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传统的书院等教育机构大多都以尊师重道为管理宗旨，即便是朝廷设置的教育机构，也大体上遵循这一准则。而到了晚清后期，朝廷实行新政，采用了新的教育建制，将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事务区分开，行政管理之职凌驾于教职之上，以行政力量约束师生。然而，清季官办的江苏存古学堂却公然与朝廷实行的这一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驰，以总教治理学校，教师管理学生，并且前期还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1904、1905年之际，张之洞出于保存国粹的目的，首设湖北存古学堂，开了创建存古学堂的先例。1907年秋，内阁会议政务处令各省“于省会量力建置”存古学堂，于是存古学堂便成为清廷保存国粹的官方办学形式。
正是由于这一政令的发布，元和县训导孙德谦请求将江苏用于培养留学生语言能力的“游学预备科”停办之后留下来的校舍和经费用于兴办江苏存古学堂，然而却遭到当时江苏高等学堂监督蒋炳章等人的反对。蒋炳章主张用这些校舍来扩建江苏高等学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炳章等人不仅发出反对创办存古学堂的“公函”，还全力阻挠叶昌炽出任存古学堂的史学总教，并且得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所幸当时江苏巡抚陈启泰大力支持创办存古学堂，这一主张才得以实现。
创办存古学堂的主张通过之后，下一步便是开始规划建设了。1907年下半年，时任江苏学务处总理朱之榛全力支持创办存古学堂，并且于1908年4月出任存古学堂总理，主管学堂的筹建事务，学堂经学总教曹元弼也是筹建存古学堂的主力。具体筹建细节上，学校章程由曹元弼草拟，并交由陈启泰奏呈给学部，教职员的聘请也由曹元弼提出方案并且与朱之榛商办。同时，他们还向湖北方面商量调任湖北存古学堂教务长王仁俊回乡出任词章总教，并且聘请叶昌炽出任史学总教。
清季新教育建制规定教员都为职官，归学堂监督、堂长等行政管理人员管辖，并且明令各学堂“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然而，江苏存古学堂章程却规定“教员皆兼管理学生”，以老师为学校管理主体。除此之外，为了寻求名师，陈启泰还规定总教只需要“一月到堂两次，宣讲大义……如书院山长之例”，完全与清季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驰。不过，总教实际上承担的职务远比陈启泰所说的要多，因此他们对于校务的话语权也如职责一样更重，于是总教便逐渐取代了学校的行政主管，形成了“权在总教”的格局。
1908年5月24日，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学，于是筹办学堂时朱之榛主管学校事务的局面便演变成以总教为核心的办学思路。由于叶昌炽喜欢避居乡下，而王仁俊也于开学不到一月之后离职进京，于是学堂主要事务便都由蒋炳章主管，因此权力也最重，教育、考试之类的事务多由叶、蒋两人协商，最后由蒋炳章决定。
除了份内的教、考事务，蒋炳章对于分外的校务也具有一些话语权。学校开办之初，叶昌炽推荐苏州第一公立中学堂国文教员孙宗弼担任经学分教，曹元弼不仅同意孙宗弼兼任两校职务，还为他争取到了比原本经学分教这一职位更高的月薪。不仅如此，王仁俊进京之后，江苏提学使樊恭煦还与蒋炳章商议选人接替王仁俊词章总教的职位，可见连同级的总教职位的选任蒋炳章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当然，总教治校并不代表着总教独行专断，在重订教学管理细则这样重大的事务时，学堂的所有职员都有参与。1909年春，学堂修订教学管理细则时，先由庶务长、会计拟出草案，再交给蒋炳章查看，后转交叶昌炽详细查阅并提出意见，最后由所有教员“共商”决定。
此外，总教治校不等于官员无法干涉学堂事务，相反，官员意志在学堂事务中其实起着幕后主导的作用。1909年5月22日，陈启泰委任樊恭煦兼学堂督办，并让刘荣拔接替病逝的朱之榛为总理。陈启泰认为：“权在总教，前总理规模具在，萧规曹随，取其充位而已。”可见刘荣拔任总理职位只不过是充位，“总教治校”这一格局是由陈启泰有意造就并延续下来的。
“总教治校”的局面并非陈启泰一人的能力所能办到的，事实上，这一局面的形成另有关键因素。
