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灌输，大学将是获得中产阶层工作的途径，可这并不是真的；我们也得知，热爱终将带来利益，或者至少是一份让我们被器重的、可持续的工作，而这也不是真的。
美国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间），在 “ 美国梦 ” 的神话中长大，曾经对人生抱有远大期望。然而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正值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期，千禧一代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代生活水平不如自己父母的人。仅仅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就需要耗尽全力。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考察了美国千禧一代中普遍倦怠的生存状况。一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的成长经历、将好工作等同于过度工作的病态职场文化、被工作不断挤压侵占休闲时间，以及令人心力交瘁的育儿竞争等等，千禧一代在工作和生活上承受着方方面面的重压。本文选自书中第4章：做自己热爱的事，竟然也是倦怠的陷阱。
当许多千禧一代进入就业市场时，这市场或是一片狼藉，或是处于极为缓慢的复苏过程。从2007年12月到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翻了一番，从5%飙升到10%，总就业人数减少了860万。虽然这种全国范围的大衰退几乎影响到每个人，但它会以某种方式格外影响到那些初次踏入就业市场的人。
当千百万有经验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时，他们会退而求其次，去寻觅那些自己尚且还能找到的工作：包括那些低薪的入门级工作，而这类工作曾经是职场新人通常在就业市场上找寻的立足点。对于16至24岁的千禧一代而言，他们面临的失业率从2007年11月的10.8%，上升到2010年4月创历史新高的19.5%。
安妮 · 劳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千禧一代在经济衰退中被打垮了。他们一毕业就进入八十年以来最糟糕的就业市场。这不仅仅意味着持续几年的高失业率和生活在父母地下室里的黯然时光，还意味着整整十年的工资损失。”
这一特定时间节点的影响，至今才逐渐被关注：例如，美联储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千禧一代比前几代人年轻时的情况要差，主要体现在：收入更低，资产更少，而财富自然也更少”。
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能力为房子或为退休储蓄，也没有能力投资。一些千禧一代重返学校以抵御风暴，但两年或六年后出现了数万美元之巨的学生债务，并且工作前景几乎没什么改善。那些被迫搬回家的人，同样得忍受永远无法逃离的来自亲生父母和媒体的焦虑言论：那是懒惰和没有方向的人的咎由自取，而并非是因为经历了一场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经济灾难。
这是惨淡的现实，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
然而，千禧一代，即使是那些搬回父母家自己童年卧室里的人，并不是要被培养成向市场力量俯首称臣的人。我们被教育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期找到许诺给我们的完美工作。我们渴望从事凯瑟琳 · 库恩所谓的“寄予希望的劳动”：“没有报酬或报酬低微的工作，通常是为了换取经验值与曝光度，寄希望于未来的工作会随之而来。”
换言之，也就是实习、“伙伴计划”这样的“准工作”，其中许多价值存疑，但对于大多数工作岗位来说，特别是那些德光所谓的“可爱的”工作，感觉又是必须的。
2003年，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朋友中只有极个别人从事过实习工作，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去实习。而10年后，身为一名教授，我需要应付的来自学生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找到实习机会，而不是解释他们关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课程作业。尽管拉康的理论概念既艰深晦涩也难以理解，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仍然比找到一份实习工作要容易一些。
要搞懂一个理论，你只需要多读点书就可以了，只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所有不理解之事最终会自然消解。而实习则关乎人脉，最重要的是要有为几近于无的报酬而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如果你没有相关履历就无法找到工作，而你不去实习就无法创建这段履历，你也没有宽裕到能为了抢到实习机会就将自己作为免费劳动力。
那么，从理论上讲，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你懂的：不差钱的人；有来自大学的私人资助的人；可以在上学期间借到更多贷款来承担实习期生活费用的人），才有财力提供那种“寄予希望的劳动”。
