地方越来越多,光指望那几亩地是不行了。二民开始一边种地一边在周围打零工,但零工时有时无,收入也不稳定,雅琴就在霍林河给他找了一份看机器的活儿,后来二民又去了妹妹妹夫的煤场打工。
二民重回雅琴的眼皮子底下,雅琴对他的疼爱就更上一层楼。二民身上穿的,从内衣裤到棉衣、皮鞋,雅琴一律全包;他嘴里抽的烟,雅琴一次买十条,一边买一边劝他戒;他爱酒,雅琴也惯着,白酒买成桶的榆树白,啤酒一次买十箱;各种猪头肉、肘子肉或者在饭店吃剩的好菜,雅琴也要全部打包送给他。二民喝酒没够,饭菜却吃得极少,平日里送去的那些好吃食,把煤厂后院那几十条狗都给吃肥了。
雅琴总怕亏了二民的嘴,一次天色已晚,她心血来潮,非要接弟弟到市里吃顿烤肉不可。没承想开车时刮倒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老人,老人胸骨骨折,住院花费了8万多,虽然保险公司报销了一部分,我们也搭了不少钱。
2016年,我的岳母在吉林老家因病去世,次年夏天,秀红突然给雅琴打来电话,说这日子过不了了,她已经在外面租好了房子,“咱爸天天喝酒,喝多了胡言乱语,啥难听的话都说,你让二民回来吧,要不离婚,要不单过,反正我不和老人住一起了”。
岳父贪酒,这是多年的毛病,雅琴每次回家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一天就喝一遍酒,“别喝多,别让儿媳妇烦,现在你一个人在儿媳妇眼皮底下讨生活,可不能得罪她”。但岳父一杯酒下肚,还是把这些忠告忘得一干二净。
雅琴怕二民上火,没有把秀红的话转告给他,我俩驱车一千公里赶回上营。进屋时,岳父一个人坐炕沿上,一口腌黄瓜一口酒,还在喝。岳母去世一年后,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两腮塌陷,腰也直不起来了。从前他不喝酒时,手指轻微颤抖,如今几乎都握不住杯子了。
雅琴看见他这个样子,又心疼又生气,一边收拾乱糟糟的房间,一边劈头盖脸训斥:“还喝呢!儿媳妇都喝跑了你还喝呢!这回好,没人伺候你了吧,以后你就天天喝,喝死也就省心了,谁也不用惦记了!”
“就是没人伺候,也不稀罕她伺候,整一帮人吆五喝六的,我怕辱没了老谢家门庭。”岳父是地主家庭出身,识文断字,出口成章。他放下酒杯,非常惭愧地让我坐下,说:“姑爷,家丑不可外扬,我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但是别把人当傻子。我年轻时走南闯北,啥没见过?拿我当土鳖不好使。别逼急我,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雅琴听出了父亲话里的弦外之音,仔细询问,才知道秀红经常在家请屯子里的人吃饭,有男有女。农村是互助型社会,农忙时大家互相帮忙,闲下来互相请客也是正常的,但岳父心眼多,他发现儿媳妇和其中某个男人走得太近,俩人眉来眼去的,让他颜面扫地。
雅琴问有证据吗?岳父说没有。雅琴说没有就不能瞎猜疑:“这种事哪有老公公掺和的,你儿子不管,你就眯着得了。”
岳父仍然不服气,最后雅琴还是做主要去把秀红接回来。
第二天,雅琴去了秀红的出租屋替父亲赔礼道歉,说他老糊涂了,让秀红别跟他一般见识。秀红抱怨一番后,又问二民回来没。
雅琴说:“回来干啥?还能离啊?”
秀红说不离婚也行,她和二民出去单过,说啥她也不跟老公公在一锅搅马勺了。为了保住弟弟的家,雅琴让秀红先回家:“咱爸我接走,你好好在家过日子吧。”
就这样,岳父跟着我们来到霍林河,住进了我家一楼紧挨厨房的一个房间里。
雅琴没有照顾过老人,对自己爹抽烟、吐痰、整天整宿听广播非常反感。酒一口不让他喝,头两天一洗,每天收拾房间,她不是嫌烟味大,就是在质问:“谁又把尿滴到马桶垫子上了?”
