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不想去贫民区或某些肮脏的角落里买毒品。这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主顾，最想要的是服务和便捷。铪利斯科男孩们看到了商机：他们发明了一种递送机制，将毒品方便快捷地送到这些瘾君子手里。
受到贫穷和宗族争斗传统双重压迫的墨西哥年轻人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从一个名叫铪利斯科的小镇出发，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也带着廉价且后劲大的黑焦油海洛因，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
他们以加州等地的拉美人社区为基地，以白人富人为目标，建立起隐蔽而强大的零售网，使得买毒品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方便。他们的客户有护士、律师、妓女、从越南回来的士兵、生活在贫民窟的老瘾君子，还有因药物滥用而不慎堕入黑暗的人。
就这样，黑焦油海洛因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这一次，瘾君子几乎都是白人。2000年、2006年，美国缉毒署两次开展行动打击黑焦油海洛因，但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仍然居高不下，甚至超过了车祸的死亡人数。
本书作者山姆·昆诺斯曾是《洛杉矶时报》墨西哥缉毒战报道组的记者，他从“蓝领之城”朴茨茅斯追踪到墨西哥小镇，采访了年轻毒贩、制药业人士、缉毒署特工、痛失子女的父母以及沉迷药物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以令人心碎的故事揭示了止痛药及毒品对于当代美国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腐蚀。
1999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一个剪着板寸头的墨西哥年轻男子脚蹬新鞋，穿一件干净的米色衬衫、一条浅褐色紧身裤，用一张伪造的美国驾照穿过边界进入了亚利桑那州。
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去尤马国际机场，打算飞往凤凰城。
与此同时，这座机场还有十几个墨西哥人也在等飞机。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戴着满是灰尘的棒球帽，穿着牛仔裤和已经褪色的T恤。在他眼里，他们看起来饱经风霜，历尽磨砺，长满老茧的双手便是证明。他觉得他们是非法移民，也许是建筑工人，为能干苦活而自豪，但他们也没有其他什么技能。
他有时候叫“恩里克”，不仅个子高、肤色浅，而且相貌英俊。从小时候起他手上就有的老茧，如今已经软化了。
他在墨西哥的纳亚里特州一座村庄边上的小屋里长大，从亚利桑那州南部到那里要开15个小时的车。他的父亲是个种甘蔗的农民。他所在村庄以甘蔗为生，因此很穷，生活中充斥着暴力和卑鄙。在他出生之前，他的亲戚们就因一桩宿怨而不相往来。他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双方无法和睦相处。
但他早已看开了，现在还有了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员工和开支。这使得他有能力给自己买了平生第一条李维斯 501型牛仔裤，去理发店剪了个渐变的发型。有了假的美国身份，他可以冒充一个叫亚里桑德罗什么的人穿过边界。
尽管如此，对恩里克来说，从尤马机场的那帮人身上并不难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在等飞机的时候，他看到机场的一位移民局官员注意到了那帮人，也做出了和他一样的判断。这位官员问他们要身份证件，他们说了些什么恩里克没听见。但最终，这些人一个证件也拿不出。在其他乘客的注视下，这位官员将他们带离了队伍，恩里克推测，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在一个贫穷的墨西哥村庄长大使恩里克见惯了世间的不公。辛苦劳作、老实巴交的人被生活遗忘，唯有有权有钱之人才能始终过着体面的生活。这些他所相信的事实，在他的人生中早已向他证明了，由此他为自己做的事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然而，道德上的疑虑仍然像不速之客一样袭来。他告诉其他人，父母养大他并不是要他去当海洛因毒贩的，说这话时他对此深信不疑，可他确实是个毒贩。这样的场景让他确信，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规则可不是由他来定的。
然而，当那位官员带着那帮人经过他身边时，他心想：“我才是他们当中最坏的，却没人盘问我。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工作，他们也会这般粗鲁地对待我的。”