我们中的某些人正是因为住在家中，省去了房租，才能接受实习工作；而其他人，为了维持生计，或是依靠父母，或是靠学生贷款和副业。虽说许多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在自己期望的领域找到理想工作的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自己热爱的事”这种压倒一切的想法已经消失了。
索菲娅是一位在特权中长大的白人女性，在从一所小型文理学院毕业并获得艺术史学位之前，曾在小型博物馆和苏富比拍卖行从事过一连串的无偿实习。
那年恰好是2009年，苏富比承诺的一份工作突然说没就没了。她只好又在纽约和芝加哥申请了数百份有偿或无偿的实习机会，最终得到了一个戏剧公司的面试机会，并欣然接受了这份实习，因为她知道父母能给自己帮助与支持，而毕竟这份实习是无报酬的。
她还试图找一份服务生的兼职工作，在纽约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挨门挨户地把自己的简历分发给每家餐馆。然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复消息，最终只是在某个朋友工作的餐厅里有职位空缺时才得到一份工作。
“如果说我在那次找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脉关系、裙带关系和内部关系基本上是获得工作的唯一途径，”她说，“即便如此，那份工作也只不过是一份无报酬的实习而已。”
然而，那份实习帮她找到了一份带薪实习，并最终使她能参加某个博士学位的项目。但在她走到这一步之前，索菲娅曾在一家博物馆做协调员工作，并获得了“如何无动于衷地剥削实习生（以低薪或无薪的形式）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大家都知道实习机会的竞争有多激烈”。
每个实习机会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申请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实习机会比进入常春藤盟校还要难。“提供实习的机构都心知肚明，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品牌，所以一旦涉及报酬时，他们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索菲娅说，“反正也不会有人是为了钱而进入艺术界，对吧？你必须对其充满热爱才能追求这一事业！而大家居然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博物馆在招聘多元化方面如此臭名昭著。”
事实上，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有三种选择来支撑无报酬或薪水微薄的工作：拿出学生贷款来应付；再多打一份工来补贴；或是依靠父母的支持，以吃住在父母家或由父母来支付生活费用的形式。
埃琳 · 帕尼查功在2019年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作为家族里首位大学生，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整个本科生涯都在不停贷款的故事：用途上，不仅仅是用于支付学费，还包括房租、杂货及日用品、水电等公用事业费和书籍的费用；地点上，先是在圣莫尼卡社区学院，然后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是在法学院。当联合国出现无偿实习的机会时，她知道自己必须接受，即便是这意味着得申请学生贷款来做零收入的工作。
帕尼查功在一篇题为“无偿实习将我这样的女性关在法律界门外”的文章中写道：“空有曝光度并不能支付账单，仅靠经验值也解决不了房租。就连我去实习的交通费用都不负担，这份实习不可能养活我。然而，我深信这段经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为之贷款都是值得的。”
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通过实习获得的、体现在简历上的经验积累，对于在任何一家公司找到工作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变成：为了日后获得一份工作，你必须参加实习，无论报酬多低。
“通过工作获得报酬不应成为一种奢侈的念头，”帕尼查功继续写道，“当我是一名就读法律专业的学生时，总是对这些无偿实习的机会感恩戴德，直到现在我才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
当人们追随某种“使命感”时，金钱和报酬就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使命感”的概念源于新教的早期教规，具体是指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找到一份工作，并通过这份工作来尽己所能地侍奉上帝。而美国的加尔文教徒则将一个人为这份使命感而奉献，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和成功，解释为上帝选民地位的证据。文化理论家马克斯 · 韦伯认为，这种解读对资本主义有利，因其鼓励每位劳动者认为，自身的劳动不仅是宽泛说来具有意义，而且还具有价值，甚至是神圣的。
