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袁枚终于铁了心要辞官。
这一年，追查时间长达三年多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趋于白热化，大批的官员因为文字狱掉了脑袋。
乾隆十六年（1751），一份署名孙嘉淦的奏稿在全国广为流传，里面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和几乎所有朝中权贵进行抨击。这份奏稿在朝廷上下掀起了惊涛骇浪。
孙嘉淦，康熙朝进士，历任侍郎、尚书、督抚，至协办大学士，绝对是大佬级人物，还以敢冒死进谏闻名。但是再“冒死”，孙嘉淦也不敢直接触乾隆的逆鳞啊。奏稿中的内容，他绝对是敢想不敢写的。
案件一出，虽然皇帝也未怪罪他，但是孙嘉淦自觉地在家“反省”，并在奏稿案结后几个月郁郁而终。孙嘉淦以外的牵连人员就没那么好彩了，因为查办不力而丢掉官帽的督抚多达十几个，缉拿的涉案人员则多于一千人。
朝中大佬们的风波，关袁枚什么事？
清代的文字狱之盛，作文风气之紧，几乎是历代之最。在袁枚的早年，对官场还是抱有一丝少年的热血，希望当个为民请命的好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官的压抑让惯于随心所欲的袁枚非常难受，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也不易明哲保身。所以当了七年的知县以后，袁枚在老熟人尹继善的帮助下，请了长假回家。刚刚迫于经济压力复起的袁枚，又碰上了丧父。
期间发生的孙嘉淦奏稿一事，让袁枚心有余悸。本来对官场寒了心的袁枚，在丁忧三年后，正式脱离了官场。
▲袁枚画像。图源：网络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一部影响深远的辞书——《康熙字典》编成了。同一年，杭州府和仁县袁家诞生了这一代头一个男孩，只是此时男孩的父亲袁滨，尚在湖南衡阳县令高清府中做幕宾。袁家上下因为有后而狂喜，给这个男婴取了“瑞官”做小名。
“瑞官”，便是日后著名的古怪才子袁枚。
袁家即使祖辈显赫，但到了康熙年间已经没落，袁滨不过是一个无名师爷，算不上什么诗书名门。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袁枚的童年不会过得太过优渥。
袁枚的母亲章太夫人，是杭州章师禄的次女，19岁嫁入袁家，先生长女和次女，直到31岁才生下袁枚一个儿子。袁家的经济状况，让章太夫人颇为操劳，丈夫作为幕客与馆师的收入不稳定，家里为了开饭把能借的地方都借过了。直到袁枚晚年，在为母亲撰写《先妣章太孺人行状》时，对小时候和妹妹袁机围着章太夫人讨要饭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即使后来生活优越了，袁枚在《秋夜杂诗并序》的第九首里，还是写出了“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这样的辛酸之句，可见贫穷的记忆有多么沉重。
幸而家里男女都算识文断字，给小袁枚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启蒙老师，就是他嫁入沈家、“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的姑母。
因为家里多是姊妹，难得的男丁“袁宝玉”也很受老少长辈们溺爱。他晚年在《随园老人遗嘱》中回忆，“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姑母教之读书识字”。小袁枚初读佶屈聱牙的《盘庚》、《大诰》，都是由沈姑母带读。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恰好是杭州城隍山最热闹的时候。袁滨带着9岁的小袁枚走到伍公庙，小袁看到路旁的香烛摊、术士摊人山人海，诗兴大发造出了“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的句子。
袁父听到儿子吟出的句子有模有样，便来了兴致，找了个看相佬给儿子相面。看相佬端详了小袁的脸几下，告诉袁父，你儿子是福大于贵啊。袁父不禁露出迷惑的表情，看相佬又解释道，袁枚官不过七品，但40岁后福气高于一品。这是记录在《随园诗话补遗》里的轶事，只是形容得过于奇特，不排除是袁枚编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教育得讲究个张弛有道，如果说女性长辈扮演“慈母”的角色，那么袁滨就不得不履行“严父”的职责了。经过袁滨和袁枚舅父的一番筛选，聘请了有才而无考运的史玉瓒（此君后来与袁枚同场考中秀才）做袁枚的塾师。