老人失去了往日在农村生活的随意与自由,于是开始向往故乡那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他觉得还是他的菜园和劈柴柈围起来的小院儿好,还有那门口潺潺流淌的小河,他可以在里边洗脚、洗锄头,也可以撒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到了这年春节,我们拉着岳父回老家过年。二民在霍林河干了一年活儿,也跟着回去了。在老家待了十五天,秀红没叫一声“爸”,更别提留老人在家了。离开的那天,岳父恋恋不舍地坐到汽车后排座,神色黯然地对雅琴说:“你把我送到吉舒养老院吧,小宝(孙子)的学校就在养老院对个,我们祖孙也有个照应。”
返程的路上,雅琴一边开车一边纠结生气。她知道空穴不会来风,父亲不一定冤枉了秀红。可为了这个家庭,大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要把两只眼都闭上,就当瞎了看不见。她开始埋怨自己,说不应该安排弟弟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孩子上高中、念大学又需要钱,二民不出来就得喝西北风……
我只听着雅琴说,自己一声不吭,生怕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二民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也确实不够称职。他在煤厂只知道闷头干活,从不抬头看路,他甚至连电话也不接,也不给别人打。他爸在哪儿养老,他儿子在学校学得怎么样,他与前妻生的女儿有没有找到工作……他一概不闻不问。有时秀红主动找他,得先给煤厂的铲车司机打电话,人家把手机塞到二民手里,他接过去,也不会说点好听的,总是有事说事,没事就挂。他唯一的热情是过年回家把工资交给媳妇,然后钻进小卖店打麻将。
2019年年底,我们与往年一样拉着二民回吉林,路过养老院时把岳父接了出来,准备全家人在一起过个团圆年。不久,武汉突然爆发疫情,过完年我们也走不了了,每天盯着电视心急如焚,秀红更着急,她每天晚上不睡觉,半夜三更还在发微信。
雅琴在村里串门子,一些风言风语就传进了她的耳朵。她开始细心观察秀红对二民的态度,这一观察,立即发现了问题:以前二民打麻将回来,无论多晚,秀红定会给他煮一碗面;现在二民半夜回来,她理都不理,还当着雅琴的面骂他没出息:“见麻将迈不动步,不输光不回来。”“吃饭没眼力见,人家不理你,你往那桌凑合啥?”
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厌恶是掩盖不了的。雅琴跟我说:“她用眼睛剜我弟弟,我看见了。我们都是女的,我知道,她不爱我弟弟了。不但不爱,应该还特别讨厌他,这个家完了。”
在雅琴看来,秀红可以出轨,可以养情人,但要是心里没有二民,那就不好使了。这天晚上,秀红在家连怨带损,摔摔打打,和二民谁也没理谁,雅琴也跟着生了一宿气。
第二天早晨,雅琴开始张罗大家上车走人,但说走人,却不动身,只是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发牢骚:“我看这日子过不过没用,心都散了,还装模作样有屁用。”
秀红似乎也有准备,她起身问雅琴:“你啥意思?我俩过日子怎么惹你不高兴了?你把话说明白。”
雅琴把这几天自己看到的和盘托出,秀红说:“这能怨我吗?你问问你弟弟,他一年都不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人在家种地,是冷是热他一点儿也不关心。我也是人,我也是女人!”
雅琴嗓门大:“我弟弟老实厚道不会哄人,当初就那样,现在还那样。再说了,他不给你打电话,你为啥不给他打电话?两口子哪来那些规矩?”
她们吵得不可开交,我和儿子一起拦都拦不住,有些话我记不住了,只记得秀红说二民有病:“你当姐的不是啥都管吗?他有病你不知道?”
雅琴愣住了:“他有啥病?他有病怎么不治?”
秀红反击:“你不治,谁治?”
雅琴转脸看二民,他低头躲避。
雅琴忽然就明白了那是什么病,她突然说:“我弟弟有病,不是没耽误你在外边找吗?”
这句话彻底捅破了窗户纸,秀红跳了起来:“你血口喷人,你爸也血口喷人,你们全家都血口喷人!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弟弟离婚,你再给他找一个吧!”
雅琴也不再退让:“我回霍林河,你爱过不过,跟我有一毛钱关系?你们家的事,我再管我都不是人。”
于是,我们留下二民,把岳父送回养老院,就回霍林河了。到家之后,雅琴后悔了,可能她走出上营时就已经后悔了。她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不冷静,造成弟弟再次离婚,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二民对秀红是有感情的。我们离开后,他央求秀红别离婚,看在孩子的面上,看在俩人多年没红过脸的份上,别离开他。但秀红去意已决,她说这次就是把老婆婆从坟里扒拉出求她都不好使,这婚必须离,“我非治治你姐这个霸道劲儿不可!”