过了一会儿，他登上了飞往凤凰城的飞机，然后从那里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
2007年9月的一个星期一，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一位收入颇丰的管道工特迪·约翰逊去探望他的儿子亚当。
亚当·约翰逊是个胖乎乎的红发小伙。他痴迷于另类摇滚乐，是纽约娃娃乐队、布莱恩·伊诺以及“牛心上尉”的粉丝，这使他与在社会问题上相对保守的西弗吉尼亚州有点格格不入。他打鼓、弹吉他，在富裕的社区长大。
那时他23岁，刚开始在亨廷顿的马歇尔大学的生活。他已经有了一档自己的广播节目，叫《振荡动物园》，并在校园电台彰显出他不拘一格的音乐品味。亚当的母亲是个酒鬼，而他已经断断续续吸毒好几年了。他的朋友们说，他是从喝咳嗽糖浆开始的，但很快就开始服用包括处方止痛药在内的其他药物。
亚当高中时辍学，拿的是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他四处找活干，以维持生计。他为特迪工作。在特迪看来，亚当正在洗心革面。他和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看上去很清醒。当他被马歇尔大学录取，打算主修历史时，特迪为此激动不已。
于是，那个周一的早上，特迪来到了亚当的公寓，却发现儿子死在了床上。
亚当的尸检结果显示是海洛因过量；警察说亚当吸食的是一种黏稠的黑色物质，被称为“黑焦油”，这种半加工海洛因，来自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那里也是罂粟的产地。这个消息和亚当的死讯一样让他震惊不已。海洛因？那是纽约才有的玩意儿。亨廷顿在阿巴拉契亚中部啊。
“我想不通，”后来他说，“我们这里是个小镇，对这样的事没有心理准备。”
那个周末，亨廷顿又有2人死于黑焦油海洛因过量：一个叫帕特里克·拜厄斯，42岁，是棒约翰批萨店的员工；另一个叫乔治·肖尔，54岁，是一家古董店的前店主。接下来的5个月里，接二连三的黑焦油海洛因过量致死事件让亨廷顿蒙上了一层阴影。2001年以来，该镇只发生过4例海洛因致死事件，但是这5个月里就死了12个人，还有2个人是去年春天死的。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及时施救，还会有几十人死去。
“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药物过量案件——救护人员发现时（他们）是没有反应的。”亨廷顿警察局长斯基普 · 霍尔布鲁克说。2007年以前，亨廷顿警方还从没见过黑焦油海洛因。
当时，我是《洛杉矶时报》墨西哥缉毒战报道组的一名记者。我的工作就是报道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贩毒交易，这个主题还没有人深入报道过。
黑焦油海洛因产自墨西哥，那里是鸦片的半加工基地。与其他类型的海洛因一样，黑焦油海洛因可以吸食，也可以注射，与纯度更高的白色粉末一样够劲。区别在于它的杂质更多。在搜集新闻素材的时候，我正好读到了一些关于2007年亨廷顿的黑焦油海洛因大范围出现的报道，于是拨通了亨廷顿的一位缉毒警的电话。
他告诉我，这里所有的黑焦油海洛因均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我又给哥伦布的美国缉毒署办事处打了电话，找到了一位非常健谈的特工。
“我们抓了几十个墨西哥海洛因毒贩。他们都把毒品装在很小的气球里，开车出去兜售，送货上门。他们就像一个个团队或团伙。我们回回都逮捕司机，他们就一直从墨西哥派新司机来，”他说，“从未间断。”
他谈了很多挫败感，历尽千辛万苦进行调查，最后逮捕了一些年轻人，而很快就有新人顶替了他们。他说，他们就藏身于哥伦布庞大的墨西哥裔居民之中。
司机们彼此都认识，但从不交谈，身上也从不带武器。他们就这么来了，用假名字，租公寓住，6个月后就走了。他们与俄亥俄州以及美国东部习以为常的那种控制海洛因交易的黑手党不一样。
“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是，”他说，“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城镇。”
我不觉地坐直了身子。
“哦，是哪个城镇？”
他叫来了一位同事。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分钟。
“特皮克市。”他说。
不，他们弄错了，我想。
特皮克是纳亚里特州的首府，这个州位于太平洋沿岸，是墨西哥极小的州之一。但它依然是个大城市，有33万人口。这位特工并没有说谎。但直觉告诉我，对他所描述的体系至关重要的家庭和个人联系，只可能在一个小镇或是屯子建立起来。
屯子是地处文明社会边缘的小村庄。纵观历史，村民们是为了躲避城镇里令人窒息的阶级歧视才搬到内地去的。他们建立了偏远村镇，试图在别人不想要的土地上谋生。他们体现了墨西哥最具开拓性的冲动。他们逃离了政府那令人窒息的管制，一心一意想要摆脱贫困，通常是想办法自己当老板。