袁枚读书的钱，很大程度是靠他在广西当幕客的叔父袁鸿提供的。他在诗里对这个叔父有“五岁早教前古事，十年屡寄课书资”的感激。但是给7岁的小孩灌输四书五经也并非易事，袁枚入学的第一年，袁父急切地从史玉瓒嘴里了解儿子的学习状况。无奈之下，史玉瓒将袁枚做过的撕书、逃学等顽皮举动如实告知，袁父听后暴跳如雷，给了小袁一顿打，这才让他适应了家塾里的学习。
袁家虽家风和睦，但家中女性的婚姻多不幸。嫁入沈氏的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嫁陆仲康，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一生抚孤守节。与袁枚最亲密的三妹袁机，惹人落泪的《祭妹文》的主角，更是因为两人的父亲袁滨要报答原东家高清的恩情而嫁入高氏家族，后差点被丈夫变卖。
可能正是对家中女性遭遇的同情，袁枚一生纳妾数人，但对嫡妻王氏一直颇为尊重。65岁那年的元宵，他还兴致勃勃地拉着王氏一起铲雪做茶水之用。
雍正五年（1727），袁枚不负袁家众人的厚望，才12岁就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亲朋好友纷纷祝贺袁家出了个少年天才。考中秀才后，除了参加入泮礼，新秀才还有坐着轿子巡街的殊荣，只是12岁的袁枚并没感受到有多么光荣，留下诗句“记得垂髫泮水游，一时佳话遍杭州，青衿乍着心虽喜，红粉争看尚蒙羞”。
三年后，15岁的袁枚在岁考以第二名的资格考上了廪生，享受每个月朝廷派的30斤廪米津贴。
帅念祖担任浙江学政时，某次岁考时很欣赏袁枚所作的《秋水》赋，将他喊到跟前当面表扬，顺带抽查其他生员。
帅学政问：“国马、公马何解，汝等知否？”只有袁枚答上来：“知道，出自《国语》，注自韦昭，至作何解，枚实不知。”帅学政又再发问：“国马、公马之外，尚有父马，汝知之否？”袁枚答：“出自《史记·平准书》。”帅学政又问：“你能对吗？”袁枚对曰：“可对‘母牛’，出《易经·说卦传》。”帅学政连连夸赞袁枚年纪轻轻，便通晓这么多典故，非常不错，给他评了个高等的成绩。
光明的未来似乎在向他招手，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乾隆元年（1736）正月，21岁的青年袁枚奉父亲之命到广西桂林投奔叔父袁鸿，冀望叔父能为他谋一个好职位。怎料叔父见到他，不是关心侄子路途艰辛与否，而是说“汝不该来”。可见叔父在广西的处境窘迫到何等地步，才会对侄子说出这番话。
巡抚金鉷见到袁枚相貌堂堂，而又学养深厚，对他颇为欣赏。经过一番观察过后，命他作《铜鼓赋》一篇，袁枚提笔立就，写出瑰丽的文字。金鉷决定推荐他参加朝廷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袁枚对此十分感激，晚年称金老爷子为“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袁鸿得知侄子要上京赴考的好消息，立刻修书往杭州老家告知家人。
袁枚作为博学鸿词科里最年少的“考生”被刷下来了。因为年纪的关系，大家也不太意外，反而是同场的山阴才子胡天游莫名流鼻血污了考卷被“报罢”（黜落），让众人颇为惋惜。
落选的袁枚陷入了经济困难，经好友推荐，到嵇相国家当7岁小孩的家庭教师才解决了温饱。在工作时间以外，袁枚专攻科举“四书文”，23岁的时候终于得进举人，次年又考上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进士。在刑部尚书尹继善的力保下，袁枚以二甲第五名的好成绩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可谓春风得意。
庶吉士是个什么东东呢？简单来说，是挑选文采好的书生进入皇家编制当“练习生”。培训期过后，成绩好的能留下来当编修、试讲等对文化程度要求高的文书类工作。即使培训后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也能优先外放当地方官。
可是才气绝高如袁枚，庶吉士却当得并不如意。为什么呢？好像今天我们的基础学科，除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外语。清朝的庶吉士则有一部分“主修”满文，袁枚就是其中一个入选学习“国书”的。将满文视为蝌蚪文的袁枚将之视为畏途，怎么都学不好满文。三年后的乾隆七年（1742），因为在翰林院考试满文科中得了最下等，又拒绝了座师留保和史贻直让他当言官的推荐，他被外派到江南当知县去了。
接下来的七年知县生涯，对袁枚的人生影响至深。
