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清元年（547）的一个夜里，梁武帝萧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中原各地的太守纷纷南下，向梁王朝奉上他们的土地。这是天下一统的征兆！晋室南渡以来，南北统一就成为无数人的念想。江南的风景固然令人迷醉，可要是能够回到中原大地，一睹那些只能在诗赋中见到的北国风光，该有多么美好。然而，念想终归只是个念想。所有的南方政权都自居华夏正统，北伐却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一次，梁武帝觉得梦想要成真了。北方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专制河南十四年、拥兵十万的东魏将领侯景叛乱了，向南方献上十三州，以求归附。于是，梁武帝接纳了侯景，并趁机发动了“太清北伐”。讽刺的是，梁武帝想要一统天下的欲望，却开启了南方的劫难。北伐一战，梁军大败，主帅被俘，侯景也被打得只剩下八百步骑，仓皇逃过淮河。梁武帝从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中醒来，哀叹道：“吾得无复为晋家乎？”东魏赢了之后，与梁议和，条件是交出侯景。此乃祸水南引之计。梁武帝却盘算着，侯景只有八百人，东魏大军骁勇难当，于是同意了东魏的议和条件。侯景岂是坐以待毙之人？太清二年（548），他在寿阳起兵叛梁。梁武帝听闻后大笑：“是何能为，吾以折棰笞之！”然而，侯景直奔建康而来，还得到了内奸的接应。十月，侯景攻进石头城，包围了台城。侯景纵兵杀掠，建康城的道路上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来不及埋葬，造成大疫，导致战争的幸存者又有大半死去，侯景只能将这些尸体“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正如史书所言：“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侯景之乱，不仅毁掉了梁王朝，也毁掉了南朝的统治中心——江南。自此以后，统一中国的天平开始向北方倾斜。
太清三年（549），侯景终于攻陷台城，见到了梁武帝。梁武帝问侯景：“初渡江有几人？”侯景回答：“千人。”梁武帝又问：“围台城几人？”侯景答：“十万。”梁武帝又问：“今有几人？”侯景尽显胜利者的姿态，说道：“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梁武帝听完，低头不语。侯景一介北人，在南方毫无政治基础，手下不过千人，虽然得到了内奸萧正德的接应，两军加起来也不过万人左右。但他进入梁王朝的大本营，没有被一网打尽，反而声势越来越大，队伍竟然壮大到十万之众。江南是一片太平无忧、富庶繁荣的乐土，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梁武帝大兴文教，制礼作乐，为政“急于黎庶，缓于权贵”，对于士族、宗室十分优待，甚至达到了放纵的地步。权贵们拥有田土、奴仆、财富无数。士人们生逢其时，讴歌盛世。这些人一定不会站在侯景这边。包围台城之后，侯景就发布一个公告，里面写道：“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奢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江南的表面越是繁华，它的内里就越糜烂，积攒的怨恨就越多。侯景未必是关心百姓疾苦，但是这番言论正中梁王朝的要害。侯景南下，最多算困兽犹斗，却勾起了底层的怒火。丢掉土地的农民，出卖人格的奴隶，被掳掠而来的北人……这些人成为侯景可以利用的力量。在侯景大军中，奴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侯景为了瓦解台城的守军，壮大自身势力，下令大规模免奴为民。他得到了梁朝大臣朱异的一个奴隶，立刻给他升官，位同三公，还把朱异的家产全给了那位奴隶。一日，那位奴隶骑着良马，穿着锦袍，慢悠悠来到台城之下，对着朱异说道：“你做官五十年，才当上中领军，我刚刚侍奉侯景，待遇就和三公一样了。”一介奴隶翻身做人上人，这是最好的宣传。于是，三天之内，台城里的奴隶纷纷投奔侯景，数以千计。侯景重重赏赐他们，把他们编入军队。这些奴隶重获自由，又有藉军功往上爬的机会，人人感恩侯景，悍不畏死。侯景在梁朝腹地屡战屡胜，少不了这些奴隶的功劳。攻陷台城之后，侯景继续释放来自北方的战俘奴隶，数以万计。出将入相的理想在这群受尽苦难的人里面大肆售卖，到处是“行台”，遍地是“开府”，“左右公”与“都督”成群。毫不夸张地说，侯景掀起了一场以下犯上的狂欢。在一座狭窄的独木桥上，有人上岸，就要有人落水。当奴隶敲掉身上的枷锁，当依附民走出地主的庄园，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士族便要迎来灭顶之灾。
