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业

源济

统一大业

Original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3-09-30 23:01 Posted on 广东

公元1210年，正月。85岁的南宋诗人陆游，一病不起。临终前，他给儿子们写了一首遗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人死了，一了百了，但我还是会心痛，痛心看不到国家统一。如果有一天，朝廷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家祭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你们的老父亲。

陆游的出生，赶上了北宋的末世。他两岁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了北宋，饮马淮河。

终其一生，陆游都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爱国情绪饱和在他的整个生命里。但是，在他生前死后，南宋均无力“北定中原”，告慰一颗沸腾的爱国心。

包括陆游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宋人，都以北宋的疆域作为大一统的目标。但事实上，如果一个宋朝人可以穿越，无论他去到宋之前的汉隋唐，还是宋之后的元明清，都很难再认同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整个宋朝都不能算统一时期。我们知道，北宋时，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国，至少是三国对峙的情况；南宋时，则是宋金南北对峙。

所以，历史学家把唐朝灭亡到元朝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公元10—13世纪），即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这大约400年，称为中国的第二个“南北朝”。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根据史书记载，“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如今的中原地区一带，小邦林立，最多时有“万国”（数字肯定有夸张），后来慢慢吞并、兼并、合并，但到西周，还分出了1800个小国。

可能现在一个乡镇的规模，就是当时的一个国。

到春秋时期，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据统计，楚灭掉43国，晋灭掉34国，秦灭掉23国，这三家是春秋灭人国排行榜的前三。其他诸如，齐灭10国，鲁灭9国，宋灭7国等等，还有很多。大家不约而同走上兼并崛起的同一条道路。

进入战国时期，就剩下我们熟知的战国七雄，以及十几个小国了。

照这个趋势看，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统一是必然，由谁来统一则是偶然。

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已经有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残酷的生存环境。

公元前651年，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上，参会的诸侯国达成一条盟约，叫“无曲防，无遏籴”。

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诸侯国约定，不得修建有碍邻国的水利工程（比如不能以邻为壑，把洪水排泄到邻国去），不得在天灾时人为阻碍粮食的流通（因为国家小，一受灾可能就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2117年间，官方有记录的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

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治水，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葵丘之会的盟约，相当于想建立一个欧盟，共同应对当时的公共议题。但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自我利益至上，盟约很快遭到破坏。

领土大一些的国家，还好一点，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资源调配，降低风险。领土小的国家，就真的很渴望形成统一的大国，共同治水和抵御天灾。

梁惠王曾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的回答，像干脆面一样干脆：“定于一。”就是要大一统，天下才能安定。

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许多国君加入领导统一的行列，都想做“秦始皇”。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有一个著名的“治水理论”，说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一环，但要兴建、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需要一个高效、集权、统一的政府来实施。

因此，是治水和抵御灾害的共同需要，促使古代中国从诸侯林立走向了大一统。

如果要我说出，对中国统一大业和疆域形成影响最大的朝代，我会选择——秦汉、隋唐、元清——这三组六个朝代。

具体来说，秦、隋、元均完成了中国分裂时期的统一大业，按帝国分期的话，这三个朝代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开端。而汉、唐、清三朝，则是各自所处帝国时代开疆拓土，实现疆域最大化的朝代。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统，虽然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么多时代大趋势的助攻，但这临门一脚射得漂亮，拿个最佳射手，实至名归。

▲秦朝统一的疆域（黄色部分），大约相当于如今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打造一系列工程，让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

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后来对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朝历代，都沿着秦朝确定的制度，做有益的创新。比如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元代创立的行省制，都有利于国家巩固统一。

秦朝统一后，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局面，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解释一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化差异不会比现在的欧洲小，车轨、衣冠、法律、语言、文字等等，都不一样。秦朝将这些统一后，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区间的沟通障碍，到汉武帝时推行独尊儒术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列国时期形成的文化差异，从而在中国内部塑造出共同的文化心理。

所以，梁启超说，中国自“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

此外，秦始皇修驰道，凿灵渠，加强地区间的交通和联系，从而促进统一。后来的隋朝开凿大运河，元朝修建全国性驿道系统，道理一样。这些全国性的交通工程，把各个看似独立的经济区粘合在一起。

史学家许倬云有个论断，他说：“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制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成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

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秦朝统一的疆域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大约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中华第一帝国的统一疆域才达到极盛。

汉朝的极盛年代，不仅拥有秦朝全部疆域，而且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的大部分。凡是当时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汉朝几乎都建立了行政机构。与今天中国的领土相比，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北大部分等，汉朝基本都有了。

历史学家葛剑雄说，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汉人”，就是因为汉朝对中国历史极其重要，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疆域的基础。

