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圈阅 Author 李如一
1945年8月15日，在吞没了无数条鲜活生命、摧毁了无数美丽繁荣的城市之后，胜利的盟国军队终于为这场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滔天罪恶画下了句号。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五个最大、最重要的战胜国，将以美国、苏联和英国为核心，决定这百废待兴的世界的新秩序，并吸取一战后维和失败的教训，以防止大规模战争的惨剧再次发生。然而，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并不是一场公平公正的竞争，而是强者占据绝对优势的权力游戏。尽管联合国机构本身及其一切官方文件和辞令上宣称，都是为了全体会员国而不是某几个大国的外交需求和利益关系而建立，这一愿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很难实现的：就像世界上总有人不爱吃鸡蛋、总有人不爱喝牛奶一样，寻求集体的共同点和同理心并转化成同步行动是极其困难的。很少有任何决策或条款能在有效的同时让所有参与国家都满意，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IGO（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跨国政府间联合组织）都很难确保各国政府的契约精神。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会受到本国法律的约束，如果违法，会受到由政府机构实行的调查、审判和强制执行等相应惩罚。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也几乎不可能有一个能够完全凌驾于各个国家政府之上、同时具备让国家政府服从管理的声望和硬件实力的存在。无论是签署国际组织的宪章还是承认某部国际法的权威，都必须是该国政府的自愿行为，违约的惩处只能由其他成员国来推进，而不能指望“地球总督”一类的外部力量。因此，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对于强大到其他人不敢武力侵犯、在经济等领域有所依赖也不能怠慢的强盛大国/超级大国（superpower）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在1937年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英法也在1939年与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友进入了战争状态，而1941年的夏天是苏联长达四年、伤亡惨重的卫国战争的开端。这几个国家都是被轴心国直接侵略或严重地威胁了领土安全，只有稳坐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暂时幸免，因此，在这几年中，美国通过与英国、苏联等国的战争贸易，出口了大量的补给和军备，并成为当时举步维艰的欧洲政府们的大债主，经济状况非但没有每况愈下，反倒是越来越繁荣。在参战之后，由于硝烟始终没有蔓延到北美洲大陆，美军的作战都集中在争夺非洲、保卫自己的太平洋岛屿和解放西欧上，一切的军工生产都还能够高效进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作为盟国最大的资源供给商和不可或缺的战力的地位。到了1945年，美国拥有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和四分之三的投资资本，GNP达到了当时苏联的三倍多和英国的五倍多。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海陆空军和杀伤力巨大、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原子弹。无论是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下成为二战抗德最大功臣、领土面积辽阔的社会主义苏联还是昔日辉煌富强的大英帝国，又或是其他曾经需要让美国顾虑或尊重意见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疲劳的持久战争中已然国力人力耗尽、经济危殆，战后重建工作更是繁重，无论是从财力还是军事实力的角度，都不再有能够挑战美国的能力。知名美国历史学家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他的巨著中曾悲痛地指出，美国二十世纪的外交悲剧，就来源于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中的定位的过于理想化且狂妄的认知。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的三个主要理念：2.允许被解放的其他国家自主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政策和意识形态。3.美国的政治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模式，应该被其他国家效仿和学习。一条一条读下来，相信你能够很快发现，这三项理念是并不兼容、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看起来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实际操作上也并不冲突，然而，第三条却恰恰否定了第二条中最重要的“自决”理念——如果美国向其他不可能武力反抗它、也没有能力动摇美国经济的国家灌输“向我学习才是对的”的要求，就算没有实施强迫，但又怎么能算得上“自主决定”呢？现在，我们应该不难猜到，二战后傲视群雄的美国，将会实行怎样的外交政策、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更改国际秩序了：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逐渐膨胀的身为超级大国的自信所导致的商业帝国主义。1945年继任罗斯福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不仅希望二战后的世界相对和平，更希望二战后的世界能够以美国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为主，废除厚重的关税壁垒，让活跃的全球通贸为美国货物出口提供长期、大量的客户和丰厚的盈利。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在二战后建立之初衷就是尽最大努力让未来的全球经济在美国的期待下运转：该组织根据各国政府给予的投资比例来决定大会决策时的话语权分量比重。毫不意外地，为世界贸易组织贡献了最多经费的美国近乎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资本主义经济的扩散，在美国政府眼里就是让地球变得更富饶美好、当然也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兴旺强大的密码。