侯景在反叛之前，曾向王谢两家门阀求亲。梁武帝直接拒绝了：“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是，王谢两家不是你可以高攀的，朱、张是南方的大姓，也不适宜。非要寻一门亲事，就在比朱、张等级低的门阀里挑吧。侯景愤怒地说道：“会将吴儿女配奴！”东晋灭亡之后，门阀世族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不过傲慢依旧刻在他们的骨子里。或者说，这些落魄的贵族不得不保持表面的傲慢，来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他们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做官喜欢做地位高、事情少的清流，学问尽是玄学佛讲，基本已经看不见什么进取精神了。《颜氏家训》记录了梁朝士大夫的丑态：他们是一群“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耘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的废物。他们喜欢宽袍大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要乘车，进门要人扶，过着酒足饭饱、无所事事的生活。等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士人们细皮嫩肉，不能步行，体质虚弱，受不了严寒和酷暑，常常在事故中暴毙。
士人庾信率兵扎营于朱雀航（在今南京市秦淮区镇淮桥东）北，抵抗侯景。侯景兵至的时候，庾信还在啃甘蔗。远远飞来一支箭射中门柱，庾信手中的甘蔗应声而落，吓得他直接弃军而逃。一大批临阵脱逃的士人，将京口航道、朱雀航、白下城、宣阳门等要冲拱手让出。侯景初入建康之时，台城中唯一可靠的人是身为武将的羊侃。事实上，很多士人并不觉得自己要为梁朝的失败负责。魏晋南北朝时代，皇帝换了又换，丝毫不影响世家大族稳坐中央，哪怕权力被逐渐侵夺，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统治阶层。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在朝廷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他们永远以家族利益为重。侯景攻陷台城，百官逃散，只有萧允衣冠整齐地坐在太子的宫署。侯景手下的人对他很敬重，不敢逼迫他。不久，萧允迁居京口。当时侯景大军横行，百姓骚动，士族逃难，萧允却岿然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走，萧允回答说：“性命是有定数的，难道逃避就可以获免吗？祸患的产生都是因为利欲，如果不求利，祸患又从何而来呢？今天百姓争先恐后地挥臂向前，想要博取大功劳，进一言而取得卿相的地位，这些与我一介书生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闭目静处，隔日而食，最终免去祸患。在萧允眼里，人们奔走求活、保卫家园、向上进取就是求利的行为，所以他不参与。他最大的底气就在于，他来自兰陵萧氏，不需要进取，就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这样一个冷漠、无能的统治阶层，要如何面对天崩地陷呢？史载，侯景“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民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城破之后，饥荒来袭，士人们饿得面黄肌瘦，虽然身穿罗绮，佩戴珠玉，也只能在床上呻吟等死。在侯景的屠杀、连绵的饥荒、奴隶的造反之下，整个江南士族几乎被一锅端了。这里面就包括中原衣冠随晋室南渡的大族，比如王谢高门。三吴地区的土著大姓，比如顾陆朱张。或许有些许势力留存，但也影响不了大局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东晋以来主宰政局的江南士族基本上完了。