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偶像的定义,百科上是这么写的:艺人的类型之一,与粉丝共享成长过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魅力的人物。
如果有这样一群女孩,她们出身普通、天资普通、外貌普通;唱歌偶尔跑调,跳舞不太整齐,也很难称得上什么魅力,因为“二十多个人的班里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出来”。她们还能做偶像吗?
女孩们的回答是可以。她们去做地下偶像了。
她们是“全自助”偶像团体:自己凑钱租表演场地,打歌服从淘宝下单;公式照喊了朋友拍,妆造交给朋友的朋友;为了省钱就在公园排练,社交账号全部手动运营,还经常在上面发自己的表情包。
她们同时是学生、打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也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曾经擦肩而过的路人。
聚光灯下的女孩是如此不完美,她的故事,仿佛就是你和我的故事。
走进广西柳州一条地下商业街,角落有家名叫“果酱现场”的livehouse,正传出轻快的音乐声。推开黑色的小门,室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低矮,水管钢筋裸露在外。
五个穿着彩色蛋糕裙的女孩上台了,一边用有些蹩脚的日语唱着歌,一边蹦蹦跳跳,变换动作阵型。舞台很小,女孩们弯下腰就能与前排的观众击掌。
台下,人们挥舞着彩色荧光棒,有节奏地喊出应援口号。口号多是一些发音短促的单词,听不真切,但异常整齐,有时几乎盖过了音乐。
这是今年2月,广西首个地下偶像团体“万华镜”的出道演出。3个月后,一支“东北地下偶像粉丝用东北话打CALL”的视频忽然爆火,将地下偶像推进了大众视野。
地下偶像的概念发源于九十年代的日本,代表是人气女团AKB48。如今日本的偶像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光是2019年,就有超过1万名少女成为偶像,活跃团体超过3000个。
但在国内,地下偶像尚属小众中的小众。哪怕是那支爆火的视频,人们更感兴趣的似乎也只是台下“大碴子味”的东北话打CALL词,而不是台上奋力起舞的女孩们。
在“万华镜”女孩们的演出视频评论区,有人不解地发问:“地下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是个不好的词。”
地下,意味着区别于大荧幕上的明星,女孩们通常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也没有通过经纪公司出道,演出的地方仅限于剧场、Livehouse的小舞台。
也意味着,从唱歌跳舞,到运营宣发,再到资金资源,她们得不到任何外界的支持或专业的指导。纯粹野蛮生长、为爱发电。
在登台表演前,女孩们最大的困难一度是找不到可以排练的地方。“万华镜”的成员都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来源,舞蹈房要50元一小时,她们无法负担。
于是前两周,排练被安排在公园里。但公园没有镜子,跳错了也没法纠正。来来往往的大爷大妈,总是奇怪地盯着她们瞧。她们感觉很不自在,那些舞台上热情可爱的动作,在遛弯儿的人群中太格格不入了。
只能重新找地方。可除了公园,还有哪里是不用花钱就能跳舞的呢?只好找了另一个公园继续跳。跑了两三个公园后,她们幸运地发现了一家叫“乌托邦”的K-POP音乐城,三楼是免费的公共舞房。她们每天掐着开放的时间蹲守在门口,和其他跳K-POP的女生抢镜子。
女孩们训练的很认真,但仍显得有些业余。演出当天,她们第一次登台,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紧张盖过了兴奋。跑调忘词、跳错动作、队形凌乱……事故层出不穷,只能硬着头皮唱下去。队长璃子回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要多夸张有多夸张,对不起观众的期待。”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舞台机会的稀缺。距离正式演出没剩几天,璃子才联系上现在这家livehouse,在整个柳州,这是唯一能提供演出场地的地方。五个人凑了些钱,又用票房做抵押,勉强支付了租金。
但她们仍称得上幸运,至少,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在东北的边境小城牡丹江,同样作为地下偶像的小昭,成团大半年,几乎每周都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城市最北边唯一一家舞蹈房练习,却至今没有以地下偶像的身份正式上台过。她甚至不知道牡丹江有没有可以让她们举办演出的场地。
