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来源/新浪微博截图
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二战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对毛说:“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研究了你指挥的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那可是你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一摆手说:“不,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
油画,《四渡赤水》,申根源、梅肖青、孙向阳、王天任作。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堪称运动战的典范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和此前最大的不同,就是灵活机动,避实就虚,不再是被动挨打,也不是墨守固定的计划,盲目硬干,而是从实际出发,力争掌握战争行动的主动权。
在遵义会议上,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渡江北上,打算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腹部,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要实现这个计划,红军第一步就要从遵义向北,占领黔北的军事要地赤水县城。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红一军团1师、2师对赤水县形成了合围之势,准备发起进攻。这时红军得到情报:赤水县城的县长,正强迫农民往县城里运送稻草,给即将到达的川军做宿营准备。得到情报后,红军官兵化装成当地农民,也挑着稻草,将枪藏在稻草里。计划只要一混进城,就里应外合发动攻击,拿下赤水县城,打开北进的通路。但红军接近赤水县城的时候,路上突然出现了川军正规部队,而这些川军立即盘查这些挑稻草进县城的农民队伍。
红军的衣服是当地农民的衣服,但因操一口浓重的江西话而被识破,双方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开始了激战。但是,川军越打越多,尽管红一军团组织了很多小的穿插队伍,想迂回到川军背后,但都被川军死死压制住。因此,黔北之战的第一个行动——占领赤水县城的目的没有达到。
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控制贵州后,开始倾力“围剿”红军,就在红军推进赤水的当天,蒋就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随即在川南、黔北集中了150个团、20万人进行追剿和围攻。四川的刘湘也预料到红军会渡江入川,并估计红军会“沿赤水河出合江后渡长江北上或经过古蔺、永宁出泸州北上”,因此将长江上游的泸州至宜宾作为中心防御地段,命令预备军潘文华为南岸总指挥进驻泸州,并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但是,对敌人的上述部署,红军并不知晓。有研究者认为,作为红军长征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的军委二局对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的密码,已基本掌握其规律,但对川军所用密码,确实首次接触,在密码破译工作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攻打赤水县城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北进四川的计划暴露了,川军绝不允许红军进入四川,他们迅速进入贵州阻击。这时,中央纵队已经来到距赤水县城四十里的土城。军情紧急,而且后面尾追的川军郭勋祺和廖泽的两个旅也步步紧逼,毛泽东决定,就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的敌军。
茅台渡口位于仁怀市茅台镇朱砂堡赤水河畔,是红军三渡赤水时的主要渡口
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泽东“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战斗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为主,向川军阵地发动了进攻。郭勋祺部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阻击十分顽强。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随着援军的加入,火力还越来越猛。打到中午,青杠坡就是拿不下来。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发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压来。如果不能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向毛泽东提出自己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前线的危险性,毛迟迟没有答应。朱德急了,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危急,只好同意。同时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干部团急赴前线参战。
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不是军情万分紧急,是不会轻易动用这支部队的。后来毛泽东反复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使用干部团了,干部团的每一个干部都是红军的精华。
朱德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终于稳住了阵脚。下午2时过后,红一军团2师急行军返回增援,立即投入战场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陈赓能打仗,可以当军长!”
28日下午,青杠坡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在土城镇周恩来住处,中革军委召开了著名的“土城会议”。这是红军在长征的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做出决定:原来计划的由此地北进川南渡长江计划,暂缓执行;为了保全红军,迅速脱离战场。
面临优势的敌军,要脱离战场谈何容易。这时,军委二局的情报发挥了作用,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此前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掌握了川军密码的规律。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元厚、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几个小时之后,红军各部队分三个渡口迅速渡了过去,当时乘坐的船是向老百姓租来的。搭浮桥使用的船,向船主们付了船钱,过河后就把浮桥炸了。
这就是一渡赤水,实际是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各路纵队过了赤水河,分别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和叙永一带进军,伺机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因为刘湘已经有26个团在那里布防,红军过河后,便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一军团先头部队2师进攻叙永久攻不克,后卫部队1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军遭遇,势态不利。鉴于敌情,毛泽东认为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此地不可久留,于是决定红军主力向敌人兵力较弱的云南扎西一带前进。
2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夺取了扎西。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还总结了土城战斗,他认为,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是对敌情的判断失误,主动承担了指挥和判断上的失误。但是在谈到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时,毛泽东的想法却出人意料,他认为,我们不要往西走了,要调头往回走,往东重新回到贵州境内去。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土城战役失利,渡过赤水就是为避开敌人的锋芒。现在怎么又要往回走呢?毛泽东解释道,敌强我弱,红军的优势就是在大范围之内的大规模地机动作战。而且一定要出其不意。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地区,而黔北地区的防守非常空虚,现在杀他个回马枪,就是出其不意。
2月11日,中央红军的主力离开扎西,掉头向东,又往回走。2月15日,进抵四川古蔺白沙。2月18日,中央电令二渡赤水。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渡过赤水河。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叙永、古蔺及云南扎西地区,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还带着怀疑的态度写道:“匪向东窜乎?”23日写道:“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
王家烈在得知红军东渡赤水的消息后急忙组织了6个团的兵力在赤水河东岸娄山关一线阻击红军东进,红军欲取遵义,必须同时夺取娄山关和桐梓。为保障北线稳定,总部令五、九两个军团在桐梓以北的官店构筑工事阻滞川军南下。其余一、三军团向桐梓、遵义发起进攻。
2月24日,红一军团的1师1团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夺回桐梓,并歼敌一个团。三军团一路疾进,提前10分钟赶在援敌之前攻克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然后迅速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到2月26日,红军再次夺下娄山关,为挥师遵义打开了通道。占领娄山关后,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于28日晨再占遵义。这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59、93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为了歼灭吴敌,红一、三军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在老鸦山、忠庄铺一线与吴敌展开激烈战斗。黄昏前,红军全线展开猛烈反击,直插吴奇伟指挥所,敌全面崩溃,其主力被歼于遵义城外,吴奇伟只带少数残兵率先逃过乌江。
