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查看: 157|回复: 0

[人世间] 作为社工,我参与的一场诱捕 | 人间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4-1-2 09:3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社工,我参与的一场诱捕 | 人间

 一枚贝 人间theLivings 2024-01-02 07:05 

0.jpeg


从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再次见到立健是什么情形,也曾无数次幻想立健质问我为什么要害他。出狱后,立健也快23岁了,和我现在一样大,他又会如何看待当初的事呢?

1.png


配图 | 《漫长的季节》剧照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对立健来说,这事仅是漫长人生中的半年时光,对我而言却是无数难眠夜晚的片刻闪回。



1


选择做一名社工,也许是因为些微的助人情怀,也许是受港台影视的影响。彼时上海市社区矫正正在试点,除了我这种通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进去的社工,还从监狱局、教育局、检察院抽调了一批老同志来参与此项工作。当时这种社区矫正社工限制户籍地报考(因为本地人更好开展工作),也算让我圆了父母的心愿,端上了铁饭碗。

2004年,我上岗后,领到了两块工作牌,一块是司法局的临时工作证,一块是社工站工作证,其后我被指派到了一个老城厢工作。很幸运的,进去单位就有两位师父带我,一位是监狱系统的老同志,另一位是企业工会的老骨干。

我和师父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服务对象基本是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在刑人员。最初几个月,我常常要拿着街道司法所的介绍信去派出所调取户籍档案,把在册的矫正人员的资料认真地抄录、校对好,录入司法局的系统,为要服务的社区矫正人员完成“一人一档”。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一次会取出好几大本档案,让我去一旁的小房间抄写。翻开厚厚的牛皮纸封皮,户籍档案里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新旧交叠钉在一起,有些年代久远的法律文书还是手写的。有些服务对象从青年起就“数次进宫”,那一张张褪色的判决书和减刑裁定书拼起了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一些判决书里还会详细记载他们的犯案始末,简直像是一本自传了。

刚出象牙塔的我,社会阅历浅薄,只能从卷宗中了解服务对象们,追溯他们的经历,然后在户籍警或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对他们的生活现状探得一二。社区矫正工作刚刚开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肯定不会抱有多少人文情怀,都不愿承认犯罪其实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更多地将罪错归结于个人或家庭原因。有时候,户籍警会打趣我:“小姑娘做这个工作,天天和坏人打交道,三年五载就很老练了。”

我们的工作按照属地管理,我负责的街道既是老城厢集中地,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市中心,还是上海市著名的观光旅游景点,外籍人士多、外来流动人口多,人员成分极其复杂,犯罪类别五花八门,除了常规的暴力犯罪,最多的是经济犯罪。

不过,像立健这样年轻的服务对象是鲜见的——他那时16岁,是抢劫罪的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他是单亲家庭,从职校辍学后犯的罪,他的父亲老蒙有前科,为社区刑释解教重点关注人群(现已没有劳教)。由于他犯罪时未成年,加上老蒙主动赔偿,因而获判缓刑,到了我这里进行社区矫正。

犯罪是一种社会越轨,我们可能会对反复越轨的中年人觉得无可救药,但是一定会对一个初次越轨的年轻人心存惋惜。



2


第一次见面,是在当地派出所。立健此前在看守所里待了8个月,人消瘦、黝黑,一言不发。肖警官是本地的户籍警,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常规教育后,就向他介绍我:“这是以后负责帮助你的社工,小贝老师。”

立健抬了抬眼皮,点点头。肖警官继续道:“以后公益劳动、思想汇报、集中教育,都听小贝老师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和她说。”

立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见老蒙姗姗来迟,肖警官有些生气,意味深长地说:“老蒙,这儿子你要好好管了,抢劫是重罪,他把人家脑袋敲破了,不是年纪小,肯定要进去吃官司的。”

“知道了,肖警官,我一定管好他。”老蒙赔着笑脸。

肖警官再次提醒:“立健,你最好弄个学校去上,千万不要出事情,不然就收监了。对了,这几年不能离开上海,知道吗?”