村民们几乎没机会接受教育。他们大多是从亲戚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如何耕作或者经营牧场。屯子里的家族交织在庞大的宗族之网中，几乎每个人都与他人沾亲带故。你若想加入，并非易事。要了解他们的秘密，得花很多时间。但我可以坐上几个小时听老人们讲述他们村子的事，比如，一个家族是如何因不和而一分为二的。这些故事把事实与传说融合在一起，讲述着与生俱来的勇敢或冷酷而坚定的复仇之心。
我也了解到，嫉妒是屯子里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亲戚之间并不都能和睦相处。一些家族就是因为有人有而有人没有的东西四分五裂。在屯子里，我看到了当一个穷人带着新靴子、新车、漂亮的衣服回到家乡时，他所受的待遇是如何激发其他人的移民念头的。
当晚，他可以在广场买啤酒，可以让他的女儿像本地商人的女儿一样过15岁成人礼，表现得像个豁达大度的绅士，哪怕只有一个星期；这对任何一个穷人来说都不啻为强效麻醉剂。若是能在家乡那些背地里骂他们的人面前炫耀，穷人的成功便会更觉甜蜜。因此，很少有墨西哥人一开始就打算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北上的目的就是回家，回到屯子。在千篇一律的大城市里，这种返乡之举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移民们想向那些多年前羞辱过他们的人展示自己的成功，就在屯子里。
我也明白，冒险进入未知世界是这些村民与生俱来的想法。而美国就是一个敢冒险就有回报的地方。反过来说，墨西哥的屯子也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造就了几百万新工人阶级。墨西哥移民对工作、性、政治、公民参与、政府、教育、债务、休闲的习惯和态度，都是在屯子形成的，他们原封不动地带到了美国，然后慢慢地改变。
当我挂断电话时，心中有个念头挥之不去。我想象有个屯子的海洛因贩子足以供应哥伦布那么大一个城镇的所需。一个村子的人都是海洛因的大零售商，这可能吗？
我给在哥伦布被捕、现正在联邦监狱服刑的那十几个司机写了信，问他们是否愿意和记者聊一聊。几个星期过去了，没人回复。
正当我准备去关注其他故事时，其中一人给我打来了一个需要我付费的电话。他曾在哥伦布工作过，后来在那里被捕。如今他正在监狱里服刑，刑期很长。他知道的很多。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告诉我，哥伦布不是他们干活的唯一城镇。
“还有许多其他地方，遍布全美。”他说。他提到了盐湖城、夏洛特、拉斯维加斯、辛辛那提、纳什维尔、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印第安纳波利斯、火奴鲁鲁，当时他们在17个州有全职工作，有段时间也去过另外七八个州。
他继续往下说，提到的城市都生活着大量的白人中产阶级，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中受益良多，现在这些城市里也住着大批墨西哥移民。我几乎从没有把这些城市和海洛因联系到一起。
这些城市里有海洛因市场？我很好奇。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市场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我注意到，他甚至都没有提到美国传统上的海洛因之都。
“不，纽约有持枪的帮派，”他说，“他们害怕纽约，没去纽约发展。”
墨西哥毒贩害怕帮派和枪战？所以毒品从一个小镇开始卖？不仅是哥伦布，几乎半个美国都在卖黑焦油海洛因，现在才第一次进入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一些城市？
我说，警察说他们是从特皮克来的。
“不，他们不是从特皮克来的，”他说，“他们对警察这么说，但他们不是从那里来的。”
恩里克的母亲讨厌下雨。雨滴在他们纸板棚屋的瓦楞铁皮的屋顶上，几个星期都干不透。她得把平底锅、水桶放在小屋各处去接不断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当恩里克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在雨天到处跑、踩地上的水坑，还追赶镇上的流浪狗。但对恩里克的母亲而言，冰冷无情的雨水映衬出了他们的贫穷，也让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恩里克的父母生活在墨西哥纳亚里特州一个屯子的尽头，那里没有平整的街道，也没有电。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手里没有土地。他们靠卖木炭和木材勉强维持生计。恩里克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这家人和另外两家一起挤在一个四居室的房子里。几年以后，他们在一个名为蟾蜍村的街垒找到了一块地，就在村子尽头的沼泽附近。他们用纸板、油布以及可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胶合板，建了个有两个房间的棚屋。他们又生了更多的孩子。恩里克对于那些年的记忆只有吼叫、父亲殴打母亲、母亲为不知从哪里弄到食物而发愁。