在一项关于动物园管理员的开创性研究中，J . 斯图尔特 · 邦德森和杰弗里 · A . 汤普森研究了那些把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视为某种“使命召唤”的人所忍受的苦难。动物园管理员教育程度很高，但工资很低，2002年的平均年薪仅为24640美元，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第二份工作以维持生计。他们的晋升空间很小，每天要花不少时间来清理废弃物、做其他“脏活”。
但他们却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考虑辞职，也没打算去寻找新的工作。正如邦德森与汤普森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来就该从事特定的工作，甚至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那么拒绝这种使命感就不仅是某种职业选择而已。拒绝它，将是某种道德败坏之举，是对那些有求于自己的天赋、才能和努力的人的忽视和抛弃。”
亚历克斯是白人，成长于中下阶层家庭，200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寻找教会牧师的工作。而自初次找工作以来的整整12年里，他已经申请了百余份工作。有时，他同时从事多份工作；而另外一些日子里，他甚至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目前，亚历克斯在一家教会工作，但合同即将在这个夏天到期。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和家人为了维持生计，在去年搬到父母家中一起住。眼下，他正在寻找任何有稳定时间表、合理的通勤时间，以及明确的任务或工作重点的工作。他说：“若这份工作能有医疗保障，将会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可是，在遍寻不着一份牧师的工作时，他发现自己不停地在焦虑、羞愧和抑郁之间循环，而所有这些感受让他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正在被引导至比我们自身更宏大的事物：上帝、宇宙，或者无论什么，”他对我说，“于是，当我们倦怠时，或者当我们给自己设置界限时，你会感觉，我们若不能每分每秒都热爱这种使命感，将不啻为一种背叛。”
换句话说，“使命感”往往成为一份欢迎剥削的邀请函，无论你是动物园管理员、教师还是牧师。埃伦 · 拉佩尔 · 谢尔在《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一书中指出，雇主们甚至创造出了某种算法来检索求职申请，以便将有“使命感”的应聘者，从那些仅仅是“发送求职申请”的应聘者中遴选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前者会很高兴地处理任何任务，且不会争论或提要求”。
无论有多少人承认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实习兼具排他性和剥削性，都无所谓，因为新毕业生们仍然对其趋之若鹜。BuzzFeed的一个“伙伴计划”吸引了数千名申请者，而一个为各种深夜电视节目招聘的人告诉我，2019年夏天，她仅仅为两个节目的50个职位，就足足应付了近万名申请者。
所谓“寄予希望的劳动”的承诺是：只要你能顺利踏进这个大门，你或其他满怀希望的劳动者能得到何种待遇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有机会最终得以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无论报酬有多低。
埃琳是一个中东裔白种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农村地区长大。她在一所州立学校就读，并获得了“全球研究”专业的学位。她渴望在教育领域或非营利组织找到一份工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能够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赴海外旅行和生活”。
毕业前夕，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耗费大量时间在职业指导中心参加研讨会；浏览中心的网站；除了在大学学位一栏之外，在那些她认为会使自己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路径上打钩。
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轮求职过程中，埃琳申请工作的数量多得自己都记不清，但只有两份申请得到了回应：一个是某环保非营利组织的低薪推销员职位；而另一个职位则是初级金融分析师，但她完全不符合相关任职条件。她痛恨搬回父母家同住的想法，但最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其他选择。她告诉我：“没有工作，我根本无力负担搬出去一个人住的费用。”
起初，她还会觉得很羞愧，2008年，至少在她居住的城市，经济衰退的广泛影响还尚未显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大学同班同学里几乎所有未进入STEM（泛指理工类相关）行业工作或是没能读研的人，也都搬回老家了。她花了几个月时间寻找工作，与日益增长的焦虑感和羞耻感作斗争，最终在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课后项目中，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一份“零收入”的工作。