二民一气之下,烧掉了秀红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还动手打了她,俩人的结婚照也被撕碎了。清明节刚过,二民打来电话,说秀红到法院去起诉离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雅琴只好重返上营,把岳父也接回来,让他跟着一起揪心。
秀红在村里时,大家还维护她的名誉,等她离开了村子,大家无所顾忌,纷纷落井下石,各种传闻满天飞。雅琴在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中找到了秀红执意要离婚的原由——种种证据表明,她早就不想跟二民过了,离婚是早晚的事,雅琴和她吵架,不过把这个“疖子”给挤出头罢了。
在法庭上,秀红要求分割财产,二民一言不发。雅琴大喊大叫为弟弟争财产,被法警驱逐出审判庭。离婚官司打完,孩子判给了二民,秀红每个月付500元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岁。
转眼间,二民的家分崩离析,我们回到霍林河,把他送到煤厂,钢铁一样坚强的雅琴终于哭出了声。她说如今父亲在吉舒养老院,弟弟在郊区煤厂,侄子回学校上学,她的娘家只剩一个空壳了。
雅琴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与内疚,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但她思来想去,只觉得自己对弟弟一家人付出太多了,错的人只能是秀红。二民外出打工,远离妻儿也很孤独,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挣钱,是个好丈夫。她恨世道不公,恨自己把一颗心扒出来送给弟弟一家人,却被弟媳妇喂了狗。
雅琴变得越来越极端、敏感和歇斯底里,大概有半年时间,无论她在何时何地见到何人,三句话内,必定会把兄弟媳妇必然要离婚的事给说出来,以此来证明自己在这场离婚事件中不但没有责任,还有功。她如同祥林嫂附体,每天喋喋不休,直到邻居们的耳朵都听出了糨子,看见她就转身躲起来。
她并不知道,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尊重,都需要自主。有时对兄弟姊妹的爱过多了,就是压力,就是负担,就是他们一家人难以承受的债务。
二民离婚后,雅琴的压力更大了。父亲住养老院,每月1000元,这笔钱由她和小妹俩人出;老家屯子里的人情往来,也是雅琴随礼,挂二民的名。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负担——二民的儿子。孩子高考结束,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刻也不能耽误,毕业了还要找工作,结婚,买房子。糟糕的是,霍林河的煤炭生意日渐低迷,巨大的开销如同暴雨前的乌云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婚姻屡遭不幸严重挫伤了二民的自信心,他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每天就守在煤厂,喂鸡、喂鹅、喂狗。他愿意和这些长毛的畜生交流,因为它们忠诚可靠。有时郁闷孤独了,他便借酒浇愁,他能喝一杯白酒,然后用五瓶啤酒“盖帽”——必须是13度的金士百,俗称“大绿棒子”。
他越来越木讷寡言,但喝好了话多,而且要拉住人家的手没完没了地说。他究竟说了啥,没人能听懂。大多数时间里,他一个人买醉,经常把那些酒话和臭烘烘的食物吐给一条没拴的狗吃。见二民大有在煤厂孤独终老之意,雅琴简直痛不欲生。她怂恿二民和铲车司机打麻将,输钱她给,妹妹也给。有时雅琴把在煤厂挑石头挣的钱和司机给的信息费全都塞给二民,总之,不能让弟弟受委屈。
2020年冬天,妹夫小陈给我儿子介绍对象,见面地点就在他家的煤厂。双方相谈甚欢,晚宴非常隆重,不出意外的是,二民又喝多了,他拉住客人的手“呜里哇啦”地说个没完。小陈怕女方家长笑话,私下传话给雅琴,让她赶紧拽走二民。
雅琴见二民如此不争气,让妹夫和外人瞧不起,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当着女方家长的面,毫无顾忌地数落和咒骂二民。她恨铁不成钢,恨不得二民喝死在酒桌上,以后永远不会给自己丢人现眼了。她歇斯底里,也没考虑场合,当时我就知道,孩子的亲事要黄摊子了。
这天清晨,我还没睡醒,岳父突然来电话,说在养老院待够了,想来我家。他说这次住下就不走了,就在我家养老。雅琴喊我下楼发动汽车去养老院,我没考虑,随口说:“让二民去接呗,咱们还得装车挑煤矸石。”
那段时间,我和雅琴天天在装车,煤不好的时候还得亲自从里边挑石头,而二民在煤厂屁事没有,天天打麻将。这个合理化的建议被雅琴听成攀比他弟弟,她说我没安好心,看他弟弟待着难受,怕他弟弟打麻将输钱。我也很生气:“我老丈人是他亲爹,凭什么他不能接?”
雅琴蛮不讲理,说两个姑爷都有车,凭什么让她弟弟去接?火车站人山人海,他要是走丢了怎么办?语言交锋还不解恨,雅琴又抄起身边能够抓到的一切东西砸向我。对于她来说,弟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一切有损二民的言行她都要坚决回击。
“我弟弟谁都不能碰,除了我自己。我可以骂他,我可以扇他耳光,别人不行,一个不字都不行,斜眼睛看他都不好使!”