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局部）。图源：网络当时，梁室失鹿，各地掌握大权的宗室相互内斗，决出新的南方统治者。最有优势的就是坐镇江陵的萧绎。这并不是说，萧绎本人有多么英明神武，而是江陵乃关键所在。江陵，是荆州的治所。所谓“三吴之命，悬于荆江”，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荆州是长江防线的一大重镇，有拱卫江南之责。正因为荆州过于重要，所以囤积了大量兵力。西晋末年，北方士族相继南下。底蕴强的侨居至东部的三吴地区，如王谢诸高门。底蕴弱的则迁移到西部的江陵一带，甚至更远。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侨姓高门凭借荆州之力，敢和皇帝公开叫板。然而他们日益堕落，逐渐丢了实权，再也无法掌控荆州。刘宋之后，掌握兵权的二流士族崛起了。这些人远离繁华热闹的江南，没法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锐气尚存几分。对他们来说，镇守地方也可扩张自己的权势。正如梁武帝萧衍，既非北来之王谢大族，也非南方的朱张高门，却依靠荆雍二州的力量，建立了梁朝。虽然江南士族依然挤满了朝堂，可是能做事、能打仗的人大都在西部的军事重镇。建康沦陷之后，江陵走到台前。当时，江陵有强悍的武力，有一群没有腐化的荆州士族，有萧梁宗室坐镇，自然就成为再造梁朝的希望。从江南逃出来的士人纷纷来到江陵，比如琅邪王氏的王褒，南阳庾氏的庾信等等。不过，他们虽然还活跃在政坛之上，却沦为了纯粹的看客。当时，江陵面临两条军事战线的选择，一条是占据江南的侯景，一条是各拥强兵的宗室。江南士人自然希望萧绎能够带领大军杀回江南，复兴他们心中魂牵梦绕的梁朝。可是，萧绎怎么可能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直面侯景？就算打赢了，也不过是得到了一片废墟。当务之急是剪除周边可能与他争权的宗室。萧绎的战略大致为先定湘州的萧誉，次平雍州（治襄阳）的萧詧，再取郢州（治夏口）的萧纶。当他讨伐完这些宗室之后，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侯景。承圣元年（552），萧绎击败侯景，收复建康，顺理成章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这时，江南士人起了心思。他们在江陵是依附者，上升之路都被本地的士族占据了，便想要迁都建康，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江陵士族自然不肯，双方爆发了一场争论。萧绎先提出迁都建康，试探群臣。许多江陵士族站出来反对：“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身为江南士人的周弘正、王褒说道：“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言下之意，不进建康，萧绎只能算诸王，得不到百姓拥戴。江陵士族讥讽道：“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周弘正立马反驳：“东人劝东，谓非良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长策？”萧绎笑了，态度暧昧。又一次议论，与会者有五百人之多。萧绎再次问道：“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满堂沉默，不作一声。萧绎知道众人有难言之隐，于是说道：“劝我离开江陵的人，露出左臂。”有一半人露出了左臂。可见，江南士人依然数量庞大，却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表面上看，萧绎三番两次提出移都建康，但他仅付诸议论，始终不肯挪动屁股。很明显，迁都的提议就是安抚江南士人的幌子。最后，萧绎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的理由，决定不迁都。于是，梁朝在江陵迎来了“中兴”之局，江南士族成为了可怜的附庸。在梁朝“中兴”的过程中，江陵出现了一名力挽狂澜的大将——王僧辩。宗室战争、平定侯景之乱、拥立萧绎，他都深涉其中，俨然成为士族新的依靠。王僧辩本是北人，随父亲归附梁朝，任事之后一直追随萧绎。