某天，埃琳遇见了她读一年级时的老师，老师拿出一个文件夹，夹子里是老师珍藏的埃琳儿时全部的旧作业，还有埃琳一年级至八年级的优秀作品集。老师本想通过这份礼物向埃琳展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埃琳身上看到巨大的潜力。可遗憾的是，埃琳自己却把此事内化为深深的失望。
“我一直就是个机灵鬼，在我们家乡，我被视作前途光明的孩子之一，”她说，“所以说，搬回家对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本应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可却沦落至此，灰溜溜地回到小镇故地。”
无论实际成功的机会有多小，培育希望现已悄然成为一种商业策略。实习生和“伙伴”创建内容并提供劳动，其身价却只是受薪雇员的零头，而他们恰恰是最明显的“寄予希望的劳工”的典型案例。
自由撰稿人是“寄予希望的劳工”，临时工也是，他们希望获得梦寐以求的“转为全职”的机会。正是依靠大量甘愿低要价、高负荷的劳动者，许多行业才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只要这些劳动者们能自欺欺人地认为，那是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
尤以学术界为例，该领域事实上已然成为某种“寄予希望的劳动”的产业综合体。在这一体系中，终身教授——该职位是一种名义上的铁证，表明你余生都可以花在对自己所选学科的思考上，同时还有工作保障，只要你足够努力鼓励自己最努力上进的学生申请读研。而研究生院依靠的是全额缴费学生的钱，以及这些学生们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学校接受的硕士生数量远多于博士生，而博士生数量又远超终身教职的数量。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研究生们获知的信息是：工作能从根本上拯救他们。如果他们能发表更多文章，能去更多的会议展现自己的工作成果，或是能在毕业前得到一份图书出版合同的话，在就业市场上的机会就会增加。对于数量有限的少数人而言，上述说法被证明的确成立。
然而，那绝非某种万无一失的保证书。随着公立大学经费被不断削减，许多学生得自行承担参加会议的差旅费（通常是通过学生贷款），要在暑期拼命打工以维持生计，同时还得申请业已稀缺的学术类职位，其中不少还是在偏远地区，且几乎没有长期工作稳定性的承诺。
某些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在其研究生阶段就耗尽了自己“寄予希望的劳动”的输出。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需要在就业市场上经年累月地打拼，往往是在丧失尊严和极为苛刻的工作条件下兼职赚取极低的报酬，然后才发现自己的梦想开始四分五裂。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维系自身运转而设置的。
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博士课程依旧极少提供或压根没有提供学术领域以外的工作培训，这就形成了某种从研究生院走向终身教职候选人的强制性通道。尤其是在人文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你的那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博士，基本就等同于说：“我不具备任何市场需要的技能”。因此，许多研究人员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教书，这是他们觉得自己唯一能力可及之事，即便没有合理的报酬或工作保障。
学术机构有动力让兼职人员来“做他们热爱的事”。但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同行和导师的额外压力，这些人已经对自己所在机构的持续生存能力进行了深度投资。许多对目前就业市场的现实情况缺乏经验的资深学者，直言不讳地建议或暗示自己的学生：唯一的好工作是一份终身教职的学术工作。2011年，当我未能得到一份学术研究工作，而是选择了一份高中教职来维持生计时，我感受到了各位教授温和亦直白的错愕与沮丧。
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而这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我已经脱离了唯一被认可的路线：无论如何都要留在学术界。“我们理应接受现状，因为我们做的是高尚的事，”埃琳回忆道，“而当我辞去教职去科技领域工作时，因为当时真的是揭不开锅了，能深刻感受到前同事们对我指手画脚。”如果你离开教学岗位，人们的想法是你“要打退堂鼓”，或忽视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工作。她觉得自己像个叛徒似的，因为没能“坚持下去”。
倘若教学、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对这种体系的幻想破灭，那时候，这种破灭往往还会伴随着某种延绵不绝、挥之不去的羞耻感。他们是否遵从了关于如何将自己塑造成理想求职者的每一条建议？这个体系是否正是依靠这些人看似无限的理想和劳力储备才能茁壮成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为自己热爱的事而努力，却未能走到终点线。这就是当我们并非就事论事地谈论工作，而是视其为追求某种“热爱”时会发生的情况。这也使得辞去一份无情剥削你的工作感觉像是自暴自弃似的，而实际上，这只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你第一次为自己的需要辩护。