遵义娄山关战役共歼敌两个师8个团,俘敌3000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蒋介石则称之为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一战役也使黔军王家烈的老本基本输光,部队损失过半,有3个团级以上军官被红军击伤。而毛泽东则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娄山关战役后,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亲自统领驻川黔的各路军队,并制定了“南守北攻”和“碉堡推进”的作战方针,妄图再次压迫红军于乌江北岸、长江以南、赤水河东岸地区,围而歼之。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 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命令里面提到的“此次战役”就是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的战役。周浑元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其战斗力远在黔军和川军之上。也可以说,这个前敌司令部是专为歼灭周敌而设。
但是,就在毛泽东积极准备与周部交战之时,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却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附有具体部署。
但是,林彪所提的打鼓新场(金沙)等为黔军尤国才旅,但毛泽东此时一直在考虑如何打周浑元。在当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毛泽东的意见没能说服大家,最后毛泽东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会议现场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天天黑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他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然后两人又去找朱德,并决定第二天接着会上讨论。到了第二天的会议上,最终使大家同意了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政治局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团长,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
3月13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3月14日,又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南四十里,紧贴赤水河东岸,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3个师、8个团的兵力,且工事坚固,是一个“硬骨头”。而且,蒋介石要求,周部为吸取“遵义失败之耻”,不要贸然与红军接触,命其部一直往遵义之西转移,构筑工事以等待红军来攻。可以说,作战前,周部是以逸待劳,掌握了战略主动性。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激战至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随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损失重大,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
事实证明,鲁班场一战红军没有达到目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也承认,自己指挥的土城战役和贵州茅台的鲁班场之战是“走麦城”。那么相较而言,林彪的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胜算是不是更大一些呢?蒋介石1935年3月5日晚发电命令“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指国民党周、吴两纵队)。否则,匪如向西窜去,则周纵队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追剿”。蒋电所指方向,正是金沙范围,可见,红军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则正中蒋介石计。所以,毛在苟坝会议上力排众议,放弃进攻打鼓场还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这时,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企图夹击红军。16日,中央红军决定三渡赤水。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将成之际,红军突然渡过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进入古蔺的大村、铁厂、两河口,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
红军三渡赤水是在没有拿下鲁班场,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毛泽东要求“三渡赤水”的行动要大张旗鼓,唯恐敌人不发现,他还特别强调,这次渡赤水谁也不许走远,就在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找个树林子隐蔽起来,休息待命。毛泽东在策划“三渡赤水”的时候已经把“四渡赤水”想好了。这次的行动把蒋介石也搞得晕头转向,他无法判断红军的战略意图,在3月16日日记中,他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整部署,重兵再集中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大量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3月20日,蒋介石电其前线各部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赶筑碉堡,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中革军委即决定回师东渡。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的当天,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返转东,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迅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当红军南进至遵义、仁怀一带时,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
三渡是公开的,四渡则是秘密的。3月24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及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等从重庆飞往贵阳,等待在赤水两岸全歼红军的喜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错觉,3月24日,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徘徊于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等地实施佯攻,还在露天地方摆放标语,大放烟火,装成炊烟来迷惑敌人,使得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了。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向南一举突破敌人在遵(义)仁(怀)封锁线,火速向下,向乌江急进。而在这时蒋介石仍电令川滇黔主力以最快速度赶到黔北打鼓新场一带集结。国共两支队伍一个向南疾进,一个向北围堵,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据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老红军回顾,红军和国民党部队经常在路口相遇,由于红军中不少人穿的是缴获敌人的服装,还以为是互相调防呢,甚至出现了在同一个村子士兵们互相递烟,红军伤员到敌人卫生队取药看病的趣闻。据聂荣臻回忆,中央红军有一个排长来到一个国民党军的连队伙房,看到一只煮熟了的鸡,伸手抓来就要吃,伙夫连忙制止说,这是给师长煮的鸡。
位于四川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遗址
3月29日晚,红一军团先遣部队赶到乌江北岸,利用雷电交加的天气,乘竹筏到达对岸,并迅速架起浮桥。除九军团继续在马鬃岭一带佯攻,掩护主力南下外,各主力军团于3月31日全部渡过乌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兵锋直逼贵阳,红军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还派出小部队发动了对贵阳城的佯攻。因为前几天蒋已把贵阳的主力调到了古蔺,眼下贵阳只有4个团的兵力,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主要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
蒋介石害怕红军“乘虚袭击贵阳”,慌忙把原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
兵不厌诈,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决定抓住战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于4月27日进到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于5月3日—9日巧渡金沙江,冲出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6日从东川以西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这一战役,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堪称运动战典范。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0月上,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