立健点了点头。


------

立健年纪小,师父觉得年轻人之间好沟通,就嘱咐由我负责他的个案。我那时也就20岁出头,实在无法如民警般的老练,无论服务对象何种类型,犯何种罪错,我都会下意识地按照年龄和矫正对象建立一种“心理辈分”,对年长的多一分敬意和小心,对年轻的多一分亲近和热情。对于立健,就是如此。

立健家是一间上海老城区的厢房。我要登上细窄高陡的不规则梯阶,转角再转角,才能进到那个不到10平米的逼仄空间。房间里只有1把躺椅、2张床和1个柜子,老子的床和儿子的床之间挂着一块布帘。

同立健谈话时,这空间小得发闷,幸而这老厢房带个小露台,上面虽然堆满杂物,但是立健在此获得了不少快乐——在他这片小天地,能俯瞰老城厢低矮的平房,眺望对面的金碧辉煌的花园小区——那是当时上海当之无愧的顶流商品房。

立健白天总是睡觉,闭门谢客,他没有手机,老蒙也只有一个小灵通,联系这对父子是真不容易。鉴于矫正前3个月每周都必须接受个别教育,我绞尽脑汁见缝插针地找立健。

某次,我照例向肖警官汇报情况后,当天下午,老蒙就来社工点找我了。他先吸了一口烟,说:“小贝老师,我们以前日子过得不错的。小家伙小时候很聪明,参加全国美术比赛,还拿过一块金牌。”

老蒙其时还不到50岁,身材健硕,但没有正式工作,只偶尔打点零工,社区为父子俩办了低保,生活挺拮据的。他额头的川字纹深深的,眼睛里透着精光,立健遗传了这双眼,看人的时候即使斜挑暗瞥,也会有种尖利的光芒在你身上霍霍打转。

“那立健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

“后面我生意黄了,离婚了,这孩子就没人管了……”

“出事情后,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了?”

“职校把他开除了,这小子说不要读书。”

“立健爸爸,现在是矫正初期,有些规定立健必须遵守的。”我再次陈述了立健必须遵守的规定:每周个别教育1次,每月集中教育1次,公益劳动10小时,书面思想汇报1份。也重申了《关于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执行措施》。

老蒙拍胸脯保证,说一定配合,看好孩子,怎么也不能让他再进去了。但当我询问他立健平时都在干什么,他却一愣:“睡觉呀,他也很苦闷的,出去也没钱。”

“不睡觉的时候干嘛呢?”

老蒙又一愣,很快反应过来:“混混日子吧。他又没事可干,小贝老师,你放心,你和肖警官也打个招呼,我已经没收他的手机了,也不给他钱……” 

老蒙喋喋不休了好一会儿,但都是自以为是,以他的好恶评价儿子的状态,以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代言儿子的想法。不过,我倒也藉此拼凑完整了立健的成长轨迹——他童年时活泼开朗,喜欢画画,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老师同学都挺喜欢他;后老蒙生意失败锒铛入狱,妈妈就离开了,他被寄养在爷爷家,每月妈妈会送来200元生活费;待老蒙出狱后,他的性子已变得叛逆不服管教了,学习差劲,父子俩就这么将就混日子;直到他进了职校,认识了一些社会人士,开始逃学,才读了一年不到就走了老蒙的老路……



3


社工点就在老城区沿街铺子后面小弄堂里的二楼,底楼是一个厂房仓库。走进这条小弄堂,生活百态就近乎赤裸地扑面而来:因为周边的老式公房没有独立厨卫,各家的马桶经常就摆在底楼,有居民甚至索性把马桶摆在居委会大门旁;电线杆上有不少居民晾的衣服,刚挂上去时,如淅淅沥沥下小雨;那块有一座城隍庙,还有一个尼姑庵,所以本地不少居民信仰混杂,院子里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居民们总在树周围的地上插香祈福……虽然居委会一直劝导讲究文明,整治环境,但是收效甚微。

到了傍晚下班时,到处飘着饭菜的香味,拐弯走出大门,老街商城华灯初上,摇曳着华美的霓虹,谱写着夜上海的风情。

社工点只有两间办公室,小的是禁毒社工办公点,大的由我们矫正社工和青少年社工共用。这间本就不大的办公室,又硬是被我们隔出了一间“谈心室”。

8月天气闷热,立健第一次来了社工点。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一饮而尽后,拿出一张《思想汇报》,我一看,字迹端正,密密麻麻,刚好一面。除了常规介绍了目前的生活外,还对自己的罪错做了一番检讨,最后略带调皮地写着:“保证接受肖警官、小贝老师的管教和帮助,随叫随到。”

“立健,你字挺漂亮的,内容也不错,反省得还挺深刻的。”我笑着说。

“在看守所里一直写,早都练出来了。”

“最近打算干什么呢?()爸爸说你天天睡觉。”

他有点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事干,天气太热了,懒得出来。小贝老师,后面公益劳动、个别教育,我都会准时参加的。”

突然一声手机铃声响起,立健立刻掏出一部崭新的爱立信手机,按了一下。

我诧异道:“这手机你哪里来的?”