希巴是一位巴基斯坦女性，也是第一代美国移民。于她而言，从事这种“寄予希望的劳动”却根本得不到认可，这样的现实是无法承受的。
在本科阶段，她经常为校报和当地的穆斯林报纸写稿。而待到毕业时，教授们纷纷告诉希巴，她很快就能在当地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并最终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更大且更具影响力的舞台。然而，当她真的开始申请工作时，却一无所获。她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出30多份求职申请，工作地点遍布全美各地。
最终，希巴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分析员的工作。工资还算不错，年薪38000美元，但工作内容却让人感到乏味。她坐在一个格子间里，输入数据并拨打陌生拜访电话。她发现自己“极其无聊和沮丧”。后来又有一天，她发现在自己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者，某个她确信会在新闻界取得辉煌成就的人，就坐在离自己不远处的另一个格子间里。
但是，希巴依然不懈努力，指望在新闻界找些事情做：她不断发送求职申请，并终于得到一份在某份科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助理的工作，但年薪只有26000美元，这可着实有点低了，根本无法靠此生活。
与此同时，她开始参加“女性研究”的夜校课程。用她的话说，她“非常中意”这个课程，并最终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这一系列过程，使得她终于得以在纽约一家“光鲜的自由派新闻杂志”觅得自己渴望已久的酷工作。尽管这只是一份兼职，时薪仅为8美元，而且她还不得不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我心底，总有一种非常渴望被人们视为一名作家的想法，”她说，“我想加入这样一种新闻杂志，就是那种由各路知识分子来解读事情的杂志。我以为自己能提供一个有趣的角度，撰写身为一名穆斯林女性的感受。况且我已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为研究生学位来学习和研究这些主题。然而，事与愿违，我精疲力竭，收入微薄，沮丧至极。”在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人和她说话。
希巴在一份不酷的工作中待得够久了，而当她终于得到一份很酷的工作时，她能够察觉到工作条件有多差。这份酷工作可能算不上无聊，但远非她曾经所以为的那么美好。“我本以为坚持下去是值得的，”她说，“可到头来，这种经历是如此令人沮丧，我只能抽身离开。”
对“可爱的”工作的迷恋，意味着普通的工作，那些不像忍者或绝地武士般的工作那样“酷”，但却能提供“稳定”和“福利”等神奇力量的工作，会变得不受欢迎。在这种逻辑下，邮递员和电工似乎是属于我们祖父母和父母那辈的工作，是那种上下班时间均有明确界定的工作，是那种不会让我们劳动者丧失个人身份的工作。
比如说，也许你并不热爱安装空调这份工作，但你并不讨厌它，因为工作时间挺合理，收入尚属体面，还有培训机会。然而，起码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眼中，这类工作往往被打上不受欢迎的标签。
在康涅狄格州中上阶层家庭长大的萨曼莎，在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位之前就辍学了，她正面临着上文所述的那种挣扎。在离开学校之后，她告诉所有认识的人，自己想去教书，眼下只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但实际上，她真正想要的工作，是成为自己目前打工的那家小超市的经理。
时至今日，她仍在那家超市工作，有着挺高的时薪，日程安排也相对灵活。“然而，我仍然觉得这些都还不够好，因为这并非自己儿时梦想要从事的工作，”她如是解释道，“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不是份好工作呢？我祖父的梦想是当三十年的邮递员吗？可能未必，我打赌没有人会嫉妒他的这份好工作。”
千禧一代对“做自己热爱的事”的这种时代风潮越来越不抱幻想，再加上社会对所有那些既不炫酷也不性感的服务有着持续而稳定的需求，这就为其增添了某种新的光彩。
在同龄人中，我注意到一种在职位要求和职业追求方面的普遍顿悟：他们不再渴望自己梦想中的工作，而只想要一份报酬不至于太低、不会太过劳累、不会由于为自己主张权益而心生愧疚的工作。毕竟，做自己热爱的事已经把他们掏空。而现如今，他们只是在打一份工而已，同时也从根本上开始重新定位个人与工作的关系。
我们不妨来考虑一下埃琳在科技领域的新工作：这份工作是稳定的，她可以负担得起诸如杂货日用品的费用；而且与做兼职不同，她能够在工作和非工作的生活之间维持清晰的界限。曾经，在埃琳的成长过程中，她认为一份好工作能让自己赚很多钱、热爱这份事业并且做善事；而现在，她对好工作的定义是：“开价最高，且允许我在下午五点后与其断开联系”。这是某种在千禧一代中间变得日益普遍的轨迹：设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千百万的千禧一代，无论身处哪个阶层，都是在崇高、浪漫、中产阶层的工作理念中长大的。而若要回避这样的工作理念，也就意味着要去拥抱许多工人阶层雇员一直秉持的想法：一份好工作就是不剥削你，而你也不讨厌的工作。
