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指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保证“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制度不受挑战，说话、命名、写字等等情况如果遇到君主、尊亲的名字，不允许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避讳”一词最早出自《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倣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但是，避讳的做法却最早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根据《公羊传·闵公元年》的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句话算得上是古代避讳的总原则了，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古代需要避讳的对象便基本确定了。这个最重要的一类避讳，称为“国讳”。因为一旦没有做到避讳，会引来杀身之祸或灭族之灾。帝王及其家族的名字、别号等所涉及到的字（包括同音、近音的字）绝对不能直接念、直接用、直接写。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往往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前途，要想过得好点，长官及其父祖的名字也必须要避讳，要是摊上个独裁暴躁的长官，他甚至会用权力直接逼迫你去避讳。“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说的是宋代有个叫田登的知州，不允许州府的百姓直呼其名“登”，否则就要用鞭子伺候，结果导致“灯”字被手下人改成“火”，上元节的放灯的时候出现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笑话，这便是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这个比较好理解，自己的长辈先人姓名用过的字，自己及后人就不能再用了，称为“家讳”。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父亲名叫杜闲，“闲”字作为常用字，杜甫愣是在一生所作的数千首诗歌中从未写过这个字。“家讳”的传统甚至到今天，大多数家庭起名的时候还在沿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地位被历朝历代所拔高，那儒家的圣贤，如孔子、孟子的名字就需要避讳了。例如，为了避讳孔子的名字孔丘中的“丘”字，丘姓被改成“邱姓”。至于避讳的具体方法，早在《礼记》中便有明文规定，之后甚至成为了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主要就是四种方法：就是说涉及到需要避讳的字是时候换个同音或同义的来代替，不过换同音的压根算不上避讳，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同义字。例如，因为秦始皇叫嬴政，而“政”字在先秦时期跟正月的“正”本来是同一个字（秦始皇也确实是因为出生在正月才得名为“政”），于是乎，正月在秦朝就成了“端月”。汉武帝名叫刘彻，韩信身边的著名谋士蒯彻就被《史记》记成了“蒯通”。意思是将需要避讳的这个字空着不写不说，或者直接画个“□”又或者用“某”字来代替。例如，《史记·孝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这里的“某”指的就是汉景帝刘启，而这条记载则是讲述他立为太子的事。还有，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将王世充记成“王充”。将需要避讳的字在写的时候，减去几笔从而达到避讳的效果。例如，唐代的《于志宁碑》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字，缺笔写成了“卅”字。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需要避讳的字在念的时候，写的时候还是不行。例如，孔丘的“丘”字本应该念成“qiū”，却常常念成“mǔ”。避讳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之后走向成熟，唐宋时期开始兴盛，到清代大兴文字狱时到达极点。它牵涉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导致了文化传播出现困难，十分的无聊扯淡。不仅是人的名字，只要是涉及到避讳字的事物，如地名、官名、机构名、动物名、神话传说、文学作品等等统统跑不了。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原名嬴异人，为了当上太子而取悦出自楚国的养母华阳夫人，就改名为嬴子楚；结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楚”字需要避讳，“楚国”就成了“荆国”；北岳恒山因为汉文帝叫刘恒，宋真宗叫赵恒，结果在汉宋两朝就被改成了“常山”。西汉因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彻”，将侯爵中最高一级的“彻侯”改为“通侯”；隋文帝杨坚的老爸名叫杨忠，为避讳“忠”，“侍中”、“中书”这两个官职被分别改成了“纳言”和“内史”；三省六部制中六部之一的户部原来叫民部，唐朝为了避讳李世民的“民”改成了户部；又为了避讳唐高宗李治的“治”，将“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西汉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她名叫吕雉，于是雉这种动物从此被叫成野鸡了。李世民的爷爷叫李虎，结果为了避讳，唐朝谈“虎”色变，开始想尽各种方法给虎改名，西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曾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这是大虫作为虎的的俗称最早的出处，于是唐朝将“大虫”这个称呼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唐朝人还常常用“兽”、“马”等来代替“虎”字，后赵皇帝石虎、隋朝名将韩擒虎分别被写成了“石季龙”和“韩擒”，军事重镇虎牢关改成“武牢关”，可谓是搞得乱七八糟。为了避讳汉文帝的名字刘恒，“恒娥”改成了“嫦娥”；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李玄霸”改成了“李元霸”。避讳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背后牵涉到权力的毒药。历史上无数的人因避讳而获罪，丢掉性命，甚至全家遭受灭顶之灾。最为骇人听闻的当属清代前期的文字狱，“清”、“明”、“胡”、“虏”等词都成了禁忌，而且统治者往往捕风捉影、吹毛求疵，你只要是写字就能找出来毛病，动不动还抄家灭门。例如，雍正时期江西科举主考官查嗣庭依据《诗经》中“维民所止”出考题，结果“维止”二字被说成是想削去“雍正”的头，乃大不敬，结果查嗣庭被捕，在监狱里面就病死了，然后被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全家被流放；乾隆年间，大学士胡中藻因所著《坚磨生诗集》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认为他是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故而大怒，把胡中藻弃市、抄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避讳仅仅只是为了对君主、师长、圣贤表示尊重，那便无可厚非。然而，古代的避讳往往不是因为尊重，而是因为畏惧。畏惧的是什么？当然是可以决定人前途命运乃至生死的权力。可以说，避讳根本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而实行的一种文化专制手段，而儒家学说中的“尊卑有序”“克己复礼”等传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参考资料：《淮南子·要略》《公羊传·闵公元年》《老学庵笔记》《礼记》《史记》《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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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20 04: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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