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7日,在广州拍卖会上,有一枚红豆被冠上了“鲁迅送给萧红的红豆”的名号,从1000元起拍,到以21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最后价值24.15万元。消息出来后,反响极为热烈,关于鲁迅与萧红的日常交往再次成了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这枚红豆到底什么来历?真的能据此推测两人有“特殊关系”吗?
1934年6月,萧红和萧军从哈尔滨到达青岛。在这儿,萧红写完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写出了小说《八月的乡村》。两人写信给鲁迅请求指点。鲁迅很快写了回信,给了两人很大的鼓励。两人也因此决定到上海,为的是以后能当面向鲁迅请教。
当年10月,两萧到达上海。安排好住处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希望见面。11月30日,两萧终于和神交已久的鲁迅在内山书店见面了,并在附近的咖啡店见到了鲁迅的女友许广平和儿子海婴。两萧从此成为鲁迅的超级“粉丝”。
鲁迅一家
两萧经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向鲁迅借钱,鲁迅把早已准备好的20元钱给了他们。之后不久,鲁迅又在梁园豫菜馆设宴,为两萧介绍了好几位“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他们是茅盾、聂绀弩及夫人周颖、叶紫。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萧红的好朋友。
萧红很喜欢海婴,在这次宴会上,萧红把祖父留给自己的两只核桃和小棒槌都送给了海婴,让海婴非常高兴。
在上海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鲁迅向两萧深刻剖析了当时文艺界、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一些现象,让两萧受益匪浅。鲁迅对两萧非常和善,对萧红更是如此。在鲁迅眼里,当时已经23岁的萧红还是个孩子,身上还有孩子气。鲁迅对萧红进行了具体的思想指导和写作培养,要求她不要把从北方农村带来的“野气”改掉,不要沾染所谓的“江南才子”气,同时也不要脱离生活,否则就不会写文章了。在鲁迅的鼓励下,萧红取材于个人经历,写出了大量作品,其中有些收入到了散文集《商市街》中。
经过鲁迅的大力张罗,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分别在1935年3月、12月顺利出版,两人一举成名。《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自出版后,重版了不下20次。
萧红、萧军在上海多次搬家,后来就搬到了距离鲁迅家较近的北四川路永乐里居住。两人经常在晚上到鲁迅先生家做客,谈天说地,有时候还会在鲁迅家吃饭,饭后还跟着鲁迅一家去看电影,鲁迅常常请客。
鲁迅很偏爱萧红,对她很有耐心,见到她总是乐呵呵的。鲁迅对萧红也不是无原则的偏爱,他一方面肯定她的进步,另一方面对她在思想和创作方面存在的弱点也是实事求是地批评教育。鲁迅对萧红给予了很大期望,受到鲁迅关怀爱护的萧红也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在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萧红感情细腻,敏感自尊,而萧军与之相反,他大男子主义,又进过讲武堂,粗犷之气特别明显,对性情高傲、多愁善感的萧红并不真正尊重、欣赏、理解,甚至还有些厌烦。萧军经常出轨,在上海时,他与上海姑娘陈涓重燃旧情,萧军、萧红为此常常吵架,萧军甚至还动手打过萧红。
萧红、萧军
萧红很喜欢到鲁迅家,一方面是因为她崇拜鲁迅先生,希望得到更多教导,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在此诉说心中苦闷,排遣忧愁。许广平在文章《追忆萧红》中写道:“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生命力。”此时的萧红身体很虚弱,面色苍白,经常头疼。萧红因为和萧军的感情纠葛,整个人都失去了活力,身心都需要休养。恰好两萧的好友黄源之妻许粤华在日本留学,萧红弟弟张秀珂也在东京,黄源便建议萧红到东京散心休养,萧红同意了。
萧红在1936年7月17日启程东渡,没想到过了三个月,鲁迅就去世了。萧红没有见鲁迅最后一面,这让远在东京的萧红非常伤心。原本打算在日本待一年的萧红,1937年1月就从日本回国了。萧红和萧军感情出现的裂痕,并未因萧红日本之行得到真正缓解。1938年4月,这对相伴6年的文坛夫妻选择分手,结束了传奇般的婚姻。
鲁迅不仅仅是萧红的导师,也是萧红的朋友。在萧红决定赴日之前,也就是1936年7月15日,当时已经生病的鲁迅还是在家设晚宴为萧红饯行,由许广平亲自下厨。第二天,萧红、萧军和黄源一起到照相馆拍了照片,还把其中一张赠给了鲁迅作为留念。在广州拍卖会上的红豆,按照拍卖公司的介绍,就是在饯行当晚出现的。萧红回家前,许广平把鲁迅先生送给自己的红豆转赠给萧红,希望能慰藉即将远行的萧红的心。
萧红、萧军和黄源
可这不过是资本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毫无底线的炒作而已。不论是鲁迅日记还是许广平写的追忆萧红的文章,都没提及红豆赠别之事。要知道鲁迅日记是一部反映鲁迅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事无巨细全都会写下来,别人送给自己的瓜果点心、自己每天见什么人、给什么人写信都如实记录,倘若真有夫妻赠红豆给萧红之事,怎么会不记呢?许广平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写了萧红赠给海婴核桃、小木槌之类的小事,却丝毫没提及自己赠给萧红红豆一事,这不是很奇怪吗?
事实上,对许广平来说,1936年的夏天特别煎熬,丈夫疾病日渐沉重,她忧心忡忡,焦虑不已,哪里有心思想到如此“别致”的方式慰藉萧红呢?就算是密友,也很少会郑重其事以红豆赠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鲁迅曾经送红豆给许广平。更何况,红豆在中国文化中向来都是表达爱情的信物,都是恋人、夫妇相互赠送,谁又会把丈夫赠给自己的定情信物转赠给他的“绯闻女友”呢?
鲁迅和许广平
所以说,鲁迅夫妇以红豆赠别萧红,于情于理都不会发生。那资本为何突然想到以红豆强行把鲁迅和萧红组CP呢?这就要提到倪美生了。
倪美生是作家端木蕻良的二嫂,而端木蕻良又是萧红的第二任丈夫。倪美生在1983年写过一篇短文《萧红遗物的几点说明》,当中提到有四枚红豆来自鲁迅夫妇。倪美生所写文章经不起推敲,当中错讹不少,但却让资本嗅到了制造噱头的机会,捕风捉影,非说萧红和鲁迅有“非比寻常”的关系。
在2013年的电影《萧红》和2014年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有不少镜头、台词都暗示萧红和鲁迅有“暧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让公众有了想象空间。正是经过电影的宣传、炒作,在几年后的广州拍卖会上出现的红豆才得以卖出天价。
鲁迅晚年,萧红的确是他的亲密友人之一,可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正常的、清白的交往,没有任何供人遐想的空间。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卓绝的女作家,被鲁迅评价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可她命运不济,只活了31岁,情路更是坎坷,总被人抛弃,总不能得到理解,“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萧红非常敬重鲁迅先生,是鲁迅最好的学生和同志,她生前已经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死后真的不能再承担这样无中生有的伤害。对萧红来说,太不公平了。
参考文献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守涛:《书信中的萧军萧红爱情》,《同舟共进》2020年第1期。
叶君、张蕾:《鲁迅与萧红日常交往考论——关于红豆、拖鞋与题字照》,《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