杰丝是个黑人混血儿，她生长于“赤贫人家”，且父母均不在身边。当她从大学毕业并获得“非洲裔美国文学”的学位时，她想从事营销方面的相关工作。然而，在2009年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她对一份工作的急切需求意味着，她只能在星巴克工作。
杰丝本来也想搬回家和父母住，后来才发现这个选项并不存在。她只好从事无收入的自由职业工作，试图为日后求职积累经验。起初，她觉得毕业还不错，在咖啡馆工作也挺开心，但不久便开始感到焦虑，因为比自己还年轻的朋友们一毕业就直接进入了正式工作岗位。
如今，她确实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在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为寄养儿童服务，部分是因为她从未觉得必须要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即使周围的朋友都在为明显更有追求的职位而激烈角逐。“我有一种更为现实的观点，”她说，“因为我和妈妈一起长大，而她压根谈不上拥有所谓的职业生涯。她干了许多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以独自抚养四个孩子。”
索菲娅曾涉猎过各式各样的艺术类实习，最近刚在一所常春藤盟校完成了博士学位。“我认为一份好工作，应该是在颇具声望的知名机构里，做一些自我感觉在创造和学习更多艺术知识的工作，”她承认，“而对于声望的执念很久很久都挥之不去。直到我在寻找博士后工作时，才意识到声望与工作满意度并无关系。幸运的是，通过七年的研究生生涯，再加上这些林林总总的实习经历，我终于意识到工作中究竟哪些方面会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在进入就业市场后，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有福利的固定工作。本质上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份学术界的工作，只不过是向中学生讲授历史。“我对此非常高兴，不仅工资很高，而且自己每天都能感受挑战和成就感，”她说，“这工作当然谈不上什么声名显赫，但也是很棒的。”
“做自己热爱的事”的一个有害的假设是：每个在美国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而且反过来说，每个在做自己热爱的事的人都已经获得了成功。如果未能成功，就代表你做错了。“这种‘工作即热爱’谬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德和金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德光阐述道，“哪里有财富，哪里就有艰苦工作，就有勤奋精神，就有创造出财富的那一份个人的聪明才智。”
该逻辑亦表明，哪里没有财富，哪里也就少了艰苦工作，或者少了勤奋精神，或者少了那一份个人的聪明才智。尽管这种相关性已经被无数次推翻，但它在文化制约环境中的持续存在，是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为更少的钱工作、在糟糕条件下工作的原因。
当那份很酷、很可爱的工作并未出现，或者虽然出现了，但这份工作对于本不富裕的人来说难以维持时，我们不难看到羞耻感的不断积累。在过去十年里，身为白人的埃玛一直试图打入她所谓的“信息科学领域”，也就是我们众人所熟知的图书管理员。当她硕士毕业时，得到了一份全职的临时工作，但埃玛的理解是：“如果自己足够努力”，这份工作就会变成长期、固定的。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埃玛解释说，“我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然而好景不长，她所在的机构经历了一次“领导层更迭”。于是，她被一份又一份临时工合同牵着鼻子走，自己身心俱疲，已至临界点。“在工作中，我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每一丝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让自己成为最热情、最投入的员工，”她说，“但新领导们不喜欢我，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
在反复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抑郁、低自我价值感、对自己在教育上投入的强烈遗憾，以及一种全面的自尊匮乏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质疑自己身上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难道是我说话的方式不对吗？还是我的头发、衣着，或体重？”
问题部分是源于不一致的期望值。当她获得硕士学位时，教授表示，毕业后她就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起码能有45000美元的年薪及相应福利，并能立即参加“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而现实中，经过无数次求职之后，她从事的仅仅是一份她所受的过度教育的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年薪不过32000美元而已。即便如此，她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自己是同专业中极个别的找到全职工作的人之一。