首要的关键因素便是江苏存古学堂总教们的学术声望与影响力。经学总教曹元弼曾是翰林院编修，还兼任着湖北存古学堂的经学总教，学术影响力自然不小；史学总教叶昌炽是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侍讲与甘肃学政；词章总教王仁俊同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和湖北存古学堂教务长。往后江苏存古学堂史学、词章总教的继任者也都为进士出身，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正是他们的学术声望与影响力使得官方得以容忍“总教治校”这一局面。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学生尊崇学术的态度。近代曲学名家吴梅曾任江苏存古学堂检察官，因为年纪轻而受到学生轻视，然而在他显露出学术修养之后，学生都对他颇为敬重。1910年夏，叶昌炽所出月考题目有错字，当时学生指出错误，而分教沈修则认为题目没问题，之后叶昌炽公布修正函，于是沈修便被学生们“哗然笑之”。可见学术修养才是学生所重视的，而非官职。
正是由于总教学术声望高，影响力大，学生又重视学术修养，总教管理与学生崇学态度相契合，外部官方没理由干涉，最终才形成了总教治校的局面。
总教治校与学术至上，对于教育工作的开展自然有所裨益。
江苏存古学堂开学后第一次考试本定于一天考完，然而在考试前一天，考虑到史学考试耗时过长，学堂决定分为两天考。当时的社会尤其重视考试，每次考试都郑重其事，涉及许多人员的调动，能够在考试前一天改变考试安排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可见“总教治校”原则在考试方面的灵活性。
除了考试方面的灵活性，教学方面“总教治校”也具有弹性。由于当时各学校各科典籍课本不同，学生水平也不一样，很难统筹安排教学计划，因此需要不断进行调整，而清季学堂的教学计划调整需要与行政主管协商批示等，过程十分繁琐。然而“总教治校”的江苏存古学堂则没有这一限制，教学计划的调整更为灵活，教学具有一定的弹性。
除此之外，由于后期总理职位名存实亡，无人接替，江苏存古学堂还省下了一大笔经费。
当然，“总教治校”也具有一定的弊端。
首先便是所有主要事务都由总教负责，任务繁重，而本职为教学事务的总教自然更侧重于教学，因此行政管理和学校运转的职务便落到了分教、庶务长等人身上。然而由于学生推崇学术至上，学术修养不高的庶务长等人的管理自然没有成效，甚至还会出现任非所长的现象，就如将擅长文学的沈修任为史学分教，结果自然不会好，教职员工便开始消极怠工。
同时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缺失，学生自然也颇为懈怠，大量学生缺课，到1909年，走读的外班42人中就有25人因“从未考课”而被除名。至此，江苏存古学堂已经成为苏州学堂“腐败”的典型。
由于长期腐败，江苏存古学堂学生的学术能力不断下降，1910年12月24日，叶昌炽批改月考试卷时，只有一人的试卷“尚可观”，其余都不堪入目，可见学生的学术素质之差。
事实上，早在1910年11月，江苏谘议局便决定裁撤江苏存古学堂，之后在曹元弼、叶昌炽等人的争取之下才勉强改为在1911年上学期结束后裁撤。往后曹元弼等人还曾申请改办学堂，但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存古学堂就此关闭。
清季朝廷采取了新教育建制，将学校的行政与教学事务分离，由官员统辖学校管理。而江苏存古学堂则与之背道而驰，形成了“总教治校”的制度。“总教治校”之下的江苏存古学堂在教学方面有很多优点，但相应的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弊端，并因为这些弊端走上了被裁撤的结局。可见万事都有度，正是纷繁的事务压在总教一人身上，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导致学校行政管理混乱甚至缺失，最终不得不停课关闭。
参考文献
郭书愚：《“总教治校”：清季江苏存古学堂的校务运作》，《近代史研究》2021年06期。
（作者：浩然文史·聆风）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8 08: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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