因此，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对其他国家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成为二战后美国最为警惕的事项。近乎非理性的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害怕从白宫蔓延到美国的大街小巷。杜鲁门政府认为，苏联在东欧的一切领土主张不仅是出于自身国防考虑（防止德国再一次东进入侵），更是想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到各个东欧政府。二战后衰败的西欧，对现行资本主义政府的信赖正在动摇，以意大利和法国为首，有许多新的声音为共产主义带来的平等和正义摇旗呐喊。因此，白宫认为，东欧的“红色化”很可能蔓延到这些美国潜在贸易伙伴的领土上，不仅会让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遭受意识形态层面的羞辱，更会让美国所期待的资本流通顺畅、便捷和自由的跨国贸易体系失去最重要的一角。于是，援助西欧政府、防止贫困和动乱让人民向往共产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打响了美国商业帝国主义的第一枪：美国以慷慨善良的面貌，向西欧各国提供了高达131.5亿美元的援助，但同时，像Williams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为接受援助的西欧国家们套上了“拿了好处就必须遵守美国的游戏规则”的枷锁。西欧国家在缓慢地复苏经济的同时，不仅必须保持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政权，也必须大量地进口美国产品。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这些援助款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掏空自己的国库，还会为全国的就业和GDP带来长期的巨大好处。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许多外交事件上都继续保持着对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一因素的高度考量，在东亚大力扶持战败的日本、让其成为自己重要的资本主义贸易伙伴，古巴新社会主义政府成立后收缴美国在古巴的资产时表现出极其露骨的敌意，并最终策划推翻这个明明是古巴人民革命建立的、按理说应该属于“自决”范畴的政府。上面所描述的内容，可以引申到美国二战后外交战略的第二个主题——成为“世界警察”。对于美国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商业版图固然重要，意识形态的较量绝不能输给苏联，以及领导其他国家走向（美国所认为的）自由的信念和使命感，也是其积极参与冷战对峙的根本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孰优孰劣，对于二战后的美国和苏联来说绝不是儿戏，而是双方政府都分外强调自身优越性、并试图证明自身优越性的持久斗争。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作为一个以独立民主为本的国家，是象征着自由世界、反极权统治的灯塔，有责任在其他国家的自由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或侵犯时作出干预。其中，所谓的“极权统治”当然是在批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受到的威胁或侵犯的概念则是十分模糊因而格外危险的：杜鲁门的慷慨宣言为美国许下了一张高额的、令其压力巨大的支票承诺，那就是乔治·凯南所提出的遏制政策——努力阻止一切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为此不惜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另外，什么样的政府是需要反对的极权政府？什么样的威胁或侵犯需要美国干预？这两个问题不仅在杜鲁门的言行里没有明确界定的答案，而且在往后几十年的冷战里都没有——一切要由当时的白宫领导人作出决定。从此，美国打着“正义”的世界警察之旗帜，像一位好管闲事还不讲理的强壮邻居，四处管起了应该或不应该管的“闲事。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国际关系形势波涛汹涌，其惊险和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战火纷飞的上半个世纪。这样的情形，一半当然可以责怪苏联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压迫和与美国争霸的野心，但另一半确实要归咎于美国在强盛时野蛮生长的商业帝国主义和世界警察的做派。1. 美国二战后的贸易政策研究 宋凯军 2004：美国二战后的贸易政策研究——《吉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cnki.com.cn)2.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retton Woods, the Marshall Plan and American Rearmament, 1944-50. Robert Pollard, 19853. 《俄罗斯研究》 2022年04期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 沈志华 4.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俄罗斯研究》2022年04期 (cnki.com.cn)5. Leffler, M. (2010). The emergence of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1945–1952. In M. Leffler & O.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pp. 67-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HOL9780521837194.0056.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troduction.’ New York: Dell, 1972; 1st Ed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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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27 07: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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