她也是学生,为了从生活费里省出舞蹈房的钱,日常过的很节约。小昭打开自己的支付宝,读出账单:“这个月我才花了 438 块钱。啊,好少,好厉害。”
做地下偶像赚不到钱,甚至得倒贴钱,是普遍的现实。去年,一位台湾的前地下偶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劝退“想做偶像”的少女:“当地下偶像是一份时间成本投入非常高的活动,并且根本无法当成正职。我之前的团员们到现在有部分仍在坚持梦想,其中有的人已经很红,却仍然赚不到钱,每个人必须打一份甚至两份工才能养活自己……”
当偶像的梦想,璃子很早就有了。
12岁,她喜欢上了AKB48,做梦都想去上海参加中国“姐妹团”的招募。但招募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3岁,家里也不肯给她路费,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一项“影响学业”的活动。
八年后,她刷到一条微博,有女孩询问,柳州有没有想一起当地下偶像的人。对着这个可能成为偶像的机会,璃子犹豫了一整天。
她看过不少网上的帖子,说的都是当地下偶像有多累、要挤占多少精力,最后还可能得不到什么回报。她19岁了,要考虑的事情除了偶像梦,还有更切近的考试、实习、就业规划。
可是,对舞台的渴望八年里从未减少。在柳州这样的小地方,等下去,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起组团的同伴了。一天后,她在那条微博下留了言,故事从这里开始。
所有女孩都说,当地下偶像是为了能有一个舞台。可舞台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成为地下偶像前,小昭唯一的演出经历,是小学二年级时,在牡丹江会展中心举办的当地春节晚会,和兴趣班的同学们一起跳了一支民族舞。
作为众多群舞中的一个,台下的人其实根本看不清她的脸。但这不妨碍她享受舞台,“站在台上,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小昭说,“我没想到会被这么多人看到。”
她在牡丹江上学、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方位,她不愿多提,因为那是“犄角旮旯、不起眼、大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地方”。
她有时觉得,自己也和所在的城市一样透明,没有存在感,“20多个人的班里,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出来。就算坐在班里哭了,好像也没有人会发现我。”说完,她就真的在电话里哭起来。然后立刻道歉,说对不起,我太爱哭了。一通电话里,她说了不下20次对不起。
小昭想,她真的很需要被关注,很需要被喜欢。成为偶像,像一份赌注、一张彩票,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因此关注、喜欢她,但在答案被刮出来前,她还有一点希望。
成为地下偶像并不意味着某种命运的垂青、过人的天赋,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没有在路上会被星探捕捉的美貌,也没有天籁歌声或精湛舞技,这些生活在三线小城的普通女孩,只是选择了站上舞台,站到聚光灯下,于是也成为了偶像。
璃子在柳州办完出道演出,很快就是开学,她又回到两千多公里外长春上大学。但这个城市同样是“一片荒漠”,最后,她决定自己在长春办一场地下偶像的拼盘演出。
她被一种强烈地使命感驱动着,“没有舞台,就创造一个自己能上的舞台。”
璃子询问其他偶像团体要不要来参加这次演出,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观众,路费没法报销,租用场地的钱也需要一起分摊。
没想到,立刻有五六个团响应,连一个远在北京的团体都答应“远征”来参加。好像不论在哪、成立了多久、有过多少次演出,地下偶像们对舞台的渴望总是相似的。
不过,走上更大的舞台仍然遥遥无期。
7月和8月,璃子总共参加了两场漫展和一场拼盘演出。女孩们在巨大的“动漫盛典”的字样下跳了三支舞,然后快速走下舞台,因为下一支队伍在等着上台。
漫展台下,没有荧光棒海洋,没有特典会,也没有粉丝急切地排队等待与她们合影。但没关系,不管是漫展、商城,还是公园里的小广场,只要能跳舞的,都是舞台。
在正式成团前,小昭向朋友袒露过心事,自己心底的敏感和怯懦。朋友听完立刻拍板,拉着她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做偶像!回想起来,像一则热血少女漫里的场景。