（编者注：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推出的，根据该计划，背负学生贷款的人，可以通过全职从事公共服务来享受学生贷款减免。）
当埃玛回顾过去这十年时，她虽感到愤世嫉俗，却又心存感激。“人们总是暗示，若你未能成功，就是因为不够热爱，”她说，“但我已不愿再对工作进行情感上的投入，这实在是不值得。据我所知，任何人都是可以被弃之不顾的。这一切既不公平，也不是基于热爱或功绩来回馈。我不具备足够的情绪带宽来玩这场游戏。”
当听到类似埃玛这种故事时，我觉得这与其他成千上万的千禧一代是何其相似，不禁再度意识到：我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多么积极进取、不知疲倦地朝着梦想中的工作努力奋进啊。这就是为什么千禧一代很难理解对自己这代人经久不衰的批评：被宠坏的一代，懒惰，且自以为是。
“可爱的工作”即理想工作这一想法，并不是由千禧一代萌生或培育的，但我们确实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旦暴露于现实世界中，这种想法就会变得多么脆弱不堪。
当有人批评千禧一代懒惰时，我很想提出质疑：究竟是指哪些千禧一代？当有人说我们自以为是时，我也确实会问：究竟是谁教导我们应该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的？我们被灌输，大学将是获得中产阶层工作的途径，可这并不是真的；我们也得知，热爱终将带来利益，或者至少是一份让我们被器重的、可持续的工作，而这也不是真的。
在通往成人期的路上，人们都一直在调整期望值，关于工作是什么、能提供什么的期望值。而千禧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花了5至20年的时间来调整这种所谓的期望值。我们将父母及大学辅导员关于就业市场令人宽慰的理解，重新调整成自身对于就业市场的现实体验，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完全功利的愿景，关于工作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愿景。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要经过数年烂工作的洗礼，才终于理解：我们是劳动者，是工人，我们渴望着团结。
几十年来，千禧一代一直被告知：我们很特别，每一个都充满潜力。而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努力工作，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完美的生活，告别经济忧虑，而恰是这些忧虑限制了我们的父母。
可是，当婴儿潮一代尽善尽美地培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以适应工作时，他们也进一步瓦解了原本可以让那种生活成为可能的社会、经济和职场等方面的保护措施。与其说他们宠坏了我们，不如说他们破坏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只要辛苦工作，我们就能得到那些他们所承诺的东西。
在进入就业市场之际，鲜有千禧一代具备足够的智慧来理解这一点。相反，我们认为，如果机会没有出现，那就是个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承认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标准定得多低；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确信，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定会取得胜利，至少能寻获稳定与幸福，或者是达到其他某些模糊的目标，即便我们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缘何要寻求这些目标。
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我们已厮打多年。对许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很难不为此感到难堪。鲜少安于现状，是因为我确信：只要足够努力拼搏，局面就会不同。但是，你只能作为一个“独立承包人”，在一份没有福利且仅有最低工资的职位上工作，同时承担每月400美元的贷款，即便是在你“热爱”的领域，而多年以后你才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其实大错特错。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只是在饱经风霜、精疲力竭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如何，“让热爱见鬼去吧，给我钱就对了”这句千禧一代的新口号，其说服和打动人心的力量，与日俱增。
（本文选自格致出版社《躺不平的千禧一代》，略有删减）
| [美] 安妮 · 海伦 · 彼得森著 / 杨文展译 / 格致出版社 / 2023年10月
长期从事流行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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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21 07: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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