侯景之乱时，王僧辩率军支援建康，赶到建康时，台城已经陷落，梁武帝也已死去，他只能先屈服于侯景。侯景知道王僧辩是北人，想收为己用，竟然放走了他。王僧辩忠于萧绎，迅速返回江陵。萧绎也曾猜忌过王僧辩。有一次，王僧辩与萧绎意见不一，萧绎直接拔刀相向，砍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流。王僧辩晕了过去，过了很久才醒来，发现全家人已在牢狱之中。后来，前线战事不利，萧绎只能起用王僧辩。在王僧辩的指挥下，江陵大军屡战屡捷，他也终于获得了萧绎的信任。大宝二年（551），侯景挟大军朝江陵进发，沿途望风而降。王僧辩决定坚守巴陵（岳阳），以待时机。侯景凭借军力雄厚，轮番攻城，都被王僧辩组织力量击退。于是，侯景亲自披甲上阵，在城下督战，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巴陵。王僧辩也登上城墙，巡视守城将士，奏鼓鸣乐，鼓舞士气，丝毫不怕被流矢命中。侯景远远看着他，不由得赞叹他的胆气。在王僧辩的坚决抵抗下，侯景军中粮尽，又受疫病影响，陷入困境，只能撤退。王僧辩趁机率军东下，收复了郢州、江州等失地。承圣元年（552），王僧辩与另一支军队在白茅湾（在今九江市东北）会师。这一支军队的主帅是陈霸先。如果说王僧辩代表了江陵士族集团，那么，陈霸先代表了另一种能够挽救时局的力量——寒门。双方在长江之畔升坛歃血，共读盟文，约定共同讨伐侯景。两种力量合为一处，几乎不可阻挡，很快收复了建康。侯景战败东奔，与心腹数十人乘船逃往海上，最后被部下杀死。历经三年零八个月，屠戮数以万计生灵，几乎颠覆梁朝的侯景之乱终于被平定。收复建康之后，久经战乱的江南人民以为迎来了春天，纷纷从山沟里走出来，准备重建家园。然而，江陵的军队并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子民，反而当成可宰的肥羊。跋扈的士兵见人就抢，百姓的叫喊声响彻云霄，传到了石头城。王僧辩以为敌袭，赶紧登上城池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得知是手下纵军抢掠，王僧辩顿时松了一口气，也不禁止这些抢掠的行为。历史留下八个字：“王师之酷，甚于侯景。”可以看出江陵集团的立场：江南不再是南朝的圣地，它仅仅意味着一块重要的地盘，和一个让萧绎称帝的理由。侯景以雷霆之势杀死了盘踞在江南的巨兽，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个真空一部分被江陵士族填上，还有一部分则被寒门填补。刘宋以来，寒门就有以军功掌权的人了。宋、齐、梁时，皇帝为了强化自身权力，选用寒门子弟为典签，拥有监视地方的大权。不过，大部分寒门入仕者来自江南，而南方广大地区的地方豪强虽然拥有实力，却局限在本地，找不到向上的通道。侯景之乱给了他们机会。在混乱中，这些人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或以勤王的名义讨要官职；或通过军功擢升为将领。其势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比如东阳长山（今浙江金华）留氏。孙吴时代，他们一族就有不少人因军功跻身政坛，如留赞、留平、留略等人。然而这个家族没什么底蕴，称不上江东名望，在晋灭吴之后就基本归于沉寂了，史书里基本看不到留氏的名字。侯景之乱后，留异纠集同乡，招募士卒，武力非常可观。各方势力拿他没办法，只能承认他的势力，加以抚慰。梁朝、侯景、王僧辩乃至于后来的陈朝都不得不给他官做。陈霸先是吴兴人，自己就是寒微人士，一直担任士族瞧不起的低下吏职。后来得到上司萧映赏识，跟随他去广州做事。在偏远多事的岭南，陈霸先得以大展拳脚，立下了赫赫战功，三十多岁就爬到了郡太守的位置。后来，广州被叛军围困时，陈霸先率领三千精兵，日夜兼程疾行，屡战屡胜，大败叛军。梁武帝闻之大喜，甚至派遣画师来广州描摹陈霸先的相貌。
此时，陈霸先已经是总督一方的封疆大吏了，个人势力初现雏形。他的主要部下，比如沈恪、杜僧明等人，大都来自江南地区，属于来岭南博取功名的寒门人士。侯景之乱后，岭南各地也出现了骚动。陈霸先借机招揽豪强，扩充实力，准备北上救援建康。可是镇守广州的宗室萧勃只想割据一方、阻挠北伐，于是陈霸先派遣使者到江陵，投奔萧绎。在北伐的路上，陈霸先的军队如滚雪球般扩大，主要来自于地方豪强的投效。始兴（韶关）豪族侯安都，“侯景之乱，招集至兵甲三千人”，得知陈霸先要北上之后，率兵跟随，力战有功。俚人首领冼夫人，曾与陈霸先会于灨石，对其夫君说：“吾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此后，冼夫人的地方势力一直支持陈霸先，直到陈朝灭亡。