后来，奇迹发生了，恩里克的父亲继承了自己父母的土地，全部50英亩只留给了他而不分给其他子女。由此，恩里克的父亲变成了地主，种上了甘蔗，这在墨西哥民粹主义兴起的1970年代是享受新政府的价格支持的。
有了积蓄之后，他买了一辆旧卡车运甘蔗。财产并没有让恩里克的父亲脾气变好，反而使他更自大了。他不仅夜里醉醺醺地回家，还对孩子大喊大叫，对妻子拳脚交加。他的话就是命令。当恩里克的母亲问他要钱养家时，他给了，还不忘侮辱一番。他的卡车像野兽一样轰鸣，他坐在高高的驾驶座上绕着村子开来开去，就好像骑着一匹漂亮的母马。
恩里克8岁那年的一个早上，宿醉的父亲在卡车底下干活，他在帮忙。父亲叫他去拿一个工具，但恩里克不认识那个工具，父亲很生气。恩里克转来转去，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父亲咒骂恩里克，他绝望地哭了起来。父亲从卡车底下爬了出来，恩里克撒腿就跑，父亲追上去打了他。恩里克挨的这顿打，就连对动物他也从没有这样下过手。那天晚上，他哭着睡着了，他气母亲没有护着他，他恨这种生活，恨他的父亲。
他听人们说他们很穷，但很快乐。可是，恩里克从没见过哪个穷人身上绝无半点凄惨的。
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似乎将蟾蜍村与世界隔离开了。在蟾蜍村，贫穷屡屡使村民们为了占点上风而与人恶战。恩里克帮另一个农夫家挤奶，报酬是每天2升牛奶和每周10比索，为此，他得忍受和他同样年纪的农夫儿子的拳脚和侮辱。有一次，恩里克病了，母亲带他去了特皮克的一家医院。他盯着那些香喷喷的女人、坐在新车里的男人以及穿着新衣服的孩子看。特皮克离他所在的屯子只有几英里远，但它就好像在河那边一个遥远的地方。
再长大些，恩里克上学去了。他讨厌学校的老师，就像他母亲讨厌下雨一样。老师对村里条件好的地方的孩子和颜悦色，对蟾蜍村来的衣衫褴褛没有午饭的孩子们却言语尖刻。
对条件好的地方的孩子，老师奖励他们糖果、玩具，蟾蜍村来的孩子却连一次拿奖的机会也没有。有些老师不许蟾蜍村来的孩子上厕所，直到他们尿在了裤子上。有几个老师醉醺醺地就进了课堂；还有几个一连几星期都不见人影。恩里克的父亲嘲笑他连乘法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老师，他怎能学会呢？
生活给了他一个惊喜：他的舅舅们北上去了洛杉矶工作，这一层关系让其他的孩子对他家羡慕不已。
村里的人把他的舅舅们说成是远方的探险家，并交换各自所知的最新消息。恩里克没有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父亲与舅舅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几年前，他们还打过一架，他父亲被刀伤了，舅舅那边家里死了2个人。他父亲跟这个家庭是姻亲，但他和他的小舅子们都不喜欢对方。
某天，有消息传来，说他的一个舅舅要从圣费尔南多谷回来了。亲戚们为即将收到的礼物激动不已。那天，妈妈们都给孩子梳洗干净，排着队，翘首企盼。这个舅舅依然记得与恩里克父亲之间的恩怨，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是没有恩里克和他的姐妹们以及他的母亲的那份。孩子们带着不解流着泪回家了。
生活在慢慢地改善。他的母亲总算攒够了钱，买了一头牛，他们终于也算得上是牧场主了，因此他们更加卖力地工作。
恩里克睡觉的时候，梦想着以后可以过受人尊敬的农民的生活。过段时间，他又想当警察。公路巡警看起来是个令人兴奋的工作，但他的父亲并没有政界的关系送他进警察学院。况且，他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个农学家，而不是巡警。记住，总有一天，这块地会是你的。你的姐妹们会嫁人，和她们的丈夫一起生活。你会继承这片土地和这座房子。”
恩里克的父亲对他许下了承诺，很快，这个承诺变得更像是一种威胁。恩里克看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农夫把自己的生命都浪费在那些田地里，却依然一样地无知、暴力、冷酷、深陷贫困，受人控制。逃离这种命运成了恩里克的头等大事。
遇到一个女孩后，他的这种想法就更加迫切了。
她12岁，很漂亮，她父亲是镇上的屠夫，这使她属于屯子里的上层阶级，比恩里克这种酒鬼甘蔗农的儿子高贵得多。她住在山上，那里不仅仅意味着地理位置比蟾蜍村高。那个地方的孩子，父母都有自己的商店，有条件稍好一些的住房，地也多。他们控制着镇上的游乐场地，用石头赶跑从蟾蜍村来的孩子。
恩里克知道他无法给这个女孩以及她父亲所期望的生活。但当他要求她做他女朋友时，她答应了。他们的爱情纯洁美好，总是依依不舍地拥抱亲吻。恩里克知道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必须要行动起来。
