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代(1500年为起点)日本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来日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实现的,这些教士主要归属于一个叫“耶稣会”的教士组织。耶稣会是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徒最大的组织,其目的是挽救天主教,他们反教改的重要手段就是将天主信仰传播到东方。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元老,他最先来到日本传教,虽然他的传教并不成功,却仍被尊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
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封建制度动摇,封建制度动摇随即引发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天主教信仰的动摇。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开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宣布宗教改革。教士公开造反天主教,这标志着天主教危机的到来。随后半个世纪,半个欧洲都宣布承认新教,脱离罗马教廷控制。在新教的强大压力下,为了维持势力,罗马教廷的守旧派天主教教士被迫让天主教自我革新,这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注意,反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反对天主教改革,只是反对由新教进行改革。耶稣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耶稣会的发起人是西班牙人罗耀拉。1528年,罗耀拉作为高材生曾进入巴黎大学,在校期间,同信徒好友方济各·沙勿略等6人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交往密切。1534年,面对新教改革对天主教的冲击,忧心忡忡的罗耀拉、沙勿略等7人在巴黎大学附近的教堂公布成立耶稣会,反对宗教改革。他们十分清楚现有的罗马教廷已经腐化、麻木,如果不想被新教彻底取代,天主教必须革除“主教的慵懒、世俗的漠然、宗教仪式上的形式主义”,对现有天主教进行“彻底改革”。1540年,当时的教皇保罗三世承认耶稣会为正当信徒组织。
耶稣会被认为是一个军队性质的信徒组织,其第一任头目就是罗耀拉。罗耀拉当过兵,他十分清楚军事组织的优势,面对天主教的颓势,他就以军事结构来要求耶稣会,用他自己的话说,“(信徒)无条件服从上司,服从向导,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命令你们这样做”,“如果修会(耶稣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所以Goodban在《China in World History》评价耶稣会“像一个军队,首脑被称为将军,会士无条件服从”。
天主教
耶稣会凭借军队模式,有了极大的组织调动能力,一时间成了天主教诸派别中最兴盛的一支。注意,虽然耶稣会成员多是西班牙人,但耶稣会的资助方是葡萄牙。
在挽救天主教方面,耶稣会实行的是失之于欧洲,补偿于亚非的策略,即耶稣会向海外非天主教区抢先传教,将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从亚非弥补回来。所以海外传教成了耶稣会矢志不渝的追求,就是在这种宗教狂热下,耶稣会元老方济各·沙勿略出动了。
方济各·沙勿略,西班牙人,耶稣会元老之一。1541年,沙勿略怀着传教的心思,踏上了开往东方的船只。1542年年中,他到达印度,随后东进到马六甲,此后一直在马六甲徘徊。一开始沙勿略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直到在马六甲遇到了一个叫弥次郎的日本流浪汉。弥次郎是日本九州萨摩人,在日本犯了杀人罪,乘坐葡萄牙船只流亡到海外。弥次郎在葡萄牙船只上待了旬月,学会了一些葡萄牙语,所以弥次郎和沙勿略能进行基本交谈。弥次郎和沙勿略经过详细交谈,二人就成为刎颈之交。弥次郎教沙勿略日语,并介绍东方的情况。在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的地——日本。
8月15日,沙勿略一行到达萨摩,当时的萨摩领主岛津贵久接见了他们,而弥次郎充当翻译。弥次郎将圣母雕塑和其他宗教用品展现给岛津,岛津为了通商获利、获取西方火器,热情地答应了他们传教的要求。一开始沙勿略等人传播教义引起了日本人误会,日本人误以为耶稣会是佛教的新分支,所以当地人还较为接受,日本传统宗教势力也没有阻止。可当日本人和日本僧人发现这是西方新宗教的时候,在僧侣和佛教信众的强大压力下,岛津领主也开始采取禁教策略。
当沙勿略在萨摩受阻后,他开始转变策略,他知道旧宗教势力的强大,但他见到日本战国的混乱,十分清楚沿海日本领主对商业利益的垂涎,所以他开始借商传教。
随后,沙勿略从萨摩转向日本传统商港平户(在长崎)。当时平户的豪强是松浦隆信,说松浦隆信大家也许不知道,但明朝中期海盗头子汪直大家都知道,松浦隆信就是汪直在日本的合作者,平户就是倭寇抢掠财物的存储销赃地,所以商业发达,而松浦隆信也不拘泥于规矩,只要能通商获利,他都认可。再说沙勿略,日本研究沙勿略的教授河野纯德说:沙勿略在平户的身份不仅是学者、圣职者,他更是受到当时最强大的商业帝国葡萄牙王国国王聘用奔赴东亚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人的沙勿略受到了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
经过沙勿略沟通,日本购买葡萄牙火枪;葡萄牙运走日本的硫磺等特产转卖中国、东南亚;葡萄牙从中国购买丝绸、茶叶、瓷器转运他方。这就是一个以中国东海、南海为渠道的三角贸易,日本则称之为“黑船贸易”。
可当沙勿略传教刚有起色之时,在萨摩的麻烦又重复出现了。松浦氏对沙勿略保持了绝对的敬意,可松浦氏周围的有马家、大村家、龙造寺家,以及松浦领地内的佛教徒,进行了联合反天主运动,在强大的武力面前,松浦氏无奈只得放弃沙勿略。
这次借商传教的失败使得沙勿略认识到妄图依靠武士传教的路线已经不可能,此后他又游历京都,天皇的无能彻底打消了他通过上层路线传教的希望。1551年11月,沙勿略离开日本返回印度。在日本传教失败后,他的目光转向东方宗主中国,他认为只要中国改宗,中国周围的藩国一定会群起响应。于是在1552年,他来到广东海域,想要偷渡入境,但在大明严格的海防面前,他被困在上川岛,12月孤独而死。
天主教将方济各·沙勿略称为 “东方使徒”、“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主保”,1662年,这位狂热的传教者被天主教冠以“圣徒”的称号。纵观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方传教的一生,卑微、轻浮而无果,但他作为天主教中第一个到日本传教的传教士,开创性功绩还是不能被抹杀的。沙勿略给后代东方传教士确立了几个原则:一,贸易传教,就是用这种方法,此后来日传教士成功忽悠了几个为了获取海外贸易而皈依天主教的九州领主,最著名的天主教领主就是大友家、有马家,这些大名甚至一度把长崎送给天主教当基地;二,不能完全依赖上层,此后来日传教士并非单纯地依附领主,他们也深入乡下,关注日本百姓疾苦;三,东方传教的核心在中国,沙勿略等东方传教士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东方旧宗教势力的阻碍,而东方人反对天主的借口往往就是中国都不信,我们为什么要信,所以此后耶稣会的主要关注点就是让中国改宗,这也使得范礼安、罗明坚、南怀仁、汤若望等人都采取了对华传教路线。虽然沙勿略在东方传教的故事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他开创了天主教在东方的新生,这也是沙勿略被天主教尊重的原因。
参考文献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
沃尔克:《基都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