长沙豪族欧阳頠，与陈霸先交好，率领军队越过五岭，支援其北上。这是双赢的局面，陈霸先扩充了实力；有实力的寒族得以跳出本地，有了跻身高层的资本。这些地方势力后来大都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走上了权力之巅。承圣元年（552），陈霸先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出发征讨侯景，这时已有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艘。基本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南方寒人军事集团。当时，陈霸先的名声甚至比王僧辩还大，还曾支援三十万石粮食给江陵，可见陈霸先集团实力之雄厚。当时的天下形势，并非单纯的南北对峙，而是东魏、西魏、梁朝三国争霸。所以也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后三国”。在萧绎进行宗室战争的时候，北方两国不会坐视机会悄悄溜走。侯景之乱爆发后，江淮地区的梁朝州郡长官，要么弃城而走，要么投降东魏。大宝二年（551），正值高洋改朝换代，北齐还要提防西魏，不愿意卷入南方战事太深。所以乐于接受南方州郡的投诚，而没有侵略的意图。太清三年（549），襄阳的萧詧与江陵的萧绎交战，萧詧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于是向西魏求援，打开了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南方的口子。襄阳为关中进入江汉的必经之路，梁朝向来有重兵把守，易守难攻。萧詧的主动投依，等于撤去了萧梁的襄阳防线，实乃进军江汉的千载良机。于是，西魏借机出兵，很快就拿下了“汉东之地”，甚至逼近江陵。萧绎迫于形势，质子求和，并签下了割地称臣的盟约。另一边，西魏册命萧詧为梁王，加紧对襄阳的政治控制。以后，襄阳就成为宇文氏南下的前哨站了。承圣元年（552），益州刺史萧纪在成都称帝，率巴、蜀大众东下。当时侯景袭扰江陵，萧绎不想两面受敌，于是向西魏乞求援兵。西魏再次渔翁得利，拿下了成都。承圣三年（554），萧绎给西魏权臣宇文泰写信，要求按照旧图重新划定疆界，言辞极为傲慢。宇文泰大怒，直接挥兵南下。当时，江陵的主力尚在建康，守备空虚，萧绎急忙给王僧辩写信求援：“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然而，援军来的太慢，江陵城破，萧绎被俘，最后被萧詧用土袋活活闷死。西魏以江陵之地册立萧詧为梁主，然后把襄阳划作自己的地盘。他们留下了一片烧焦的废墟，驱赶着江陵的数万士族百姓，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为什么西魏不趁机灭掉梁朝，拿下南方呢？这和后三国的形势有很大关系。西魏最首要的威胁从来不是南方，而是东魏（北齐）。对于北方两国来说，在北中国尚未统一之前，贸然南下是一种不智的行为。因此，对梁作战始终是一场有限战争，并不是灭国行为，目的是为了拿下了成都、襄阳、江陵这样的战略要地。经过梁朝的“慷慨奉献”，西魏从三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成为最具优势的国家。
在凄风苦雨之中，萧詧登上了皇帝之位，礼乐制度悉数照旧，显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沦为西魏的附庸。江陵之焰过后，梁朝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史家把萧詧的傀儡政权称为“西梁”，把其放入了北朝的编年。当初，西魏军队平定江陵的时候，萧詧的手下向他建议：西魏人贪婪无度，残暴不仁，现在，他们的主将都在这里，不如预先埋伏武士，将其斩杀，然后奇袭魏军堡垒，再图大业。萧詧回应道：“你的计策，并非不好。可是魏人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弃道德。”不久，当全城百姓被驱赶着北上的时候，萧詧追悔莫及，却只能咽下苦果。他的余生都活在忏悔之中。每次读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都要长久地叹息一番。然而，萧詧作为傀儡的命运，不正是他自己一手缔造的吗？王夫之说：“江左之能延数十年者，幸也。高齐未灭，关中之势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犹幸而存也。”