后来，他的母亲去了加州几个月，回来时带了礼物，也带来了一个消息，她的一个兄弟被杀了——死于警察的过度执法，她说。村里的人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其余几个北上的舅舅，曾经不满恩里克的父母结婚，现在已经平息了怒火，给恩里克寄去了他人生中第一批来自美国的衣服。村子里的人把他们看作英雄；有些人请求他的舅舅们帮助他们北上。恩里克想象中他的舅舅们都是那个叫卡诺加公园的地方的大人物。
初中毕业后，恩里克去了特皮克的高中。他在高中待了两个星期，每天中午都没有饭吃，在用完给他乘巴士的钱之后，他退学了。田间日头的生活现在似乎要变成可怕的现实了。在甘蔗田里劳作，他永远也不可能给得起那个女孩和她父亲想要的。在村子里，女孩们早早就嫁人了；虽然她只有13岁，可恩里克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水管终于通进了村子。镇民们现在喝水不用从远处的井里打了，打开自来水龙头就有。马桶的到来让大家不用去山里解决了。但恩里克满脑子想的只有他在卡诺加公园的舅舅。于是他定了计划，藏在心里。他要先到蒂华纳，找个蛇头带他去卡诺加公园。他没有舅舅的地址，也没有电话，但他想着舅舅们肯定名声在外，很容易就能找到。
一天，他穿过村子，去跟朋友们打招呼，又跟女朋友待了一会儿，没和任何人告别。第二天，他带上出生证明，穿上舅舅们寄给他最好的一件黑色夹克，还有白衬衫和蓝裤子，吻了吻他的母亲，说他那天会晚点回来。他去了特皮克，搭乘“三颗金星”的大巴，这条低成本的公交线多年来载过数十万打算穿越边境的墨西哥人北上。
他用从父母那里偷来的200比索买了一张车票。他把这笔钱看作贷款，这样他就不会为此而内疚了。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了28个小时，为了去一睹他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一切。
那是1989年，他14岁。
丹尼斯 · 查维斯从来也没想过要当警察。他是个大块头，1970年代在科罗拉多大学打过几年橄榄球，离开学校后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一位刚刚受聘于丹佛警察局的朋友告诉他，那里的工作很有趣，催他去试试入职考试。查维斯通过了考试，没过几个月就进了丹佛警校。
他在警队的头几年跟着一个叫罗伯特 · 沃利斯的警察学习。从沃利斯那里，查维斯很早就懂得大多数犯罪都和非法毒品有关，因此，了解那个世界对干好警察的工作至关重要。
与海洛因有关的案子尤其让查维斯感兴趣。那个时候，美籍墨西哥家族控制了丹佛的毒品交易。然而当查维斯侦查并逮捕他们之后，听说他们的货是由墨西哥一个叫纳亚里特州的地方的人提供的。
查维斯对这个地名一无所知，但多年来这个地名一直不绝于耳。从纳亚里特州来的人卖一种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而丹佛的海洛因一直都是淡棕色的粉末。从纳亚里特州来的海洛因又黑又黏，看上去像可可软糖或老鼠屎。他们称之为黑焦油海洛因，查维斯听说是用熬干的可口可乐稀释的。
1980年代末，他看到纳亚里特州来的人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向任何走近他们的人兜售海洛因。他逮捕了很多人，并在地图上找到了纳亚里特州，但这仍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看着他们上了车，开到客户那里。许多墨西哥人在汽车站被抓获，背包里有一两公斤毒品。然而查维斯还是不知道，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合作，他们又是怎么合作的。
1995年，丹尼斯 · 查维斯加入了丹佛警察局的缉毒部门。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长期线人，是一位即将离开这个部门的中士留给他的。中士也介绍查维斯认识了那个打入丹佛的墨西哥海洛因地下组织的人。
有一天，他的线人对他说：“你知道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城镇，对吧？”
我在丹佛北部的一家墨西哥餐馆见到了查维斯，他向我讲述了他是如何开始追踪纳亚里特州海洛因交易网的。
他说，他对线人所说的情况很感兴趣——他在丹佛所看到的和海洛因有关的一切都来自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他催线人去查出更多的线索。
查维斯总在街上看到毒贩、背包里装着海洛因的快递员、带着海洛因气球的司机，线人说，这些人看上去很随意、很分散，但其实不是。他们都是一伙的。
他们都来自一个名叫铪利斯科的小镇。Ha-LEES-koh，他念着这个词。线人从没有去过那里，但他认为那是个小地方。而他们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学会了建立一个系统，一个海洛因零售系统。这个系统很简单，真的，就是依靠廉价的墨西哥非法劳工，就像所有快餐外卖一样。