“我妈给的。”他得意地扬了扬手机,“前两天她给了我2000块,我就买了手机。”

“嗯,那你把手机号给我吧,这样我找你就方便多了。”

“好——不过小贝老师,我妈给我钱的事,我爸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

立健说,他这些年一直悄悄和妈妈保持着联系,但是不想让老蒙知道——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蒙和立健妈妈并未登过记,立健也不算是婚生子。早年老蒙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立健妈妈吃了不少苦头,为了不再和老蒙有瓜葛,多年来,他们母子俩都是私下见面。


------

这次沟通后,立健基本每周都会自觉来社工点报到,无论是接受个别教育还是参加集中教育,都十分乖顺,几个年长的社工都挺喜欢他,他也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变得开朗外向起来。

居委会组织矫正人员去社区老年活动室打扫卫生,立健就去了一次,回来后满腹牢骚:“这太傻了。小贝老师,这桌椅要么不脏,要么脏死了,‘小新疆(另一位年龄稍大的矫正青少年)’把桌椅都擦得发白了。那里的老爷爷都劝他不要擦了,桌子要擦塌了!”他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拍桌子,哈哈大笑、肆无忌惮。半晌,他停了下来,一本正经地问我:“有别的公益劳动吗?扫大街也可以啊!”

就这样,立健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公园捡烟蒂、扫垃圾,每个月10小时。那个公园是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兼顾居民生活和旅游观光,人员显得尤为混杂,翠竹掩映的步道上有晨练的居民,有悄悄发“愿主降福”的教徒,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我不放心,便和立健一起做公益劳动。立健干活卖力,戴着手套,拿着长夹,轻轻巧巧地把花坛里的纸巾、水瓶、一次性饭盒都迅速清理干净了。10月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可立健每次劳动后总是满头大汗的。做完后,他也会主动帮忙把劳动用具洗干净,还到社工点。

转眼间,3个月过去,立健的矫正初期算是平稳度过了。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复学——虽然原来的职校回不去了,但是市面上还有不少面向社会招生的中职院校和夜校。立健画画不错,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美术设计,倒是对汽修专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喜欢摩托车。

青少年社会越轨中,同伴群体的影响尤为重要,要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同伴关系,融入社会,无论是考虑当下还是长远发展,复学或进修都是不错的选择。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我们还联系了青少年社工,准备让立健学电脑设计或者烹饪,掌握一门技术。老蒙难得支持儿子,还拿来了一张北大青鸟的计算机培训广告,说是让立健“去北大学电脑”,把社工点的老师们都逗乐了。

那段时间,老蒙和立健父慈子孝,常常一起来社工点。老蒙找了份零工,家里宽裕了不少,立健染了头发,看起来和一些好玩的同龄人没两样。当时的我天真地认为,青少年只要过上和同龄人相似的生活,不处于失学、失管、失业的状态,就不太可能犯罪了。



4


立健17岁生日那天,我特意去元祖订了一个水果夹心蛋糕,下班了就去到他家。老蒙给他买了一块手表,他很高兴,指着蛋糕说,自己大概有10年没过过生日了。

吃了蛋糕后,我俩去了小露台聊天。夜晚的老城厢灯火通明,霓虹错落有致,老街的复古牌匾在夜晚的浮光中摩登起来,对面的摩登大楼熠熠生辉,沿街商铺张灯结彩。

立健点了一根“牡丹”,吸了几口,缓缓道:“小贝老师,我很小就抽香烟了。”

“几岁开始抽的?”

“12岁吧。一开始跟着爸爸抽‘中华’,后来没钱了,抽‘大前门’,那个时候就有瘾了,后来更没钱了,就抽一块钱1包的没有过滤嘴的香烟,真是辣嘴巴。”他轻描淡写地说着。

“有一块钱1包的香烟吗?”我难以置信。

“当然有,”他双眼兴奋地亮起来,“就是细细的卷烟,没有香烟屁股,像粉笔一样。”

“这抽起来应该很呛吧?”

“没办法,抽了辣嘴巴,不抽,头痛。我13岁就离不开香烟了。”

我沉默片刻,心里堵得慌。

立健接着说:“我小时候画画特别好,有一次得了一个全国金奖,拿到了一块金牌,很大一块。”他开心地比划给我看:“你知道那金牌后来去哪里了吗?”说完,就突然严肃下来。

“弄丢了吗?”