江宁府城郊，正在为上任赶路的袁枚一行人，到了埠头附近的天印庵留宿。经过一路奔波，他提笔写下《天印庵小住》二首，其二：
古寺残灯恼客肠，玉堂回首梦犹长。
潺潺不尽秋来雨，伴我黄昏是海棠。
从京城一路南下到江南的袁枚，路途所见所闻，才算让他真正了解到什么叫民间疾苦。相比之下，自己在富庶的家乡熬过的“穷”，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穷”了。沿途得知的“豆税”之类苛捐杂税的征收之难，让他对接下来的县官生涯忧心不已。加上赶路的窘困，让袁枚在诗中，透露出忧伤之情。
袁枚这个人文化素养虽高，但因为幼时家庭经历的原因，很是吃了一些苦头，也算是尝过炎凉百态的社会人了，对待老百姓没有一般官老爷的傲气。从他吐槽《长恨歌》的诗“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就能看出，袁枚对平头百姓的处境是有怜悯和同情的。
父亲袁滨虽未当过官，但多年刑名师爷的经验，或多或少都传授给了儿子。幼承庭训，让袁枚在上任之初，就想到让衙役向自己报告本县有多少刁民，这种“老手”才摸得透的门路。故而在知县任上，他不仅是断狱的一把好手，还很得治下民众的爱戴。
袁枚在判案上厉害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名李姓秀才，喜欢听袁枚判案，喜欢到从溧水跟到江浦，袁枚后来回忆此事写成《酬诸知己诗十三》。
最初任溧水知县的时候，他将父亲接来颐养天年。袁父天生正义感爆棚，很是担心儿子年纪轻轻，能不能当好父母官，所以装成老农，骑着毛驴在乡间打探。听到乡民都说“我们的少年袁知县，是个大好人啊”，袁父过于激动，连打扮都来不及改，直直地闯入衙门见儿子。
任期已满，改任别的地方时，当地百姓还送上一件绣有全城居民姓名的“万民衣”给袁枚。历任溧水、江宁、沭阳等地知县的袁枚，因为在任口碑不错，蛮得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欣赏，后者继而举荐他当高邮刺史，但被吏部驳回。
七品知县只是个芝麻绿豆官，但如果职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话，袁枚倒也无所谓。让他不爽的是，每天和大官们的应酬。他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等文里提到，官场各种繁琐的规矩，比如作为夜猫子的自己要天天早起拜见上司，见到上司要毕恭毕敬，这令“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袁枚压力山大。这些官场俗务，还占据了袁大才子大部分的时间，让他没有时间读书，以至于“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修订完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江宁新志》，可以说是他辞官的直接导火线。
编撰之时，乾隆皇帝对文字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的，所以袁枚大胆地把钱谦益、屈大均、钱澄之等人写入《江宁新志·乡贤传》。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伪孙嘉淦奏稿案”一起，皇帝下令严查全国书籍里的明朝人名，《江宁新志》连累袁枚的恩师尹继善也受到了斥责。
清代当官风险之大，让袁枚的“退隐”之心愈加强烈。
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借口奉养生病的母亲章氏，乞了长假回家。也是钻了这个空子，袁枚才能把江宁（南京）隋园买下。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不能在当地置产，所以袁枚如果以江宁知县的身份买园子，按规定是要被揍60杖的。
此前一年，袁枚接手一单控告父亲棺材被和尚毁坏的案子，需要到小仓山麓去。就这样，他见到了自己的“梦之园”——隋园。这座风景绝佳、要价只需300两银的园子，让袁枚动心不已。
靠着自己做官多年的积蓄与其他投资的收入，袁枚凑够300两银子在江宁买下了这座有故事的庭院。
按照袁枚的薪资来说，买园的钱出得起，但修园这样大笔的支出还是很困难的。幸好他的同年程晋芳出身扬州盐商家庭，与袁枚有着深厚的情谊。在程氏兄弟与大盐商江春的帮助下，袁枚开始投资盐业。
传统中国的文化人一旦仕途不顺，便容易陷入经济困境。因为父亲的缘故，袁枚早年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除购置产业外，经营商业也是一个财源。而投资盐业所得的利润，袁枚就用于购置滁州的田产。经济方面的远见，是袁枚能成就随园的关键因素。