线人说，把它想象成一个快餐连锁店，比如提供批萨递送服务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每一个海洛因窝点或连锁店都有一个在纳亚里特州铪利斯科的店主，为这个窝点供应海洛因。店主不常来美国，他只和住在丹佛、帮他经营业务的窝点管理人联系。
窝点管理人手下有一个接线员。接线员整天待在公寓里接电话，都是瘾君子打来的，要订购毒品。接线员下面是几个司机，拿周薪，包吃包住。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车在城里转悠，嘴里塞满了未充气的装有黑焦油海洛因的小气球，一次塞上25到30个，看上去像只花栗鼠。他们会随身备一瓶水，遇到警察让他们停车，他们就大口大口地灌水，把气球吞下去，最后气球会原封不动地随排泄物一起排出。除了司机嘴里的气球，车里的某个地方还藏了百余只气球。
接线员的电话号码在海洛因吸毒者之间流传，他们会打电话订购。线人说，接线员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在哪里和司机见面：郊区某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或者麦当劳、温蒂汉堡、西维斯药店的停车场。随后，接线员会把信息转给司机。
司机在停车场附近转悠，瘾君子开车跟着，通常开到小巷子司机会停下来，瘾君子就跳进司机的车里。然后，一个人操着蹩脚的英语，一个说着蹩脚的西班牙语，一场跨文化的海洛因交易就这样完成了，司机吐出吸毒者所需的气球，拿上现金离开。
线人说，司机整天都做这件事。工作时间——通常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开始，一个窝点的司机可以很快就每天挣5000美金；一年内，这个窝点每天能有1.5万美元的进账。
这一系统是按照一定的原则运作的，线人说，纳亚里特州的毒贩不会违反这些原则。这些窝点之间相互竞争，但司机都是在老家就互相认识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动用武力。他们也从不带枪，尽量和平共处。他们不在自己住的地方聚会。他们开的是用了好几年的轿车。
这些司机没有一个吸毒。司机们在一个城市干了几个月之后，就会被老板送回家，或者送到另一个城市的窝点。窝点换车的频率跟换司机的差不多。新司机源源不断地送来，通常是铪利斯科县的农村男孩。窝点老板喜欢年轻的司机，因为后者不太可能偷他们东西；司机越有经验，就越有可能知道怎么偷老板的东西。线人猜测在纳亚里特州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渴望北上干司机这活，嘴里塞满海洛因气球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转悠。
铪利斯科的窝点与其他任何毒品交易都不同，它的运作更像小企业。窝点老板付每位司机工资——当时丹佛的工资行情是每周1200美元。窝点老板对每个司机的花销都了如指掌，午饭花了多少钱、招妓花了多少钱都要有收据。
为招揽生意，司机被鼓励给吸毒者提供特殊优惠：1个气球15美金，7个只要100美金。周一到周六天天都买了气球的瘾君子，周日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一次卖0.1克海洛因是这些司机唯一的一份工作，全职，一周七天，圣诞节无休。因为吸食海洛因的人每天都离不了它。
窝点的利润靠零售业的传统做法——加成。他们的顾客都是精神恍惚、不顾一切的瘾君子，买不起半公斤的海洛因。任何一个想买大量海洛因的人十有八九是警察，目的是想办成一件案子，这会让毒贩坐好几年牢。
线人说，你要求买大量的毒品，他们就会关机。然后你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这真的让线人吃惊。他从没听说过还有哪个墨西哥贩毒集团更愿意按小剂量卖毒品的。
此外，铪利斯科的贩毒窝点从来不和非洲裔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的毒品不会卖给黑人；也不会从黑人那里买，他们害怕被黑人抢劫。他们几乎只做白人的生意。
铪利斯科毒贩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递送机制。从铪利斯科来的人发现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最想要的是服务和便捷。他们不想去贫民区或某些肮脏的毒品屋买毒品。现在他们不必去了。铪利斯科来的人会将毒品送到他们手里。
因此，这一系统快速扩张。到了1990年代，据查维斯的线人统计，美国西部十几个主要的大都市地区都有纳亚里特州的铪利斯科人运作的窝点。就当时而言，在丹佛，他就可以报出8到10个窝点，每个窝点都有3或4个司机，而且每天都开工。
听着查维斯的讲述，我感觉铪利斯科的人似乎是冲动之下才来的这里，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美国梦：衣锦还乡，向家乡的每个人炫耀。
他们经常打电话回家，给家里寄钱，比起自己孩子就读的美国学校的事务，他们通常更关心老家屯子里打新井的事。他们回家参加村里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在烤肉宴、婚礼和成人礼上打肿脸充胖子地花钱。