▲西汉后期版图（绿色部分）。

西汉大一统的局面，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成为所有王朝比附和参照的对象。每一个统治者，觉得最能夸耀于世、名垂青史的功绩，肯定有一条，就是自己统治的疆域能够超越前代。

但有些时代，统一与分裂，非人力所能控制。

秦汉以后，中国大概2000年的历史中，仍有两次漫长的分裂时期，各有400年左右时间。这就是中国的两次“南北朝”：

第一次，从公元189年，董卓入长安，东汉政权瓦解开始，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大一统王朝为止，整整四个世纪，除了中间西晋大约20年的短暂统一（从280年西晋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

第二次，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公元10—13世纪，恰好也是四个世纪左右的分裂、对峙期。

为什么在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都很成熟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分裂？许倬云说，经济的一体化会早于政权的大一统。反过来，如果出现分裂局面的反复，一定也是经济先出现问题。

就中国古代来说，决定经济好坏的关键要素是人地比——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强调，中国两千年来都处于治乱循环，其关键因子主要是人地比例。

一般王朝初期经过战乱后，人口损失严重，地广人稀，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较大，这时，从事盗匪、起义等暴力行为的成本也较大，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多，从事暴力的人口少。政府从事暴力镇压的支出就少，税收相应减轻，因而出现良好的政局。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增加，人地比减小，边际产量相应减少，越来越多人会铤而走险，从事暴力行为。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防暴开支，加重民众税收。累积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政府财政破产，王朝分裂的局面由此产生。

这个过程，一个小周期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一个大周期则是上面提到的两个400年。

当然，导致人地比减少，除了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等常规因素外，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社会，平均气温下降一两度，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连锁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几次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气候变冷，使得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南移，压缩了中原可耕地面积，激化人地比，从而引起上面所说的中央集团财政崩溃，王朝陷入分裂。

而且，由气候变冷促发的战争与疆域分裂在全球都是一样的。公元1世纪以后，东方的大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受到各自边疆游牧民族的南下侵袭，这之后，两个帝国均无法应对而崩溃，疆域陷入分裂期。

所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辉煌的文明，随着帝国灭亡而消失，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明才重新影响欧洲历史；而中国在历经400年的分裂与动乱后，由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续。

▲公元612年，隋朝版图（土黄色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隋朝对于中国历史、文明与疆域的正面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但因为隋朝短命，很多人看不起，或认识不到这个流星朝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隋朝是中华第二帝国的缔造者，使中国成长为有别于分裂式欧洲的统一性世界帝国。隋朝承上启下，功不可没，上承秦汉，下启大唐。

我以前写过重新评价隋文帝和隋炀帝的文章。简单来说，隋朝两个皇帝都很有作为，隋文帝在政治、军事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相对机械和脆弱的，如前所述，真正有机和牢固的统一是经济上的统一。这时，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奇想和魄力，就能印证他的雄才大略。

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

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

▲公元741年，唐朝版图（绿色部分）。

陆游是一个悲情的人。终其一生，整个时代都未能走出第二次“南北朝”，他也未能看到祖国大一统的那一天。而且，他的子孙，肯定也无法履行他的临终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因为，平定中原、统一中国的军队，不是来自他奉为正统的南宋，而是来自“野蛮”的蒙古人。

他的南宋，同样灭于蒙古人的铁蹄下。

我很理解陆游的痛苦，还有那些在南宋亡国时拼死抗争的英雄的痛苦。但我们对英雄精神的推崇，和对历史的认识应该区分开来。

从中国统一的脉络来看，宋朝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不仅现在的史学家这样认为，当时人就已经这样认为。

▲北宋版图（绿色部分）。

1234年，蒙古人灭掉金朝后，一群汉族文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将来怎么给金朝写国史。跟我们传统认为汉人一定敌视辽、金政权的认识不一样，这些汉族士人生活在金朝政权下，对辽、金两朝都很有感情。

讨论的过程中，一个名叫修端的汉人说，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以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修端强调，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

▲公元1208年，中国境内对峙的政权。

后来元朝修前朝史，接纳了这个观点，《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并立，说明这三朝都是正统，而不是狭隘地仅把宋朝当作正统。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元朝本身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它有需要，也有意识去推行这样一种观念：“正统”是天下公器，不是某一个族群所私有，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

而宋、明这两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仍然坚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这种大汉族正统论，在当今显然是过时的。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这一定位的形成要仰赖元、清两个朝代的贡献。

与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经过一轮兴衰就全部覆灭不同，中国是唯一延续了数千年文明、历经多轮兴衰仍不致断裂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中华文明如此特别而幸运？