后世以讹传讹，指认“隋园”是奇书《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曹雪芹曹家昔日的宅子。曹家被抄以后，被下一任江宁织造隋赫德买下，更名“隋园”。但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出来辟谣，说“吾祖谰言”，隋园可不是大观园呀！
只是这个园子本身精美归精美，唯独风水不太吉利，隋赫德因贪污被下了狱，园林也就荒废了。顶级豪宅配置的隋园沦落到卖300两银子，都无人接手。直到不避忌的袁枚才把它给盘下来，更名为“随园”。
园子买下后，袁枚花了大力气来“装修”。他自己形容：“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个倾注袁枚一生心血的园子，花了近五十年来完善。
袁枚中途发现弄园子太费钱了，积蓄再加上盐业、田产的收支，都够不上建园烧钱的速度。幸好功名还在，乾隆十七年（1752），他又出山到陕甘一带去当地方官了。与此同时，袁父也带着仆人，从杭州迁居到江宁随园。其时正值盛夏，袁滨已是76岁高龄，可能是不堪暑热，在路上病故了。
袁枚到西安候差、接任仅三天，就收到令他晴天霹雳的父亡噩耗，只好匆忙南归。守丧三年以后，在再次来当江南总督的恩师尹继善的帮助下，袁枚得以辞职终养。
▲古典园林里，梅花绽放。图源：摄图网
随园是买下了，但要日常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还是得费钱的，这时就能看出袁枚的不同凡响之处了。文人，尤以出身良好的文人大多不知人间疾苦，哪里知道生活费贵呢？比袁枚早生100余年的张岱，早年经济条件太好，明亡后穷困潦倒，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善。而袁枚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实在太会捞钱了！
今天大众的消遣，无非是好吃好玩。这个道理，清朝的袁大才子已经掌握了！他的随园，被他打造成了一个游玩与美食相结合的娱乐项目。平常的私人宅子，都是四面封闭，保持隐私的。不走寻常路的袁枚，不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还把墙都给拆了，直接改造成了公园来吸引游客，还在门联写上“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园里的池塘、楼台、湖石、花木，俱是袁枚亲自把关的审美，绝对是高大上的品味。来到随园的游客，尽管被袁大才子狠狠宰了一把，但都被宰得心甘情愿。
光有好玩的还不行，来走走看看累了，必然会想吃东西的。作为一个顶级吃货，袁枚对吃的要求非常高，为了求得美食的菜谱，不惜“为美味折腰”，还捞来了南京名厨王小余。从袁枚写的《厨者王小余传》可以看出，王小余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是南京城内权贵们争相聘请的对象，脾气还非常暴躁。王厨子却一心一意地跟着袁枚当基友，只因认为官宦们吃他的菜不过是牛嚼牡丹，袁枚才是真正懂他的人。
袁枚本尊更是刚到连乾隆皇帝的饮食喜好都敢杠，说用肉丝配燕窝，是毁了燕窝的清，肉丝燕窝这道菜不过是糟蹋好食材罢了。
在挑剔的袁枚的运营之下，随园提供的饮食能不是超一流的水准吗？为了增加收入，袁枚雇佣农民把部分土地湖泊进行耕作和养殖，产出的食材直接供应园内的餐馆。这样新鲜、精良的美食，吸引了大批老饕来随园“打卡”。
随园的生意实在太火爆了，游客多到园内亭台楼阁的门槛每年都得换上一次。
娱乐营销只是赚钱手段，袁枚不同凡响的点在于，他赋予随园以文化内涵。他出了一系列“随园”的书，园内的南轩则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的地方，印好的书直接放在园子里卖，不少文人才子都以在“随园出版社”出一本书为荣。袁枚的《随园全集》开售，尽管价格高达五两银子，仍然被抢购一空。单单是随园卖书的产业，一年的收入已达三四千两。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带有文化气息的“雅好”，才能让他们趋之若鹜。
不仅如此，袁枚还将享乐主义上升到文化理论的高度。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的“好色论”，他曾在文章中标榜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