南北统一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南方之所以幸存，只是因为北朝两国相互牵制，并非北朝无力统一。当时，江陵汇聚了士族最后的支撑性力量，既有建康之士族，也有江陵之士族。而西魏近乎空城式的迁移，给了南朝的门阀制度最后一击。人都没了，哪还有什么士族政治。另外，大量南方士人被裹挟入北，填补了北方文化上的缺陷。东晋以来，南方政权都自居华夏正统，仗着礼乐衣冠，瞧不起北人。很多中原士大夫也都思慕南方的文化氛围，奉其为正朔。北方虽然具备军事优势，但是在道义和人心上始终落于下风。江陵之焰后，南朝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也归北方所有了。王褒等士人进入长安，宇文泰十分高兴地说，昔日西晋平吴，得到了陆机、陆云，今天我朝平定江陵，群贤毕至，比西晋好多了。西晋平吴，乃是华夏正统平定割据政权，显然宇文泰想要淡化自身的“夷狄”色彩。当时，宇文泰推行汉化政策，极力拉拢南来的士人，给他们加官进爵。其目的就是让他们装点北朝的文化，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庾信就是典型。他虽然心里一直放不下江南，却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他的文章在北周上流社会流传，使得北周文学一改往日荒芜的景象。他还参与制作六代之乐。这批士人将南方文化移植到北方，意味着南北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了。梁朝的文化是香艳的、淫靡的，却少了一些刚健的骨气。在醉生梦死的江南，人们眼里只有宫女的笑靥和风花雪月的生活。然而，繁华一瞬即逝。在家国巨变中，人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文风也不得不变得压抑、沉痛。兰陵萧氏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脚。他们是盛世的亲历者，宫体文学的参与者，也是梁朝衰败的始作俑者。太子萧纲被侯景囚禁时，曾创作了一首《被幽述志诗》：萧绎在临死之前，写下了《幽逼诗》，流露的情感更加苦了：他悲叹自己努力经营荆州、企图中兴梁室，最终愿望落空。这是梁末作家最凄苦的作品之一。他在江陵陷落之前，把14万卷图书付之一炬。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回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在漫天大火中，他终于对梁朝的失败有了一点可悲的反思。
即便是投奔西魏的萧詧，内心世界同样复杂。他在《愍时赋》有这么一句：他的绝望如同当年的勾践和重耳一样，深不见底。要知道，无论是勾践还是重耳，最后都成功复国了。萧詧从来没有忘记复兴梁朝的梦想，只是在北朝的军事阴影下，难有作为。最后，萧詧忧愤而死。活下来的南方士人，无论身处北国，还是遗留在南方，都在梁朝的失败中自我折磨、自我反思，努力探索着文学的出路。他们的前方，正是唐代文化的曙光。江陵沦陷后，南方的政治舞台上只剩下王僧辩和陈霸先两股势力。王僧辩和陈霸先，一人镇建康，一人守京口，合力拱卫江南。陈、王两家合作紧密，私交甚笃，王僧辩之子、陈霸先之女还缔结了婚约。王僧辩的女婿杜龛认为陈霸先不是贵族出身，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他任吴兴太守的时候，经常以权谋私，打压陈霸先的宗族，陈霸先恨他入骨。这其实是江陵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江陵士族心高气傲，十分敌视这帮政坛暴发户。寒人也憎恨江陵士族的飞扬跋扈。两个集团之间摩擦不断。为了遏制陈霸先的势力，王僧辩派遣亲信将领镇守在京口周围，如以杜龛为吴兴太守，韦载为义兴太守，王僧智为吴郡太守，张彪为东扬州刺史。萧绎死后，两人的关系更为微妙。他们共立萧方智为王，王僧辩在建康独揽大权，陈霸先则等待着机会。公元555年，北齐动了南侵的心思，送逃亡北方的梁朝宗室萧渊明南归，意图让萧渊明继承皇位。如果萧渊明即位，梁朝就成为了北齐的附庸。王僧辩自然拒绝。随后，齐军陈兵淮南，夺下了东关，以武力威胁。王僧辩并无多少信心抵御齐军，想要息事宁人，因而同意接纳萧渊明。陈霸先四次派遣使者苦劝王僧辩，决不能妥协。王僧辩不听。