“不是,是卖掉了!”

“是你……你爸爸卖的吗?”我不安地问。

立健回头看着我,眼神亮亮的,突然笑了出来:“是我自己卖掉的,就卖给了我的同学,50块钱。”

“当时是很缺钱吗?”

“也不算,就是想要钱,50块到手,我就去吃了一个肯德基汉堡,剩下的钱我花了很久。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赚到钱的感觉太好了。”

“卖掉奖牌,心里会不舍得吗?”

“没有一点不舍得,只要是自己的东西,我都可以换钱!钱是最重要的!”他狠狠吸了一口烟。

也许在立健心里,钱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的来源,比亲情、荣誉更重要。幸运的孩子身边有爱他的父母帮他解决问题,而且死心塌地、不计代价;不幸的孩子只有把自己变得有钱有权,才能获得一些安全感。凡是看似虎胆龙威的人,心头都有投鼠忌器的惶恐。

立健的QQ名叫“飞鹰堂堂主”,在网上,他似乎更外向,热情洋溢,充满力量感。他告诉我“飞鹰堂”是“东门帮”的分部,他是这个分部的老大。至于“东门帮”到底是真实存在的组织,还是青少年们效仿《古惑仔》创建的虚拟世界,我不得而知。

立健对那些“江湖”上的轶事、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总是侃侃而谈,我担心他再次结交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常常提醒他洁身自好,但是他毫不在乎。稍感安慰的是,他答应我开春后的新学期就去学汽修。老蒙似乎也在为他办入学手续——因为被学校开除又是社区服刑人员,他现在只能去民办的中职院校了。

之后,我和立健的面对面交流变少了。每次沟通后,我需要把谈话内容以及重要信息记在台账上、日志上。当时的矫正工作行政化色彩很强烈,月度要上报系统,季度要考核台账,对于工作痕迹的追求让我陷入了一种定式思维。仿佛只要做完定期打电话、打完写下来、月底提交上去这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矫正工作的复杂性岂是这些台面功夫可以穿透的?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洞察以及对制度的理解,何其深邃。



5


12月转眼过去,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全市的矫正社工组织了一台晚会,大家围绕工作创作了不少节目,有朗诵、歌舞、小品等。其中一个小品《阿大矫正记》,演出的社工把雪村那首脍炙人口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改了一下,歌词“俺们那个山上下来的,俺们谁也不害怕……”,唱出了我们眼中矫正对象的样子。小品里,“阿大”最后家和业兴,我也暗自憧憬着每一位矫正对象未来都有个好的归宿,尤其是立健。

可是不久后,我突然接到了肖警官的电话。

他的声音很低沉:“小贝,立健现在和你有联系吗?”

“一直有联系。”

“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一天。”我回答着,心里隐隐不安。

“你听我说,立健犯事了,就在圣诞节晚上,骑车抢劫,把人家包抢了,还有暴力伤人行为,分局已经发通缉令了。”

我心里一片冰凉,四肢瞬间麻木了。

“立健这小子手机也关机了,他老头子也找不到他。小贝,你能找到他吗?你平时怎么联系他的?”

“我……我们有时候QQ联系,大部分时候打电话。”

“好,那你想办法在QQ上约他出来,我们要采取行动诱捕。”

“诱捕?”

“对!需要你的帮忙。”

“不,不。”我下意识拒绝,“我们社工不可以参与诱捕,这违反工作伦理。”

我无比紧张又极力抗拒。

“小贝,你记住,别说你是一个司法社工了,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义务配合警方办案。”肖警官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试试劝他自首。”

“这样风险太大了,他现在属于危险分子,要尽快归案。”肖警官声音依然低沉,但语气急促起来。

“肖警官,我不想做。”我心里很乱,但是不想找借口。

但是肖警官不死心,他找到司法所,找到我的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

“小贝,你要配合民警的工作。”领导说。

“我不能参与诱捕,我们有保密原则。”

“现在就是保密的,我们尽快拘掉他,是给他机会。”

“应该联系立健的爸爸。”

“老蒙清楚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立健要是再出事情,后果更严重。”

我心惊肉跳,领导还说,如果诱捕成功,要给我送锦旗,记功。其他社工也都一致认为立健现在很危险,很可能再次抢劫或者犯下更严重的暴力罪行——因为这一次的抢劫伤人,立健变成了主犯,如果诱捕成功,他就面临着再次判刑,在矫正期内犯罪,不可能轻判,而且会立刻收监。