为了这些，他们一边在美国做着最艰苦的工作，一边在屯子里坚持不懈地盖房，房子就像纪念碑一样承载着他们有一天要衣锦还乡的愿望。这些房子要花十年才完工。这些移民每次回家都会给房子添点什么。他们始终如一地往房子一楼顶上加钢筋。钢筋是一种承诺，一旦他拿到钱，就会加盖第二层。一根根钢筋醒目地矗立在那里，成了成千上万墨西哥移民村庄和屯子的天际线的一部分。
完工的房子通常有大铁门、现代管道和大理石地面。随着那些梦想建造自己的房子的人们的离开，这些镇子慢慢地改善着。多年来，这些城镇变成了梦想之地，空旷如电影里的场景，移民们在圣诞节或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期间短暂地回来放松一下，想象着有一天他们能再次回来，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
最讽刺的是，工作、抵押贷款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让大多数移民永远无法回到墨西哥居住在他们用这种牺牲建起的房屋里。牙买加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甚至墨西哥其他毒贩都在美国买房置业，炫耀自己的财富。而铪利斯科来的毒贩是查维斯所知道的唯一一群以回家为最终目标并且没开过一枪的移民贩毒集团。
“我称他们为‘铪利斯科男孩’，”查维斯说，“他们遍布全国各地。”
喧闹的蒂华纳是恩里克见过的最大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如河水一般涌进中央汽车站，进入美国。车站里挤满了和他一样从屯子里来的卑微、饥饿的人们。
男孩们在车流中奔来奔去，擦洗挡风玻璃索要零钱。他找到一个蛇头，询问去卡诺加公园的价钱。当他告诉那人他没有舅舅的地址，但会到处打听时，蛇头笑了。
“卡诺加公园大得很，可不像你们家的屯子。”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留在蒂华纳，不想像个失败者一样回到家中。他在巴士车站的卫生间里洗澡，每天早上，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蒂华纳街上的流浪小孩。最后，他饿极了，他最好的衣服又脏又臭，钱也几乎用完了，他流着泪拨通了屯里的电话。
他的离开已经成了屯里人谈论的话题，亲戚们围在电话旁。打第二通电话时，他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在那头响起。她给了他舅舅们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他们正在来找他的路上。
他们到了以后，让他假扮一个有证件的人的儿子，安排他通过了边界。两天后的早晨，恩里克正坐在其中一个舅舅位于圣费尔南多谷卡诺加公园的公寓里。
“现在，”舅舅说，“我给你1000美金，一个行李箱，你回家去吧。”
“不，你不能用1000美金逼我放弃我想要的生活。”
舅舅们带他去吃饭，然后，带他去了另一间公寓。一个舅舅打开柜子，里面琳琅满目地摆着几十条李维斯501型裤子，上面还有标签和价格。
“想要什么就拿吧。”
就这样，这个从来只有两条破裤子的恩里克，现在有了自己此生第一条全新的、深蓝色的501型裤子。501型裤子标志着他这次北上的经历。很久以后，他还能记起第一次在美国给自己买的、后来他第一次回家时穿的501型裤子。
在家乡，屯里人还有恩里克自己一直以为舅舅们在北方某个体面的行业努力工作，每次他们回来时，这笔钱都足以采办丰厚的礼物。现在他们让他坐下。一个舅舅抽出一个鞋盒，盒子里装满了高尔夫球大小的黑黑的、黏稠的东西，还有各种颜色的气球。
“那是什么？” 恩里克问。
“chiva。”舅舅说。这个西班牙语是山羊（goat）的意思，是墨西哥的俚语，指黑焦油海洛因，“我们就是这么赚钱的。”
印第安科拉族的农民在铪利斯科的山上种植罂粟。他们将从罂粟花里收获的鸦片胶液，卖给恩里克的舅舅们认识的制毒者。几天后，新制成的1公斤酸酸的、黏乎乎的海洛因，会被放入一个手提录音机或背包里送去美国。这些海洛因几乎没有稀释，通常从罂粟的果实中提取的黏液仅一周后就会出现在洛杉矶街头。
恩里克的舅舅一边说着，一边把小片的泥状物搓成了BB弹大小的球形。他把每个球放入一个小气球里，再把每个气球都扎好。最后，他用毛巾把电话包住，压低电话的铃声。恩里克正想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舅舅已经把电话插上了，电话进来了，就再也没有停过。
他的舅舅在此起彼伏的电话铃中向他解释说，这些都是顾客。我们有一些人带着这些气球，整天开车到处跑。我们告诉每个打来电话的人一个不同的地点，跟司机见面。然后，我们会呼叫司机，发一个代码给他，代表顾客所在的地点。我们整天都在做这事。
“如果你不来，我们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他的舅舅说，“但是，现在你来了……”
恩里克虽然只有14岁，但个子够高，开车不会引起怀疑。他嘴里塞满小气球，按舅舅们发的传呼，开着车在圣费尔南多谷的街道上转悠。他知道卡诺加公园的尽头是哪里，西山的起点在哪里。他就沿着棕榈树林立的大道开——谢尔曼、罗斯科以及塞普尔维达——这些道路比家乡的公路还要宽。
