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郝春文 ：敦煌学史概说

源济

文史知识丨​郝春文 ：敦煌学史概说

Original 郝春文 文史知识 2023-08-28 19:33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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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纷纷前往伯希和住所参观、抄录、拍照敦煌遗书。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并很快就陆续推出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有关文书的图版、释文、叙录和初步研究成果。所以，1909年一般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发端。从1909年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了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这期间中外学者贡献的著作盈千，论文累万，可谓著述如林。《文史知识》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全面回顾敦煌学史的短文，限五六千字。要完成以上任务，自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但略述各阶段的梗概和特点，或可值得一试，故将此文定义为“概说”。

为方便叙述，本文将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敦煌学的兴起（1909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阶段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1909年至1930年）我国学者接触的敦煌遗书有限，主要是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写本与其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法国藏品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还有一些是罗福苌、罗福葆分别从日本人和美国人那里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释文。但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遗馀力地多方搜求，几乎公布了他们见到的全部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编撰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释文在文字录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文本在其后几十年内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资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四部典籍以及宗教、法律、地志和语言文学等方面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贡献最大。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25年，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的夏季讲座上首次使用了“敦煌学”。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馀录》“序”中，也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学术界广为人知。 

1931年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他们所接触的敦煌文献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多，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阶段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热点在文学。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是值得表彰的亮点。

二　敦煌学的曲折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

这一阶段也可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与国外同行相比，1949年至1966年，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也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1966年至1976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1966年至1976年间中国的敦煌学已远远落后于日、法等国。这一时期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政治动乱对学术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在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虽然大陆的敦煌学遭受了重创，但大陆学者和港台学者在1949年至1966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瞩目。第一，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和《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二，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陈铁凡对经部文献的整理和校勘、潘重规对敦煌赋的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的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搜集尚不完备，释文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撼，但都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开拓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人循其途径，继续努力，即可取得更为完善更加厚重的带有总结性的成果。第三，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已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

三　敦煌学的腾飞（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激励中国老中青三代敦煌学人焚膏继晷，奋起直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比翼齐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数百部以上，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第三阶段敦煌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基本完成了敦煌文献原材料的公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除少数学者有条件到英、法、俄等国查阅原件，多数中外学者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1981年至1986年，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陆续出版，该书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片影印成书，极大地方便了更多学者接触和利用敦煌遗书。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所以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和《敦煌宝藏》的图版均质量欠佳，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大型文献图集。该书是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而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则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遗书的文字内容。其图版的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模糊不清的文字，至此绝大部分可辨认出来。《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图集可以说是创造了新的敦煌遗书图版编纂印制范式。在其带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献图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则分别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和《浙藏敦煌文献》。至 2000年，英、法、俄等敦煌遗书主要藏家和国内外散藏的敦煌遗书图版大部分均已刊布，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与此同时，记录敦煌石窟基本情况的著述和画册也陆续刊布。最早是1980年出版的由中日学者共同编撰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该书印刷精美，图版清晰，相当系统全面地发表了莫高窟艺术的重要作品和论文，为中外学术界了解和研究敦煌莫高窟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和研究资料。其后又有以洞窟为单元，全景式收录莫高窟和榆林窟代表性洞窟的形制、彩塑和壁画图版，并附有图版说明和相关研究论文的《敦煌石窟艺术》和分类编排雕塑和图画的《敦煌石窟全集》。记录敦煌石窟基本信息的则有《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以上成果都是敦煌研究院几代学人辛勤劳动的结晶，至今仍是了解敦煌石窟的基本资料。

第三阶段还开展了对敦煌遗书的分类整理。最早出版的分类释录文本是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可惜释文存在不少问题。其后有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对张著做了补充和订正。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后出转精，将释文和注释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历史文书的释录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最早，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一千六百六十四件。分类释录以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水平最高，影响也最大，这套丛刊共有十种十二册，包括：《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赋汇》《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博本禅籍录校》《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等。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学术丛刊，总结了此前几十年相关专题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工程，出版二十多年来是国际敦煌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图书。此外，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本尚有《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老子想尔注校证》《敦煌类书》《敦煌碑铭赞辑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敦煌僧诗校辑》《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变文校注》《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多种。至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

第三阶段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具有总结性的或开创性的论著。总结性的论著代表作有《归义军史研究》《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敦煌史地新论》《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摩尼教及其东渐》《敦煌俗字研究》《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所谓开创性的论著是指该研究开创了某一重要领域。这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唐勾检制研究》《佛教大藏经史》《敦煌音义汇考》《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敦煌礼忏文研究》等。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版了既具有总结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敦煌学大辞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二十世纪末，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四　转型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今）

这一阶段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如何在上一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2006年9月7日至11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策划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的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转型期的敦煌学》。其后， 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说明敦煌语言文学界亦认识到了在新世纪敦煌学研究需要转型。

虽然敦煌学需要转型的意识和呼声已经出现，但这一阶段的成果仍是以传统课题为主。资料刊布方面， 2001年以后又推出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秘籍》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至此，中、法、英、俄和日本所藏敦煌遗书主体部分的图版均已刊布。而学术界期盼已久的敦煌《悬泉汉简》也终于出版了第壹卷，该书包括所收全部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在原来分类整理基础上对敦煌遗书做进一步的文献学整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新的整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重新进行分类整理，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和《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已经出版；二是按收藏地编号依次整理，目前《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十九卷。附有高清彩色图版的分类整理文本已推出《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和《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两种，这是升级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整理文本。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类录校本，应是最近二十年内敦煌学界应该完成的任务。带有总结性的著作2001年以后又出版了《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敦煌画稿研究》《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学总论》《敦煌学和科技史》《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等，开创性的则有《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敦煌净土图像研究》《敦煌俗字典》《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敦煌图像研究》《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和《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等。

具有转型特征的研究范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写本学的兴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敦煌写本文献学》《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相关问题补说》《国家图书馆藏“八相变”的写本学考察》等。社会学、叙事学和传播学等研究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献研究中，代表作有《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敦煌民间结社研究》《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敦煌变文传播研究》等。从整体上看，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和开拓新视角方面的成果还不够多，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转型至今仍然是“星星之火”，但因为它标示了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所以应该进一步加强。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