立健才17岁,我不敢往后想——我只知道,我参与诱捕的话,他一定会很憎恨我,要是报复我怎么办,以后我要怎么面对他?我是一个社工,不是执法者,而是一个助人者!“助人自助”“案主自决”这些张口即来、却从未践行的伦理价值一下子蹦了出来,还有老蒙……

我心乱如麻,这是工作使命还是伦理困境,我说不清也想不通,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我同意了诱捕。

肖警官向我一再保证会做好安全措施,立健归案后,他也会和老蒙做思想工作,我们是帮他,又不是害他。社工站的领导给我批了3天假,行动结束后我可以回去休息,平复心情。


------

立健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只好一直守在电脑旁等他上线。终于,3天后,我们联系上了。

“手机怎么关机了?短信也不回。”我问道。

“我和爸爸吵架了,懒得理他,就关机了。” 

“你爸爸急死了,你最近都住在哪里啊?”

“住我朋友家里。”

“立健,明天来一下社工点,把这个月的思想汇报也带来。你矫正期快半年了,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服务方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语气自然如常,担心他听出什么。

“好的,明早就来,思想汇报我来了再写,嘿嘿。”立健答应得很爽快。

挂完电话,我心潮起伏。



6


新年的隆重,无声地凝结在小楼窗前高挂的腊肉上,油润精壮,紧绷扎实,闻不到丝毫的咸齁味,只有松弛的肌体才会透出气味。肖警官换上了便衣,神色严肃,跟两位同事一起埋伏在一楼的小院里。

“小贝,你只要和他打电话确认,一定要确保他来,其他的你不用管。只要他踏进这个楼道,我们就会立刻行动。”肖警官拍了拍我肩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我坐立难安,站在二楼过道的窗前,暗自祈祷一切顺利,祈祷立健不要反抗,祈祷他不要恨我。

“老师——好。”立健一踏进小院,就看到了二楼的我,他穿一身黑夹克,牛仔裤,露着洁白的牙齿,左右各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下一刻,他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右手如同绅士般从胸膛划到左下腹。“老师——好。”他再次重复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身边两个女孩子笑得花枝乱颤。

我却是心惊肉跳,别过身去。几乎是同时,肖警官几个人一扑而上。


------

1个多月后,我见到了老蒙,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小贝,他现在在看守所,肖警官帮他争取了一个自首情节,说是到社工点自首的。”他看了我一眼,“也要谢谢你,对他的帮助。”

我低下头,避开了老蒙锐利的目光,心里很难过。4个月后,立健被转到了新收犯监狱。再后来,肖警官告诉我,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因为有自首情节,判得算轻,不过要加上之前的缓刑,总刑期应该在5年以上了。

从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再次见到立健是什么情形,也曾无数次幻想立健质问我为什么要害他。出狱后,立健也快23岁了,和我现在一样大,他又会如何看待当初的事呢?

我们没有再见过面,1年后,我就调离了这个街道,但是立健的个案让我永远警醒,日后每次遇到青少年矫正人员时,我都无比小心翼翼,怀疑一切细节……


------

十几年后,社区服刑人员戴上了电子脚铐,大街小巷也布满了探头,犯罪的难度和成本都提升了。更可喜的是,公检法都对少年犯加强了帮教力度,无论是心理矫治还是行为纠偏,都给予了这些在社区服刑的少年更多的支持。现在,未成年的矫正对象不用再参加任何集体形式的教育和公益劳动,都改为个别教育,虽说是社区矫正,但是这些孩子是要被隐匿的。在社工眼里,这些孩子是应该被保护的。

可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犯罪代价仍然是很高的。《凉子访谈录》有一期谈到了这个话题,一个26岁的刑满释放人员自述:在中国,犯罪会影响三代人,不能考公,不能当兵,不能做正规的工作,很难有五险一金。就算想当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这些底层工作也不可以,因为无法开具《无犯罪证明书》。就算工作,也往往只能拿到普通人薪资的一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40年,那么刑满释放人员的一生起码损失100万。100万还是可以量化的损失,那些不可量化的损失呢?这也是我们为每一名罪错青少年扼腕痛惜的原因。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天然

一 枚 贝

心理咨询师。

用文字分享一种“活着”的力量。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小黑屋|www.hutong9.net

GMT-5, 2024-11-29 08:22 AM , Processed in 0.032443 second(s), 1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