然后她们就一起做了偶像。团里的另外两名成员,也成了小昭亲人一样的好朋友。练完舞的晚上,她们一起去KTV练歌,“这是最轻松的时候”。四个人挨着坐在一块儿,轮流点自己想唱的歌,唱完了,大家相互吐槽两句,又开始下一首。
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小昭身上发生。她不再常常感到不安、过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因为有她们三个就够了,她们会听我说话的。”
她也敢穿那些好看的吊带和露肩短袖了。因为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小昭以前只敢在网上观望一下这些衣服。现在,她将这些喜欢的衣服买了回来。
小昭形容这个过程像是往一口深井里扔石头。过去,无论她怎么扔都听不到石头落地的声音,她因此感到恐惧。但如今,朋友的支持就是最大声的回响。
微博上,2023年被称作中国的“地下偶像元年”。
根据微博用户“地下偶像揭示板”的统计,目前全国共有近100个地下偶像团体,其中许多团体的成立时间不到一年。这意味着,她们大多是在新冠疫情的末尾成立的。
住在广州的法儿也是在这段时间成为了地下偶像。在她看来,地下偶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机会。疫情过后,这样的机会显得尤为珍贵。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她正在准备秋招,却只能通过手机和外界交流。但互联网最容易贩卖焦虑,她每天刷到那些又有钱、又优秀、又漂亮的人,“怎么可能不焦虑。”
直到2022年底,疫情差不多结束了,她加入了现在的团体,与人的线下交流多了起来。
和不同背景、来自不同地方的粉丝聊天,即便只是简单的三两句,她也感到“自己的视野从屏幕上开始去往真实的世界靠拢。”
到现在,法儿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一边做地下偶像,一边兼职接各种各样的设计商单,房租偶尔要靠父母接济。但当她能看到真实的人,而不是网上完美的假象,焦虑便被放下了。
法儿心中的偶像情结,可以一路追溯到高中时代,尤其是高考前那段最焦虑的日子。AKB48的女孩们在台上热血沸腾地唱歌、跳舞,法儿和全班同学在教室里喊“拼搏百天,我要上北大”,大家都在高压下寻找精神支持,守护自己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叫做“偶像”的女孩也和普通人一样,会面临各种焦虑和困境:演出失误、被黑粉骂、人气下滑……她们就像是一个真实的、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爱好的朋友,法儿能随时看到她们的成长,同时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在一同成长。
这或许正是“地下偶像”的独特之处。就像在最初,地下偶像被定义为“可以见面的偶像”,她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而更像是一个真实的、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爱好的朋友。
但粉丝和偶像之间仍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圈子里公认的规矩是,粉丝不能和偶像之间有过多联系,可以在“特典会”上握手或拍照,但不能成为“朋友”。
但是,“都会有期待嘛,偶像毕竟是给人梦想的职业。”一位在日本追了三年地下偶像的男粉丝说。他说地下偶像最让人着迷的不是女孩们的演出,“而是舞台结束后,你能获得两三分钟和她们聊天,对她们倾诉自己心情的时刻。”
今年年初,他接到了一个地下偶像生日会的邀请。那是一个在日本做地下偶像的中国女孩,也是他喜欢上的第一个偶像。生日会那天,十来个中国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为女孩的演出奋力呼喊。表演结束,团里的其他偶像也出现了,和粉丝们就坐在一块儿闲聊。
他说那是他来到日本后最开心的一天,“在异国他乡,本来以为一个人挺孤独的,突然遇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来日本打工的人。”他的工作显然并不如偶像女孩这般明媚,但大家还能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聊天,“一瞬间就像回家了一样。”
作者 德吉 | 内容编辑 铃铛 | 微信编辑 李晨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