有人批评他的好色，说袁枚“著作如山，名满天下，而于好色二字，不免少累其德”。但他却对自己的好色颇为得意，并进一步阐释了“何为好色”。
朋友：色可好乎？
袁枚：可好。
朋友：愿闻其详。
袁枚：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怜香者，人之异于禽兽也……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是。卢杞家无妾媵，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卒为君子。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
这番“好色宣言”，他本人也做了充分实践。他不仅好女色，还好男色，一生绯闻不断，甚至还和郑板桥煞有介事地讨论一个问题：美男子犯了错，要不要打屁股？
总之，极端言论加上迎合市场需求，“袁枚”这个品牌成功打造出来了，官僚贵人们纷纷打开自己的钱包，出大价钱让袁枚给自己作文。袁枚晚年的遗嘱上，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的记载，显然是通过打造人设赚到大钱了。
袁枚的父亲袁滨已经过世，但袁枚的母亲却是古代难得的高寿，一直活到袁枚64岁的时候才过身。三年后，服完丧的袁枚，终于不再被“父母在，不远游”束缚住了！爷要出外浪！他找来了江宁认识的绍兴年轻人刘霞裳当“三陪”，出发了。
说来也是奇怪，注重衣食住行的袁枚，居然能在60多岁化身“清代徐霞客”，跑遍华夏名山。天台山、黄山这些都不在话下，连远在两广的罗浮山、丹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清朝的交通来说，旅游真不是今天搭上飞机火车就能去的，断没可能全程轿子抬着，必定大部分路程都得靠“11路车”完成。袁枚从67岁开始，当驴友当到80岁，仍能扛得住，可见身体素质是很不错的。
只是因为这段时间内袁枚太会玩了，基本都不在随园里，所以很多慕名来拜访袁枚的人都扑了空。
袁枚出外旅行还有一个目的——到各个名山品茶。他曾在外地购买武夷山茶，觉得“茶味浓苦，有如喝药”。但在《随园食单》中《茶酒单》中，记录了他亲自到武夷山曼亭峰天游寺里品茶的过程，发觉武夷山茶“真香”，绝对不辜负天下盛名，老子之前喝的肯定是假茶！
可能儿童时代在伍公庙算的卦，有一品官的福气算得很准了，步入中年的袁枚，又找人给自己卜了一卦。
他找来的相士胡文炳算出，袁枚63岁生儿子，76岁就拜拜了。等到63岁时，卦的前半部分果然灵验，这让袁枚深信不疑。故而76岁那一年，犯了河鱼之疾的袁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停地写祭文和挽联，还写信让朋友马上给自己写挽诗，让赵翼、钱大昕、洪亮吉这堆名士好友提前给自己开“追悼会”。
然而，相士这次却没说对。过了下年大年初一，袁老才子还活得好好的，声称要改名“更生”“延年”来庆祝。可能死里逃生的感觉，让袁枚更执着于尘世欲望的满足。生命最后的六年，他每次赴宴，都因为吃得太饱而肚子痛，真是别人出钱他出命。
嘉庆二年（1797）， 82岁的袁枚患上痢疾。知道自己阳寿将尽，遗下绝笔诗《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再作诗留别随园》后，在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病逝，葬在小仓山北。
说来奇特，乾隆十七年（1752）秋，因为袁滨死得突然，袁枚赶回随园时父亲已经入殓，来不及将其改葬回老家杭州。十七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袁枚发觉随园小仓山后山一片地适合墓葬。萱堂尚在，袁枚也不敢自己做主，便报告了章太夫人。章太夫人认可了以随园后山的空地作为家族墓地，从而一举解决了袁家的归葬问题。这让袁枚由生到死，都与他最心爱的随园在一起。
袁枚在临终前对儿子说，希望保住随园三十年。
超出预期的是，这个园子在袁家人手中保留了两个三十年，最终毁于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时。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李梦英：《袁枚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7 0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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