我们以往单方面强调，这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涵化作用使然，不管征服者是谁，我都能把你同化了。但还忽略了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征服者，他们本身也认同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并愿意加入对正统性的争夺，而不是我一来就另起炉灶，把中华文明消灭掉。

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派人出使匈奴，要匈奴向其称臣。匈奴单于不仅拒绝了，还说汉匈本为兄弟，当年匈奴内乱，汉宣帝助我们平乱，所以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亦大乱，匈奴出兵助汉打王莽，所以轮到你们称臣尊匈。

可见，从匈奴人开始，边疆游牧民族就有进入中原争夺正统的观念。后来的所谓“五胡乱华”，也是各民族加入争正统的序列，跟乱不乱华其实关系不大。匈奴人刘渊直接假托刘氏后裔，建立汉政权，氐人苻坚出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后来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都是意欲争正统，统一全中国。

如果我们的历史叙述能够跳脱汉民族视角，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角度重新切入，就会发现，少数民族进入中国的历史，与汉民族政权出击边疆统一中国的历史，根本就是硬币的两面，是一体的。

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他说：

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

▲公元1280年，元朝版图（绿色部分）。

按照傅海波的观点，明清易代也应当理解成中国体系内部的改朝换代，而不是外来者对中国的征服。否则，我们现行的多民族政策就无法解释历史上的这一幕。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明粉、清黑。但我们如果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就要学会客观分辨明、清的历史贡献，不要人云亦云，或者抱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去代入这段历史。

我之前写过很多明清时期的文章，如同对明朝皇帝的一些做法不敢苟同一样，对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做法，比如当时的文字狱、思想控制，也多有批判。我们研读历史，是为了更加客观地认识和解读历史，而不是为了更加主观地去认同和吹捧某段历史。所以，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批判该批判的，同时肯定该肯定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体察到。

单从对中国大一统疆域的贡献来看，明朝远不如清朝。

明朝皇帝很得意本朝的疆域，自视为大一统王朝的极盛期。但因为缺失了对北部草原地区和西域的有效管辖，这个大一统王朝明显名不副实。

▲公元1582年，明朝版图（土黄色部分）。

相反，清朝不仅在明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开疆拓土方面：

在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入台，郑克塽降，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在北方，康熙先后三次与噶尔丹部激战，噶尔丹兵败自杀，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此外，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雍正五年（1727），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中段边界线。

在西北，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征伐，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准噶尔部，巩固了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统治。两年后，清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统一了天山南北。

在西藏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结束了和硕特及准噶尔等蒙古势力统治西藏的历史，正式将西藏纳入清朝版图。

全盛时期，清朝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

统治方式方面：

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机构，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

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对蒙古诸部分散编制，分而治之，并通过封授爵职、政治联姻、朝贡互市和藏传佛教等，加强满蒙之间的关系。

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推行军府制度为主，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为补充的统治制度。

在西藏地区，通过设置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

在西南地区，一开始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民族上层实施间接统治；雍正时期起，实施“改土归流”，用流官取代土司，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公元1820年，清朝版图。

正因为清朝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很在意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严厉反对“华夷之辨”，主张“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写《大义觉迷录》，其中就在批判“华夷”观念不利于民族和睦。也正是在清朝，长城才真正失去了屏蔽农耕与游牧族群交流的功能，加速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清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以及边疆统治的经验，最终促成了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形成。

如今，历史学家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都是以极盛时期的清朝疆域为标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清朝，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会推迟到什么时候。

1840年以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清朝被拖入割地赔款的境地。这是晚清史沦为痛史，清朝最终被黑的主要原因。但平心而论，中外对战落败的结局，是中西两种历史模式在近代相遇的一个结果，不因统治者是不是满清而改变。

而清朝在应对这个沦丧的过程中，确实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努力。在保卫边疆方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许人口迁徙，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据统计，从清初到道光朝中叶，中国内地大量移民进人边疆地区。关外东北地区至少有移民150万人，蒙古地区约计移民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迁入200万一300万人之间，台湾约迁入1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内地共约有700万一800万人迁移到边疆各地、海岛。

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意义重大。正如葛剑雄所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面对的是我们在东北的3000万同胞，只能扶植了一个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要是东北还是没有人，或者人口稀少，会是什么结果？

台湾也一样，在1895年日本侵占前十年，大批移民迁入台湾，确保了台湾在日本殖民50年后，仍能平安回归中国。要是没有清朝的鼓励移民，被日本殖民50年，台湾会是什么结果？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希望大家可以更冷静地评价一个朝代的功与过。

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这归根到底是对历史的交代。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

江媚：《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