萧渊明入建康为帝后，陈霸先对他的亲信说：“我和王僧辩同为托孤重臣，而王僧辩现在想依附戎狄之邦，不按次序立天子，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于是就准备起兵。恰巧有人伪报王僧辩齐军大举南下，王僧辩遣使告陈霸先备战。陈霸先扣押使者，在京口举兵，率军十万突袭建康，全军上下只有五个人知道此行目的，人们都以为这支军队是去抵抗齐军。这次奇袭打了王僧辩一个措手不及，建康落入陈霸先手中，王僧辩也被斩首。至此，陈霸先成为梁朝实际的掌控者，他把萧渊明赶下台，重新立萧方智为帝。寒门势力正式成为南方政坛的主要力量。北齐趁南方动荡，挥师南下，进犯建康。陈霸先在淮河南迎击齐军，纵火燃烧齐军的木栅，一时间烟尘漫天，齐军败退，争相上船，挤在一堆，溺死者无数。当时，南方百姓在淮水边观战，呼声震天，陈霸先的士兵个个以一当百，成功击退齐军。第二年（556），齐军卷土重来，包围建康。陈霸先身先士卒，主动出击，向齐军发起猛攻。北齐南征的军事总指挥、大都督萧轨被生擒，其他大将被俘的有四十五名之多。逃亡的齐军跑到江边，却发现战船早已被烧毁大半。齐军为了争相上船而自相残杀，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袭杀王僧辩之后，陈霸先可谓是危机重重。本来，建康朝廷控制的区域就很狭小，再加上江陵人士的造反、北齐的觊觎、南方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陈霸先如同走在钢索之上，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危难之时，陈霸先运筹划策，纵横捭阖，先后平定各处叛乱，还两次抗击北齐的侵略，使得建康朝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陈霸先的声望如日中天，江南百姓也需要一个强势的英雄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史学家吕思勉说：“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人君之责，在于内安外攘而已，当强敌侵陵，干戈遍地之际，岂可以十余龄之稚子主之哉？”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无外乎两种途径：一是武力夺取，二是和平禅让。虽然枪杆子是必备条件，但政权的更替还要讲“道德”二字。在南北朝时代，陈霸先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又无其他政治资本。他于太平二年（557）受禅让称帝，基本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虽然是人心所向，但也少不了陈霸先的运作。在整个南方政权陷入危难之际，陈霸先从岭南起兵，有平定侯景，延续梁祚之功。比之他的前辈，刘裕有北伐之功，萧衍所在的兰陵萧氏本身就是大族，他们的合法性都比陈霸先要高。不过，陈霸先抗击的侯景是北人，抵御的齐军也是夷狄之师，这对于当时自居华夏正统的南朝来说十分重要。东晋南朝时代，北伐是权臣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到了梁末，南北差距悬殊，人们不奢望能够收复北方，只希望有一个能够保存汉人正统的帝王出现。陈霸先正是这样一个人。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上天一定会昭示祥瑞。自从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之后，祥瑞就适时地出现了，甘露频频降下人间，百姓们自然心领神会。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代的统治者常常说“民心”二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在很多情况下，“民”指的不是最广大的老百姓，而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士人。陈霸先集团多是地方豪强、寒门庶族，统治阶层事实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南方政权。寒人虽然得势，但是，陈霸先依然要寻求士族的帮助。从平定侯景到王僧辩败亡的三四年里，士族主要投奔王僧辩，陈霸先完全落于下风。袭杀王僧辩之后，陈霸先越发意识到士族的重要性：政治上需要他们作点缀，文化上需要他们作装饰。