在他的记忆里，最初几个星期就像童话一样，仿佛他以前所听到的美国的一切都是真的：钱、衣服、美食似乎如阳光一样应有尽有。
回到公寓，他打开录像机，色情电影立刻开演。他的舅舅们常常在一家名为“塔帕蒂奥和波科斯”的海鲜餐馆吃饭，在纳亚里特州的移民常去的the Majestic酒吧喝酒；只要恩里克和他们在一起去，女服务员就会给他端来啤酒。他想成为一名州警的念头，就跟有关学校的想法一样，早已消失无踪。
几个月后，舅舅们把恩里克安顿在德索托大街的一间公寓里，给了他两辆车的钥匙。他负责的业务是——把海洛因塞进气球里，接电话，告诉街上的司机要去的地点。电话一整天都响个不停，直到晚上8点，他把电话拔了。15岁时，他一天可以接到价值5000美元的海洛因订单。公寓的衣橱里满是偷来的501型裤子、录像机和色情电影，这些都是瘾君子拿来换毒品的。洗牛仔裤时，恩里克再也不用担心洗褪色了，还会有更多的牛仔裤。他用香喷喷的浴液洗澡，过去在村里的池塘游泳，现在是在一个舅舅家的游泳池，那个社区住的都是美国人。他的客户有护士、律师——他最好的客户之一是个富有的律师——妓女、从越南回来的士兵、生活在贫民窟的老瘾君子，还有年轻的拉美混血儿。
一天，他在一个舅舅家里，电话响了，是从家里打来的。舅舅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
“有麻烦了。”他边说边把手盖在了话筒上。
“麻烦”这个词，似乎并不需要太多解释。但在墨西哥的屯子里，这是个委婉的说法，指的是错综复杂的谋杀和违法行为。麻烦，是因为一言不合、财产纠纷、抢了一个姑娘结婚所引发的枪击和争斗。
屯子里举办舞会的时候尤其容易出麻烦。舞会上，人们喝了酒，平静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性和男子气概。一些镇子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星期五晚上跳舞，星期六早上收尸”。一场舞会上的枪击事件能让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结怨多年。谨记错综复杂的冲突史是在屯子里生存的必备技能。
这样的事件割裂了恩里克母亲的家族。恩里克从来不知道母亲家族的两方为什么不和，也不知道既然问题这么严重，他的外祖父母为什么还要结婚。可是，长期争斗就像坏天气一样来来去去。那天早上，打到卡诺加公园的电话宣布了坏消息，冲突又发生了。村里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2人死亡，15人受伤，恩里克母亲家族的一方应受指责，受害者大多是另一方的。
枪击事件的消息，其意义在于提醒恩里克记起自己为什么在卡诺加公园卖毒品。在家乡，吸毒者和恋童癖在道德上处境一样。而卖毒品是他摆脱这些麻烦的出路。他在谢尔曼路上看见上白班的工人，受人盘剥，有时还拿不到工钱——但这并没有被视为犯罪。他们试图以正确的方式工作，看看结果又是什么。他没有强迫任何人买他的毒品。想到这些，想到他正在逃避的各种麻烦，他感到了平静。
他在卡诺加公园为舅舅们工作了7个月。最后，他们为他收拾了一个行李箱，给了他2000美金作酬劳，送他回家了。
几十个村民热情地欢迎恩里克回家，回到与世隔绝的蟾蜍村，一个离纳亚里特州的铪利斯科只有几英里的屯子。这个蟾蜍村来的可怜孩子，如今被大家仰慕，他是村里唯一一个独自越过边境的男孩。
他把钱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了200美金。他买了一瓶卡萨多雷龙舌兰，那天晚上还举办了盛大的聚会。老人们围着他问个不停。几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求他帮忙找份和他一样的工作。他搪塞了过去，但他明白，消息很明显传得比他的舅舅们想象的要多。他想几个月之后自己回加州。
他才15岁，人们都来找他帮忙。这是一种奢侈的感觉，他沉浸其中。夜色与龙舌兰酒交织在一起，驱散了令人窒息的热浪，音响里播放着他最喜欢的科里多——蒂华纳的Los Incomparables 乐队演唱的El Numero Uno。
恩里克举起他那把贝雷塔9毫米口径手枪射向天空，扣动扳机时，他嚎啕大哭。（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略有删减）
| [ 美国 ] 山姆 · 昆诺斯 著/ 邵庆华，林佳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0月
从事记者工作近30年，
曾为《国家地理杂志》《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等刊物工作，
致力于移民、贩毒、帮派
等方面的调查和报道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15 04: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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