我忍无可忍,又哭笑不得,二民年轻的时候,雅琴不敢让他上工地,不敢让他学开车,现在他已经50岁了,她竟然还把他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不让他出门。这哪里是保护,分明是在害他。我无可奈何,只能拿身边的凳子、手机撒气。
儿子目睹了全过程,一直在旁边劝架,也一直被他妈妈骂。雅琴嘴里喷出的刀子,石头,伤害了所有来劝架的人。大家不理解,好像母子、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不如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深厚。
最后我被气抽了,脸色发红,嘴里泛出白沫,意识也变得模糊。但雅琴仍然不依不饶,旁人越拉架,她越疯狂,那样子仿佛是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被送进医院时,血压高压240,低压140,心跳每分钟180,轻度房颤。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脑出血了。
这次吵架是雅琴伤害我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她“走火入魔”最严重的一次,为了弟弟,她远离了我和儿子,还有这个温暖的家。等病情稳定后,我在手机上给雅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我的失望与愤慨,也细数了这些年她对弟弟的溺爱,给二民的家庭和对我们婚姻情感造成的伤害——
“你弟弟离婚,不要怪罪别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能力不同,不要绑架别人。为了你弟弟,你像刺猬一样,伤害了很多人,也伤害了你自己,但是,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你弟弟。涉及弟弟的事,你太敏感,太冲动,不让人发表意见,以后别人就不敢和你交流,起码我就不敢参与,怕打仗就不敢发言,那以后你家的事怎么办?你爸养老,你弟弟养老,你侄子的工作、结婚,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我,依你的脾气,你能处理圆满吗?恐怕你自己都没底气。还有咱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怎么办?人家敢不敢嫁?嫁过来如何相处?这些都要考虑。是缺点就能改,没有改不掉的坏习惯。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当法宝、当成攻击别人的武器。我们都五十多岁了,撒泼打滚是很丢人的事,要始终保持克制、理性、理智。这么多年,我始终让着你,也是把你惯得肆无忌惮了。你想想,就你那副不讲理的样子,你吵仗说出那些话,换成小陈、刘哥(邻居)或者任何一个老爷们,谁能容你?以后吵架也好,讲话也好,不要出口伤人。不要什么狠说什么,不要什么损说什么,不要什么黑说什么。特别是跟你爸说话,一定要尊重。爸马上就要来咱家,你必须改变态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就是完人,我也有缺点,但是我们都要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封信在我和雅琴心中的分量都很重,因为这是一次严重警告,也是最后的通牒。
生气归生气,岳父还得安排人去接。一个星期后,二民的儿子放暑假,我找了一台网约车,把祖孙俩送到长春客运站,让他们乘坐长途汽车回到了霍林河。之后我又找老中医给雅琴开了半个月药,主要治疗她的肝火旺盛,暴躁易怒的毛病。
雅琴勉强把药喝完,性情好像有所改变。
2021年夏天,雅琴接到晓霞的电话,她邀请雅琴和二民去天津参加女儿的婚礼。
二民和晓霞离婚20多年,没给女儿打过一个电话,除了抚养费之外,没多给女儿一分钱。在孩子上高中时,雅琴给邮去了5000元,然后就音信杳无。孩子结婚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三人带着深深的愧疚赶到天津,接待我们的是冰释前嫌的谅解与宽容。
晓霞常年在外打工,眼界变宽了,境界也高了,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年自己打工的辛苦和女儿勤工俭学的艰难。她一直没有再婚,倒不是在等谁,而是考虑女儿的安全,不能随便迈出那一步。
她说:“孩子我带出来了,虽然没有考上清华北大,但也是本科毕业,我又给她找了一份好工作,这回结完婚,我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
她又对二民说:“你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但是血浓于水,你们的父女关系还在、情谊还在。女儿这几年也总唠叨要找爸爸,现在你们父女相见,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以后爷俩好好相处,我不会干涉。”
这么多年以来,二民的女儿读书,是晓霞大哥一家付出了很多,现在人家娘家人都来到天津,为了表达谢意,我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款待所有亲朋。席间,大家纷纷站起来敬酒,对父女重逢表示热烈祝贺,又对各自家庭的发展和未来给予了美好的祝福。
本来气氛很融洽,但酒席接近尾声的时候,晓霞最好的闺蜜突然站起来提酒,言语间对二民颇有微辞,怪他离婚后一直没给孩子打电话。见二民沉默不语,我就代表他回敬大家,并赔礼道歉,想着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雅琴又犯病了,她绝不能容忍有人当众指责她的弟弟,“嚯”地一下站起来,说:“当初怨谁?离婚怨谁?你说说!当初不跳舞能有这事吗?”
场面变得异常尴尬,我赶紧把雅琴按回座位上,示意她别发火,这是什么场合?可不能翻旧账。
雅琴的脸色非常难看,晓霞的闺蜜放下酒杯,掩面离席,这场酒宴不欢而散。
看来,半个月的中药是白吃了,雅琴一点没变。只要涉及弟弟,仍旧寸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