比如，陈霸先的禅代文书和禅代仪式，都是由琅玡王氏的王通、王玚负责。他们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为新皇帝加冕，象征着背后力量对新政权的承认。陈霸先优待士族，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更像是南朝时代的制度惯性。出身低微者虽然凭借自己的才华崭露头角，依然会崇拜和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陈书》载，陈霸先之侄陈蒨“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仪态、文史、优雅、礼法，这些都是士族讲究的东西。陈霸先从小读兵书，练武艺，完全不是这种气质。他对陈蒨的喜爱，正是对士族的倾慕。为了讨好士族，陈霸先大兴文教，礼遇佛门，希望能成为像梁武帝一样的皇帝。开无遮大会，去佛寺舍身，与臣子游玩山水、吟诗作对，陈霸先把这些不符合他气质的事情全做了一遍。陈霸先即位第六天，还发现了一枚神奇的佛牙。南齐时期，一名僧人从西域得到了佛牙，带回建康上林寺。梁朝普通三年（522）的一个夜晚，佛牙被一伙军人劫走，从此下落不明。然而，这枚佛牙竟然在陈霸先称帝之时突然重现于世，可以称得上最大的祥瑞。这枚佛牙的出现，向世人宣告，梁朝天命已尽，接下来是陈朝的时代。陈朝依然在仰望士族，这也是士族唯一的价值——提供合法性。政治运作则由皇帝指挥寒人运行。等到陈朝被灭，士族唯一的价值也没了。
▲陈霸先画像。图源：网络
萧詧死后，西梁摸索出了一条生存之道：竭尽所能，奉承北朝。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亡北齐，西梁皇帝萧岿到邺城朝见。宇文邕虽然待之以礼，可是对他并不重视。后来，萧岿在宴会上，讲述自己父亲萧詧受宇文泰救命之恩，北周和西梁就像兄弟一样唇齿相依。情到浓处，涕泪纵横。宇文邕也不由得叹息。某次宴会，宇文邕自弹琵琶，对萧岿说：“当为梁主尽情欢乐。”萧岿连忙请求起舞。宇文邕问道：“梁主竟然能为朕舞蹈？”萧岿回答：“陛下既然亲自弹奏，我为什么不能像百兽一样舞蹈呢？”
后来，隋代北周，天下大乱。唯独萧岿见机行事，按兵不动。等到隋文帝杨坚登基，让萧岿的女儿嫁给晋王杨广。开皇四年（584），萧岿来长安朝见，隋文帝待他十分尊敬。萧岿回去时，隋文帝握着他的手说：“梁主滞留荆、楚已久，未能恢复旧都，故乡之念，让人十分痛心。我要兵临长江，送您返回故乡。”一直呆在江陵的萧岿，竟然成了建康的遗民，还要北方异族送他回家。这其中复杂的国族认同，很难厘清了。后来，唐人令狐德棻在编写《周书》的时候，对萧绎冷嘲热讽，却对萧詧赞誉有加：“梁主（萧詧）任术好谋，知贤养士，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荡，骨肉猜贰，拥众自固，称藩内款，终能据有全楚，中兴颓运。虽土宇殊于旧邦，而位号同于曩日。贻厥自远，享国数世，可不谓贤哉。”西梁虽然疆域不如从前，但是皇帝的位号还在，还传了好几代，这样的梁主难道不贤明吗？令狐德棻显然站在以北朝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所以依附北朝者成了贤明之君，抵抗北朝者自然便是愚蠢之君了。这无疑是胜利者的历史叙事。而对于失败的南梁和西梁，又有哪来的“英雄之志”与“霸王之略”呢？倒是像极了历史的反讽罢了。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参考文献：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
[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王光照：《后梁兴亡与南北统一》，《江汉论坛》，1999年第4期
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牟发松：《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杜志强：《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梁代文学创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8 12: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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