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德五年（1153年），经过一系列长期准备后，金海陵王从中京出发，前往燕京，并颁布迁都诏书，改燕京为中都。此后，海陵王通过营建大房山“山陵”、隳坏上京城、镇压女真旧贵族等措施，逐步稳固了中都的政治地位。自此，中都正式成为金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建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举对金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既促进了女真的社会化，增强了金朝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力量，促进民族融合；也使得金朝的北境防线逐渐崩坏，为后来成吉思汗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北京的建城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燕国时期修建的蓟城，后来北京先后成为汉初燕国、广阳国的国都。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前燕景昭帝慕容儁率大军讨伐后赵，攻陷蓟城，随后把国都从卢龙迁至蓟城。中晚唐以后，幽州长期成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驻地。后晋时期，石敬瑭为报答辽国出兵之恩，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辽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号为陪都。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辽改南京幽都府为南京析津府。但直至此时，南京仍然是辽的陪都，而不是辽的国都，不能算作正式建都。金海陵迁都燕京以后，北京才真正成为一国都城。那么，海陵王为什么要迁都燕京呢？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位皇帝，他是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的第二子。完颜亮从小就跟随大儒张用直学习儒家文化，同时，又受到女真民族勇敢、剽悍的战斗精神熏陶，成长为一个文武双全的政治人物。完颜宗干在金太宗立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金熙宗上位后颇受重用，完颜亮的政治仕途也一片大好。在海陵王取得金朝政权后，便围绕着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展开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在这些改革中，迁都燕京无疑是最重要的举措，这直接影响了金朝此后近百年的国运。海陵王为什么要迁都燕京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女真对新附地的控制力度问题。从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到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宋金《绍兴和议》落成，金朝完成了由北向南的迅速扩张。完颜部自北向南席卷而来，每一轮重大的军事扩张都伴随着战线的南移和西进、军事行政区划的变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真部落基础猛安谋克布局日益分散。
猛安谋克作为女真户等的基本管理单位，平时“小聚居”，一旦有大规模的战事，则以丁为单位进行征发，等到战事结束之后遣返原籍。但随着女真战线的日益南移，猛安谋克以户为单位大规模南迁以对当地的反抗力量进行弹压，巩固新附地的统治已经成为主要趋势，女真内地的猛安谋克数量不断减少。从天眷末年金朝单方面撕毁协议开始，金朝决定对北宋河南故地进行直接控制，因此迁出大量猛安谋克。正所谓“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在宋金战争中，女真士兵始终是主要战斗力量，但大量猛安谋克被带到新附地的都总管、招讨司路，使得金朝以上京遥控全境的希望日益渺茫。上京会宁府偏居一隅，猛安谋克大量外迁，金朝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相分离。尽管金朝为加强上京与新附地之间的联系，修建了大量驿道，也不能缓解这一趋势。
金朝仿效唐初之制，在河南和陕西设立行台，并成立元帅府，由名将完颜宗翰担任都元帅，负责整个河南、陕西地区的军政事务。金熙宗在位时将宗翰调回上京“领三省事”，但新附地依然属都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控制，金廷对这块区域鞭长莫及。如何加强对这块新附区域的统治，完成对金朝内部的资源整合，成为新上位的海陵王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考虑燕京的自身因素。燕京地理位置重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北有燕山千里山脉，又有绵延不绝的长城作为掩护，居庸关、古北口、榆林关都可以缓冲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攻势。而且，相比于偏居一隅的上京会宁府，燕京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俯视中原，对黄河以南的北宋故地能够实现有力的控制。此外，燕京居于金朝疆域的“天下之中”，交通条件发达，位于多条驿道的交汇点，对金朝四境的辐射能力较强。燕京在金五京之中是仅次于汴京的经济中心，经过辽代的发展，燕京的农耕经济持续发展，封建文化高度繁荣，为女真民族封建化和金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金朝迁都燕京，是女真民族追求先进汉文化的结果，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发展，金中都成为金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海陵王迁都燕京是服务于伐宋统一全国的政治目的的，海陵王借此实现了对中原新附地的控制。在海陵王迁都后，辽朝故地在中都以北，女真旧地诸万户在中都东北方向，北宋新附地在中都以南。金朝以猛安谋克作为巩固北境的长城，同时，以北宋新附地作为财政资源的来源，金朝借此实现了疆域内部结构的平衡。金朝以中都为核心，辽朝旧地、女真旧地和宋朝新附地拱卫中都，中都成为金朝疆域的“天下之中”。
在海陵王迁都的同时，海陵王下诏把上京路太祖阿骨打、辽王完颜宗干和秦王完颜宗翰的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将合扎猛安与完颜勖、完颜宗敏等女真旧贵族的家属迁往中都。海陵王也把一些旧贵族的猛安迁往山东、河间，开启了猛安谋克大规模内迁的浪潮。从上京路女真旧地迁往新附地的猛安大约有12个。在迁都之后，海陵王在大房山营建皇陵，将女真始祖以下到太宗的梓宫从上京迁往燕京大房山安葬。
但如果我们对金朝早期的军事进攻方向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金朝对东面的高丽、西面的西夏由强硬态势逐渐转向妥协，甚至不惜以割让争议地区以避免产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金朝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把主要资源投入宋金战争中。太宗、熙宗两朝，军事资源持续南倾，而金朝的政治中心又在上京会宁府，因此政治、军事中心相分离的趋势逐渐加强。
金廷一开始用辽金战争初期归化的契丹人组成的猛安谋克镇守北境，但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把西北路的契丹军事力量大量抽调南下，造成北方边境防御力量空虚，甚至由于女真族对契丹族的长期压迫，在金世宗即位后不久便爆发了撒八窝斡之乱。在这场动乱之后，金朝的防御体系空虚，加上对契丹人不信任，于是在北境地区大量修建边墙和边堡，以界壕作为防御的主要方式。此外，金廷与塔塔儿、弘吉剌等蒙古草原部落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虽然金章宗在位期间对蒙古部落取得一些战事胜利，但无法控制蒙古部落的实力增长这一趋势，边墙的修建成为金朝的一项重要财政负担。金朝在边墙防御体系的“保护”下自我满足，在“大定之治”和“明昌之治”的盛世繁华中逐渐迷失，金廷放任蒙古草原各部自己发展，失去了控制北方草原的机会。
金朝的疆域从东北向西南延伸5000余里，呈现一种狭长的形状，这种疆域形状在海陵王以降的东亚政治空间中是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金朝的边境防御体系最薄弱之处在于西北方，也就是金朝和蒙古部落的交界处，金朝迁都燕京初期，以燕山山脉与长城为屏障，进可攻，退可守，希望以契丹猛安谋克为防御主力，使侵宋大业能够顺利完成。但在金朝女真民族武力衰退之时，失去了对蒙古高原的主动性，此时修建的界壕也不能阻挡蒙古铁骑南下，蒙古部落成为金朝的主要威胁。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是金朝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迁都燕京固然促进了女真封建化和北方各民族融合，但金海陵迁都的主要目的在于侵略南宋，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为服务于这一目标，金廷抽调北境兵力南下，加上撒八窝斡之乱的影响，金廷为制约北境契丹猛安谋克的力量，同时也为防御北方的蒙古部落，采取广修界壕的办法。但这种做法使金廷在蒙古事务上丧失了主动性。金朝早期政治与军事中心相分离，由此带来的问题为迁都带来了动力，但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隐患也为金朝的最终衰落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日]三上次男，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23 10: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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